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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未刻意规划，
Arctic Monkeys
已然成为一代巨星。
为王室献艺，从老家
谢菲尔德搬到
洛杉矶，在神秘
事故中断了骨头，
一句金玉良言帮助
他们始终处变不惊。
那就是：“谨防傻帽儿。”
他们向记者Tom Doyle
如是透露。
摆到20年前，伦敦的国王十字区不过是片穷街陋巷，成群的廉价妓女在街头招揽生意，将自己兜售给所谓的“卑贱之人”—Alex Turner在“When The Sun Goes Down”中生动描绘的“Scummy Man”。经过多年大规模改造，这里已今非昔比。
同样重焕生机的Arctic Monkeys乐队四分之三的成员与这个地方再相称不过了。最近他们自信十足地将第五张专辑命名为简单的两个字母：AM。同名专辑是那些想要发表总结性陈述的乐队的不二选择。事实上，要不是Alex Turner现在觉得他们的乐队名字太“搞笑”，专辑可能真的会叫《Arctic Monkeys》。
St.Pancras火车站前的同名五星级酒店里，快活的鼓手Matt Helders、略有些沉默的吉他手Jamie Cook和一如既往地古怪的贝斯手Nick O’Malley泰然自若地置身高档气派的环境中—若还是曾经的那群毛头小子，他们一定会感到紧张。“这地方挺好的。”Cook舒舒服服地坐到天鹅绒沙发上，“下了火车直接就进来了。”种种迹象表明，10年前在谢菲尔德小酒吧第一次登台的Arctic Monkeys，终于学会了当摇滚明星。
与此同时，Q和主唱Alex Turner相约在他东伦敦住处附近的一间咖啡馆。他是唯一一个把家安在首都的乐队成员。从信步走进门的那一刻起，这个留着一缕招牌发卷、戴金边雷朋墨镜（采访的一小时里从未摘下，更为年轻、扭捏的Alex Turner绝不会这么做）的年轻人身上，巨大的转变就已显露。他曾是个害羞的被访者，常常含糊其辞地说不出几个整句，并不时陷入无声的沉思。相比之下，今天的Turner显得感情充沛，健谈、风趣、有见地，正如他笔下的歌词。
这个Alex Turner，与笔者2009年乐队发行黑暗分裂的专辑《Humbug》后遇见的那个大为不同。当时一头长发的主唱倒是友好得不行，但相当迷乱。嗑嗨了，自己却矢口否认。“大概是因为头发长度的关系。”他说，“我那时一定和你耍心眼了是吧？（大笑）迷乱？那时候我是够乱的。”
要是发型对Alex Turner的脑瓜真有这么大影响，那么那缕发卷显然给他灌输了不少自信。一夜之间他从摩登派（Mod）成了土摇派（rocker）（尽管在他看来他过去的发型更像上世纪60年代的加州精神病医生）。他回忆起两年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他受队友Cook和Helders的利落短发启发，决定走进理发店给自己也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想合群一点。”他咧嘴笑道，“我对师傅说：‘你能在不给我整容的前提下，让我尽可能地像猫王吗？’我们哥儿几个有点像竞赛似的，总想把其他人比下去。但我得做最夸张的那个，不是吗？我就像足球队里的中锋一样。所以看到他们剪头发，我就想：‘我也要那么做，但我的一定要他妈的最突出。’”
如今Arctic Monkeys言行一致的程度有时让他们自己也会吃一惊。而更年轻的“猴子”们，明明羞怯、警惕，明摆着的英国北方人做派，没空和别人整些有的没的，却在2006年首张专辑大热后去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洛杉矶，这个全世界最假最装的城市。“我也这么觉得。”Helders承认，“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巴望着早点走。在那儿待两天就能喜欢上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不过关键还在于，我们去错了地方。”
一个带他们领略这座加州城市的人是Josh Homme，当时他是《Humbug》的制作人之一。在这之后，乐队又于2011年前往洛杉矶录制了《Suck It And See》。“到了快完工的时候，”Turner说，“我们都有点不想走了。这地方有更吸引人的另一面。”“我们在那儿交了不少新朋友。”Helders指出，“他们带我们去了韩国城，以及其他更奇怪的地方。”
结果在去年，Arctic Monkeys共同决定再次移师洛杉矶，随后在城市东边的高档区Los Feliz及其周边安顿下来。“无论到哪里，”Turner说，“都要避开傻帽儿们，不是吗？”“白痴哪儿都有啊。”Cook争辩说。
O’Malley说，他第一次去洛杉矶人家里参加派对的时候都震惊了，因为居然有个男仆打扮的人在等着替他泊车。这不由让他担心起这座城市半夜酒驾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可规矩了。”他强调，“因为我们是英国人嘛。在英国，酒后开车挺严重的，而那里人的态度是，只要不被逮到就没事。美国人的脑子根本就是另一个构造的。我们说：‘真的？你们要开车回家？’他们就昏昏沉沉地答：‘是啊。’这些人真疯狂。”
加州给《AM》的音乐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痕迹：厚重的嘻哈节奏，灵魂乐风格的假声。2012年2月发行的单曲“R U Mine？”奠定了新专辑的基础，它震撼而独特，尤其是那句拔高嗓子的“明天你还是我的吗”，在急转而下的歌曲中段反复吟唱。这首歌确定了整体走向，成为通向Arctic Monkeys第五张专辑的跳板。“这真是个很不错的形容，跳板。”Turner点了点头，“以后我要引用的。我觉得那首‘R U Mine？’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的旋律和人声的处理。后来我们决定探索的就是这些方面。”
Arctic Monkeys无意重走《Suck It And See》的老路，再做一张直接的独立吉他摇滚专辑。尽管不乏首首佳作，乐队现在觉得它有点太没新意了。“你不可能一直听吉他音乐。”O’Malley说，“有时候想想，那有点太单一了。鼓点什么的永远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是觉得《Suck It And See》没有可取之处。”Turner说，“但是我们当时刻意限制自己一定要进行现场录制。这一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张录音室唱片。” 过去，Arctic Monkeys习惯于冲进录音棚，在短短几周内炮制出一张专辑；这一回，他们决定试着从容不迫一些：他们在东好莱坞租下已空关了几年的Sage & Sound，为期六个月。这是一次有益的经历，为四人提供了实验新歌的时间与空间。这半年蜗居于没有窗户的房间，也让他们差点憋出病来。“我想我们在离开的那天都有点如释重负，心想：‘好的，我已经做好一段时间之内不再回来的准备了。’”Cook承认。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Arctic Monkeys日复一日的单调进程被Josh Homme的到访打破了。O’Malley当起酒保，为大家调制Queens Of The Stone Age主唱介绍的鸡尾酒，其中包含龙舌兰酒、西柚汁和汤力水。“很好喝。”Helders面无表情地说，“爽口。就是烧得慌。”酒酣耳热之后，Homme心生一计，提出要为放克味十足的“Knee Socks”的结尾部分献上一段假声演唱。“他说：‘让我加入吧。’”O’Malley回忆道，“听了这话我们窃窃私语：‘那他能干点啥呢？’随后我们决定，他的嗓音应该是个很好的点缀。”
早在开始录音之初，发生了Matt Helders右手骨折的小风波。然而他和其他成员对受伤的确切原因都讳莫如深。Q向他们提出这一点后，只是引发了各种奇怪的猜测。是因为一场拳脚相加？还是诡异的打飞机事故？“他这人嘛，两种情况都有可能。”O’Malley笑了笑。“你问他，看他能诌出些什么来。”Cook主动建议，机敏地躲过了这个问题。
你到底藏了什么惊天大秘密，Helders先生？
“说来话长啊。这事会引发太多疑问。不是因为和人打架。不，我没有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这是……一次……奇怪的事故，牵扯到一面硬度超过我预期的墙。”
你用手砸了一面墙？
“是的。”
是因为生气吗？
“是的。”
你觉得自己干了蠢事吗？
“是的。第二天我意识到了。”
那是和乐队吵了一架之后吗？
“不不不不。只是我自己犯傻而已。其实我都没有那么愤怒啦，我可不是暴脾气。只是喝醉了在胡来。大家都说这事儿自己也干过。只是我选的墙有点不巧。骨头都支棱出来了—没穿破皮，就是凸起来了（向Q展示他手掌外缘一处3英寸长的伤疤）。我跑到女友家，对她说：‘我想我们得上医院瞧瞧。’他们在里面上了块板，圣诞节的时候才能取出来。”
之后Q给Turner讲了这个鼓手捶墙的故事。“哦，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啊？”他说。
这么说来那根本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企图蒙混过关，“他对有些人是这么讲的……”
事情看起来有点复杂了。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总之，Elvis Costello的鼓手Pete Thomas来顶替了Helders一个月，帮助他们完成写歌和排练。Helders仍旧会出席，但他表示自己那段时间吃止疼片吃得有点嗨，经常“不在状态”。
看着另一个鼓手和自己的乐队合作会有点怪吗？会不会觉得—这话只能说得这么糙—像是看别人上自己的女朋友？“哈哈！我想是有点吧。”他回答，“他的方式有点不同，速度还比较快。假设有些人你特别崇拜他做爱的方式，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我在一旁看得挺开心，因为他真的很棒。”
自7年前推出《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以来，人们从没有像期待《AM》那样期待一张Arctic Monkeys的新专辑。数个关键因素凑到了一块儿，把他们推上风口浪尖：去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全球90亿观众面前高调亮相，随后在今年夏天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与The Rolling Stones分庭抗礼，而为专辑造势的先发单曲“R U Mine？”、“Do I Wanna Know？”（后者的销量在英国一地就达21万）引发了最终的热潮。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Arctic Monkeys才收到导演Danny Boyle的邀请，询问他们是否有意参与这一盛事。“那还用说吗！”Cook回忆道，“后来Dan来找我们，那感觉真怪，我们还问他：‘你确定吗？’”
着仪式临近，乐队为了参加彩排，不得不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待命。由于上场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1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只得在后台和老朋友Dizzee Rascal一起玩好几个小时的足球游戏，享用赞助商麦当劳提供的超大份免费食物。用Alex Turner的话说，这段被迫的停工期让他们“闲得只能低头绕大拇指”，而且令紧张与日俱增。到了开幕式当天，一想到要当着皇后乐队和首相大卫·卡梅伦的面登台表演“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并准确翻唱Beatles的“Come Together”，他们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差点都“吓尿了”。
“开始前一分钟，我们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彩。’”Turner说，“就那么简单。我们等在舞台一侧，想着：‘一定会很完美的。’最后果真还不错。”“我们对自己说：‘就这么办吧！’”O’Malley说，“‘我们能行的！’虽然是挺可怕的—那可是Beatles的歌，Paul McCartney本人还在，还有好几千万人看着，但我们必须忘掉这些，好好表现。听起来是挺蠢，但这么一想还是有帮助的。”
