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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林语堂这个人。我想凡是看过电视剧《京华烟云》的人，大体上都知道林语堂是一个小说家。如果没看过这片的人就不一定知道。
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林语堂是很著名的，特别是在欧美，他的知名度甚至比鲁迅还高，这是我们现在想象不来的。我不久前看过我们福建省著名的散文家章武的一篇散文，叫《蕉海中的林语堂》。他里面一段话讲得很绝，他说：古往今来中国可敬的作家很多，但可爱的作家只有两个，哪两个呢？一个就是苏东坡。这个大家可能都会赞同。另一个呢？他说是林语堂。我没问章武先生什么理由这么说。但我推测大概就因为这两个人特别有人情味，感情也特别丰富。苏东坡的感情丰富大家是知道的，他具有的人情味大家可能也是很熟悉，他自己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乞丐老百姓，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多面的人。林语堂在他的著作《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的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你看这杂七杂八的，因为他就想表现出苏东坡是这么一个多面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综合体，苏东坡的性格确实可爱。
他有很多的侧面，这些侧面虽然是矛盾的却相反相成交相辉映，没人比他更复杂，也没人比他更单纯。我想，大凡一个伟大又可爱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单纯而不单调的，他就好比一粒水晶，大家都看过水晶，有很多的侧面，每个侧面都能够折射出一种光彩，那合起来就显得有很多的异彩，但是它又通体透明，非常单纯，所以水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既复杂又单纯的物体。苏东坡也是这样，虽然他看起来人格上有很多面，甚至互相矛盾，他给人总体的感觉就是很单纯，在现代作家里能够跟苏东坡比较相近的，我看林语堂的确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林语堂也像苏东坡一样，是一个多才能的多产的乐天派的作家，他一辈子写了60多本书，1000多篇文章，而且英文的、中文的成果是很多，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翻译家、小说家。他也很乐天，小时候的名字就叫和乐。他一直是脸上挂着笑意，甚至到后来他提醒自己说不要老那么傻笑，所以他在某些地方确实很像苏东坡，而且更要紧的是，他是一个多面体，性格上充满很多矛盾。人家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自己想了想说，我是一捆矛盾。一捆，不是一把，一捆的矛盾，充满了矛盾，这么一个人。
我们如果仿造林语堂写苏东坡的那种笔调来写他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林语堂是一个快乐风趣的老头儿，一个自由主义者，大翻译家，小说家，想逃离政治而不能的绅士，美食家，基督教徒，尊崇老式婚姻的洋博士，“明快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人，爱胡思乱想的人，是一个老顽童。他也是这么杂七杂八各种性格都揉和在一起的人，他的自相矛盾我举几个例子。他是基督教徒，但是却很讨厌神学，他年轻的时候读神学院；回家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就很以自己的儿子为骄傲，这样呢，他就叫他的儿子给村民来布道，结果他在讲坛上面不是讲神学而是大讲进化论，说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大酋长，结果把他的老父亲差点儿吓得昏过去。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就是在情感的处理上面也充满矛盾，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叫锦端的姑娘，结果锦端的父亲看不起这个穷小子，就不答应把女儿嫁给林语堂，而且还亲自替他介绍了一个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林语堂看自己没希望当他的女婿，便同意跟廖翠凤结婚。结果锦端本人从美国留学回来一直没结婚，到32岁才结婚，而林语堂却早早就结婚了。那是不是结了婚就忘掉了锦端呢？也没有，他心里还老惦记着她，一直没放弃，到了晚年生命即将结束时，80岁了，他还想坐着轮椅去看鼓浪屿的梦中情人——锦端。你看他感情也是这样充满矛盾。
更深刻的矛盾是反映在他思想上，他这个人有点像左手拿了个中国秤，右手又托着个西方的天平，量过来量过去，两个标准，结果造成了很多困惑，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中国心”和“西洋脑”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会成为一捆矛盾的人呢？这跟他特殊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边缘人，什么叫边缘人呢？就是游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自己说两脚踏两种文化——中西文化，那留学生、移民，算不算边缘人呢？不一定能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边缘人要对两种文化都像土生土长的人那样去理解这两种文化，这才能算边缘人。有一个人类学家讲的比较好，容易理解，他说这种边缘人不但自己要会穿中国鞋走路，还要会知道美国人如果穿上中国鞋，将会怎么走路。这才能算边缘人，对两种文化都把握得很准确。
