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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曾在其《诗论》中说,诗人写诗的“工作”,是“和一切最难于处理的题材搏斗,和各种形式搏斗,和复杂的文字与语言搏斗”。而“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是的,对于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有关“思想的胜利”以往人们是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和反复的阐释,相比之下,对其“美学的胜利”却有所忽略,而少有问津。那么,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感人至深的长诗的“美学的胜利”何在?让我们从这首诗与众不同而构成其美学特色的对比说起。
对比,不仅仅体现在这首诗的某一局部上,而且贯通于全诗的总体构思、诗美整体及文本意义得以生成结果的抒情语境、结构布局,乃至于节与节、行与行之间大小意象群体排列组合的内部与外部的审美集结联系之中。因而,对比在这首诗里,不只是表现为通常诗艺学或修辞学意义上的表现技巧或形式手段,而且作为某种能在欣赏者“悟性之中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构建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或“形式的内容”,具有了某种审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美学特征,使人不禁想起狄德罗所谓美在“关系”的著名美学理论,从而引发人们关于诗美的“根源及性质”的思考。诗的开头,诗人紧扣诗题开门见山介绍“大堰河”是什么人——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童养媳出身的贫苦农妇,又交代了“我”是什么人——“地主的儿子”,接着再突现“我”与“她”之间的一种特殊而有意味的关系:对立(阶级出身)而又和谐(母子情分)的关系。开头这些解题的文字看似平铺直叙,然而它们却已审美浓缩而烘托出《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诗题所包孕着的不寻常的、崇高的诗美内涵及其“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这一看似平铺直叙的开头方式妙在何处?它包孕和呈现崇高诗美的根源及性质究竟是什么?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美学家狄德罗在其《论美》(又名《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中提出:确定某一事物的美或不美,只能是事物的这样一种性质——当它一出现,就会使事物成为美的事物;这种性质出现的多少,决定着事物美的程度的大小。这种性质是什么?是关系。“由于这种性质,美才发生、增加、变化无穷、衰谢、消失。而且只有关系的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效力”。因此他说:“所以,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之中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称之为我身外的美;而把唤醒这个观念的性质,叫做关系到我的美”。“……无论关系是什么,我认为组成美的,就是关系。那不是就好看与美相对的狭隘意义而言,而是就一种我敢说是更为哲学的、更适于一般的美的概念与语言及事物的本性的意义而言”。据此,他对悲剧《贺拉斯》中的一句道白“让他死吧!”作了如下分析:如果孤立地去看这句话,就无法断定它的美丑。如果告诉读者这是回答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一场战斗,这句话的意蕴就丰富了。如果再告诉读者这场战斗关系到祖国荣誉,提问题的人就是答话老人的女儿,而那位参战者就是老人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他的两个兄弟都已被敌人杀死,现在这位青年要独自去抵挡敌人,老父亲为了祖国的命运,毅然决然地鼓励儿子去抗敌。这样一来,有了如上由“关系”构成的生成意义的语境,“让他死吧!”这句话就随着语境的展开逐渐显得美,终于显得庄严了。
把问题置于如上美在“关系”的“关系”语境,我们便可以看到:“大堰河——我的保姆”这句话之所以含有崇高的诗美,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情境下具有了一种关系性质,而诗人所以一开头就紧扣“大堰河”与“我”及其关系来作文章,通过对比解释、突现它,原来也是在给人以悟性,以“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以揭示诗题所蕴含的诗美。是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句话,孤立地看,读者还难以明白它的诗美意味,当然也就无法对它发生审美判断或共鸣。同时,这句话所包孕的“关系的观念”,如果仅仅是一般保姆与乳儿的关系情境,那也不会拥有多少崇高的诗美,不过是人之常情。