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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作家罗曼·加里曾两度荣膺龚古尔文学奖。《大亲热》是加里以埃米尔·阿雅尔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主人公孤独迷茫，将一条蟒蛇（名为“大亲热”）视为理想的生活伴侣，最后主人公精神错乱，混淆了人与蛇之间的界限。作者通过人与动物的逐步同化展现现代文明的无力感，呼吁用爱与存在对抗荒诞，对抗孤独，颠覆一成不变的身份。
关键词：蛇，孤独，爱，大亲热
1974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瞒着出版商，委托其表侄保罗·帕夫洛维奇（Paul Pavlowitch）以阿雅尔（Emile Ajar）为笔名发表小说《大亲热》（GrosCalin）。第二年，名不见经传的阿雅尔的第二部小说《来日方长》（La vie devant soi）好评如潮并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但是，作者拒绝领奖，表示只愿意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1978年，根据《来日方长》改编的电影《罗莎夫人》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阿雅尔何许人也”的疑虑再度涌上出版商和读者的心头。1981年，“玩儿腻了”的加里吞枪自尽，其遗作《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Vie et mort d'Emile Ajar）使阿雅尔身份之谜浮出水面，真相大白天下，加里即是阿雅尔，而阿雅尔是加里的另一重生命。罗曼·加里借阿雅尔之名，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其实，加里在创造出阿雅尔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成为自己的缔造者。本文试图通过对加里化身阿雅尔的第一部作品《大亲热》的文本解读，去探寻加里的“伪装”之谜。
一、爱与存在：关于《大亲热》
在《大亲热》中文译本的暖黄色封面上，巴黎的地标——埃菲尔铁塔依稀可见，主人公剪影图片的正上方，书写着这样一句话：“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喧嚣拥挤的人群中，一个人究竟可以有多孤独。”故事的主人公库森（Cousin），37岁，单身，在巴黎“一个生活着一千多万家伙的大都市”（罗曼·加里，2012：27）的一家公司的统计部门工作，整日与具体数字打交道的他在城市之中迷失，找不到自我，只能生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中。在一次去非洲的旅行中，库森带回一条蟒蛇，蟒蛇的腼腆和孤独让他获得巨大的共鸣。库森将蟒蛇视为理想的生活伴侣，蟒蛇的缠绕能给他长久而深切的拥抱，库森给蟒蛇取名“大亲热”，在狭小的公寓里，人与蛇相依为命。在故事的结尾，库森精神错乱，混淆了自己与“大亲热”之间的界限，似乎自己变成了蛇：“我饿极了，我已经把这只老鼠放到了舌头上，我真想把它吞下去。”（罗曼·加里，2012：188）
其实，人在城市生活中迷失的故事不鲜见，人与动物之间逐步同化的故事也不稀罕，只是，在加里看来，人完全等同于动物，动物的处境就是人在大自然中的处境，人类的命运与动物休戚相关。一次访谈中，对安德烈·布林的问题：“对您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加里答：“肉体的欢愉。我所感受的最大的愉悦不是来自精神层面，相反，愉悦来自于身体上的舒适，与自然，大海，阳光的和谐。这是动物的一面。生活本身就非常、非常具有动物性。”（Gary，1969）加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即便在没有陷入疯狂前，也坚信动物就是人，不带有任何寓意。所以库森说：“蟒蛇是库森，我才是‘大亲热。’”
库森与蟒蛇的逐步同化为读者们提供了《大亲热》的叙事线索：主人公孤独苦闷，暂时缺失改变自己生活的勇气，只好蜷曲打结，“在地毯上做着各种姿势的弯曲，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或许有时，我们的确需要相信神话的魔力来获取希望的力量。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蒂说：“第二遍读这本小说（《大亲热》），叙事的脉络逐渐清晰，总之，这是一本名符其实的小说，里面有焦虑不安的呐喊，有自我的心理分析，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不走向疯狂而作的所有努力。最后，阿雅尔在困扰面前畏缩以至完全放弃自己的念头。”（转引自Pavlowitch，1981：59-60）小说中，精神失常的库森在字典中找到“人”的解释：爱，存在，“人字之下隐藏的字是‘爱’”。（罗曼·加里，2012：88）“魔法师”加里通过穿行在千万“凡人”的巴黎中的库森道出了现代文明中人的异化。在加里看来，爱是不朽的，它给与人们生活的希望，因为“生活在爱中的人们，要比生活在孤独中更能找到自我。”