11个月后，将这场褒贬不一的胜利抛到身后的Arctic Monkeys调整好状态，为Glastonbury的压轴演出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上一次出现在金字塔舞台是在2007年，那一年音乐节场地的泥泞程度骇人听闻，新安装的扩音设备音量不足，还很稚嫩的乐队觉得他们演砸了，起码是反响冷淡。现在他们承认，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掉以轻心地在演出前的周五晚上和朋友们在音乐节上喝了个烂醉。“上台前我慌得抓狂。”Turner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已经穿了一天的雨靴，还忘记自己没有黑袜子了。我心想：‘妈的，难道要穿白袜子上台吗？’总之我们从头到尾都演得很糟，前一晚我熬夜太久，在台上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没能做到临机应变。”O’Malley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说真的，这不就是一演出吗，不过是摆到了一片田野里’。几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当初真该在表演上多花些心思和功夫。” 然，这一次Arctic Monkeys做到了。他们的状态无与伦比，大胆地用刚刚推出的新歌“Do I Wanna Know？”作为开场，然后以火热的激情奉献了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乐队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那感觉确实特别。”Turner说。
演出唯一的负面消息，来自于网络上爆发的关于Alex Turner在歌曲间隙“废话多得出奇”的恶评。很多人觉得，他把自己弄得像个1972年来的做作的北方酒吧佬，对此这位主唱声称，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反对者的吹毛求疵。“我觉得吧，喜欢我那样的人比反对我那样的人多得多。”他说，“这类事我一向不太放在心上。无论如何你总得做些什么，你明白吗？我最瞧不起那些‘做自己’的人，尤其是在他妈的金字塔舞台上。谁要看你‘做自己’啊？”
所以说，你想做一个受人喜爱的表演者？
“嗯，是的，但那不意味着我就得头戴礼帽甩手杖那么夸张。那是一种自我的延伸罢了，只是希望用一种幽默感逗乐观众。”
不过以前你可腼腆多了。演出间隙你真的只会对观众咕哝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还好吧？”“是的，但即使是那种举动，或者穿Fred Perry什么，也是一种尝试，至少证明你试过了。这才是关键。”
很难想象，一个20岁就被推崇为“一代人的声音”的年轻人，肩头上该承担着多大的压力。7年过去了，他这么看待这种说法？他还会不会想起这些话？“唉，只有有这玩意儿目前才想到。”Alex Turner指指Q的录音机，“老有那种想法日子还怎么过呢。我想要是我们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人物，可能才会整天思量着这些事吧。可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才没那个工夫。”
回顾过去的几张专辑，主唱认为，2007年匆匆攒成的第二张《Favourite Worst Nightmare》“有点重复自己的意思……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想立刻有新的动作，但其实在创作上还没有任何方向”。他也能理解为什么《Humbug》让他们流失了不少歌迷，但他强调这对乐队的发展而言是必需的：“探索新的东西，视野才会开阔，会有一种‘该死，现在我们能做任何事情’的感觉。打个比方，你不能老写那个薯条店里的男人。”
《AM》中R&B和嘻哈的影响随处可寻，但拨开层层表象我们总能看到那个Arctic Monkeys的世界：小时候他们是Dr Dre的铁杆粉丝；早期的录音里Turner几乎总是在吉他和弦的伴奏下说唱；即使是“Brianstorm”音乐录影带里那班狂热的女舞者，也是为了给畅快的摇滚曲配上黑人都会风的影像。“是的，这种影响起初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独特卖点了。”Turner解释说，“我们以前谈嘻哈比谈Oasis什么的还多呢。区别就是现在可以比较坦然地敞开了谈了。”
如果说处女专辑中的Alex Turner胆怯地观望着老家谢菲尔德的夜生活，那么在《AM》中他就再次对洛杉矶的暗夜秘密挑起了眉毛，尤其是在列侬式的“No.1 Party Anthem”中：“屋里戴墨镜，这是常有的；更别说地板亮灯，汗水糊墙，还有那铁笼和钢管。”
但听到Q这个理论后，Turner拒绝承认这些是特指洛杉矶的。“也许专辑里的其他歌有点那个意思吧。”他说，“但尤其是那首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说谢菲尔德的Leadmill。哦，也不对，那里可没人戴墨镜（笑）。也许现在也有人戴了吧，我不知道，好久没去了。我想我要说的是，我所描绘的场景也可能与第一张专辑中的某个相同。”
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生动的新歌词有开放的解释，不愿听到人们将《AM》称为Arctic Monkeys的洛杉矶专辑。不过，我们仍不难看出那首“Arabella”几乎毫无掩饰的主人公是他的新情人，来自加州的演员兼模特Arielle Vandenberg。“我不想肯定，也不想否认。”他应对自如。
Turner的歌词里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欲望的主题。从“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到“My Propeller”，再到如今的“R U Mine？”和“Do I Wanna Know？”。“哈，”他笑了，“那又怎样？”
你显然是个欲求不满的家伙。
“我去……我不知道啊。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擅长写壮美河山之类的东西。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吧。”
Arctic Monkeys全体成员都对毒品问题相当三缄其口，除了被摇滚圈当成漱口水的酒精，他们拒绝和任何麻醉物质扯上关系。不过“I Want It All”中有一句挑逗的歌词好像在暗示什么，Alex Turner唱道和某人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与她分享‘可乐’”。“我说的是可口可乐的可乐，不是可卡因的代称‘可乐’。”他说，“是你自己想歪了，Tom。（装得一脸天真）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兄弟。第一次听说。该死，这得被河蟹吧。（停顿了一下，咧嘴笑）有时候我可真机灵啊。”
接下来的12个月，Arctic Monkeys又将踏上全球巡演之路，卖命宣传新专辑《AM》。“我们要在美国待不少时间。”Helders说，“我们在那里的市面好像渐渐被打开了。”
队上下显然都十分渴望提高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展露过一点一滴U2那样的野心，他们并不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为目标。对Arctic Monkeys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然后慢慢伸展触角，逐渐进步、完善，然后考虑下一章该如何谱写。“成为著名乐队是件身不由己的事。”Helders说，“到头来是你被名气牵着鼻子走。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大场面的好乐队。”
“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吗？”Turner喃喃自语，“嗯……我不知道。我们想在现场用他妈的3D秀吗？也许吧！我不介意变成3D的。去你的。是的，我们当然想做世界头号乐队，我想沿着滑索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朴素本质未变，Turner可曾回顾过去几年的成功，对那些不到二十岁起就伴随着的东西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呃，也许吧。老实说，我肯定会有点上头上脸的啦。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多少都有点儿吧？肯定会有一些疯狂的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尽做些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多得说不过来啊。肯定的。这方面谁没点黑历史呢。”
要是说过去乐队在成功面前显得有些尴尬，那么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精于此道了。这就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做明星变得容易了吗？
Turner仔细掂量着他的答案。他坐在这家普通的东伦敦咖啡馆里，脑袋上的发卷注目，在室内还戴着墨镜，这瘦版猫王的造型很衬他。他思考着，想要说些什么，又打住了，然后再想了想，迸出个简单的回答：“是的。”
“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
Alex Turner
“无论如何你总得做些什么。我瞧不起那些走上他妈的金字塔舞台，还要‘做自己’的人。”Alex Turner
猴子的魔力：2013年6月在Glastonbury音乐节金字塔舞台压轴。
猴子们的化妆舞会
Alex Turner
谈乐队的
“异装癖”
Arctic Monkeys向来十分热衷于乔装打扮、装傻充愣。早在2007年全英音乐奖的最佳英国专辑奖获奖演说视频里，四人就扮成了电影《绿野仙踪》里的角色（右上）。那年晚些时候，在烂醉的Glastonbury演出前夜，Alex Turner穿着鳄鱼装。现在他解释说，那只是一招防骚扰妙计，为了能“出去走走”。
对奇装异服的爱一直延续到今天。2012年万圣节在洛杉矶，Turner与女友Arielle Vandenberg设计了一套让人费解的服装：她头戴花冠、身穿飘逸的嬉皮士裙子，而Turner则打扮成一台洗衣机（左）。
“她是Florence，我是machine。”他解释道。
“那边的人太喜欢过万圣节了，很当回事。于是我想我要入乡随俗，而且一定要出奇制胜。那身装扮我还藏在车库里呢。做这么套玩意儿可费老劲了。”
今年，Vandenberg避繁就简，把自己的脸涂成了骷髅，而Turner则戴了毡帽、眼镜和假胡须。“我模仿的是（热门美剧《绝命毒师》里的）Heisenberg，但好像大家都没怎么认出来。不过没错，我们Arctic Monkeys都是伪装的一把好手。”
“成功的概念当然在我脑子里。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疯狂……没人能对此撇得很清。”
Alex Turner
St.Pancras火车站前的同名五星级酒店里，快活的鼓手Matt Helders、略有些沉默的吉他手Jamie Cook和一如既往地古怪的贝斯手Nick O’Malley泰然自若地置身高档气派的环境中—若还是曾经的那群毛头小子，他们一定会感到紧张。“这地方挺好的。”Cook舒舒服服地坐到天鹅绒沙发上，“下了火车直接就进来了。”种种迹象表明，10年前在谢菲尔德小酒吧第一次登台的Arctic Monkeys，终于学会了当摇滚明星。
与此同时，Q和主唱Alex Turner相约在他东伦敦住处附近的一间咖啡馆。他是唯一一个把家安在首都的乐队成员。从信步走进门的那一刻起，这个留着一缕招牌发卷、戴金边雷朋墨镜（采访的一小时里从未摘下，更为年轻、扭捏的Alex Turner绝不会这么做）的年轻人身上，巨大的转变就已显露。他曾是个害羞的被访者，常常含糊其辞地说不出几个整句，并不时陷入无声的沉思。相比之下，今天的Turner显得感情充沛，健谈、风趣、有见地，正如他笔下的歌词。
这个Alex Turner，与笔者2009年乐队发行黑暗分裂的专辑《Humbug》后遇见的那个大为不同。当时一头长发的主唱倒是友好得不行，但相当迷乱。嗑嗨了，自己却矢口否认。“大概是因为头发长度的关系。”他说，“我那时一定和你耍心眼了是吧？（大笑）迷乱？那时候我是够乱的。”
