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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三年伴母亲
雷宇这人我听说有15年了。那时候谁不知道"海南汽车事件"主要责任人雷宇啊。 雷宇这人我寻找了3年,直到1999年5月 12日,才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他。
我知道雷宇今年将过65岁生日,知道雷宇自1996年1月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之职,赋闲在家整整三年多了。将心比心,一个至今在海南、广州、广西等地百姓心中享有盛名的改革者,却终于主动辞职赋闲在家。我想,一个人纵是如来般的胸怀宽广,也必定郁郁寡欢,未老先衰了吧!
然而我大吃一惊。坐在书房里等我的是一个身着鲜红t恤衫、洁白休闲裤的中年人,硕大的头脑,方正的脸庞,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珠江没有被污染时的光彩,宽阔的额头呈现着天空没有被烟囱熏暗时的晨光曦微。
我愣了:想不到您身体还有这么好。
雷宇哈哈大笑:不错,我依然活蹦乱跳!我现在的身体,比一些年轻人不会差多少;现在我两天两夜不睡觉可以,两天两夜不吃饭可以。我从来不吃早餐,我一天吃一顿,也绝对没问题,而且还不用吃得太好。
我想,这是得力于什么健康运动方法?雷宇又笑:我没有任何运动。什么高尔夫、什么球,都不爱,就爱看看书,睡个懒觉,我躺在床上睡个两天两夜绝对没问题。
说话间雷宇99岁的妈妈出来了。老太太满头银发,却步履稳健,看去只像70来岁。雷宇说他妈妈现在还天天看报。当年看了雷宇因"海南汽车事件"受处分的消息,老太太曾问雷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雷宇坦诚地告诉母亲,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
当年85岁的劳秀贞老太太凝视着儿子诚实无邪的目光,相信了。她没有生气,没有难过,没有病倒,一路活过来,直入百岁大关。
如果雷宇的话有假,他就会断送母亲的长寿。雷宇在谪贬为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三年后,1988年1月15日当上了广州市副市长,1992年4月25日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这说明组织对他是公正的,事实与雷宇对母亲的交待是一致的。
雷宇说,赋闲三年来,他什么事也没干,无论是广西、广州等地政府邀他当顾问,还是国内外一些大企业、名牌大学请他当顾问、教授,他一概婉拒,大部分时间就在家里陪伴母亲,买菜、做饭、看书,偶尔也偕老朋友去游览一下国内的名山大川、历史名胜。在他看来,在中国做事,一定要有权,中国是事与权的统一,有多大的权,做多大的事。而今他只剩一家之主这个权了,那么就把家里的事尽力做好吧。夫人依然在一个政府机关负责一个部门,三个女儿或出国或在国内,都有专业有事业,所以他在家最大的事就是把母亲陪好。从1949年参军离家,到1996年1月辞职,他毕竟有47年没有尽一个儿子的责任照顾母亲啊。这三年,他算多少还了一点债。而三年里他有闲细读中外名著,也会让曾为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的父亲在九泉之下欣慰。
百姓难忘受贬人
我对雷宇的了解,大体有三个阶段。1985
年,我从报纸上得知,新华社1985年7月 31日发了一则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通电说---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
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给姚文绪、陈玉益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建议行政上免去陈玉益同志的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和海南行政区对外经委主任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广东省委及省人民政府也就这一事件作出了检查。……(《国史通鉴》29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版)
整整十年,雷宇在我的印象里也就是一个和贪官污吏差不多的犯罪干部。然而,1996年秋季,因为写一部关于海南经济的书,我先后在海南岛呆了四个多月。却不料,无论到什么单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一人这样说,可能是有什么偏见或瓜葛,可是许多人都这样说,我不由得困惑了:为什么人们这样怀念一位在当时也只是海南二把手的人物呢?雷宇从1982年7月28日任命到海南,到1985年7月17日离开海南,总共也就三年啊!