二、“变形记”：加里-阿雅尔-库森的“大亲热”
加里痛恨固步自封，他的作品处处体现着对身份的颠覆：“我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不是停滞的，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Gary，2003：159）
《大亲热》是一部开放性的作品，而这部小说的创作、出版和成功可以称得上是步步惊心：这部小说加里先后重写20次，“1974年年初，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和墨丘利出版社的编辑和审读专家们先后审阅了《大亲热》的稿子。这部不见真人（这已让人有点怀疑）的年轻作者的处女作表现出了异常的天赋……但从文学上看的确非同寻常。不过，他们认为，小说结尾处的一段即库森拜托蟒蛇‘大亲热’的一段应该删去。”（Gary，2003：159）
2.1库森与“大亲热”
库森孤独、恐惧、缺少爱，因而渴望爱，他曾经想去适应，通过对周围环境对生存条件的接受来战胜焦虑，结果发现努力是徒劳的。“大亲热”对他来说，就像情人温暖的拥抱，像每天回到家发现有人在等待的滋味，一下子把库森所有的感情问题都解决了，让他感到幸福而踏实。库森“决定与蟒蛇一起做梦。”（罗曼·加里，2012：49）在加里的作品中，梦是常常出现的场景。“在语言参与的时间与空间的重构中，我们曾经笃信的真实（现实性的真实）被无情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我们现有的、线性的时间和有秩序的空间的怀疑，而有人——我和他人——居住的梦境成了容纳被质疑的时间和空间的最好场所。”（袁筱一，2015：25）做梦可以暂时摆脱现实处境，获得另一种渴望的生活。小说最后，库森逐渐失去人的本质，幻化为“大亲热”，这是臆想中的变形。其实，“大亲热”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而是加里赋予库森的“伪装”。“好的小说家都是魔法师”。（纳博科夫，2005）面对虚无的现实，作家需要重新创造出神话，通过荒诞，通过“含泪而笑”来对抗绝望。在《大亲热》中，“库森找到了大爱”，阿雅尔则通过库森完成了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夙愿。加里呢？是否真正抵达“不可能的尽头”？ 2.2加里-阿雅尔-库森之间的关联
克里斯蒂娃借用黑格尔的“背起行囊，独自旅行”，在小说《拜占庭的谋杀案》中提出“我自我旅行”。（Kristeva，2004）加里在“自我旅行”中曾用过多个名字，直到1940年，才确定“加里”为其笔名；1974年，加里重又创造出新笔名阿雅尔。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加里（Gary）与阿雅尔（Ajar）有着看似牵强但实为必然的联系：两个名字中都有4个字母，1个A，2个辅音，在俄文中都有“燃烧”的涵义（Gary：俄语中动词“燃烧”的命令式，取自茨冈歌曲：“燃烧，燃烧吧，我的爱。”Aiar：俄语中意为“火炭”）。库森（Cousin，法语意为堂表兄弟）又把加里与阿雅尔的“名义代理人”保罗·帕夫洛维奇联系起来。
南希·休斯顿在其传记作品《罗曼·加里之墓》中特别指出，1974年，加里创造出阿雅尔，时年59岁；而母亲妮娜离世时恰好也是59岁。“无名字的躯体——罗曼·加里与无躯体的名字——埃米尔·阿雅尔构成加里的双重生命。”（Huston，2004：8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一般的巧合。阿雅尔是完全独立的人，说自己的语言，而不再是母亲的创造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亲热》是加里自我孕育、自我出生的标志。
另外，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假名”在书中的频繁出现以及德雷福斯小姐的双重生活给与读者们很好的暗示，在阿雅尔的身后藏着大作家加里。有时，库森就是加里在小说中的另一个“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或母亲不在场，不停地变换生活地点，缺乏安全感。而孤独腼腆的库森也表达出加里的焦虑：如果评论界不再对他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攥在手里的“车票”是否依然有效？