要是发型对Alex Turner的脑瓜真有这么大影响，那么那缕发卷显然给他灌输了不少自信。一夜之间他从摩登派（Mod）成了土摇派（rocker）（尽管在他看来他过去的发型更像上世纪60年代的加州精神病医生）。他回忆起两年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他受队友Cook和Helders的利落短发启发，决定走进理发店给自己也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想合群一点。”他咧嘴笑道，“我对师傅说：‘你能在不给我整容的前提下，让我尽可能地像猫王吗？’我们哥儿几个有点像竞赛似的，总想把其他人比下去。但我得做最夸张的那个，不是吗？我就像足球队里的中锋一样。所以看到他们剪头发，我就想：‘我也要那么做，但我的一定要他妈的最突出。’”
如今Arctic Monkeys言行一致的程度有时让他们自己也会吃一惊。而更年轻的“猴子”们，明明羞怯、警惕，明摆着的英国北方人做派，没空和别人整些有的没的，却在2006年首张专辑大热后去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洛杉矶，这个全世界最假最装的城市。“我也这么觉得。”Helders承认，“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巴望着早点走。在那儿待两天就能喜欢上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不过关键还在于，我们去错了地方。”
一个带他们领略这座加州城市的人是Josh Homme，当时他是《Humbug》的制作人之一。在这之后，乐队又于2011年前往洛杉矶录制了《Suck It And See》。“到了快完工的时候，”Turner说，“我们都有点不想走了。这地方有更吸引人的另一面。”“我们在那儿交了不少新朋友。”Helders指出，“他们带我们去了韩国城，以及其他更奇怪的地方。”
结果在去年，Arctic Monkeys共同决定再次移师洛杉矶，随后在城市东边的高档区Los Feliz及其周边安顿下来。“无论到哪里，”Turner说，“都要避开傻帽儿们，不是吗？”“白痴哪儿都有啊。”Cook争辩说。 O’Malley说，他第一次去洛杉矶人家里参加派对的时候都震惊了，因为居然有个男仆打扮的人在等着替他泊车。这不由让他担心起这座城市半夜酒驾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可规矩了。”他强调，“因为我们是英国人嘛。在英国，酒后开车挺严重的，而那里人的态度是，只要不被逮到就没事。美国人的脑子根本就是另一个构造的。我们说：‘真的？你们要开车回家？’他们就昏昏沉沉地答：‘是啊。’这些人真疯狂。”
加州给《AM》的音乐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痕迹：厚重的嘻哈节奏，灵魂乐风格的假声。2012年2月发行的单曲“R U Mine？”奠定了新专辑的基础，它震撼而独特，尤其是那句拔高嗓子的“明天你还是我的吗”，在急转而下的歌曲中段反复吟唱。这首歌确定了整体走向，成为通向Arctic Monkeys第五张专辑的跳板。“这真是个很不错的形容，跳板。”Turner点了点头，“以后我要引用的。我觉得那首‘R U Mine？’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的旋律和人声的处理。后来我们决定探索的就是这些方面。”
Arctic Monkeys无意重走《Suck It And See》的老路，再做一张直接的独立吉他摇滚专辑。尽管不乏首首佳作，乐队现在觉得它有点太没新意了。“你不可能一直听吉他音乐。”O’Malley说，“有时候想想，那有点太单一了。鼓点什么的永远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是觉得《Suck It And See》没有可取之处。”Turner说，“但是我们当时刻意限制自己一定要进行现场录制。这一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张录音室唱片。”
过去，Arctic Monkeys习惯于冲进录音棚，在短短几周内炮制出一张专辑；这一回，他们决定试着从容不迫一些：他们在东好莱坞租下已空关了几年的Sage & Sound，为期六个月。这是一次有益的经历，为四人提供了实验新歌的时间与空间。这半年蜗居于没有窗户的房间，也让他们差点憋出病来。“我想我们在离开的那天都有点如释重负，心想：‘好的，我已经做好一段时间之内不再回来的准备了。’”Cook承认。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Arctic Monkeys日复一日的单调进程被Josh Homme的到访打破了。O’Malley当起酒保，为大家调制Queens Of The Stone Age主唱介绍的鸡尾酒，其中包含龙舌兰酒、西柚汁和汤力水。“很好喝。”Helders面无表情地说，“爽口。就是烧得慌。”酒酣耳热之后，Homme心生一计，提出要为放克味十足的“Knee Socks”的结尾部分献上一段假声演唱。“他说：‘让我加入吧。’”O’Malley回忆道，“听了这话我们窃窃私语：‘那他能干点啥呢？’随后我们决定，他的嗓音应该是个很好的点缀。”
早在开始录音之初，发生了Matt Helders右手骨折的小风波。然而他和其他成员对受伤的确切原因都讳莫如深。Q向他们提出这一点后，只是引发了各种奇怪的猜测。是因为一场拳脚相加？还是诡异的打飞机事故？“他这人嘛，两种情况都有可能。”O’Malley笑了笑。“你问他，看他能诌出些什么来。”Cook主动建议，机敏地躲过了这个问题。
你到底藏了什么惊天大秘密，Helders先生？
“说来话长啊。这事会引发太多疑问。不是因为和人打架。不，我没有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这是……一次……奇怪的事故，牵扯到一面硬度超过我预期的墙。”
你用手砸了一面墙？
“是的。”
是因为生气吗？
“是的。”
你觉得自己干了蠢事吗？
“是的。第二天我意识到了。”
那是和乐队吵了一架之后吗？
“不不不不。只是我自己犯傻而已。其实我都没有那么愤怒啦，我可不是暴脾气。只是喝醉了在胡来。大家都说这事儿自己也干过。只是我选的墙有点不巧。骨头都支棱出来了—没穿破皮，就是凸起来了（向Q展示他手掌外缘一处3英寸长的伤疤）。我跑到女友家，对她说：‘我想我们得上医院瞧瞧。’他们在里面上了块板，圣诞节的时候才能取出来。”
之后Q给Turner讲了这个鼓手捶墙的故事。“哦，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啊？”他说。
这么说来那根本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企图蒙混过关，“他对有些人是这么讲的……”
事情看起来有点复杂了。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总之，Elvis Costello的鼓手Pete Thomas来顶替了Helders一个月，帮助他们完成写歌和排练。Helders仍旧会出席，但他表示自己那段时间吃止疼片吃得有点嗨，经常“不在状态”。
看着另一个鼓手和自己的乐队合作会有点怪吗？会不会觉得—这话只能说得这么糙—像是看别人上自己的女朋友？“哈哈！我想是有点吧。”他回答，“他的方式有点不同，速度还比较快。假设有些人你特别崇拜他做爱的方式，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我在一旁看得挺开心，因为他真的很棒。”
自7年前推出《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以来，人们从没有像期待《AM》那样期待一张Arctic Monkeys的新专辑。数个关键因素凑到了一块儿，把他们推上风口浪尖：去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全球90亿观众面前高调亮相，随后在今年夏天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与The Rolling Stones分庭抗礼，而为专辑造势的先发单曲“R U Mine？”、“Do I Wanna Know？”（后者的销量在英国一地就达21万）引发了最终的热潮。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Arctic Monkeys才收到导演Danny Boyle的邀请，询问他们是否有意参与这一盛事。“那还用说吗！”Cook回忆道，“后来Dan来找我们，那感觉真怪，我们还问他：‘你确定吗？’”
着仪式临近，乐队为了参加彩排，不得不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待命。由于上场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1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只得在后台和老朋友Dizzee Rascal一起玩好几个小时的足球游戏，享用赞助商麦当劳提供的超大份免费食物。用Alex Turner的话说，这段被迫的停工期让他们“闲得只能低头绕大拇指”，而且令紧张与日俱增。到了开幕式当天，一想到要当着皇后乐队和首相大卫·卡梅伦的面登台表演“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并准确翻唱Beatles的“Come Together”，他们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差点都“吓尿了”。 “开始前一分钟，我们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彩。’”Turner说，“就那么简单。我们等在舞台一侧，想着：‘一定会很完美的。’最后果真还不错。”“我们对自己说：‘就这么办吧！’”O’Malley说，“‘我们能行的！’虽然是挺可怕的—那可是Beatles的歌，Paul McCartney本人还在，还有好几千万人看着，但我们必须忘掉这些，好好表现。听起来是挺蠢，但这么一想还是有帮助的。”
11个月后，将这场褒贬不一的胜利抛到身后的Arctic Monkeys调整好状态，为Glastonbury的压轴演出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上一次出现在金字塔舞台是在2007年，那一年音乐节场地的泥泞程度骇人听闻，新安装的扩音设备音量不足，还很稚嫩的乐队觉得他们演砸了，起码是反响冷淡。现在他们承认，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掉以轻心地在演出前的周五晚上和朋友们在音乐节上喝了个烂醉。“上台前我慌得抓狂。”Turner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已经穿了一天的雨靴，还忘记自己没有黑袜子了。我心想：‘妈的，难道要穿白袜子上台吗？’总之我们从头到尾都演得很糟，前一晚我熬夜太久，在台上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没能做到临机应变。”O’Malley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说真的，这不就是一演出吗，不过是摆到了一片田野里’。几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当初真该在表演上多花些心思和功夫。”
然，这一次Arctic Monkeys做到了。他们的状态无与伦比，大胆地用刚刚推出的新歌“Do I Wanna Know？”作为开场，然后以火热的激情奉献了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乐队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那感觉确实特别。”Turner说。
演出唯一的负面消息，来自于网络上爆发的关于Alex Turner在歌曲间隙“废话多得出奇”的恶评。很多人觉得，他把自己弄得像个1972年来的做作的北方酒吧佬，对此这位主唱声称，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反对者的吹毛求疵。“我觉得吧，喜欢我那样的人比反对我那样的人多得多。”他说，“这类事我一向不太放在心上。无论如何你总得做些什么，你明白吗？我最瞧不起那些‘做自己’的人，尤其是在他妈的金字塔舞台上。谁要看你‘做自己’啊？”
所以说，你想做一个受人喜爱的表演者？
“嗯，是的，但那不意味着我就得头戴礼帽甩手杖那么夸张。那是一种自我的延伸罢了，只是希望用一种幽默感逗乐观众。”
