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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庄子的“指不至，至不绝”思想从否定的认识论角度强调了认识无限性的重要性，极具后现代思想的特征。德里达对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对语言和文字的解构更是突出了概念的局限性，同样突出了认识的无限性。庄子和德里达的思想在否定的思维上具有很高的契合度，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摆脱束缚、打开视野，提升认识事物的全面程度，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指不至，至不绝；认识的无限性；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096-03
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庄子思想以及德里达解构主义两种思想中关于认识无限性的观点以及其思想中“否定”的方面，总结出二者所共有的由否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并指出这种积极作用在现今认识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一、庄子思想中有关绝对否定与认识无限性的思想
早在战国时期，公孙龙①率先提出了“指不至，至不绝”这样一个命题，其后庄子就在《庄子·天下》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碾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命名和定义是无法囊括其所有属性的，由于主体了解事物的出发角度不同，对其本质属性的把握也没有终点，而后半句更可以理解为是运用了一个数学中极限的概念，突出强调了认识的无限性。在一般人看来，只要看到并用手指触摸某件事物，也就知道了事物的所有情况，这就是古人们所说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说文解字·序》）。但庄子则认为常人这种认知事物的方法是极不全面的，总是无法将其全部属性进行概括，“指不至，至不绝”这种强调认识属性的否定表达，更加突出无限性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庄子还认为：“自虞氏招仁义以扰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庄子·外篇·骈拇》）虽然尧舜之道是儒家思想一贯推崇的圣人模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克己复礼”，但庄子认为这才是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人们为了追求仁义，就会或多或少摒弃其他的道德追求，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加思索的克己复礼只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一味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方向，不历史地考察时代背景就刻意强调过去的圣贤之术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庄子的否定思想无疑充分反映了认识无限性的特点，但无论是命题人本身还是后人，都没有道出既然有这些否定的思想，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客观世界。为了实现认识的目的，还是要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必须要找寻一个实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认识论的方法论。
从认识论的本体论即认识的主体来看，“指不至”的主体必然是人，只有人能通过思维将具体的客观事物抽象成形而上的概念或范畴的概括。这种概括既是限定性的体现，又是普遍性的体现。限定性体现在一个定义提出的同时就意味着异质的特定的属性被抛弃了，普遍性体现在拥有相同属性的事物都适用同一个定义或范畴，但是也抛弃了自身的个性。若是“指至之”，那事物的个性就凸显不出来了，那么从个性中抽象出来的共性也就不存在了。从认识论的辩证法来看，如果断章取义地来看“指不至，至不绝”，那必然会导致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两种对立面的无法统一，对认识过程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导致认识论的断裂，无法完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更无法想象第二次飞跃。但从“指不至，至不绝”提出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辩证法原理恰恰是强调认识过程的反复性与无限性，讲求的是追求主客统一的过程，最终达到“指尽至，至尽绝”。当然对这个目标的追求就和对绝对真理的探求过程一样，对于个人而言激励作用远大于其实现的可能性。“指不至，至不绝”就是矛盾的体现之处，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矛盾，就是因为有“不至”与“不绝”的存在，所以才需要经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断深化认识，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更准确把握。
二、庄子与德里达的否定观与无限性之比较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向度，其核心是对抗西方语言中心主义并拒绝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固定下来的现有存在，十分接近庄子的思想。德里达认为设立本源是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而本源可以包括理念、始基、目的、现实、真理、先验性等[1]，从这些本元出发，设立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而这些对立和不平等都是一方持有优势，而另一方被动地持有劣势，而前者的衍生被当作是后者，得不到吸纳和肯定，于是一步步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进一步提出，“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形而上学家都是这样进行思想的，这并不是形而上学态度中的一个特例，而是思维中自发的潜在程序。”