我们从林语堂的一篇小杂文里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他的一篇杂文叫做《记纽约的钓鱼》。在纽约钓鱼，里面说七八月的时候，在星期日，海面上三五里之内都是小渔船、渔艇、钓鱼的。当晚上渔火星星点点的时候，那是很好看的，也很壮观。那么多的人在钓鱼，但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中国人。那是不是纽约的中国人少了？不是。当时在纽约的寓公是相当多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别，他认为中国的诗画家写诗啊，画画啊，总是喜欢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渔樵”，打渔的，砍柴的，经常出现在诗歌里面。中国画的画面上，山水画喜欢画一个人在挑柴，或者是写诗的时候，写着一个钓鱼的、打渔的人，这是经常出现的，可是这些画家、士大夫，一般不会自己真的去打柴，真的自己去打渔，他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渔樵，而不是亲自去参与打渔，或者是砍柴。不是这样的。而外国人就比较不一样，他喜欢参与。所以你看跳舞，中国皇帝最喜欢看跳舞，但没有看到哪个中国皇帝下到舞池里面亲自去跟舞女一起跳。但是你看俄国的沙皇，英国的女皇，他们就会到舞池里面跟大家一起跳，这个观念是不一样。
林语堂讲了一个李鸿章的逸事。李鸿章有一次和一些英国的绅士朋友在一起，绅士朋友就跟他讲，请你来看我们的足球比赛，他就去看了。他这些朋友就在场上踢，天气非常热，李鸿章看了半天感到很诧异，就说：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雇些人去踢，还要亲自下去踢呢？他认为踢球，你雇些人去踢给我看就好了，所以这两个思路方向是不一样的。他们乐在其中，我们是看着好看。那我们现在思想慢慢转变，现在大家都经常说“贵在参与”，这恐怕就是进口货了。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两种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他就不会发现这样一个题材，而且，这种理解往往都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我们讲《水浒传》，历来讲《水浒传》都讲官逼民反，《水浒传》最著名的一句话叫“逼上梁山”。谁逼的呢？官逼的，官逼民反，但林语堂讲《水浒传》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从国民性这边切入，从老百姓这个“民”自身切入，这个角度就跟人家不一样。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梁山好汉”呢？特别喜欢侠义小说呢？他说原因就在没法治，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个人的利益都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而自己又不敢去抗争，挺身而出，所以第一要靠清官，青天大老爷，第二靠那些侠客出来打抱不平，替自己解决问题，总之，等别的人来解放自己。这是他认为国民性里面的劣根性，那好了，你喜欢侠客也很好，但是侠客本身会惹是非，“侠以武犯禁”，侠客往往使用他的武力，结果触犯了王法，那会连累家人。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有“连坐法”，一个人犯了罪，要“株连九族”，甚至连同一个街道的邻里都要受到牵连，“保甲连坐”，所以大家虽然喜欢侠客，反而很怕这个侠客就生在我们家里，因为这个侠客肯定要惹事生非，去打抱不平，触犯了王法，那就会连累到家里。一方面爱，一方面又怕。
《水浒传》里面大家都知道宋江，呼保义、及时雨，是一个侠客式的人。但他父亲宋太公怎么做呢？他早早就到衙门去告他，跟他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就是怕宋江惹事连累了他。宋太公的心理就是当时比较普遍，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这些好汉们、侠客们走光了——每一家都不喜欢侠客好汉出在家里面，就你推我搡地把他给推出去了。他们往哪去呢？就流落到江湖，就要上梁山，就要入绿林，那社会上剩下来的就是怕惹事的，庸庸碌碌的平庸之辈，那再等到不平事，有什么事情又不平了，这时候，他们才记起那些被赶走的好汉。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羡慕之，景仰之，编戏、写小说来崇拜之，然后想从这些侠义小说里面找回顺民世界所失去的英雄。这群人往往是自己病怏怏的，躺在床上看《水浒传》赞李逵，羡武松，归根到底还只是精神上的向往，实际行动上，还是不敢挺身而出，不敢为自己争权益。但林语堂还进一步指出来，他说这种国民性，不是天生的，是因为长期的文化环境养成的，这怎么培养出国民性呢？他认为宗法伦理社会，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对家族很在意。他认为家族是专门培养劣根性的东西，可见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对西方文化他也有他独特的理解，比如说，他认为西洋人有这么一个毛病，不近情理，喜欢创立一种学说，然后就用这种学说解释一切的事实。比如说基督教，他举出一个例子，基督教有一个理论叫“赎罪说”：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一辈子要去赎罪，但是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他说是建立在一个苹果上。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写亚当偷吃伊甸园的一个苹果，结果被上帝赶出去了，赶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就带着一种罪，所以生下来就有罪，一辈子都去赎罪。他说：这就不近情理，全人类就因为我们的祖先偷吃了一个苹果，所以就要赎罪，他就认为，西方这个人或这个文化里面，不近情理，其实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的解放是西方思潮里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对立，焦点就在于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罪。因为人有罪，就是束缚，要解放人类自身，那就要从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个东西做起。所以，他这个故事里其实后面隐藏着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