加里的多重文化经历和传奇人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没有进步，没有超越，没有质疑，文学注定是条死胡同。“变形是我见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罗曼·加里，2012：9）“一般来讲，文学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肯定作家劳动的同时，也以一种强大的定势拘囿其后续创作。作家到底是墨守成规，重复那些为评委和大众认可的套路，还是开拓新渠道，甚至不惜冒着丢掉荣誉和金钱的风险？”（www.jyb.cn，2012年07月27日，作者：黄夏）1974年，评论界认为“江郎才尽”的加里，一如当年弃笔从商的“履风”诗人兰波，在“改变生活”的驱动下，“与重复的文学决裂”，以阿雅尔为名重新开始。在小说中，加里摆脱大作家的头衔和限制，发挥其创作潜能，更加自由地谈论当时比较敏感的话题（人工流产等）。如加里所言，“为了真正成为人，必须先是与从人字中摆脱出来。”
三、“闹世”中的孤独：反衬手法的运用
《大亲热》写的是一个人对爱的期望，对冷漠的鄙夷。“大亲热”的存在衬托了库森的孤独，也是他在孤独中寻找慰藉的途径。加里擅长编故事，他故意通过主人公漫无边际的狂想，放大库森在现代生活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爱与存在”的渴求，加里用人蛇共存的荒诞情节将现代人在大都市中的孤独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比纯粹去描绘孤独更让人心悸。蛇是冷血动物，库森却从蛇紧紧的缠绕中获得温暖，这正是人类对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的无力感。中国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王夫之曾经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便是修辞上的反衬之法。一如广涉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外交界并数获殊荣的加里传奇人生以“玩腻了”收场。
3.1大都市与孤独
因为血统和出身问题，加里始终将自己置于“少数民族”的位置，始终扮演着“反对英雄”的角色，与弱者站在一起，反对强者，谴责“欺诈、谎言和伪善”，给予弱者对于生的满怀期望。“这就是希望，希望是不可理喻的焦虑，带着预感，期待出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可能性，也带着冷汗。”（罗曼·加里，2012：17）写一部关于焦虑的小说一直在加里的计划中，因为他自己也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何谓焦虑？那种不在场或的的确确在场的感觉。加里把自己第一部“焦虑”小说的背景放在巴黎，“有一千万平凡的人，[……]而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亿人都不存在，这是焦虑的表现，是一种巨大的缺失感。”（罗曼·加里，2012：52）在《大亲热》中，除了寥寥数言对“望福街”、“望福门地铁站”、“圣宝莱街”的简单提及，还有那不厌其烦地对巴黎一千万人口的重复，在加里笔下，巴黎失去了本来的真实和热情，而变得虚幻、冷漠、空旷。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破碎，忧郁，让库森“愈发感到孤独”，“一个在大都市里每天生活在一千万人当中的人感到孤单”。《大亲热》中蛇的意象，更让人联想起《恶之花》中的巴黎，是一条“剁碎、去掉脊椎骨”的蛇。
3.2人与蛇
自儿时起，失去父母双亲的库森就感觉孤单，他对数字产生兴趣，用算数排解孤独和焦虑。后来，他在统计部门找到工作，但是跟数字打交道不能获得幸福和踏实。库森意识到“跟人群保持一个模样十分重要。”现代文明高速发展，城市扩大增容，交通便利，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墨守成规，不情愿改变，没有幻想，缺失改变生活的勇气。同时，人际关系疏远，猜疑，让个体更加孤独，需要“温柔、爱情和他妈的友谊。”（罗曼·加里，2012：33）而库森的确是“一千万凡人”中的异数，他幻想无拘无束的爱情，一边孤独，恐惧；一边梦想着另一种生活，好像这就是生活的本质：“一种不顾一切的迫不及待的意愿，对一种明知的不可能所怀揣的战战兢兢的希望，同时也是每一次重新发现事与愿违时的痛苦。”决意与“旧”生活告别的库森养了一条蟒蛇。在《大亲热》中，蛇是个很奇妙的意象：低级，冷血，“完全不是能与人们产生感情的动物”，却让主人公感到与众不同，增强了他的存在感。人与蛇之间没有语言的交流，却相互依偎取暖，世界的阴暗在狭小的公寓里转换成美好与光明，一改以往蛇“诱惑”与“欺骗”的不受待见的形象。特别要指出的是，两米二长的蟒蛇，缠绕在库森的腰间和肩膀。在库森眼里，“大亲热”不是蛇，而是人，他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甚至爱情，互为伴侣。蛇让本来平庸无闻微不足道的主人公获得同事、爱人、邻居的关注。没有了“大亲热”库森势必回到从前那了无生趣的生活之中，整日与冰冷的数字打交道，孤单，焦虑，冷漠。如何让孤独终结，需要借助爱的力量。“当我们得到解脱的那一天，我们将会明白心心相印就意味着被爱，这是一回事。”