[2]德里达的否定观就是要破除这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他的做法是先选取了语言与书写这一对范畴进行消解，并渗透进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文化领域对西方传统的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庄子与德里达作为东西方与主流文化相异的文化代表，在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方法、阐释手段等方面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首先，解构主义思想是一种非传统，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归宿就是要推翻真理和权威，消解传统和理性，以达到瓦解现有社会不合理秩序的目的，这就与同时期的其他主流思想背道而驰，这种否定的结构基调为其之后的思想形成指明了方向。这种思想也并不是没有其他与其相呼应的思想，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使思维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使人们不对认识对象进行本质抽象，做出同一的肯定，要求人们在对立中思维，做到“绝对不相容”。这样“否定的辩证法”还体现出了反体系性，即“事物的分歧、不协调和否定都是由于意识结构强迫体系中的所有元素同一所产生的压抑”[3]，因而认识过程应该放弃建立整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这种认识途径，权威和真理也就形同虚设了。而在《庄子》一书中描写到：第一，王侯等于强盗，指出权力掩护下的虚假性，解释了某种意义下王侯与强盗的相同之处。第二，圣人之道等于枷锁，揭示了礼法在其形成后对于人的束缚。 第三，显贵等于下流低俗，是对权威的直接否定，揭示了显贵在光环掩护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肮脏行径。第四，置身社会等于置身于地狱，直接否定了当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意义，揭示了大众在现实社会中的迷茫与统治阶级的欺骗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庄子的思想无疑是对权威、真理甚至是对政权的挑战。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庄子，这些破坏性的否定，都是为了突破现存的枷锁，为无限的认识提供可能性。因此，對无限性的维护就是对认识可能性的维护，更加说明表面上消极的否定，在其实际意义上是积极的，即可能性是能动性的体现，可能性越大，能动性就越高。 其次，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上，德里达以两个对立模式的逆转构建了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中心从来不是自然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这是一个函数，一个非本源的存在”[4]，他致力于打破西方自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理论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恢复二者的平等地位，使后者能够挣脱长期压抑的牢笼而重见天日。与此，庄子在《齐物论》 中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也就是突出了事物的两面性。《齐物论》强调解构精神，用相对的思想突破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从而取消对立并消解绝对真理。庄子认为：“至人无名，神人无功，圣人无己”，其中无名消解了自我与非我的对立，无功消解了非我和非我的对立，无己消解了自我和自我的对立，这也体现了《逍遥游》中的“游”（自由的概念）。“游”所指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不受对立范畴的逻辑界限的限制，而建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带有打破权威、注重平等、消除对立的后现代思想特征，不仅反映了认识的无限性，还表达了认识对无限性的迫切需要。
最后，庄子和德里达都否认了语言，他们都认为语言不能显示所有的真实，所以变得虚伪且不可靠。庄子认为“道”是存在于语言之上的存在，语言不能表达它的真正意义，只是虚无存在，所以有“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指出了语言的虚假性。德里达致力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也就是对语言中心的解构，是对自古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的西方文字思维方式的排斥。德里达认为在西方文字思维方式中，言语是最先的，文本只是语言一个向度的表面特征。而且他认为语言最大的特点恰恰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不可消除的距离性，容易引起误解和模糊歧义，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概念。实际上，这种对语言的否定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认知的准确性，甚至决定了语言所表达的真理的准确性，打破了语言对人类认知的束缚。
三、否定精神的缺陷及在当代的现实意義
除了中西的这些思想所表达的本意之外，它们在之后的发展中都出现了偏颇，甚至产生了消极的意义。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在后期的发展中，由于他的攻击目标是所有现有结构和语言，要把结构都解构化，也就是进入了后结构主义，最终发展到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让一切都没有了中心，这样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会导致没有中轴的局面，没有中轴就没有出发点，没有中轴就没有了目标和方向，那么带来的就只有全面的虚无，接踵而来的将是毁灭。
“指不至，至不绝”的思想原意是要为当时的人们讲明一个道理，简单地说就是对世界上的万物的认识是无限的，但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大都是唯心的，并且更加注重思辨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思辨就又可能陷入彻底的唯心。在《世说新语》中，王衍就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了这个思想的意思。他在清谈的过程中与其他名士交流“指不至，至不绝”这个辩题时就把其意思简单地曲解用手或事物指其他事物，接触到其他事物的时候，也就是“至”的时候，两个接触物的距离为零了，也就是“绝”了。这样的只字片解和断章取义，只是抓住了字面上的只言片语，完全忽略了其真实反映的更为全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特点去理解其意思，如此这般认识的不统一，还有别于阿多诺所说的认识论中辩证法所寻找的起源，也就更谈不到普遍性。这与百家争鸣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百家争鸣是站在自己的立场，阐发自己的思想，它代表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和观点，虽然无法达到最大的普适性，但至少是一个集团的普遍认同，断章取义的清谈内容则只是个人的观点，为的是在清谈过程中显示自己的思辨能力，到最后往往变成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