然而,既经诗人如上全盘托出超出了通常的保姆与乳儿关系的那种不寻常的关系性质,别有的一番人世间母子情深的关系语境,这就使那句话(诗题)顿时明朗而崇高起来,产生了感人至深的美感效应:“她”是一个那般穷苦卑微的农妇,而“我”却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两者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地位是如此悬殊、天差地远,然而他们之间却又是那般和谐,不似母子,胜似母子。“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这里,不过两行诗句,却一连用了三个“而”字,显而易见,诗人是以此来反复呈现“我”与“她”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营造一种包孕特定“关系概念”的抒情语境和氛围。这里,不仅显现着一般儿女情长的伦理情感,而且还贯注着阶级、时代以至人性的审美意蕴。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作者那种看似平铺直叙的解题方式,才字字有情、句句生意,产生了朴素而蕴藉的艺术感染力。就这样读下去,随着抒情叙事那“关系”语境的层层展开,其中的诗意便一步步深浓起来,使你顺流而下一路风景美不胜收。
显而易见,诗题“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首诗总体构思和诗美建构的焦点,也是全诗结构布局的纲。全诗的结构是始终围绕着“大堰河”与“我”之间对比和谐的张力关系而展开的动态建构。全诗十三个自然节,可归纳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2节),是解题——通过交代显现关系;第二部分(第3节—第11节)是叙题——通过回叙描述关系;第三部分(第12节、第13节)是点题——通过象征升华关系。这首诗的美,就如此随“关系”而开始、展开、丰富、变化、加深、升华而永久。
下面选择诗中几段对比关系精彩的主要诗节作深入分析。“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这一句是第4节的中心意象,他十分耐人寻味——不说“用温柔的手臂……”之类,而是说“用厚大的手掌……”,这“厚大的手掌”与“抚摸”,不就是由对比而构成的一种不和谐中和谐的关系性质吗?它生动地写出“大堰河”是如何“养育我”的,从而烘托出“大堰河”这劳苦农妇对乳儿的那种特有的粗犷、宽厚、纯朴的母爱。尤其是,这节中间那一连8句排列的小意象群,不仅形象地揭示出“厚大的手掌”的意蕴——“大堰河”苦难的家世,艰辛的劳动、勤劳的身影,而且也使“抚摸我”的寓意在关系情致中具有了隽永的情思——每当劳动“之后”,在无休止的劳动的每一间隙,她都是如此“抚摸我”;劳动是那么繁重,生活是那般艰难,但是她一刻也没有忘记“抚摸我”。这是繁忙中殷勤的养育,苦难中深挚的抚爱,所以这“抚摸”就特别使人感到珍贵而难于忘怀。第5节写的是“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水之后,我被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在这分别的时刻,诗人没有在此大事渲染大堰河与“我”如何依恋和哀伤的场面,只是用一句“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简洁而含义丰富的疑问,启人想象。这是句富于关系情致的诗行,在写法上相当蕴藉、饱满:它不仅写了临别时的大堰河,而且还写了当时的“我”,由“我”的眼看出了“她”的哭,又由“她”的眼泪映出乳儿的心,是一种紧扣关系的一箭双雕、两相映衬的写法。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这是第6节的中心意象。不说“我的家里”,而是怨毒地说是“生我的父母家里”,言外之意自不待言。这一句造语不仅新奇而且十分辛辣。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这一节中间一连8个小意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里,诗人有意与上面的第4节大堰河家庭的苦难贫穷甚而脏陋的环境作对比,通过“我”这个“新客”陌生的眼光和隔膜的心灵映现出地主家庭的富丽堂皇、尊贵奢华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两个家庭(阶级)贫富悬殊的对比关系,而寄蕴其中的“我”对两种不同环境亲疏有别的心理感受(前者似丑而美,后者则似美而丑)也交相辉映,自然而然地把诗人爱憎分明的情感流露出来。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来,第7节写的是大堰河到“生我的父母家里”当佣人“含着笑”劳动的情景。艾青在《诗论》说过:“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掠夺的世界里,一般的幸福者是贪婪的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一观念所产生的。”诗人这一审美“观念”或许也正是由对比而唤醒的悟性中的“关系观念”。不难看出,他写的大堰河的“含着笑”劳动,是有其特殊的真、善、美的美学意味的。诚然,他写的自然不是一个觉醒者的反抗的美,而是一个苦难者善良的美,一个旧中国农动妇女真实而美好的灵魂。