四、结语：“不可能的尽头”
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文化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曾这样评价：“读过《大亲热》，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孤独。”（来源：http：//www.bookschina.com/5591519.htm）《大亲热》讲述的是一个孤独与温情、滑稽有趣却哀婉悲怆的故事，在故事里，爱与孤独前所未有地和谐共存着。“当一条蟒蛇缠绕着您[……]那简直就是一切不可能之尽头，是我的灵魂之源。”作家自如地应对不可能的词汇和句子，“使用某种独立于当下表达方式之外的语言”，描述着迷失在大都市中的人的孤独与失望。库森想融入社会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他只好回到家蜷曲起来，像蟒蛇那样去生活。德里达说，欧洲的特异性体现在它持久地对其信仰进行批判的能力上：“欧洲的遗产不是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也不是固定和流动资产的总和。欧洲的遗产是对抗危机和反结构的驱之不竭的潜力。”（Derrida，2001：289）而对自称是“少数民族”的加里来说，少数派的态度，更多的是忠诚或处境，是某种选择，某种动力，某种政治，某种变化。就像德勒兹所言：“任何变化都是少数派变化。”（Deleuze，2004：356）
从某种意义上说，库森就是加里，套用福楼拜的名言，“我就是库森”。加里失去母爱之后，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殆尽，内心孤独悲凉，就像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库森一样。“大亲热”的拥抱温暖，真实，不掺杂半点虚假，一如根深蒂固的母爱。库森等待着一切不可能的尽头，加里则“独自一人站在街上，眼睛朝向光亮，伫立良久，显出自命不凡的神情，好像还想博取某个人的喜爱。”但作为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少数派”，加里和库森都没有学会“生火取暖”。
关键词：蛇，孤独，爱，大亲热
1974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瞒着出版商，委托其表侄保罗·帕夫洛维奇（Paul Pavlowitch）以阿雅尔（Emile Ajar）为笔名发表小说《大亲热》（GrosCalin）。第二年，名不见经传的阿雅尔的第二部小说《来日方长》（La vie devant soi）好评如潮并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但是，作者拒绝领奖，表示只愿意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1978年，根据《来日方长》改编的电影《罗莎夫人》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阿雅尔何许人也”的疑虑再度涌上出版商和读者的心头。1981年，“玩儿腻了”的加里吞枪自尽，其遗作《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Vie et mort d'Emile Ajar）使阿雅尔身份之谜浮出水面，真相大白天下，加里即是阿雅尔，而阿雅尔是加里的另一重生命。罗曼·加里借阿雅尔之名，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其实，加里在创造出阿雅尔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成为自己的缔造者。本文试图通过对加里化身阿雅尔的第一部作品《大亲热》的文本解读，去探寻加里的“伪装”之谜。
一、爱与存在：关于《大亲热》