再比如说，美国的工业社会创造一种机械的文明，物质生活非常发达，但是人也异化得很厉害，人跟着机器转。大家有没有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我记得电影一开头一大群的绵羊涌出来，挨挨挤挤的往前走，“蒙太奇”，剪辑下来是大工厂的门一开，一大群的工人也拥拥挤挤的往前走……他用这个来比喻人失去了个性，在工厂机器的控制下，人失去了个性，异化，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拼命地竞争，结果，人被物所控制。所以他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在上一个世纪他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他就针对西方人异化的现象来写这本书，人忘记了个人的尊严，成了服从物质的人，成为这部大机器里面的小小的齿轮，失去了个性。
他曾经这么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对自己的人格下这么一个定义，我敢于做我自己。正因為他有对中西文化的这种双边，感性的理解，所以我们称他为边缘人。
从水浒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深的了解，对西方，刚才那个例子（同样）也是说明这个。如果你看了他的全部著作，那你的印象会更深刻。问题是：他怎么会成为边缘人？我们都不会成为边缘人。因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生长环境，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叫林志诚，是漳州平和山村里的一个牧师，这几个字很关键，他是一个“山村里”的“牧师”。首先他是牧师，所以，林语堂在这种家庭就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而且有机会受到西式教育：教会有学堂，牧师的孩子受教育在这种学校里，会受到资助，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种教育，对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能够提前接受。因为他父亲是“山村里”的牧师，他父亲原来是个小贩，是个农民，后来虽然当了牧师，但他毕竟还是在“山村里”，他骨子里还是农民，林至诚就有两面性。这两面性就对林语堂起了很大、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那么一百年前，八十年前，本来漳州就不是繁华的地方，又是山区里的一个小村子，那边人居然能够关心第一架飞机试飞是不是成功，而林至诚很早就知道了最近西方在实验飞机，试飞成功，这个信息他很早就得到了。而且，他能把所有当时有关报道的书拿来看，但他心里说，没亲自看过，我还不太相信。
他有一个同事，叫范礼文也是一个牧师，经常向林至诚介绍一些新书，一些新学。像满清末代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以后西学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到，所以他经常把一些新的翻译的作品，介绍给他看，而且有一份油印的报纸，一年一块钱的《教会消息》，是油印的，大家可能没看过，过去不像现在有复印机，这么容易复印。这种报纸虽然是油印的，但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信息，除了教会的内容，还有很多像刚才说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这一类的信息。所以，他们家有这么一份报纸，使林语堂很早就接触西方新的东西，但由于林至诚自己没上过学，又是当过小贩、务过农，所以他本质上是农民，他很关心农民，很同情农民，经常为农民排忧解难。有一次看到一个挑柴的人，挑了一担柴去卖，结果当地的税务官就跟他征税，说：你这一担柴要交很多的税。林至诚看到了就打抱不平，就跟那个税务官几乎打起来，先是吵起来，差一点打起来，可见这个牧师对农民还是很关心的，而且他讲道、布道，跟人家不一样，这个牧师讲上帝，林语堂说他父亲讲上帝和中国人讲佛祖差不多，他说基督教和佛教没什么区别。在他那里，上帝就像菩萨一样不但可以治病，赐福，还可以像送子观音一样给你送个小男孩儿。这是基督教里所没有的东西，这是他中国化的理解。所以，他在教孩子的时候，教学生的时候，教他们《四书》《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同时也给他看林琴南当时翻译的西方的作品，包括《福尔摩斯》《天方夜谈》《茶花女》，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东西。 林语堂两样同时受教育，就像我们现在的双语教育，两种文明的教育，所以，林语堂从小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氛围里面。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农民，家庭妇女，叫杨顺命，顺着命运走，认命，也很善良，也很勤劳。她经常邀请一些过路打柴的农夫在她那边歇歇腿，甚至在那边吃午饭。
林语堂还有一个二姐，中学时书读得很好，成绩很好，她也很想读大学，但是他们家比较穷，他父亲一心想培养林语堂去上大学，不可能一家里面有那么多人读大学。他二姐虽然很羡慕他，但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就出嫁了，牺牲自己的机会，出嫁，以便保证林语堂有读大学的机会。在她出嫁的时候，和林语堂坐同一条船，她弟弟要去上海读书，坐同一条船，到那边上岸了，嫁人了。临走之前，从袋子里掏出四毛钱，带着体温的四毛钱，给她弟弟，对他讲：我们是穷人家，二姐只有这四角钱给你，你不要糟蹋了上学的机会，从上海回来时再来看我。结果他回来时，二姐已经死了，生病死了。再比如说，他谈恋爱的对象也是很朴实的农民，叫赖伯英，是他初恋的姑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这个农家女儿，住在半山上，自己弄了一个果园，他们家在那边，林至诚一家大热天去那边避暑，他们在一起。赖伯英是个孝女，她说她要留下来侍奉他的爷爷，所以林语堂要到上海读书，后来要到外国去，她都不能和他一起去，决心要留在山村。所以他们分手了。不管怎样，她也给他很深刻的影响，整个山村淳朴的民风，给幼小的少年时代的林语堂深刻、深远的影响。