然而,他在第10节写到大堰河过早地死去时,有意地与“她”活着时“含着笑”劳动的形象相对比,悲愤地写道:“大堰河,含泪的去了……。”这样前后联想起来看,在这一节里,诗人是怀着对那“不公道的世界”的愤怒诅咒的感情来写大堰河“含着笑”的劳动的。劳动是那么繁重而艰辛,命运是那么不公平,但她却不以为苦,反而“含着笑”承受着;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呈现给别人,以此为满足;她活着,不是为自己,她“含着笑”劳动给与人们的是那么多……然而她死去时却又那般凄凉、寂寞,“含泪的去了……”这一对比,是“赞美诗”与“诅咒”的交响曲,是爱与憎激情的立体交叉构图,善于审美的读者是不难从这大堰河“含着笑”而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那祥林嫂脸上的笑及其悲惨命运的。
第9节写“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这一节始,全诗的情调陡然急转,抒情角度也随之转换:以上是大堰河对“我”如何,下面则是侧重于“我”对大堰河怎样,而抒情基点由对大堰河的感激和赞美转向“我”的深痛的自责和忏悔。“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这一句是这一节的中心意象,又由对比构成关系情致:首先,大堰河活着时那样“深爱”乳儿,特别是死时还“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然而“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多么深痛的自责。其次,她死时,“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连“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可是,“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何等深重的忏悔。这里,感情的份量正是在对比关系中加重、加深。正如大堰河爱乳儿如爱自己的儿子,“我”也像爱亲生母亲般爱着大堰河,因而把自己始终当作她的儿子,她家里的一个当然的成员。只有从这样一个自觉的心灵对母亲的神圣的义务感和深刻的责任心中,才会涌出如上催人泪下、痛断心肠的诗句。
诗的最后两节,由对大堰河的追叙转入对大堰河的抒情,直接倾注敬爱、赞美她的赤子之情,掀起全诗的抒情高潮,并由此从个别到一般,在大堰河与“我”及其关系里融入典型的象征意蕴,把真挚的母子情缘升华为那个时代的阶级之情,以至更为深广永久的崇高的母子之爱,从而使全诗主题在水涨船高的情势下达到自然而然的诗美的深化。
注:此文为黑龙江省2007——2008新世纪教改工程立项课题《阅读·欣赏·阐释》阶段性成果之一。
李铁秀,男,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讲授现代文学;杨庆茹,女,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讲授写作学。本文编校:晓苏
对比,不仅仅体现在这首诗的某一局部上,而且贯通于全诗的总体构思、诗美整体及文本意义得以生成结果的抒情语境、结构布局,乃至于节与节、行与行之间大小意象群体排列组合的内部与外部的审美集结联系之中。因而,对比在这首诗里,不只是表现为通常诗艺学或修辞学意义上的表现技巧或形式手段,而且作为某种能在欣赏者“悟性之中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构建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或“形式的内容”,具有了某种审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美学特征,使人不禁想起狄德罗所谓美在“关系”的著名美学理论,从而引发人们关于诗美的“根源及性质”的思考。诗的开头,诗人紧扣诗题开门见山介绍“大堰河”是什么人——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童养媳出身的贫苦农妇,又交代了“我”是什么人——“地主的儿子”,接着再突现“我”与“她”之间的一种特殊而有意味的关系:对立(阶级出身)而又和谐(母子情分)的关系。开头这些解题的文字看似平铺直叙,然而它们却已审美浓缩而烘托出《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诗题所包孕着的不寻常的、崇高的诗美内涵及其“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这一看似平铺直叙的开头方式妙在何处?它包孕和呈现崇高诗美的根源及性质究竟是什么?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美学家狄德罗在其《论美》(又名《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中提出:确定某一事物的美或不美,只能是事物的这样一种性质——当它一出现,就会使事物成为美的事物;这种性质出现的多少,决定着事物美的程度的大小。这种性质是什么?是关系。“由于这种性质,美才发生、增加、变化无穷、衰谢、消失。而且只有关系的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效力”。