不过以前你可腼腆多了。演出间隙你真的只会对观众咕哝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还好吧？”“是的，但即使是那种举动，或者穿Fred Perry什么，也是一种尝试，至少证明你试过了。这才是关键。”
很难想象，一个20岁就被推崇为“一代人的声音”的年轻人，肩头上该承担着多大的压力。7年过去了，他这么看待这种说法？他还会不会想起这些话？“唉，只有有这玩意儿目前才想到。”Alex Turner指指Q的录音机，“老有那种想法日子还怎么过呢。我想要是我们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人物，可能才会整天思量着这些事吧。可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才没那个工夫。”
回顾过去的几张专辑，主唱认为，2007年匆匆攒成的第二张《Favourite Worst Nightmare》“有点重复自己的意思……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想立刻有新的动作，但其实在创作上还没有任何方向”。他也能理解为什么《Humbug》让他们流失了不少歌迷，但他强调这对乐队的发展而言是必需的：“探索新的东西，视野才会开阔，会有一种‘该死，现在我们能做任何事情’的感觉。打个比方，你不能老写那个薯条店里的男人。”
《AM》中R&B和嘻哈的影响随处可寻，但拨开层层表象我们总能看到那个Arctic Monkeys的世界：小时候他们是Dr Dre的铁杆粉丝；早期的录音里Turner几乎总是在吉他和弦的伴奏下说唱；即使是“Brianstorm”音乐录影带里那班狂热的女舞者，也是为了给畅快的摇滚曲配上黑人都会风的影像。“是的，这种影响起初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独特卖点了。”Turner解释说，“我们以前谈嘻哈比谈Oasis什么的还多呢。区别就是现在可以比较坦然地敞开了谈了。”
如果说处女专辑中的Alex Turner胆怯地观望着老家谢菲尔德的夜生活，那么在《AM》中他就再次对洛杉矶的暗夜秘密挑起了眉毛，尤其是在列侬式的“No.1 Party Anthem”中：“屋里戴墨镜，这是常有的；更别说地板亮灯，汗水糊墙，还有那铁笼和钢管。”
但听到Q这个理论后，Turner拒绝承认这些是特指洛杉矶的。“也许专辑里的其他歌有点那个意思吧。”他说，“但尤其是那首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说谢菲尔德的Leadmill。哦，也不对，那里可没人戴墨镜（笑）。也许现在也有人戴了吧，我不知道，好久没去了。我想我要说的是，我所描绘的场景也可能与第一张专辑中的某个相同。”
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生动的新歌词有开放的解释，不愿听到人们将《AM》称为Arctic Monkeys的洛杉矶专辑。不过，我们仍不难看出那首“Arabella”几乎毫无掩饰的主人公是他的新情人，来自加州的演员兼模特Arielle Vandenberg。“我不想肯定，也不想否认。”他应对自如。
Turner的歌词里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欲望的主题。从“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到“My Propeller”，再到如今的“R U Mine？”和“Do I Wanna Know？”。“哈，”他笑了，“那又怎样？”
你显然是个欲求不满的家伙。
“我去……我不知道啊。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擅长写壮美河山之类的东西。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吧。”
Arctic Monkeys全体成员都对毒品问题相当三缄其口，除了被摇滚圈当成漱口水的酒精，他们拒绝和任何麻醉物质扯上关系。不过“I Want It All”中有一句挑逗的歌词好像在暗示什么，Alex Turner唱道和某人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与她分享‘可乐’”。“我说的是可口可乐的可乐，不是可卡因的代称‘可乐’。”他说，“是你自己想歪了，Tom。（装得一脸天真）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兄弟。第一次听说。该死，这得被河蟹吧。（停顿了一下，咧嘴笑）有时候我可真机灵啊。” 接下来的12个月，Arctic Monkeys又将踏上全球巡演之路，卖命宣传新专辑《AM》。“我们要在美国待不少时间。”Helders说，“我们在那里的市面好像渐渐被打开了。”
队上下显然都十分渴望提高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展露过一点一滴U2那样的野心，他们并不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为目标。对Arctic Monkeys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然后慢慢伸展触角，逐渐进步、完善，然后考虑下一章该如何谱写。“成为著名乐队是件身不由己的事。”Helders说，“到头来是你被名气牵着鼻子走。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大场面的好乐队。”
“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吗？”Turner喃喃自语，“嗯……我不知道。我们想在现场用他妈的3D秀吗？也许吧！我不介意变成3D的。去你的。是的，我们当然想做世界头号乐队，我想沿着滑索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朴素本质未变，Turner可曾回顾过去几年的成功，对那些不到二十岁起就伴随着的东西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呃，也许吧。老实说，我肯定会有点上头上脸的啦。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多少都有点儿吧？肯定会有一些疯狂的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尽做些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多得说不过来啊。肯定的。这方面谁没点黑历史呢。”
要是说过去乐队在成功面前显得有些尴尬，那么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精于此道了。这就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做明星变得容易了吗？
Turner仔细掂量着他的答案。他坐在这家普通的东伦敦咖啡馆里，脑袋上的发卷注目，在室内还戴着墨镜，这瘦版猫王的造型很衬他。他思考着，想要说些什么，又打住了，然后再想了想，迸出个简单的回答：“是的。”
加州
机车猴
洛杉矶如何让
Arctic Monkeys
爱上两轮旅行
洛杉矶对Arctic Monkeys的另一大吸引力就是那里的摩托车文化。四位成员中有三位—Alex Turner、Jamie Cook和Matt Helders—搬到加州后给自己买了拉风的座驾。录制《AM》期间他们三人每天都会骑着爱车往返录音棚。
“绝对有用。”Turner认为，“驾驶给人带来的情绪，会对做摇滚乐有所帮助。显然是这样的（笑）！操控这部机车、避免自己身亡，让你十二万分集中精力。你的思维可以暂时远离走进录音棚时所需要的创作力。”
Turner有一辆定制的雅马哈Chopper，Cook和Helders都选择了Triumph牌的Bonneville。Nick O’Malley还没考出驾照，但正在努力中。“摩托车是最酷的交通工具。”他说，“但我还没时间参加考试。”
Arctic Monkeys成了机车党，又一次证明他们坦然拥抱了自己的摇滚明星生活方式。“必须的啊，要么就是我们中年危机了。”Turner道出了真相。
你说这个好像有点早，真的……
“哦，是吗，”他一笑置之，“那得看你能活多久了。”
两轮魅力：Jamie Cook在加州骑摩托。
“演出要出彩，这是我们的决定。”
Alex Turner
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生动的新歌词有开放的解释，不愿听到人们将《AM》称为Arctic Monkeys的洛杉矶专辑。不过，我们仍不难看出那首“Arabella”几乎毫无掩饰的主人公是他的新情人，来自加州的演员兼模特Arielle Vandenberg。“我不想肯定，也不想否认。”他应对自如。
Turner的歌词里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欲望的主题。从“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到“My Propeller”，再到如今的“R U Mine？”和“Do I Wanna Know？”。“哈，”他笑了，“那又怎样？”
你显然是个欲求不满的家伙。
“我去……我不知道啊。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擅长写壮美河山之类的东西。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吧。”
Arctic Monkeys全体成员都对毒品问题相当三缄其口，除了被摇滚圈当成漱口水的酒精，他们拒绝和任何麻醉物质扯上关系。不过“I Want It All”中有一句挑逗的歌词好像在暗示什么，Alex Turner唱道和某人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与她分享‘可乐’”。“我说的是可口可乐的可乐，不是可卡因的代称‘可乐’。”他说，“是你自己想歪了，Tom。（装得一脸天真）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兄弟。第一次听说。该死，这得被河蟹吧。（停顿了一下，咧嘴笑）有时候我可真机灵啊。”
接下来的12个月，Arctic Monkeys又将踏上全球巡演之路，卖命宣传新专辑《AM》。“我们要在美国待不少时间。”Helders说，“我们在那里的市面好像渐渐被打开了。”
队上下显然都十分渴望提高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展露过一点一滴U2那样的野心，他们并不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为目标。对Arctic Monkeys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然后慢慢伸展触角，逐渐进步、完善，然后考虑下一章该如何谱写。“成为著名乐队是件身不由己的事。”Helders说，“到头来是你被名气牵着鼻子走。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大场面的好乐队。”
“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吗？”Turner喃喃自语，“嗯……我不知道。我们想在现场用他妈的3D秀吗？也许吧！我不介意变成3D的。去你的。是的，我们当然想做世界头号乐队，我想沿着滑索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朴素本质未变，Turner可曾回顾过去几年的成功，对那些不到二十岁起就伴随着的东西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呃，也许吧。老实说，我肯定会有点上头上脸的啦。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多少都有点儿吧？肯定会有一些疯狂的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尽做些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多得说不过来啊。肯定的。这方面谁没点黑历史呢。”
要是说过去乐队在成功面前显得有些尴尬，那么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精于此道了。这就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做明星变得容易了吗？