两种带有“否”的思想在各自的历史位置都表现出各自强烈的社会历史性，虽然在现在看来都体现出了不少的局限性，但对现今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解除一切现有结构，还事件本真，还事物无限的可能。解构不否定联系，打破结构也是为了寻找新的联系，开创新的理路。“指不至，至不绝”的思想在告诉我们认识局限性的同时，也用否定的语法强调了认识无限性；指不能至，至不能绝的双层否定，更加突出了得到正确认识的艰难，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认识的反复性。正如《周易》中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不应该停息的；那么同样，为了向尽至尽绝的远大目标进发，那么就必须指不息，至亦不息，唯有此方法，才能克服“指不至，至不绝”的境地。正如真理的二重性那样，无数的相对真理组成绝对真理，这里就更加强调对相对真理的正确认识和对绝对真理的合理把握。就像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的过程，更加强调的是追求的过程性，这种不断全面、不断向绝对真理靠近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并加以实践的。如此看来，庄子的思想就比德里达的思想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提出的“不至”与“不绝”，实质上是为了彰显出他们背后所隐藏的“不息”。在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否定的思想当作是我们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上下两把标尺，时刻提醒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和无限性。认识的局限性是下限，提醒我们现有的认识都是具有局限性的认识，不能拘泥于现阶段拥有的认识就故步自封。认识的无限性是上限，提醒着我们不仅还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而且现有的认识还仍需发展与完善。如何走好在这两把标尺中间的路，实践无疑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是作为实践的认识，都离不开实践；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和认识本身的完善也都有赖于实践。为了从实践中更好地把握、升华认识，用认识更好地指导实践，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就要时刻提醒自身用好“否”的两把标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写作与差异 [M].盛宁，译.芝加哥，1967.
[2]卡勒.论结构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阿多诺.否定辩证法 [M].纽约，1973.
[4]德里达.符号·结构·与人文科学中的话语嬉戏[C]//王逢振.最新西方论文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关键词：指不至，至不绝；认识的无限性；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096-03
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庄子思想以及德里达解构主义两种思想中关于认识无限性的观点以及其思想中“否定”的方面，总结出二者所共有的由否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并指出这种积极作用在现今认识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一、庄子思想中有关绝对否定与认识无限性的思想
早在战国时期，公孙龙①率先提出了“指不至，至不绝”这样一个命题，其后庄子就在《庄子·天下》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碾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命名和定义是无法囊括其所有属性的，由于主体了解事物的出发角度不同，对其本质属性的把握也没有终点，而后半句更可以理解为是运用了一个数学中极限的概念，突出强调了认识的无限性。在一般人看来，只要看到并用手指触摸某件事物，也就知道了事物的所有情况，这就是古人们所说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说文解字·序》）。但庄子则认为常人这种认知事物的方法是极不全面的，总是无法将其全部属性进行概括，“指不至，至不绝”这种强调认识属性的否定表达，更加突出无限性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庄子还认为：“自虞氏招仁义以扰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庄子·外篇·骈拇》）虽然尧舜之道是儒家思想一贯推崇的圣人模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克己复礼”，但庄子认为这才是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人们为了追求仁义，就会或多或少摒弃其他的道德追求，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加思索的克己复礼只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一味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方向，不历史地考察时代背景就刻意强调过去的圣贤之术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庄子的否定思想无疑充分反映了认识无限性的特点，但无论是命题人本身还是后人，都没有道出既然有这些否定的思想，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客观世界。为了实现认识的目的，还是要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必须要找寻一个实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认识论的方法论。