林语堂说，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母，我的父親；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在《赖伯英》一文中，他说：人若是在高山里长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溶入他的血液中。他说：假如你住在山里面，你用高山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一切，那时侯你看到一座摩天大楼，你的参照系就是高山。在高山面前，一百层的摩天大楼也没什么。所以他认为人生观也有两种。一种叫低地的人生观，一种叫高山的人生观。低地的人生观是平的，从来不抬头看，平平的平地。高山的人生观总是以高山为标准，和它相比，做参照系，繁华都市的摩天楼，也显得低矮。
人，商业，政治，经济，金钱，无不如此。这是他所说的高山的人生观。
其实山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它是象征山村淳朴和谐的人文环境。我们的传统有两种，一是大传统，比如儒家、道家，是大传统。民间的东西就叫小传统，比如民俗、民风。研究林语堂的人，一般都注意到大传统对他的影响，其实更应该注意到小传统，民俗民风对他的影响。
林语堂的童年所接受的其实主要就是小传统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林语堂一个倾向就是经常接受非正统的文化。所谓的“异端”对他特别起作用，他就喜欢这个，跟他小时候的开头有关系。林语堂自称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他一直保持用“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用简朴的农家子来看人生，那就是用山村淳朴和谐的人文作为参照。有没这个参照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人只是埋头走路，开头有点分叉，那就会越走越远，甚至走到你原来不想去的地方。反过来，我们经常以原点作为参照，回头看看，如果有偏差纠正一下，那就好多了。
林语堂一辈子有70多年在城市里，真正在农村的时间其实很少，而且又是那么年轻就走出去了。但他年轻时，山村的影响对他异常的深刻。就是这个原因——因他经常以这个所谓的“高山人生观”作为参照系，经常回到原点上来。他在国外的都市生活长达三十几年，上海、巴黎、纽约，国内国外，他都住了很久。但他能保留心灵的一方净土。这就得力于他的高山人生观，能够用农家子弟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这只要看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奇岛》，这些里面都有体现。
有一张照片，很宝贵的照片，叫《三个小孩》，其实是把林语堂小时侯的照片剪下来，贴在两个孙子的旁边，贴在一起，巧妙的组合起来，叫《三个小孩》。他和他的孙子都是小孩，那已经是晚年时的“作品”，他的杰作。这表明他到老的时候童心未泯。说实在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林语堂那样，深深的怀恋自己的童年，童年那些东西才对他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刚才讲林语堂的小名叫“和乐”，他一直保持这种性格，常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所以他女儿说，我父亲写《京华烟云》，八十多个人物，没一个坏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是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多。如果我们不了解林语堂的性格，不了解他的童心，不了解他的乡情，我们就很难理解作为“边缘人”的林语堂。这颗心，富有一种包容性，能够包容中西双方的文化，所以他是一个“一捆矛盾”的人，却又能像水晶一样，在很多不同的侧面通体透明。这是我们上面说的他和苏东坡很神似的一点，既复杂又单纯。
林语堂到晚年的时候，从美国回来，定居在台北。为什么定居在台北？台北这个地方，整个台湾，闽南人很多，保留乡音，保留民风，保留民俗。我到过台北，就像我们的旧厦门。所以到那边，你就觉得像我们闽南一样，有亲切感。所以他就认台北作为他的“故乡”。今天用林语堂晚年在台北用闽南方言写的一首诗来作为结束语。因为我也是漳州人，所以我就用漳州的本地话来念，以乡音来表达林语堂的乡情。我用方言念，那边有个提示：
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
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
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
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
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
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
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
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
查母（女人）真正水，郎郎（人）都秀媚。
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