Turner仔细掂量着他的答案。他坐在这家普通的东伦敦咖啡馆里，脑袋上的发卷注目，在室内还戴着墨镜，这瘦版猫王的造型很衬他。他思考着，想要说些什么，又打住了，然后再想了想，迸出个简单的回答：“是的。”
Arctic Monkeys
已然成为一代巨星。
为王室献艺，从老家
谢菲尔德搬到
洛杉矶，在神秘
事故中断了骨头，
一句金玉良言帮助
他们始终处变不惊。
那就是：“谨防傻帽儿。”
他们向记者Tom Doyle
如是透露。
摆到20年前，伦敦的国王十字区不过是片穷街陋巷，成群的廉价妓女在街头招揽生意，将自己兜售给所谓的“卑贱之人”—Alex Turner在“When The Sun Goes Down”中生动描绘的“Scummy Man”。经过多年大规模改造，这里已今非昔比。
同样重焕生机的Arctic Monkeys乐队四分之三的成员与这个地方再相称不过了。最近他们自信十足地将第五张专辑命名为简单的两个字母：AM。同名专辑是那些想要发表总结性陈述的乐队的不二选择。事实上，要不是Alex Turner现在觉得他们的乐队名字太“搞笑”，专辑可能真的会叫《Arctic Monkeys》。
St.Pancras火车站前的同名五星级酒店里，快活的鼓手Matt Helders、略有些沉默的吉他手Jamie Cook和一如既往地古怪的贝斯手Nick O’Malley泰然自若地置身高档气派的环境中—若还是曾经的那群毛头小子，他们一定会感到紧张。“这地方挺好的。”Cook舒舒服服地坐到天鹅绒沙发上，“下了火车直接就进来了。”种种迹象表明，10年前在谢菲尔德小酒吧第一次登台的Arctic Monkeys，终于学会了当摇滚明星。
与此同时，Q和主唱Alex Turner相约在他东伦敦住处附近的一间咖啡馆。他是唯一一个把家安在首都的乐队成员。从信步走进门的那一刻起，这个留着一缕招牌发卷、戴金边雷朋墨镜（采访的一小时里从未摘下，更为年轻、扭捏的Alex Turner绝不会这么做）的年轻人身上，巨大的转变就已显露。他曾是个害羞的被访者，常常含糊其辞地说不出几个整句，并不时陷入无声的沉思。相比之下，今天的Turner显得感情充沛，健谈、风趣、有见地，正如他笔下的歌词。
这个Alex Turner，与笔者2009年乐队发行黑暗分裂的专辑《Humbug》后遇见的那个大为不同。当时一头长发的主唱倒是友好得不行，但相当迷乱。嗑嗨了，自己却矢口否认。“大概是因为头发长度的关系。”他说，“我那时一定和你耍心眼了是吧？（大笑）迷乱？那时候我是够乱的。”
要是发型对Alex Turner的脑瓜真有这么大影响，那么那缕发卷显然给他灌输了不少自信。一夜之间他从摩登派（Mod）成了土摇派（rocker）（尽管在他看来他过去的发型更像上世纪60年代的加州精神病医生）。他回忆起两年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他受队友Cook和Helders的利落短发启发，决定走进理发店给自己也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想合群一点。”他咧嘴笑道，“我对师傅说：‘你能在不给我整容的前提下，让我尽可能地像猫王吗？’我们哥儿几个有点像竞赛似的，总想把其他人比下去。但我得做最夸张的那个，不是吗？我就像足球队里的中锋一样。所以看到他们剪头发，我就想：‘我也要那么做，但我的一定要他妈的最突出。’”
如今Arctic Monkeys言行一致的程度有时让他们自己也会吃一惊。而更年轻的“猴子”们，明明羞怯、警惕，明摆着的英国北方人做派，没空和别人整些有的没的，却在2006年首张专辑大热后去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洛杉矶，这个全世界最假最装的城市。“我也这么觉得。”Helders承认，“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巴望着早点走。在那儿待两天就能喜欢上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不过关键还在于，我们去错了地方。”
一个带他们领略这座加州城市的人是Josh Homme，当时他是《Humbug》的制作人之一。在这之后，乐队又于2011年前往洛杉矶录制了《Suck It And See》。“到了快完工的时候，”Turner说，“我们都有点不想走了。这地方有更吸引人的另一面。”“我们在那儿交了不少新朋友。”Helders指出，“他们带我们去了韩国城，以及其他更奇怪的地方。”
结果在去年，Arctic Monkeys共同决定再次移师洛杉矶，随后在城市东边的高档区Los Feliz及其周边安顿下来。“无论到哪里，”Turner说，“都要避开傻帽儿们，不是吗？”“白痴哪儿都有啊。”Cook争辩说。
O’Malley说，他第一次去洛杉矶人家里参加派对的时候都震惊了，因为居然有个男仆打扮的人在等着替他泊车。这不由让他担心起这座城市半夜酒驾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可规矩了。”他强调，“因为我们是英国人嘛。在英国，酒后开车挺严重的，而那里人的态度是，只要不被逮到就没事。美国人的脑子根本就是另一个构造的。我们说：‘真的？你们要开车回家？’他们就昏昏沉沉地答：‘是啊。’这些人真疯狂。”
加州给《AM》的音乐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痕迹：厚重的嘻哈节奏，灵魂乐风格的假声。2012年2月发行的单曲“R U Mine？”奠定了新专辑的基础，它震撼而独特，尤其是那句拔高嗓子的“明天你还是我的吗”，在急转而下的歌曲中段反复吟唱。这首歌确定了整体走向，成为通向Arctic Monkeys第五张专辑的跳板。“这真是个很不错的形容，跳板。”Turner点了点头，“以后我要引用的。我觉得那首‘R U Mine？’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的旋律和人声的处理。后来我们决定探索的就是这些方面。”
Arctic Monkeys无意重走《Suck It And See》的老路，再做一张直接的独立吉他摇滚专辑。尽管不乏首首佳作，乐队现在觉得它有点太没新意了。“你不可能一直听吉他音乐。”O’Malley说，“有时候想想，那有点太单一了。鼓点什么的永远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是觉得《Suck It And See》没有可取之处。”Turner说，“但是我们当时刻意限制自己一定要进行现场录制。这一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张录音室唱片。” 过去，Arctic Monkeys习惯于冲进录音棚，在短短几周内炮制出一张专辑；这一回，他们决定试着从容不迫一些：他们在东好莱坞租下已空关了几年的Sage & Sound，为期六个月。这是一次有益的经历，为四人提供了实验新歌的时间与空间。这半年蜗居于没有窗户的房间，也让他们差点憋出病来。“我想我们在离开的那天都有点如释重负，心想：‘好的，我已经做好一段时间之内不再回来的准备了。’”Cook承认。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Arctic Monkeys日复一日的单调进程被Josh Homme的到访打破了。O’Malley当起酒保，为大家调制Queens Of The Stone Age主唱介绍的鸡尾酒，其中包含龙舌兰酒、西柚汁和汤力水。“很好喝。”Helders面无表情地说，“爽口。就是烧得慌。”酒酣耳热之后，Homme心生一计，提出要为放克味十足的“Knee Socks”的结尾部分献上一段假声演唱。“他说：‘让我加入吧。’”O’Malley回忆道，“听了这话我们窃窃私语：‘那他能干点啥呢？’随后我们决定，他的嗓音应该是个很好的点缀。”
早在开始录音之初，发生了Matt Helders右手骨折的小风波。然而他和其他成员对受伤的确切原因都讳莫如深。Q向他们提出这一点后，只是引发了各种奇怪的猜测。是因为一场拳脚相加？还是诡异的打飞机事故？“他这人嘛，两种情况都有可能。”O’Malley笑了笑。“你问他，看他能诌出些什么来。”Cook主动建议，机敏地躲过了这个问题。
你到底藏了什么惊天大秘密，Helders先生？
“说来话长啊。这事会引发太多疑问。不是因为和人打架。不，我没有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这是……一次……奇怪的事故，牵扯到一面硬度超过我预期的墙。”
你用手砸了一面墙？
“是的。”
是因为生气吗？
“是的。”
你觉得自己干了蠢事吗？
“是的。第二天我意识到了。”
那是和乐队吵了一架之后吗？
“不不不不。只是我自己犯傻而已。其实我都没有那么愤怒啦，我可不是暴脾气。只是喝醉了在胡来。大家都说这事儿自己也干过。只是我选的墙有点不巧。骨头都支棱出来了—没穿破皮，就是凸起来了（向Q展示他手掌外缘一处3英寸长的伤疤）。我跑到女友家，对她说：‘我想我们得上医院瞧瞧。’他们在里面上了块板，圣诞节的时候才能取出来。”
之后Q给Turner讲了这个鼓手捶墙的故事。“哦，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啊？”他说。
这么说来那根本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企图蒙混过关，“他对有些人是这么讲的……”
事情看起来有点复杂了。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总之，Elvis Costello的鼓手Pete Thomas来顶替了Helders一个月，帮助他们完成写歌和排练。Helders仍旧会出席，但他表示自己那段时间吃止疼片吃得有点嗨，经常“不在状态”。
看着另一个鼓手和自己的乐队合作会有点怪吗？会不会觉得—这话只能说得这么糙—像是看别人上自己的女朋友？“哈哈！我想是有点吧。”他回答，“他的方式有点不同，速度还比较快。假设有些人你特别崇拜他做爱的方式，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我在一旁看得挺开心，因为他真的很棒。”
自7年前推出《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以来，人们从没有像期待《AM》那样期待一张Arctic Monkeys的新专辑。数个关键因素凑到了一块儿，把他们推上风口浪尖：去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全球90亿观众面前高调亮相，随后在今年夏天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与The Rolling Stones分庭抗礼，而为专辑造势的先发单曲“R U Mine？”、“Do I Wanna Know？”（后者的销量在英国一地就达21万）引发了最终的热潮。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Arctic Monkeys才收到导演Danny Boyle的邀请，询问他们是否有意参与这一盛事。“那还用说吗！”Cook回忆道，“后来Dan来找我们，那感觉真怪，我们还问他：‘你确定吗？’”
着仪式临近，乐队为了参加彩排，不得不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待命。由于上场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1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只得在后台和老朋友Dizzee Rascal一起玩好几个小时的足球游戏，享用赞助商麦当劳提供的超大份免费食物。用Alex Turner的话说，这段被迫的停工期让他们“闲得只能低头绕大拇指”，而且令紧张与日俱增。到了开幕式当天，一想到要当着皇后乐队和首相大卫·卡梅伦的面登台表演“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并准确翻唱Beatles的“Come Together”，他们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差点都“吓尿了”。
“开始前一分钟，我们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彩。’”Turner说，“就那么简单。我们等在舞台一侧，想着：‘一定会很完美的。’最后果真还不错。”“我们对自己说：‘就这么办吧！’”O’Malley说，“‘我们能行的！’虽然是挺可怕的—那可是Beatles的歌，Paul McCartney本人还在，还有好几千万人看着，但我们必须忘掉这些，好好表现。听起来是挺蠢，但这么一想还是有帮助的。”