在《大亲热》中文译本的暖黄色封面上，巴黎的地标——埃菲尔铁塔依稀可见，主人公剪影图片的正上方，书写着这样一句话：“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喧嚣拥挤的人群中，一个人究竟可以有多孤独。”故事的主人公库森（Cousin），37岁，单身，在巴黎“一个生活着一千多万家伙的大都市”（罗曼·加里，2012：27）的一家公司的统计部门工作，整日与具体数字打交道的他在城市之中迷失，找不到自我，只能生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中。在一次去非洲的旅行中，库森带回一条蟒蛇，蟒蛇的腼腆和孤独让他获得巨大的共鸣。库森将蟒蛇视为理想的生活伴侣，蟒蛇的缠绕能给他长久而深切的拥抱，库森给蟒蛇取名“大亲热”，在狭小的公寓里，人与蛇相依为命。在故事的结尾，库森精神错乱，混淆了自己与“大亲热”之间的界限，似乎自己变成了蛇：“我饿极了，我已经把这只老鼠放到了舌头上，我真想把它吞下去。”（罗曼·加里，2012：188）
其实，人在城市生活中迷失的故事不鲜见，人与动物之间逐步同化的故事也不稀罕，只是，在加里看来，人完全等同于动物，动物的处境就是人在大自然中的处境，人类的命运与动物休戚相关。一次访谈中，对安德烈·布林的问题：“对您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加里答：“肉体的欢愉。我所感受的最大的愉悦不是来自精神层面，相反，愉悦来自于身体上的舒适，与自然，大海，阳光的和谐。这是动物的一面。生活本身就非常、非常具有动物性。”（Gary，1969）加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即便在没有陷入疯狂前，也坚信动物就是人，不带有任何寓意。所以库森说：“蟒蛇是库森，我才是‘大亲热。’”
库森与蟒蛇的逐步同化为读者们提供了《大亲热》的叙事线索：主人公孤独苦闷，暂时缺失改变自己生活的勇气，只好蜷曲打结，“在地毯上做着各种姿势的弯曲，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或许有时，我们的确需要相信神话的魔力来获取希望的力量。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蒂说：“第二遍读这本小说（《大亲热》），叙事的脉络逐渐清晰，总之，这是一本名符其实的小说，里面有焦虑不安的呐喊，有自我的心理分析，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不走向疯狂而作的所有努力。最后，阿雅尔在困扰面前畏缩以至完全放弃自己的念头。”（转引自Pavlowitch，1981：59-60）小说中，精神失常的库森在字典中找到“人”的解释：爱，存在，“人字之下隐藏的字是‘爱’”。（罗曼·加里，2012：88）“魔法师”加里通过穿行在千万“凡人”的巴黎中的库森道出了现代文明中人的异化。在加里看来，爱是不朽的，它给与人们生活的希望，因为“生活在爱中的人们，要比生活在孤独中更能找到自我。”
二、“变形记”：加里-阿雅尔-库森的“大亲热”
加里痛恨固步自封，他的作品处处体现着对身份的颠覆：“我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不是停滞的，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Gary，2003：159）
《大亲热》是一部开放性的作品，而这部小说的创作、出版和成功可以称得上是步步惊心：这部小说加里先后重写20次，“1974年年初，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和墨丘利出版社的编辑和审读专家们先后审阅了《大亲热》的稿子。这部不见真人（这已让人有点怀疑）的年轻作者的处女作表现出了异常的天赋……但从文学上看的确非同寻常。不过，他们认为，小说结尾处的一段即库森拜托蟒蛇‘大亲热’的一段应该删去。”（Gary，2003：159）
2.1库森与“大亲热”
库森孤独、恐惧、缺少爱，因而渴望爱，他曾经想去适应，通过对周围环境对生存条件的接受来战胜焦虑，结果发现努力是徒劳的。“大亲热”对他来说，就像情人温暖的拥抱，像每天回到家发现有人在等待的滋味，一下子把库森所有的感情问题都解决了，让他感到幸福而踏实。库森“决定与蟒蛇一起做梦。”（罗曼·加里，2012：49）在加里的作品中，梦是常常出现的场景。“在语言参与的时间与空间的重构中，我们曾经笃信的真实（现实性的真实）被无情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我们现有的、线性的时间和有秩序的空间的怀疑，而有人——我和他人——居住的梦境成了容纳被质疑的时间和空间的最好场所。”（袁筱一，2015：25）做梦可以暂时摆脱现实处境，获得另一种渴望的生活。小说最后，库森逐渐失去人的本质，幻化为“大亲热”，这是臆想中的变形。其实，“大亲热”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而是加里赋予库森的“伪装”。“好的小说家都是魔法师”。（纳博科夫，2005）面对虚无的现实，作家需要重新创造出神话，通过荒诞，通过“含泪而笑”来对抗绝望。在《大亲热》中，“库森找到了大爱”，阿雅尔则通过库森完成了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夙愿。加里呢？是否真正抵达“不可能的尽头”？ 2.2加里-阿雅尔-库森之间的关联