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今天就聊到这里。下一回我们再来聊一聊《林语堂的中国心和西洋脑》。
观众朋友，再会。
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林语堂是很著名的，特别是在欧美，他的知名度甚至比鲁迅还高，这是我们现在想象不来的。我不久前看过我们福建省著名的散文家章武的一篇散文，叫《蕉海中的林语堂》。他里面一段话讲得很绝，他说：古往今来中国可敬的作家很多，但可爱的作家只有两个，哪两个呢？一个就是苏东坡。这个大家可能都会赞同。另一个呢？他说是林语堂。我没问章武先生什么理由这么说。但我推测大概就因为这两个人特别有人情味，感情也特别丰富。苏东坡的感情丰富大家是知道的，他具有的人情味大家可能也是很熟悉，他自己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乞丐老百姓，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多面的人。林语堂在他的著作《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的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你看这杂七杂八的，因为他就想表现出苏东坡是这么一个多面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综合体，苏东坡的性格确实可爱。
他有很多的侧面，这些侧面虽然是矛盾的却相反相成交相辉映，没人比他更复杂，也没人比他更单纯。我想，大凡一个伟大又可爱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单纯而不单调的，他就好比一粒水晶，大家都看过水晶，有很多的侧面，每个侧面都能够折射出一种光彩，那合起来就显得有很多的异彩，但是它又通体透明，非常单纯，所以水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既复杂又单纯的物体。苏东坡也是这样，虽然他看起来人格上有很多面，甚至互相矛盾，他给人总体的感觉就是很单纯，在现代作家里能够跟苏东坡比较相近的，我看林语堂的确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林语堂也像苏东坡一样，是一个多才能的多产的乐天派的作家，他一辈子写了60多本书，1000多篇文章，而且英文的、中文的成果是很多，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翻译家、小说家。他也很乐天，小时候的名字就叫和乐。他一直是脸上挂着笑意，甚至到后来他提醒自己说不要老那么傻笑，所以他在某些地方确实很像苏东坡，而且更要紧的是，他是一个多面体，性格上充满很多矛盾。人家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自己想了想说，我是一捆矛盾。一捆，不是一把，一捆的矛盾，充满了矛盾，这么一个人。
我们如果仿造林语堂写苏东坡的那种笔调来写他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林语堂是一个快乐风趣的老头儿，一个自由主义者，大翻译家，小说家，想逃离政治而不能的绅士，美食家，基督教徒，尊崇老式婚姻的洋博士，“明快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人，爱胡思乱想的人，是一个老顽童。他也是这么杂七杂八各种性格都揉和在一起的人，他的自相矛盾我举几个例子。他是基督教徒，但是却很讨厌神学，他年轻的时候读神学院；回家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就很以自己的儿子为骄傲，这样呢，他就叫他的儿子给村民来布道，结果他在讲坛上面不是讲神学而是大讲进化论，说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大酋长，结果把他的老父亲差点儿吓得昏过去。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就是在情感的处理上面也充满矛盾，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叫锦端的姑娘，结果锦端的父亲看不起这个穷小子，就不答应把女儿嫁给林语堂，而且还亲自替他介绍了一个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林语堂看自己没希望当他的女婿，便同意跟廖翠凤结婚。结果锦端本人从美国留学回来一直没结婚，到32岁才结婚，而林语堂却早早就结婚了。那是不是结了婚就忘掉了锦端呢？也没有，他心里还老惦记着她，一直没放弃，到了晚年生命即将结束时，80岁了，他还想坐着轮椅去看鼓浪屿的梦中情人——锦端。你看他感情也是这样充满矛盾。
更深刻的矛盾是反映在他思想上，他这个人有点像左手拿了个中国秤，右手又托着个西方的天平，量过来量过去，两个标准，结果造成了很多困惑，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中国心”和“西洋脑”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会成为一捆矛盾的人呢？这跟他特殊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边缘人，什么叫边缘人呢？就是游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自己说两脚踏两种文化——中西文化，那留学生、移民，算不算边缘人呢？不一定能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边缘人要对两种文化都像土生土长的人那样去理解这两种文化，这才能算边缘人。有一个人类学家讲的比较好，容易理解，他说这种边缘人不但自己要会穿中国鞋走路，还要会知道美国人如果穿上中国鞋，将会怎么走路。这才能算边缘人，对两种文化都把握得很准确。