从认识论的本体论即认识的主体来看，“指不至”的主体必然是人，只有人能通过思维将具体的客观事物抽象成形而上的概念或范畴的概括。这种概括既是限定性的体现，又是普遍性的体现。限定性体现在一个定义提出的同时就意味着异质的特定的属性被抛弃了，普遍性体现在拥有相同属性的事物都适用同一个定义或范畴，但是也抛弃了自身的个性。若是“指至之”，那事物的个性就凸显不出来了，那么从个性中抽象出来的共性也就不存在了。从认识论的辩证法来看，如果断章取义地来看“指不至，至不绝”，那必然会导致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两种对立面的无法统一，对认识过程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导致认识论的断裂，无法完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更无法想象第二次飞跃。但从“指不至，至不绝”提出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辩证法原理恰恰是强调认识过程的反复性与无限性，讲求的是追求主客统一的过程，最终达到“指尽至，至尽绝”。当然对这个目标的追求就和对绝对真理的探求过程一样，对于个人而言激励作用远大于其实现的可能性。“指不至，至不绝”就是矛盾的体现之处，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矛盾，就是因为有“不至”与“不绝”的存在，所以才需要经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断深化认识，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更准确把握。
二、庄子与德里达的否定观与无限性之比较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向度，其核心是对抗西方语言中心主义并拒绝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固定下来的现有存在，十分接近庄子的思想。德里达认为设立本源是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而本源可以包括理念、始基、目的、现实、真理、先验性等[1]，从这些本元出发，设立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而这些对立和不平等都是一方持有优势，而另一方被动地持有劣势，而前者的衍生被当作是后者，得不到吸纳和肯定，于是一步步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进一步提出，“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形而上学家都是这样进行思想的，这并不是形而上学态度中的一个特例，而是思维中自发的潜在程序。”[2]德里达的否定观就是要破除这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他的做法是先选取了语言与书写这一对范畴进行消解，并渗透进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文化领域对西方传统的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庄子与德里达作为东西方与主流文化相异的文化代表，在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方法、阐释手段等方面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首先，解构主义思想是一种非传统，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归宿就是要推翻真理和权威，消解传统和理性，以达到瓦解现有社会不合理秩序的目的，这就与同时期的其他主流思想背道而驰，这种否定的结构基调为其之后的思想形成指明了方向。这种思想也并不是没有其他与其相呼应的思想，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否定的辩证法”，使思维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性，使人们不对认识对象进行本质抽象，做出同一的肯定，要求人们在对立中思维，做到“绝对不相容”。这样“否定的辩证法”还体现出了反体系性，即“事物的分歧、不协调和否定都是由于意识结构强迫体系中的所有元素同一所产生的压抑”[3]，因而认识过程应该放弃建立整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这种认识途径，权威和真理也就形同虚设了。而在《庄子》一书中描写到：第一，王侯等于强盗，指出权力掩护下的虚假性，解释了某种意义下王侯与强盗的相同之处。第二，圣人之道等于枷锁，揭示了礼法在其形成后对于人的束缚。 第三，显贵等于下流低俗，是对权威的直接否定，揭示了显贵在光环掩护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肮脏行径。第四，置身社会等于置身于地狱，直接否定了当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意义，揭示了大众在现实社会中的迷茫与统治阶级的欺骗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庄子的思想无疑是对权威、真理甚至是对政权的挑战。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庄子，这些破坏性的否定，都是为了突破现存的枷锁，为无限的认识提供可能性。因此，對无限性的维护就是对认识可能性的维护，更加说明表面上消极的否定，在其实际意义上是积极的，即可能性是能动性的体现，可能性越大，能动性就越高。 其次，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上，德里达以两个对立模式的逆转构建了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中心从来不是自然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这是一个函数，一个非本源的存在”[4]，他致力于打破西方自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理论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恢复二者的平等地位，使后者能够挣脱长期压抑的牢笼而重见天日。与此，庄子在《齐物论》 中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也就是突出了事物的两面性。《齐物论》强调解构精神，用相对的思想突破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从而取消对立并消解绝对真理。庄子认为：“至人无名，神人无功，圣人无己”，其中无名消解了自我与非我的对立，无功消解了非我和非我的对立，无己消解了自我和自我的对立，这也体现了《逍遥游》中的“游”（自由的概念）。“游”所指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不受对立范畴的逻辑界限的限制，而建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带有打破权威、注重平等、消除对立的后现代思想特征，不仅反映了认识的无限性，还表达了认识对无限性的迫切需要。