11个月后，将这场褒贬不一的胜利抛到身后的Arctic Monkeys调整好状态，为Glastonbury的压轴演出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上一次出现在金字塔舞台是在2007年，那一年音乐节场地的泥泞程度骇人听闻，新安装的扩音设备音量不足，还很稚嫩的乐队觉得他们演砸了，起码是反响冷淡。现在他们承认，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掉以轻心地在演出前的周五晚上和朋友们在音乐节上喝了个烂醉。“上台前我慌得抓狂。”Turner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已经穿了一天的雨靴，还忘记自己没有黑袜子了。我心想：‘妈的，难道要穿白袜子上台吗？’总之我们从头到尾都演得很糟，前一晚我熬夜太久，在台上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没能做到临机应变。”O’Malley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说真的，这不就是一演出吗，不过是摆到了一片田野里’。几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当初真该在表演上多花些心思和功夫。” 然，这一次Arctic Monkeys做到了。他们的状态无与伦比，大胆地用刚刚推出的新歌“Do I Wanna Know？”作为开场，然后以火热的激情奉献了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乐队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那感觉确实特别。”Turner说。
演出唯一的负面消息，来自于网络上爆发的关于Alex Turner在歌曲间隙“废话多得出奇”的恶评。很多人觉得，他把自己弄得像个1972年来的做作的北方酒吧佬，对此这位主唱声称，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反对者的吹毛求疵。“我觉得吧，喜欢我那样的人比反对我那样的人多得多。”他说，“这类事我一向不太放在心上。无论如何你总得做些什么，你明白吗？我最瞧不起那些‘做自己’的人，尤其是在他妈的金字塔舞台上。谁要看你‘做自己’啊？”
所以说，你想做一个受人喜爱的表演者？
“嗯，是的，但那不意味着我就得头戴礼帽甩手杖那么夸张。那是一种自我的延伸罢了，只是希望用一种幽默感逗乐观众。”
不过以前你可腼腆多了。演出间隙你真的只会对观众咕哝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还好吧？”“是的，但即使是那种举动，或者穿Fred Perry什么，也是一种尝试，至少证明你试过了。这才是关键。”
很难想象，一个20岁就被推崇为“一代人的声音”的年轻人，肩头上该承担着多大的压力。7年过去了，他这么看待这种说法？他还会不会想起这些话？“唉，只有有这玩意儿目前才想到。”Alex Turner指指Q的录音机，“老有那种想法日子还怎么过呢。我想要是我们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人物，可能才会整天思量着这些事吧。可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才没那个工夫。”
回顾过去的几张专辑，主唱认为，2007年匆匆攒成的第二张《Favourite Worst Nightmare》“有点重复自己的意思……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想立刻有新的动作，但其实在创作上还没有任何方向”。他也能理解为什么《Humbug》让他们流失了不少歌迷，但他强调这对乐队的发展而言是必需的：“探索新的东西，视野才会开阔，会有一种‘该死，现在我们能做任何事情’的感觉。打个比方，你不能老写那个薯条店里的男人。”
《AM》中R&B和嘻哈的影响随处可寻，但拨开层层表象我们总能看到那个Arctic Monkeys的世界：小时候他们是Dr Dre的铁杆粉丝；早期的录音里Turner几乎总是在吉他和弦的伴奏下说唱；即使是“Brianstorm”音乐录影带里那班狂热的女舞者，也是为了给畅快的摇滚曲配上黑人都会风的影像。“是的，这种影响起初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独特卖点了。”Turner解释说，“我们以前谈嘻哈比谈Oasis什么的还多呢。区别就是现在可以比较坦然地敞开了谈了。”
如果说处女专辑中的Alex Turner胆怯地观望着老家谢菲尔德的夜生活，那么在《AM》中他就再次对洛杉矶的暗夜秘密挑起了眉毛，尤其是在列侬式的“No.1 Party Anthem”中：“屋里戴墨镜，这是常有的；更别说地板亮灯，汗水糊墙，还有那铁笼和钢管。”
但听到Q这个理论后，Turner拒绝承认这些是特指洛杉矶的。“也许专辑里的其他歌有点那个意思吧。”他说，“但尤其是那首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说谢菲尔德的Leadmill。哦，也不对，那里可没人戴墨镜（笑）。也许现在也有人戴了吧，我不知道，好久没去了。我想我要说的是，我所描绘的场景也可能与第一张专辑中的某个相同。”
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生动的新歌词有开放的解释，不愿听到人们将《AM》称为Arctic Monkeys的洛杉矶专辑。不过，我们仍不难看出那首“Arabella”几乎毫无掩饰的主人公是他的新情人，来自加州的演员兼模特Arielle Vandenberg。“我不想肯定，也不想否认。”他应对自如。
Turner的歌词里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欲望的主题。从“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到“My Propeller”，再到如今的“R U Mine？”和“Do I Wanna Know？”。“哈，”他笑了，“那又怎样？”
你显然是个欲求不满的家伙。
“我去……我不知道啊。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擅长写壮美河山之类的东西。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吧。”
Arctic Monkeys全体成员都对毒品问题相当三缄其口，除了被摇滚圈当成漱口水的酒精，他们拒绝和任何麻醉物质扯上关系。不过“I Want It All”中有一句挑逗的歌词好像在暗示什么，Alex Turner唱道和某人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与她分享‘可乐’”。“我说的是可口可乐的可乐，不是可卡因的代称‘可乐’。”他说，“是你自己想歪了，Tom。（装得一脸天真）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兄弟。第一次听说。该死，这得被河蟹吧。（停顿了一下，咧嘴笑）有时候我可真机灵啊。”
接下来的12个月，Arctic Monkeys又将踏上全球巡演之路，卖命宣传新专辑《AM》。“我们要在美国待不少时间。”Helders说，“我们在那里的市面好像渐渐被打开了。”
队上下显然都十分渴望提高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展露过一点一滴U2那样的野心，他们并不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为目标。对Arctic Monkeys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然后慢慢伸展触角，逐渐进步、完善，然后考虑下一章该如何谱写。“成为著名乐队是件身不由己的事。”Helders说，“到头来是你被名气牵着鼻子走。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大场面的好乐队。”
“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吗？”Turner喃喃自语，“嗯……我不知道。我们想在现场用他妈的3D秀吗？也许吧！我不介意变成3D的。去你的。是的，我们当然想做世界头号乐队，我想沿着滑索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朴素本质未变，Turner可曾回顾过去几年的成功，对那些不到二十岁起就伴随着的东西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呃，也许吧。老实说，我肯定会有点上头上脸的啦。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多少都有点儿吧？肯定会有一些疯狂的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尽做些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多得说不过来啊。肯定的。这方面谁没点黑历史呢。”
要是说过去乐队在成功面前显得有些尴尬，那么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精于此道了。这就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做明星变得容易了吗？
Turner仔细掂量着他的答案。他坐在这家普通的东伦敦咖啡馆里，脑袋上的发卷注目，在室内还戴着墨镜，这瘦版猫王的造型很衬他。他思考着，想要说些什么，又打住了，然后再想了想，迸出个简单的回答：“是的。”
“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
Alex Turner
“无论如何你总得做些什么。我瞧不起那些走上他妈的金字塔舞台，还要‘做自己’的人。”Alex Turner
猴子的魔力：2013年6月在Glastonbury音乐节金字塔舞台压轴。
猴子们的化妆舞会
Alex Turner
谈乐队的
“异装癖”
Arctic Monkeys向来十分热衷于乔装打扮、装傻充愣。早在2007年全英音乐奖的最佳英国专辑奖获奖演说视频里，四人就扮成了电影《绿野仙踪》里的角色（右上）。那年晚些时候，在烂醉的Glastonbury演出前夜，Alex Turner穿着鳄鱼装。现在他解释说，那只是一招防骚扰妙计，为了能“出去走走”。
对奇装异服的爱一直延续到今天。2012年万圣节在洛杉矶，Turner与女友Arielle Vandenberg设计了一套让人费解的服装：她头戴花冠、身穿飘逸的嬉皮士裙子，而Turner则打扮成一台洗衣机（左）。
“她是Florence，我是machine。”他解释道。
“那边的人太喜欢过万圣节了，很当回事。于是我想我要入乡随俗，而且一定要出奇制胜。那身装扮我还藏在车库里呢。做这么套玩意儿可费老劲了。”
今年，Vandenberg避繁就简，把自己的脸涂成了骷髅，而Turner则戴了毡帽、眼镜和假胡须。“我模仿的是（热门美剧《绝命毒师》里的）Heisenberg，但好像大家都没怎么认出来。不过没错，我们Arctic Monkeys都是伪装的一把好手。”
“成功的概念当然在我脑子里。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疯狂……没人能对此撇得很清。”
Alex Turner
St.Pancras火车站前的同名五星级酒店里，快活的鼓手Matt Helders、略有些沉默的吉他手Jamie Cook和一如既往地古怪的贝斯手Nick O’Malley泰然自若地置身高档气派的环境中—若还是曾经的那群毛头小子，他们一定会感到紧张。“这地方挺好的。”Cook舒舒服服地坐到天鹅绒沙发上，“下了火车直接就进来了。”种种迹象表明，10年前在谢菲尔德小酒吧第一次登台的Arctic Monkeys，终于学会了当摇滚明星。
与此同时，Q和主唱Alex Turner相约在他东伦敦住处附近的一间咖啡馆。他是唯一一个把家安在首都的乐队成员。从信步走进门的那一刻起，这个留着一缕招牌发卷、戴金边雷朋墨镜（采访的一小时里从未摘下，更为年轻、扭捏的Alex Turner绝不会这么做）的年轻人身上，巨大的转变就已显露。他曾是个害羞的被访者，常常含糊其辞地说不出几个整句，并不时陷入无声的沉思。相比之下，今天的Turner显得感情充沛，健谈、风趣、有见地，正如他笔下的歌词。
这个Alex Turner，与笔者2009年乐队发行黑暗分裂的专辑《Humbug》后遇见的那个大为不同。当时一头长发的主唱倒是友好得不行，但相当迷乱。嗑嗨了，自己却矢口否认。“大概是因为头发长度的关系。”他说，“我那时一定和你耍心眼了是吧？（大笑）迷乱？那时候我是够乱的。”