因此他说:“所以,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之中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称之为我身外的美;而把唤醒这个观念的性质,叫做关系到我的美”。“……无论关系是什么,我认为组成美的,就是关系。那不是就好看与美相对的狭隘意义而言,而是就一种我敢说是更为哲学的、更适于一般的美的概念与语言及事物的本性的意义而言”。据此,他对悲剧《贺拉斯》中的一句道白“让他死吧!”作了如下分析:如果孤立地去看这句话,就无法断定它的美丑。如果告诉读者这是回答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一场战斗,这句话的意蕴就丰富了。如果再告诉读者这场战斗关系到祖国荣誉,提问题的人就是答话老人的女儿,而那位参战者就是老人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他的两个兄弟都已被敌人杀死,现在这位青年要独自去抵挡敌人,老父亲为了祖国的命运,毅然决然地鼓励儿子去抗敌。这样一来,有了如上由“关系”构成的生成意义的语境,“让他死吧!”这句话就随着语境的展开逐渐显得美,终于显得庄严了。
把问题置于如上美在“关系”的“关系”语境,我们便可以看到:“大堰河——我的保姆”这句话之所以含有崇高的诗美,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情境下具有了一种关系性质,而诗人所以一开头就紧扣“大堰河”与“我”及其关系来作文章,通过对比解释、突现它,原来也是在给人以悟性,以“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以揭示诗题所蕴含的诗美。是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句话,孤立地看,读者还难以明白它的诗美意味,当然也就无法对它发生审美判断或共鸣。同时,这句话所包孕的“关系的观念”,如果仅仅是一般保姆与乳儿的关系情境,那也不会拥有多少崇高的诗美,不过是人之常情。然而,既经诗人如上全盘托出超出了通常的保姆与乳儿关系的那种不寻常的关系性质,别有的一番人世间母子情深的关系语境,这就使那句话(诗题)顿时明朗而崇高起来,产生了感人至深的美感效应:“她”是一个那般穷苦卑微的农妇,而“我”却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两者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地位是如此悬殊、天差地远,然而他们之间却又是那般和谐,不似母子,胜似母子。“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这里,不过两行诗句,却一连用了三个“而”字,显而易见,诗人是以此来反复呈现“我”与“她”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营造一种包孕特定“关系概念”的抒情语境和氛围。这里,不仅显现着一般儿女情长的伦理情感,而且还贯注着阶级、时代以至人性的审美意蕴。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作者那种看似平铺直叙的解题方式,才字字有情、句句生意,产生了朴素而蕴藉的艺术感染力。就这样读下去,随着抒情叙事那“关系”语境的层层展开,其中的诗意便一步步深浓起来,使你顺流而下一路风景美不胜收。
显而易见,诗题“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首诗总体构思和诗美建构的焦点,也是全诗结构布局的纲。全诗的结构是始终围绕着“大堰河”与“我”之间对比和谐的张力关系而展开的动态建构。全诗十三个自然节,可归纳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2节),是解题——通过交代显现关系;第二部分(第3节—第11节)是叙题——通过回叙描述关系;第三部分(第12节、第13节)是点题——通过象征升华关系。这首诗的美,就如此随“关系”而开始、展开、丰富、变化、加深、升华而永久。
下面选择诗中几段对比关系精彩的主要诗节作深入分析。“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这一句是第4节的中心意象,他十分耐人寻味——不说“用温柔的手臂……”之类,而是说“用厚大的手掌……”,这“厚大的手掌”与“抚摸”,不就是由对比而构成的一种不和谐中和谐的关系性质吗?它生动地写出“大堰河”是如何“养育我”的,从而烘托出“大堰河”这劳苦农妇对乳儿的那种特有的粗犷、宽厚、纯朴的母爱。尤其是,这节中间那一连8句排列的小意象群,不仅形象地揭示出“厚大的手掌”的意蕴——“大堰河”苦难的家世,艰辛的劳动、勤劳的身影,而且也使“抚摸我”的寓意在关系情致中具有了隽永的情思——每当劳动“之后”,在无休止的劳动的每一间隙,她都是如此“抚摸我”;劳动是那么繁重,生活是那般艰难,但是她一刻也没有忘记“抚摸我”。这是繁忙中殷勤的养育,苦难中深挚的抚爱,所以这“抚摸”就特别使人感到珍贵而难于忘怀。第5节写的是“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水之后,我被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在这分别的时刻,诗人没有在此大事渲染大堰河与“我”如何依恋和哀伤的场面,只是用一句“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简洁而含义丰富的疑问,启人想象。