我们从林语堂的一篇小杂文里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他的一篇杂文叫做《记纽约的钓鱼》。在纽约钓鱼，里面说七八月的时候，在星期日，海面上三五里之内都是小渔船、渔艇、钓鱼的。当晚上渔火星星点点的时候，那是很好看的，也很壮观。那么多的人在钓鱼，但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中国人。那是不是纽约的中国人少了？不是。当时在纽约的寓公是相当多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别，他认为中国的诗画家写诗啊，画画啊，总是喜欢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渔樵”，打渔的，砍柴的，经常出现在诗歌里面。中国画的画面上，山水画喜欢画一个人在挑柴，或者是写诗的时候，写着一个钓鱼的、打渔的人，这是经常出现的，可是这些画家、士大夫，一般不会自己真的去打柴，真的自己去打渔，他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渔樵，而不是亲自去参与打渔，或者是砍柴。不是这样的。而外国人就比较不一样，他喜欢参与。所以你看跳舞，中国皇帝最喜欢看跳舞，但没有看到哪个中国皇帝下到舞池里面亲自去跟舞女一起跳。但是你看俄国的沙皇，英国的女皇，他们就会到舞池里面跟大家一起跳，这个观念是不一样。
林语堂讲了一个李鸿章的逸事。李鸿章有一次和一些英国的绅士朋友在一起，绅士朋友就跟他讲，请你来看我们的足球比赛，他就去看了。他这些朋友就在场上踢，天气非常热，李鸿章看了半天感到很诧异，就说：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雇些人去踢，还要亲自下去踢呢？他认为踢球，你雇些人去踢给我看就好了，所以这两个思路方向是不一样的。他们乐在其中，我们是看着好看。那我们现在思想慢慢转变，现在大家都经常说“贵在参与”，这恐怕就是进口货了。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两种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他就不会发现这样一个题材，而且，这种理解往往都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我们讲《水浒传》，历来讲《水浒传》都讲官逼民反，《水浒传》最著名的一句话叫“逼上梁山”。谁逼的呢？官逼的，官逼民反，但林语堂讲《水浒传》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从国民性这边切入，从老百姓这个“民”自身切入，这个角度就跟人家不一样。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梁山好汉”呢？特别喜欢侠义小说呢？他说原因就在没法治，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个人的利益都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而自己又不敢去抗争，挺身而出，所以第一要靠清官，青天大老爷，第二靠那些侠客出来打抱不平，替自己解决问题，总之，等别的人来解放自己。这是他认为国民性里面的劣根性，那好了，你喜欢侠客也很好，但是侠客本身会惹是非，“侠以武犯禁”，侠客往往使用他的武力，结果触犯了王法，那会连累家人。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有“连坐法”，一个人犯了罪，要“株连九族”，甚至连同一个街道的邻里都要受到牵连，“保甲连坐”，所以大家虽然喜欢侠客，反而很怕这个侠客就生在我们家里，因为这个侠客肯定要惹事生非，去打抱不平，触犯了王法，那就会连累到家里。一方面爱，一方面又怕。
《水浒传》里面大家都知道宋江，呼保义、及时雨，是一个侠客式的人。但他父亲宋太公怎么做呢？他早早就到衙门去告他，跟他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就是怕宋江惹事连累了他。宋太公的心理就是当时比较普遍，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这些好汉们、侠客们走光了——每一家都不喜欢侠客好汉出在家里面，就你推我搡地把他给推出去了。他们往哪去呢？就流落到江湖，就要上梁山，就要入绿林，那社会上剩下来的就是怕惹事的，庸庸碌碌的平庸之辈，那再等到不平事，有什么事情又不平了，这时候，他们才记起那些被赶走的好汉。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羡慕之，景仰之，编戏、写小说来崇拜之，然后想从这些侠义小说里面找回顺民世界所失去的英雄。这群人往往是自己病怏怏的，躺在床上看《水浒传》赞李逵，羡武松，归根到底还只是精神上的向往，实际行动上，还是不敢挺身而出，不敢为自己争权益。但林语堂还进一步指出来，他说这种国民性，不是天生的，是因为长期的文化环境养成的，这怎么培养出国民性呢？他认为宗法伦理社会，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对家族很在意。他认为家族是专门培养劣根性的东西，可见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对西方文化他也有他独特的理解，比如说，他认为西洋人有这么一个毛病，不近情理，喜欢创立一种学说，然后就用这种学说解释一切的事实。比如说基督教，他举出一个例子，基督教有一个理论叫“赎罪说”：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一辈子要去赎罪，但是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他说是建立在一个苹果上。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写亚当偷吃伊甸园的一个苹果，结果被上帝赶出去了，赶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就带着一种罪，所以生下来就有罪，一辈子都去赎罪。他说：这就不近情理，全人类就因为我们的祖先偷吃了一个苹果，所以就要赎罪，他就认为，西方这个人或这个文化里面，不近情理，其实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的解放是西方思潮里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对立，焦点就在于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罪。因为人有罪，就是束缚，要解放人类自身，那就要从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个东西做起。所以，他这个故事里其实后面隐藏着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