要是发型对Alex Turner的脑瓜真有这么大影响，那么那缕发卷显然给他灌输了不少自信。一夜之间他从摩登派（Mod）成了土摇派（rocker）（尽管在他看来他过去的发型更像上世纪60年代的加州精神病医生）。他回忆起两年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他受队友Cook和Helders的利落短发启发，决定走进理发店给自己也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想合群一点。”他咧嘴笑道，“我对师傅说：‘你能在不给我整容的前提下，让我尽可能地像猫王吗？’我们哥儿几个有点像竞赛似的，总想把其他人比下去。但我得做最夸张的那个，不是吗？我就像足球队里的中锋一样。所以看到他们剪头发，我就想：‘我也要那么做，但我的一定要他妈的最突出。’”
如今Arctic Monkeys言行一致的程度有时让他们自己也会吃一惊。而更年轻的“猴子”们，明明羞怯、警惕，明摆着的英国北方人做派，没空和别人整些有的没的，却在2006年首张专辑大热后去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洛杉矶，这个全世界最假最装的城市。“我也这么觉得。”Helders承认，“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巴望着早点走。在那儿待两天就能喜欢上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不过关键还在于，我们去错了地方。”
一个带他们领略这座加州城市的人是Josh Homme，当时他是《Humbug》的制作人之一。在这之后，乐队又于2011年前往洛杉矶录制了《Suck It And See》。“到了快完工的时候，”Turner说，“我们都有点不想走了。这地方有更吸引人的另一面。”“我们在那儿交了不少新朋友。”Helders指出，“他们带我们去了韩国城，以及其他更奇怪的地方。”
结果在去年，Arctic Monkeys共同决定再次移师洛杉矶，随后在城市东边的高档区Los Feliz及其周边安顿下来。“无论到哪里，”Turner说，“都要避开傻帽儿们，不是吗？”“白痴哪儿都有啊。”Cook争辩说。 O’Malley说，他第一次去洛杉矶人家里参加派对的时候都震惊了，因为居然有个男仆打扮的人在等着替他泊车。这不由让他担心起这座城市半夜酒驾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可规矩了。”他强调，“因为我们是英国人嘛。在英国，酒后开车挺严重的，而那里人的态度是，只要不被逮到就没事。美国人的脑子根本就是另一个构造的。我们说：‘真的？你们要开车回家？’他们就昏昏沉沉地答：‘是啊。’这些人真疯狂。”
加州给《AM》的音乐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痕迹：厚重的嘻哈节奏，灵魂乐风格的假声。2012年2月发行的单曲“R U Mine？”奠定了新专辑的基础，它震撼而独特，尤其是那句拔高嗓子的“明天你还是我的吗”，在急转而下的歌曲中段反复吟唱。这首歌确定了整体走向，成为通向Arctic Monkeys第五张专辑的跳板。“这真是个很不错的形容，跳板。”Turner点了点头，“以后我要引用的。我觉得那首‘R U Mine？’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的旋律和人声的处理。后来我们决定探索的就是这些方面。”
Arctic Monkeys无意重走《Suck It And See》的老路，再做一张直接的独立吉他摇滚专辑。尽管不乏首首佳作，乐队现在觉得它有点太没新意了。“你不可能一直听吉他音乐。”O’Malley说，“有时候想想，那有点太单一了。鼓点什么的永远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是觉得《Suck It And See》没有可取之处。”Turner说，“但是我们当时刻意限制自己一定要进行现场录制。这一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张录音室唱片。”
过去，Arctic Monkeys习惯于冲进录音棚，在短短几周内炮制出一张专辑；这一回，他们决定试着从容不迫一些：他们在东好莱坞租下已空关了几年的Sage & Sound，为期六个月。这是一次有益的经历，为四人提供了实验新歌的时间与空间。这半年蜗居于没有窗户的房间，也让他们差点憋出病来。“我想我们在离开的那天都有点如释重负，心想：‘好的，我已经做好一段时间之内不再回来的准备了。’”Cook承认。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Arctic Monkeys日复一日的单调进程被Josh Homme的到访打破了。O’Malley当起酒保，为大家调制Queens Of The Stone Age主唱介绍的鸡尾酒，其中包含龙舌兰酒、西柚汁和汤力水。“很好喝。”Helders面无表情地说，“爽口。就是烧得慌。”酒酣耳热之后，Homme心生一计，提出要为放克味十足的“Knee Socks”的结尾部分献上一段假声演唱。“他说：‘让我加入吧。’”O’Malley回忆道，“听了这话我们窃窃私语：‘那他能干点啥呢？’随后我们决定，他的嗓音应该是个很好的点缀。”
早在开始录音之初，发生了Matt Helders右手骨折的小风波。然而他和其他成员对受伤的确切原因都讳莫如深。Q向他们提出这一点后，只是引发了各种奇怪的猜测。是因为一场拳脚相加？还是诡异的打飞机事故？“他这人嘛，两种情况都有可能。”O’Malley笑了笑。“你问他，看他能诌出些什么来。”Cook主动建议，机敏地躲过了这个问题。
你到底藏了什么惊天大秘密，Helders先生？
“说来话长啊。这事会引发太多疑问。不是因为和人打架。不，我没有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这是……一次……奇怪的事故，牵扯到一面硬度超过我预期的墙。”
你用手砸了一面墙？
“是的。”
是因为生气吗？
“是的。”
你觉得自己干了蠢事吗？
“是的。第二天我意识到了。”
那是和乐队吵了一架之后吗？
“不不不不。只是我自己犯傻而已。其实我都没有那么愤怒啦，我可不是暴脾气。只是喝醉了在胡来。大家都说这事儿自己也干过。只是我选的墙有点不巧。骨头都支棱出来了—没穿破皮，就是凸起来了（向Q展示他手掌外缘一处3英寸长的伤疤）。我跑到女友家，对她说：‘我想我们得上医院瞧瞧。’他们在里面上了块板，圣诞节的时候才能取出来。”
之后Q给Turner讲了这个鼓手捶墙的故事。“哦，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啊？”他说。
这么说来那根本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企图蒙混过关，“他对有些人是这么讲的……”
事情看起来有点复杂了。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总之，Elvis Costello的鼓手Pete Thomas来顶替了Helders一个月，帮助他们完成写歌和排练。Helders仍旧会出席，但他表示自己那段时间吃止疼片吃得有点嗨，经常“不在状态”。
看着另一个鼓手和自己的乐队合作会有点怪吗？会不会觉得—这话只能说得这么糙—像是看别人上自己的女朋友？“哈哈！我想是有点吧。”他回答，“他的方式有点不同，速度还比较快。假设有些人你特别崇拜他做爱的方式，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我在一旁看得挺开心，因为他真的很棒。”
自7年前推出《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以来，人们从没有像期待《AM》那样期待一张Arctic Monkeys的新专辑。数个关键因素凑到了一块儿，把他们推上风口浪尖：去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全球90亿观众面前高调亮相，随后在今年夏天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与The Rolling Stones分庭抗礼，而为专辑造势的先发单曲“R U Mine？”、“Do I Wanna Know？”（后者的销量在英国一地就达21万）引发了最终的热潮。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Arctic Monkeys才收到导演Danny Boyle的邀请，询问他们是否有意参与这一盛事。“那还用说吗！”Cook回忆道，“后来Dan来找我们，那感觉真怪，我们还问他：‘你确定吗？’”
着仪式临近，乐队为了参加彩排，不得不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待命。由于上场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1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只得在后台和老朋友Dizzee Rascal一起玩好几个小时的足球游戏，享用赞助商麦当劳提供的超大份免费食物。用Alex Turner的话说，这段被迫的停工期让他们“闲得只能低头绕大拇指”，而且令紧张与日俱增。到了开幕式当天，一想到要当着皇后乐队和首相大卫·卡梅伦的面登台表演“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并准确翻唱Beatles的“Come Together”，他们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差点都“吓尿了”。 “开始前一分钟，我们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彩。’”Turner说，“就那么简单。我们等在舞台一侧，想着：‘一定会很完美的。’最后果真还不错。”“我们对自己说：‘就这么办吧！’”O’Malley说，“‘我们能行的！’虽然是挺可怕的—那可是Beatles的歌，Paul McCartney本人还在，还有好几千万人看着，但我们必须忘掉这些，好好表现。听起来是挺蠢，但这么一想还是有帮助的。”
11个月后，将这场褒贬不一的胜利抛到身后的Arctic Monkeys调整好状态，为Glastonbury的压轴演出做好了万全准备。他们上一次出现在金字塔舞台是在2007年，那一年音乐节场地的泥泞程度骇人听闻，新安装的扩音设备音量不足，还很稚嫩的乐队觉得他们演砸了，起码是反响冷淡。现在他们承认，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掉以轻心地在演出前的周五晚上和朋友们在音乐节上喝了个烂醉。“上台前我慌得抓狂。”Turner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已经穿了一天的雨靴，还忘记自己没有黑袜子了。我心想：‘妈的，难道要穿白袜子上台吗？’总之我们从头到尾都演得很糟，前一晚我熬夜太久，在台上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没能做到临机应变。”O’Malley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说真的，这不就是一演出吗，不过是摆到了一片田野里’。几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当初真该在表演上多花些心思和功夫。”
然，这一次Arctic Monkeys做到了。他们的状态无与伦比，大胆地用刚刚推出的新歌“Do I Wanna Know？”作为开场，然后以火热的激情奉献了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乐队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那感觉确实特别。”Turner说。
演出唯一的负面消息，来自于网络上爆发的关于Alex Turner在歌曲间隙“废话多得出奇”的恶评。很多人觉得，他把自己弄得像个1972年来的做作的北方酒吧佬，对此这位主唱声称，自己一点都不在乎反对者的吹毛求疵。“我觉得吧，喜欢我那样的人比反对我那样的人多得多。”他说，“这类事我一向不太放在心上。无论如何你总得做些什么，你明白吗？我最瞧不起那些‘做自己’的人，尤其是在他妈的金字塔舞台上。谁要看你‘做自己’啊？”
所以说，你想做一个受人喜爱的表演者？
“嗯，是的，但那不意味着我就得头戴礼帽甩手杖那么夸张。那是一种自我的延伸罢了，只是希望用一种幽默感逗乐观众。”