这是句富于关系情致的诗行,在写法上相当蕴藉、饱满:它不仅写了临别时的大堰河,而且还写了当时的“我”,由“我”的眼看出了“她”的哭,又由“她”的眼泪映出乳儿的心,是一种紧扣关系的一箭双雕、两相映衬的写法。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这是第6节的中心意象。不说“我的家里”,而是怨毒地说是“生我的父母家里”,言外之意自不待言。这一句造语不仅新奇而且十分辛辣。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这一节中间一连8个小意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里,诗人有意与上面的第4节大堰河家庭的苦难贫穷甚而脏陋的环境作对比,通过“我”这个“新客”陌生的眼光和隔膜的心灵映现出地主家庭的富丽堂皇、尊贵奢华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两个家庭(阶级)贫富悬殊的对比关系,而寄蕴其中的“我”对两种不同环境亲疏有别的心理感受(前者似丑而美,后者则似美而丑)也交相辉映,自然而然地把诗人爱憎分明的情感流露出来。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来,第7节写的是大堰河到“生我的父母家里”当佣人“含着笑”劳动的情景。艾青在《诗论》说过:“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掠夺的世界里,一般的幸福者是贪婪的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一观念所产生的。”诗人这一审美“观念”或许也正是由对比而唤醒的悟性中的“关系观念”。不难看出,他写的大堰河的“含着笑”劳动,是有其特殊的真、善、美的美学意味的。诚然,他写的自然不是一个觉醒者的反抗的美,而是一个苦难者善良的美,一个旧中国农动妇女真实而美好的灵魂。然而,他在第10节写到大堰河过早地死去时,有意地与“她”活着时“含着笑”劳动的形象相对比,悲愤地写道:“大堰河,含泪的去了……。”这样前后联想起来看,在这一节里,诗人是怀着对那“不公道的世界”的愤怒诅咒的感情来写大堰河“含着笑”的劳动的。劳动是那么繁重而艰辛,命运是那么不公平,但她却不以为苦,反而“含着笑”承受着;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呈现给别人,以此为满足;她活着,不是为自己,她“含着笑”劳动给与人们的是那么多……然而她死去时却又那般凄凉、寂寞,“含泪的去了……”这一对比,是“赞美诗”与“诅咒”的交响曲,是爱与憎激情的立体交叉构图,善于审美的读者是不难从这大堰河“含着笑”而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那祥林嫂脸上的笑及其悲惨命运的。
第9节写“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这一节始,全诗的情调陡然急转,抒情角度也随之转换:以上是大堰河对“我”如何,下面则是侧重于“我”对大堰河怎样,而抒情基点由对大堰河的感激和赞美转向“我”的深痛的自责和忏悔。“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这一句是这一节的中心意象,又由对比构成关系情致:首先,大堰河活着时那样“深爱”乳儿,特别是死时还“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然而“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多么深痛的自责。其次,她死时,“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连“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可是,“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何等深重的忏悔。这里,感情的份量正是在对比关系中加重、加深。正如大堰河爱乳儿如爱自己的儿子,“我”也像爱亲生母亲般爱着大堰河,因而把自己始终当作她的儿子,她家里的一个当然的成员。只有从这样一个自觉的心灵对母亲的神圣的义务感和深刻的责任心中,才会涌出如上催人泪下、痛断心肠的诗句。
诗的最后两节,由对大堰河的追叙转入对大堰河的抒情,直接倾注敬爱、赞美她的赤子之情,掀起全诗的抒情高潮,并由此从个别到一般,在大堰河与“我”及其关系里融入典型的象征意蕴,把真挚的母子情缘升华为那个时代的阶级之情,以至更为深广永久的崇高的母子之爱,从而使全诗主题在水涨船高的情势下达到自然而然的诗美的深化。
注:此文为黑龙江省2007——2008新世纪教改工程立项课题《阅读·欣赏·阐释》阶段性成果之一。
李铁秀,男,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讲授现代文学;杨庆茹,女,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讲授写作学。本文编校: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