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一万八千多两。而他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到一起，起码得三万多两，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一万四千两别敬，曾国藩共花费了两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馀金” 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
　　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二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馀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也就是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得很清楚。
　　到了直隶后，来源结构也大抵相当，只不过“缉私经费”换成了“盐规”。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在信中对儿子谈及个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有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大约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
　　曾国藩和别人一样收陋规，但是小金库如果有节余，他不会纳入私囊。同治七年，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他在“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剩余的银子共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他带到北京花掉了两万。剩下的一万，怎么办呢？在曾国藩时代，官员们通常的做法，是把小金库中节余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他写了封信给曾纪泽说：要想办法捐掉，捐钱的时候，还一定不要留名。
　　曾国藩曾经说，别人都愿意享有大名，他不愿意，也不愿意别人叫他清官。曾国藩的想法很简单，名声太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指摘，不利于自己踏踏实实做大事。
　　在直隶总督任上呆了不到两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时，发现自己积攒了“俸馀三万金上下” 。这笔钱他一部分要带进京中作为“别敬”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比如在直隶总督陋规项下，还有一项没花掉的钱，叫“盐吏占费”，大约一千多两。
　　他不打算纳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样以散钱为处理之法：“盐吏占费将馀千金，余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婴堂，馀分给诸人（五巡捕各五十，内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仆婢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