不过以前你可腼腆多了。演出间隙你真的只会对观众咕哝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还好吧？”“是的，但即使是那种举动，或者穿Fred Perry什么，也是一种尝试，至少证明你试过了。这才是关键。”
很难想象，一个20岁就被推崇为“一代人的声音”的年轻人，肩头上该承担着多大的压力。7年过去了，他这么看待这种说法？他还会不会想起这些话？“唉，只有有这玩意儿目前才想到。”Alex Turner指指Q的录音机，“老有那种想法日子还怎么过呢。我想要是我们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人物，可能才会整天思量着这些事吧。可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才没那个工夫。”
回顾过去的几张专辑，主唱认为，2007年匆匆攒成的第二张《Favourite Worst Nightmare》“有点重复自己的意思……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想立刻有新的动作，但其实在创作上还没有任何方向”。他也能理解为什么《Humbug》让他们流失了不少歌迷，但他强调这对乐队的发展而言是必需的：“探索新的东西，视野才会开阔，会有一种‘该死，现在我们能做任何事情’的感觉。打个比方，你不能老写那个薯条店里的男人。”
《AM》中R&B和嘻哈的影响随处可寻，但拨开层层表象我们总能看到那个Arctic Monkeys的世界：小时候他们是Dr Dre的铁杆粉丝；早期的录音里Turner几乎总是在吉他和弦的伴奏下说唱；即使是“Brianstorm”音乐录影带里那班狂热的女舞者，也是为了给畅快的摇滚曲配上黑人都会风的影像。“是的，这种影响起初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独特卖点了。”Turner解释说，“我们以前谈嘻哈比谈Oasis什么的还多呢。区别就是现在可以比较坦然地敞开了谈了。”
如果说处女专辑中的Alex Turner胆怯地观望着老家谢菲尔德的夜生活，那么在《AM》中他就再次对洛杉矶的暗夜秘密挑起了眉毛，尤其是在列侬式的“No.1 Party Anthem”中：“屋里戴墨镜，这是常有的；更别说地板亮灯，汗水糊墙，还有那铁笼和钢管。”
但听到Q这个理论后，Turner拒绝承认这些是特指洛杉矶的。“也许专辑里的其他歌有点那个意思吧。”他说，“但尤其是那首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说谢菲尔德的Leadmill。哦，也不对，那里可没人戴墨镜（笑）。也许现在也有人戴了吧，我不知道，好久没去了。我想我要说的是，我所描绘的场景也可能与第一张专辑中的某个相同。”
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生动的新歌词有开放的解释，不愿听到人们将《AM》称为Arctic Monkeys的洛杉矶专辑。不过，我们仍不难看出那首“Arabella”几乎毫无掩饰的主人公是他的新情人，来自加州的演员兼模特Arielle Vandenberg。“我不想肯定，也不想否认。”他应对自如。
Turner的歌词里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欲望的主题。从“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到“My Propeller”，再到如今的“R U Mine？”和“Do I Wanna Know？”。“哈，”他笑了，“那又怎样？”
你显然是个欲求不满的家伙。
“我去……我不知道啊。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擅长写壮美河山之类的东西。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吧。”
Arctic Monkeys全体成员都对毒品问题相当三缄其口，除了被摇滚圈当成漱口水的酒精，他们拒绝和任何麻醉物质扯上关系。不过“I Want It All”中有一句挑逗的歌词好像在暗示什么，Alex Turner唱道和某人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与她分享‘可乐’”。“我说的是可口可乐的可乐，不是可卡因的代称‘可乐’。”他说，“是你自己想歪了，Tom。（装得一脸天真）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兄弟。第一次听说。该死，这得被河蟹吧。（停顿了一下，咧嘴笑）有时候我可真机灵啊。” 接下来的12个月，Arctic Monkeys又将踏上全球巡演之路，卖命宣传新专辑《AM》。“我们要在美国待不少时间。”Helders说，“我们在那里的市面好像渐渐被打开了。”
队上下显然都十分渴望提高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展露过一点一滴U2那样的野心，他们并不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为目标。对Arctic Monkeys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然后慢慢伸展触角，逐渐进步、完善，然后考虑下一章该如何谱写。“成为著名乐队是件身不由己的事。”Helders说，“到头来是你被名气牵着鼻子走。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大场面的好乐队。”
“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吗？”Turner喃喃自语，“嗯……我不知道。我们想在现场用他妈的3D秀吗？也许吧！我不介意变成3D的。去你的。是的，我们当然想做世界头号乐队，我想沿着滑索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朴素本质未变，Turner可曾回顾过去几年的成功，对那些不到二十岁起就伴随着的东西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呃，也许吧。老实说，我肯定会有点上头上脸的啦。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多少都有点儿吧？肯定会有一些疯狂的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尽做些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多得说不过来啊。肯定的。这方面谁没点黑历史呢。”
要是说过去乐队在成功面前显得有些尴尬，那么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精于此道了。这就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做明星变得容易了吗？
Turner仔细掂量着他的答案。他坐在这家普通的东伦敦咖啡馆里，脑袋上的发卷注目，在室内还戴着墨镜，这瘦版猫王的造型很衬他。他思考着，想要说些什么，又打住了，然后再想了想，迸出个简单的回答：“是的。”
加州
机车猴
洛杉矶如何让
Arctic Monkeys
爱上两轮旅行
洛杉矶对Arctic Monkeys的另一大吸引力就是那里的摩托车文化。四位成员中有三位—Alex Turner、Jamie Cook和Matt Helders—搬到加州后给自己买了拉风的座驾。录制《AM》期间他们三人每天都会骑着爱车往返录音棚。
“绝对有用。”Turner认为，“驾驶给人带来的情绪，会对做摇滚乐有所帮助。显然是这样的（笑）！操控这部机车、避免自己身亡，让你十二万分集中精力。你的思维可以暂时远离走进录音棚时所需要的创作力。”
Turner有一辆定制的雅马哈Chopper，Cook和Helders都选择了Triumph牌的Bonneville。Nick O’Malley还没考出驾照，但正在努力中。“摩托车是最酷的交通工具。”他说，“但我还没时间参加考试。”
Arctic Monkeys成了机车党，又一次证明他们坦然拥抱了自己的摇滚明星生活方式。“必须的啊，要么就是我们中年危机了。”Turner道出了真相。
你说这个好像有点早，真的……
“哦，是吗，”他一笑置之，“那得看你能活多久了。”
两轮魅力：Jamie Cook在加州骑摩托。
“演出要出彩，这是我们的决定。”
Alex Turner
换句话说，他希望自己生动的新歌词有开放的解释，不愿听到人们将《AM》称为Arctic Monkeys的洛杉矶专辑。不过，我们仍不难看出那首“Arabella”几乎毫无掩饰的主人公是他的新情人，来自加州的演员兼模特Arielle Vandenberg。“我不想肯定，也不想否认。”他应对自如。
Turner的歌词里总是不断地反复出现关于欲望的主题。从“I Bet That You Look Good On The Dancefloor”到“My Propeller”，再到如今的“R U Mine？”和“Do I Wanna Know？”。“哈，”他笑了，“那又怎样？”
你显然是个欲求不满的家伙。
“我去……我不知道啊。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擅长写壮美河山之类的东西。描写姑娘让我茁壮成长吧。”
Arctic Monkeys全体成员都对毒品问题相当三缄其口，除了被摇滚圈当成漱口水的酒精，他们拒绝和任何麻醉物质扯上关系。不过“I Want It All”中有一句挑逗的歌词好像在暗示什么，Alex Turner唱道和某人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与她分享‘可乐’”。“我说的是可口可乐的可乐，不是可卡因的代称‘可乐’。”他说，“是你自己想歪了，Tom。（装得一脸天真）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兄弟。第一次听说。该死，这得被河蟹吧。（停顿了一下，咧嘴笑）有时候我可真机灵啊。”
接下来的12个月，Arctic Monkeys又将踏上全球巡演之路，卖命宣传新专辑《AM》。“我们要在美国待不少时间。”Helders说，“我们在那里的市面好像渐渐被打开了。”
队上下显然都十分渴望提高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展露过一点一滴U2那样的野心，他们并不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为目标。对Arctic Monkeys来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做自己的事，然后慢慢伸展触角，逐渐进步、完善，然后考虑下一章该如何谱写。“成为著名乐队是件身不由己的事。”Helders说，“到头来是你被名气牵着鼻子走。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大场面的好乐队。”
“我们希望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吗？”Turner喃喃自语，“嗯……我不知道。我们想在现场用他妈的3D秀吗？也许吧！我不介意变成3D的。去你的。是的，我们当然想做世界头号乐队，我想沿着滑索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朴素本质未变，Turner可曾回顾过去几年的成功，对那些不到二十岁起就伴随着的东西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呃，也许吧。老实说，我肯定会有点上头上脸的啦。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多少都有点儿吧？肯定会有一些疯狂的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尽做些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多得说不过来啊。肯定的。这方面谁没点黑历史呢。”
要是说过去乐队在成功面前显得有些尴尬，那么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精于此道了。这就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做明星变得容易了吗？
Turner仔细掂量着他的答案。他坐在这家普通的东伦敦咖啡馆里，脑袋上的发卷注目，在室内还戴着墨镜，这瘦版猫王的造型很衬他。他思考着，想要说些什么，又打住了，然后再想了想，迸出个简单的回答：“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