克里斯蒂娃借用黑格尔的“背起行囊，独自旅行”，在小说《拜占庭的谋杀案》中提出“我自我旅行”。（Kristeva，2004）加里在“自我旅行”中曾用过多个名字，直到1940年，才确定“加里”为其笔名；1974年，加里重又创造出新笔名阿雅尔。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加里（Gary）与阿雅尔（Ajar）有着看似牵强但实为必然的联系：两个名字中都有4个字母，1个A，2个辅音，在俄文中都有“燃烧”的涵义（Gary：俄语中动词“燃烧”的命令式，取自茨冈歌曲：“燃烧，燃烧吧，我的爱。”Aiar：俄语中意为“火炭”）。库森（Cousin，法语意为堂表兄弟）又把加里与阿雅尔的“名义代理人”保罗·帕夫洛维奇联系起来。
南希·休斯顿在其传记作品《罗曼·加里之墓》中特别指出，1974年，加里创造出阿雅尔，时年59岁；而母亲妮娜离世时恰好也是59岁。“无名字的躯体——罗曼·加里与无躯体的名字——埃米尔·阿雅尔构成加里的双重生命。”（Huston，2004：8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一般的巧合。阿雅尔是完全独立的人，说自己的语言，而不再是母亲的创造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亲热》是加里自我孕育、自我出生的标志。
另外，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假名”在书中的频繁出现以及德雷福斯小姐的双重生活给与读者们很好的暗示，在阿雅尔的身后藏着大作家加里。有时，库森就是加里在小说中的另一个“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或母亲不在场，不停地变换生活地点，缺乏安全感。而孤独腼腆的库森也表达出加里的焦虑：如果评论界不再对他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攥在手里的“车票”是否依然有效？
加里的多重文化经历和传奇人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没有进步，没有超越，没有质疑，文学注定是条死胡同。“变形是我见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罗曼·加里，2012：9）“一般来讲，文学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肯定作家劳动的同时，也以一种强大的定势拘囿其后续创作。作家到底是墨守成规，重复那些为评委和大众认可的套路，还是开拓新渠道，甚至不惜冒着丢掉荣誉和金钱的风险？”（www.jyb.cn，2012年07月27日，作者：黄夏）1974年，评论界认为“江郎才尽”的加里，一如当年弃笔从商的“履风”诗人兰波，在“改变生活”的驱动下，“与重复的文学决裂”，以阿雅尔为名重新开始。在小说中，加里摆脱大作家的头衔和限制，发挥其创作潜能，更加自由地谈论当时比较敏感的话题（人工流产等）。如加里所言，“为了真正成为人，必须先是与从人字中摆脱出来。”
三、“闹世”中的孤独：反衬手法的运用
《大亲热》写的是一个人对爱的期望，对冷漠的鄙夷。“大亲热”的存在衬托了库森的孤独，也是他在孤独中寻找慰藉的途径。加里擅长编故事，他故意通过主人公漫无边际的狂想，放大库森在现代生活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爱与存在”的渴求，加里用人蛇共存的荒诞情节将现代人在大都市中的孤独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比纯粹去描绘孤独更让人心悸。蛇是冷血动物，库森却从蛇紧紧的缠绕中获得温暖，这正是人类对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的无力感。中国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王夫之曾经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便是修辞上的反衬之法。一如广涉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外交界并数获殊荣的加里传奇人生以“玩腻了”收场。
3.1大都市与孤独