再比如说，美国的工业社会创造一种机械的文明，物质生活非常发达，但是人也异化得很厉害，人跟着机器转。大家有没有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我记得电影一开头一大群的绵羊涌出来，挨挨挤挤的往前走，“蒙太奇”，剪辑下来是大工厂的门一开，一大群的工人也拥拥挤挤的往前走……他用这个来比喻人失去了个性，在工厂机器的控制下，人失去了个性，异化，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拼命地竞争，结果，人被物所控制。所以他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在上一个世纪他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他就针对西方人异化的现象来写这本书，人忘记了个人的尊严，成了服从物质的人，成为这部大机器里面的小小的齿轮，失去了个性。
他曾经这么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对自己的人格下这么一个定义，我敢于做我自己。正因為他有对中西文化的这种双边，感性的理解，所以我们称他为边缘人。
从水浒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深的了解，对西方，刚才那个例子（同样）也是说明这个。如果你看了他的全部著作，那你的印象会更深刻。问题是：他怎么会成为边缘人？我们都不会成为边缘人。因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生长环境，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叫林志诚，是漳州平和山村里的一个牧师，这几个字很关键，他是一个“山村里”的“牧师”。首先他是牧师，所以，林语堂在这种家庭就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而且有机会受到西式教育：教会有学堂，牧师的孩子受教育在这种学校里，会受到资助，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种教育，对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能够提前接受。因为他父亲是“山村里”的牧师，他父亲原来是个小贩，是个农民，后来虽然当了牧师，但他毕竟还是在“山村里”，他骨子里还是农民，林至诚就有两面性。这两面性就对林语堂起了很大、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那么一百年前，八十年前，本来漳州就不是繁华的地方，又是山区里的一个小村子，那边人居然能够关心第一架飞机试飞是不是成功，而林至诚很早就知道了最近西方在实验飞机，试飞成功，这个信息他很早就得到了。而且，他能把所有当时有关报道的书拿来看，但他心里说，没亲自看过，我还不太相信。
他有一个同事，叫范礼文也是一个牧师，经常向林至诚介绍一些新书，一些新学。像满清末代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以后西学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到，所以他经常把一些新的翻译的作品，介绍给他看，而且有一份油印的报纸，一年一块钱的《教会消息》，是油印的，大家可能没看过，过去不像现在有复印机，这么容易复印。这种报纸虽然是油印的，但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信息，除了教会的内容，还有很多像刚才说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这一类的信息。所以，他们家有这么一份报纸，使林语堂很早就接触西方新的东西，但由于林至诚自己没上过学，又是当过小贩、务过农，所以他本质上是农民，他很关心农民，很同情农民，经常为农民排忧解难。有一次看到一个挑柴的人，挑了一担柴去卖，结果当地的税务官就跟他征税，说：你这一担柴要交很多的税。林至诚看到了就打抱不平，就跟那个税务官几乎打起来，先是吵起来，差一点打起来，可见这个牧师对农民还是很关心的，而且他讲道、布道，跟人家不一样，这个牧师讲上帝，林语堂说他父亲讲上帝和中国人讲佛祖差不多，他说基督教和佛教没什么区别。在他那里，上帝就像菩萨一样不但可以治病，赐福，还可以像送子观音一样给你送个小男孩儿。这是基督教里所没有的东西，这是他中国化的理解。所以，他在教孩子的时候，教学生的时候，教他们《四书》《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同时也给他看林琴南当时翻译的西方的作品，包括《福尔摩斯》《天方夜谈》《茶花女》，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东西。 林语堂两样同时受教育，就像我们现在的双语教育，两种文明的教育，所以，林语堂从小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氛围里面。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农民，家庭妇女，叫杨顺命，顺着命运走，认命，也很善良，也很勤劳。她经常邀请一些过路打柴的农夫在她那边歇歇腿，甚至在那边吃午饭。
林语堂还有一个二姐，中学时书读得很好，成绩很好，她也很想读大学，但是他们家比较穷，他父亲一心想培养林语堂去上大学，不可能一家里面有那么多人读大学。他二姐虽然很羡慕他，但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就出嫁了，牺牲自己的机会，出嫁，以便保证林语堂有读大学的机会。在她出嫁的时候，和林语堂坐同一条船，她弟弟要去上海读书，坐同一条船，到那边上岸了，嫁人了。临走之前，从袋子里掏出四毛钱，带着体温的四毛钱，给她弟弟，对他讲：我们是穷人家，二姐只有这四角钱给你，你不要糟蹋了上学的机会，从上海回来时再来看我。结果他回来时，二姐已经死了，生病死了。再比如说，他谈恋爱的对象也是很朴实的农民，叫赖伯英，是他初恋的姑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这个农家女儿，住在半山上，自己弄了一个果园，他们家在那边，林至诚一家大热天去那边避暑，他们在一起。赖伯英是个孝女，她说她要留下来侍奉他的爷爷，所以林语堂要到上海读书，后来要到外国去，她都不能和他一起去，决心要留在山村。所以他们分手了。不管怎样，她也给他很深刻的影响，整个山村淳朴的民风，给幼小的少年时代的林语堂深刻、深远的影响。