最后，庄子和德里达都否认了语言，他们都认为语言不能显示所有的真实，所以变得虚伪且不可靠。庄子认为“道”是存在于语言之上的存在，语言不能表达它的真正意义，只是虚无存在，所以有“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指出了语言的虚假性。德里达致力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也就是对语言中心的解构，是对自古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的西方文字思维方式的排斥。德里达认为在西方文字思维方式中，言语是最先的，文本只是语言一个向度的表面特征。而且他认为语言最大的特点恰恰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不可消除的距离性，容易引起误解和模糊歧义，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概念。实际上，这种对语言的否定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认知的准确性，甚至决定了语言所表达的真理的准确性，打破了语言对人类认知的束缚。
三、否定精神的缺陷及在当代的现实意義
除了中西的这些思想所表达的本意之外，它们在之后的发展中都出现了偏颇，甚至产生了消极的意义。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在后期的发展中，由于他的攻击目标是所有现有结构和语言，要把结构都解构化，也就是进入了后结构主义，最终发展到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让一切都没有了中心，这样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会导致没有中轴的局面，没有中轴就没有出发点，没有中轴就没有了目标和方向，那么带来的就只有全面的虚无，接踵而来的将是毁灭。
“指不至，至不绝”的思想原意是要为当时的人们讲明一个道理，简单地说就是对世界上的万物的认识是无限的，但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大都是唯心的，并且更加注重思辨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思辨就又可能陷入彻底的唯心。在《世说新语》中，王衍就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了这个思想的意思。他在清谈的过程中与其他名士交流“指不至，至不绝”这个辩题时就把其意思简单地曲解用手或事物指其他事物，接触到其他事物的时候，也就是“至”的时候，两个接触物的距离为零了，也就是“绝”了。这样的只字片解和断章取义，只是抓住了字面上的只言片语，完全忽略了其真实反映的更为全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特点去理解其意思，如此这般认识的不统一，还有别于阿多诺所说的认识论中辩证法所寻找的起源，也就更谈不到普遍性。这与百家争鸣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百家争鸣是站在自己的立场，阐发自己的思想，它代表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和观点，虽然无法达到最大的普适性，但至少是一个集团的普遍认同，断章取义的清谈内容则只是个人的观点，为的是在清谈过程中显示自己的思辨能力，到最后往往变成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
两种带有“否”的思想在各自的历史位置都表现出各自强烈的社会历史性，虽然在现在看来都体现出了不少的局限性，但对现今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解除一切现有结构，还事件本真，还事物无限的可能。解构不否定联系，打破结构也是为了寻找新的联系，开创新的理路。“指不至，至不绝”的思想在告诉我们认识局限性的同时，也用否定的语法强调了认识无限性；指不能至，至不能绝的双层否定，更加突出了得到正确认识的艰难，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认识的反复性。正如《周易》中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不应该停息的；那么同样，为了向尽至尽绝的远大目标进发，那么就必须指不息，至亦不息，唯有此方法，才能克服“指不至，至不绝”的境地。正如真理的二重性那样，无数的相对真理组成绝对真理，这里就更加强调对相对真理的正确认识和对绝对真理的合理把握。就像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的过程，更加强调的是追求的过程性，这种不断全面、不断向绝对真理靠近的过程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并加以实践的。如此看来，庄子的思想就比德里达的思想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提出的“不至”与“不绝”，实质上是为了彰显出他们背后所隐藏的“不息”。在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否定的思想当作是我们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上下两把标尺，时刻提醒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和无限性。认识的局限性是下限，提醒我们现有的认识都是具有局限性的认识，不能拘泥于现阶段拥有的认识就故步自封。认识的无限性是上限，提醒着我们不仅还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而且现有的认识还仍需发展与完善。如何走好在这两把标尺中间的路，实践无疑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是作为实践的认识，都离不开实践；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和认识本身的完善也都有赖于实践。为了从实践中更好地把握、升华认识，用认识更好地指导实践，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就要时刻提醒自身用好“否”的两把标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写作与差异 [M].盛宁，译.芝加哥，1967.
[2]卡勒.论结构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阿多诺.否定辩证法 [M].纽约，1973.
[4]德里达.符号·结构·与人文科学中的话语嬉戏[C]//王逢振.最新西方论文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