因为血统和出身问题，加里始终将自己置于“少数民族”的位置，始终扮演着“反对英雄”的角色，与弱者站在一起，反对强者，谴责“欺诈、谎言和伪善”，给予弱者对于生的满怀期望。“这就是希望，希望是不可理喻的焦虑，带着预感，期待出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可能性，也带着冷汗。”（罗曼·加里，2012：17）写一部关于焦虑的小说一直在加里的计划中，因为他自己也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何谓焦虑？那种不在场或的的确确在场的感觉。加里把自己第一部“焦虑”小说的背景放在巴黎，“有一千万平凡的人，[……]而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亿人都不存在，这是焦虑的表现，是一种巨大的缺失感。”（罗曼·加里，2012：52）在《大亲热》中，除了寥寥数言对“望福街”、“望福门地铁站”、“圣宝莱街”的简单提及，还有那不厌其烦地对巴黎一千万人口的重复，在加里笔下，巴黎失去了本来的真实和热情，而变得虚幻、冷漠、空旷。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破碎，忧郁，让库森“愈发感到孤独”，“一个在大都市里每天生活在一千万人当中的人感到孤单”。《大亲热》中蛇的意象，更让人联想起《恶之花》中的巴黎，是一条“剁碎、去掉脊椎骨”的蛇。
3.2人与蛇
自儿时起，失去父母双亲的库森就感觉孤单，他对数字产生兴趣，用算数排解孤独和焦虑。后来，他在统计部门找到工作，但是跟数字打交道不能获得幸福和踏实。库森意识到“跟人群保持一个模样十分重要。”现代文明高速发展，城市扩大增容，交通便利，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墨守成规，不情愿改变，没有幻想，缺失改变生活的勇气。同时，人际关系疏远，猜疑，让个体更加孤独，需要“温柔、爱情和他妈的友谊。”（罗曼·加里，2012：33）而库森的确是“一千万凡人”中的异数，他幻想无拘无束的爱情，一边孤独，恐惧；一边梦想着另一种生活，好像这就是生活的本质：“一种不顾一切的迫不及待的意愿，对一种明知的不可能所怀揣的战战兢兢的希望，同时也是每一次重新发现事与愿违时的痛苦。”决意与“旧”生活告别的库森养了一条蟒蛇。在《大亲热》中，蛇是个很奇妙的意象：低级，冷血，“完全不是能与人们产生感情的动物”，却让主人公感到与众不同，增强了他的存在感。人与蛇之间没有语言的交流，却相互依偎取暖，世界的阴暗在狭小的公寓里转换成美好与光明，一改以往蛇“诱惑”与“欺骗”的不受待见的形象。特别要指出的是，两米二长的蟒蛇，缠绕在库森的腰间和肩膀。在库森眼里，“大亲热”不是蛇，而是人，他们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友谊，甚至爱情，互为伴侣。蛇让本来平庸无闻微不足道的主人公获得同事、爱人、邻居的关注。没有了“大亲热”库森势必回到从前那了无生趣的生活之中，整日与冰冷的数字打交道，孤单，焦虑，冷漠。如何让孤独终结，需要借助爱的力量。“当我们得到解脱的那一天，我们将会明白心心相印就意味着被爱，这是一回事。”
四、结语：“不可能的尽头”
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文化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曾这样评价：“读过《大亲热》，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孤独。”（来源：http：//www.bookschina.com/5591519.htm）《大亲热》讲述的是一个孤独与温情、滑稽有趣却哀婉悲怆的故事，在故事里，爱与孤独前所未有地和谐共存着。“当一条蟒蛇缠绕着您[……]那简直就是一切不可能之尽头，是我的灵魂之源。”作家自如地应对不可能的词汇和句子，“使用某种独立于当下表达方式之外的语言”，描述着迷失在大都市中的人的孤独与失望。库森想融入社会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他只好回到家蜷曲起来，像蟒蛇那样去生活。德里达说，欧洲的特异性体现在它持久地对其信仰进行批判的能力上：“欧洲的遗产不是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也不是固定和流动资产的总和。欧洲的遗产是对抗危机和反结构的驱之不竭的潜力。”（Derrida，2001：289）而对自称是“少数民族”的加里来说，少数派的态度，更多的是忠诚或处境，是某种选择，某种动力，某种政治，某种变化。就像德勒兹所言：“任何变化都是少数派变化。”（Deleuze，2004：356）
从某种意义上说，库森就是加里，套用福楼拜的名言，“我就是库森”。加里失去母爱之后，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殆尽，内心孤独悲凉，就像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库森一样。“大亲热”的拥抱温暖，真实，不掺杂半点虚假，一如根深蒂固的母爱。库森等待着一切不可能的尽头，加里则“独自一人站在街上，眼睛朝向光亮，伫立良久，显出自命不凡的神情，好像还想博取某个人的喜爱。”但作为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少数派”，加里和库森都没有学会“生火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