林语堂说，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母，我的父親；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在《赖伯英》一文中，他说：人若是在高山里长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溶入他的血液中。他说：假如你住在山里面，你用高山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一切，那时侯你看到一座摩天大楼，你的参照系就是高山。在高山面前，一百层的摩天大楼也没什么。所以他认为人生观也有两种。一种叫低地的人生观，一种叫高山的人生观。低地的人生观是平的，从来不抬头看，平平的平地。高山的人生观总是以高山为标准，和它相比，做参照系，繁华都市的摩天楼，也显得低矮。
人，商业，政治，经济，金钱，无不如此。这是他所说的高山的人生观。
其实山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它是象征山村淳朴和谐的人文环境。我们的传统有两种，一是大传统，比如儒家、道家，是大传统。民间的东西就叫小传统，比如民俗、民风。研究林语堂的人，一般都注意到大传统对他的影响，其实更应该注意到小传统，民俗民风对他的影响。
林语堂的童年所接受的其实主要就是小传统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林语堂一个倾向就是经常接受非正统的文化。所谓的“异端”对他特别起作用，他就喜欢这个，跟他小时候的开头有关系。林语堂自称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他一直保持用“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用简朴的农家子来看人生，那就是用山村淳朴和谐的人文作为参照。有没这个参照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人只是埋头走路，开头有点分叉，那就会越走越远，甚至走到你原来不想去的地方。反过来，我们经常以原点作为参照，回头看看，如果有偏差纠正一下，那就好多了。
林语堂一辈子有70多年在城市里，真正在农村的时间其实很少，而且又是那么年轻就走出去了。但他年轻时，山村的影响对他异常的深刻。就是这个原因——因他经常以这个所谓的“高山人生观”作为参照系，经常回到原点上来。他在国外的都市生活长达三十几年，上海、巴黎、纽约，国内国外，他都住了很久。但他能保留心灵的一方净土。这就得力于他的高山人生观，能够用农家子弟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这只要看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奇岛》，这些里面都有体现。
有一张照片，很宝贵的照片，叫《三个小孩》，其实是把林语堂小时侯的照片剪下来，贴在两个孙子的旁边，贴在一起，巧妙的组合起来，叫《三个小孩》。他和他的孙子都是小孩，那已经是晚年时的“作品”，他的杰作。这表明他到老的时候童心未泯。说实在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林语堂那样，深深的怀恋自己的童年，童年那些东西才对他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刚才讲林语堂的小名叫“和乐”，他一直保持这种性格，常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所以他女儿说，我父亲写《京华烟云》，八十多个人物，没一个坏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是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多。如果我们不了解林语堂的性格，不了解他的童心，不了解他的乡情，我们就很难理解作为“边缘人”的林语堂。这颗心，富有一种包容性，能够包容中西双方的文化，所以他是一个“一捆矛盾”的人，却又能像水晶一样，在很多不同的侧面通体透明。这是我们上面说的他和苏东坡很神似的一点，既复杂又单纯。
林语堂到晚年的时候，从美国回来，定居在台北。为什么定居在台北？台北这个地方，整个台湾，闽南人很多，保留乡音，保留民风，保留民俗。我到过台北，就像我们的旧厦门。所以到那边，你就觉得像我们闽南一样，有亲切感。所以他就认台北作为他的“故乡”。今天用林语堂晚年在台北用闽南方言写的一首诗来作为结束语。因为我也是漳州人，所以我就用漳州的本地话来念，以乡音来表达林语堂的乡情。我用方言念，那边有个提示：
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
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
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
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
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
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
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
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
查母（女人）真正水，郎郎（人）都秀媚。
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
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今天就聊到这里。下一回我们再来聊一聊《林语堂的中国心和西洋脑》。
观众朋友，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