有一天我采访了其时声震天下的海南椰风集团总裁,这位总裁说,我之所以能办起椰风,要感谢雷宇。没有雷宇的汽车交易事件,海南人至今恐怕也不懂什么叫商品经济。是雷宇的汽车进口决策,使海南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原始积累。这种观念的原始积累,甚至比资本的原始积累更重要。雷宇来时,海南人还沉浸在"民风淳厚,情致儒雅,对经商不屑一顾"的古风之中,那时谁家有农副产品出售,便把东西悄悄放在大路旁,而主人远远躲在树后等待行人的光顾,实行"买卖双方授受不亲"。那时人们任凭仓库里的木薯干发霉,也不肯磨成食料去卖掉,任凭满岛长满椰子,也不知去做成饮料……是雷宇的汽车贸易,叫我们海南人了解了岛外的市场经济世界;是因为汽车事件,我才从一个国营食品加工厂的小徒工逐步变为年利税过亿、为几千名海南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国民营饮料集团的领头人。从海口到三亚,从五指山到万泉河,所到之处,海南人无不向我叙述这样一类大同小异的故事。
有人还告诉我,海南岛最后一个右派林先生,就是在雷宇坚持下才得以平反的。有关人士曾说,海南岛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就只留了一个右派不动,一是这个人确实右,二是一个海南岛总得体现"反右"不是全错吧。可是雷宇一查,这"海南最后一个右派"其实是一位满腔热血从海外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越南归侨,是一个人民教师,当年仅仅因为给单位领导提了意见就被打成右派。面对这位"海南岛最后一个右派"的申诉信,雷宇多次批示给有关部门,要求认真对其落实政策,但一些管事的人始终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平反。雷宇只好亲自调阅几尺厚的案卷,从头到尾,一页一页认真地查,本着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精神,反复打通一些当权人物的思想,坚持按党的政策给予平反,终于使海南岛成了一个右派都没有的"无右岛"。正是在海南,雷宇养成了这样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他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
不久,我到了广西。听说雷宇已调来广西任自治区副主席。然而人们告诉我,你来迟了,雷宇又走了。据说是上海的浦东开发区把他接去了,他是个能人啊,哪里要搞对外开放,哪里就想请他去。这是一个南宁的士司机告诉我的。其时月明星稀,我奔驰在南宁清新而灯火辉煌的街道上,大为吃惊。我记得,前些年我来南宁时,南宁是个很不起眼的边陲城市,怎么一下子有了如此多的现代化高楼,如此现代化的城市管理?"的哥"说,这都因为雷宇!他一来,广西就活了,人的思想更开放了,来的外商也多了,仿佛什么都一夜之间开放了。我后来到有关部门仔细了解,才知雷宇在广西只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贸、外贸、工商等,并不管南宁市,可是南宁的百姓为何要把南宁的变化也算雷宇一功呢?这真是怪事。"政声人去后",雷宇有什么绝招,能够到一地,留一地佳话呢?而他为何又每在留下佳话之后又悄然离去呢?
1998年春,我和《南方周末》记者朱强打算联合采访雷宇,这一年是"三中全会"20周年,又是"真理标准讨论"纪念20周年,我们在选定了袁庚等重点报道对象之后,又选定了雷宇。我们以为,雷宇可能有种种错误,但他不是"风尘俗吏",不是"妆傀儡",而是一个"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改革者。然而,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广西,人们都说虽然他辞职后家居广州,但人并不在广州,他被浦东接去了,他被海外大公司请去了,他云游四海,无踪无迹,不愿接受任何传媒采访,不愿向任何人回忆过去……我们多方打听了几个月,终于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海南追赶台湾之说
虽然没有找到雷宇,但关于雷宇迷雾之底,很多人还是向我提供了说法。
首先,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的起因是什么,这似乎早有定论,但事情往往并不那么简单。
1984年4月6日到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扩大沿海开放14城市座谈会",会议传达了邓小平2月23日的一个讲话,讲话中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当时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都参加会议,袁庚、雷宇等一线改革者也出席会议。雷宇作为海南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听到总设计师这一设想,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当时在会议上发言表态:"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诸如新加坡、香港、韩国、文莱,包括台湾,他们有的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的靠资源,有的靠政策,有的靠对于机遇的把握,等等,都是十几二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国家正面临很好的历史机遇,海南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一个好的政策,我就不相信20年赶不上台湾。当然,这种赶上不是讲绝对值,绝对值不可能,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说,应该是可以赶上的。"会下,雷宇又算了一个细账,台湾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亿美元,还是很低的水平,台湾真正起飞,也就是70年代末之后,是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之后的10到20年才实现的。海南赶上台湾关键是怎么样完成原始积累。台湾的原始积累主要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59年的基础,靠当年从大陆掠夺的金银财宝、靠美国支持,而海南岛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明确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种商品)……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这个文件下达一年多来,大家都没细想它的潜力,可是雷宇一旦听到小平同志20年赶上台湾的设想,灵感大发,他想到了对外贸易,通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差价,给海南资本原始积累助一臂之力。而且在进出口贸易中,将使海南人"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外贸中学习市场经济。问题是想到了,可是海南岛本身市场有限,国家又严禁进口消费品出岛,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雷宇这个想法无法操作。可是,天无绝人之路,1984年7月,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这个信息,给了海南进口汽车以极大的促动。
雷宇当初听了他的副手关于进口汽车可以赚到多少钱的设想后,告诉副手说,进口汽车一万三千辆,赚两个亿就行了,可是谁知形势的迅猛发展,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
所以事后,知情者的公论是海南进口汽车错在失去控制,错在党政部门都参与了经商。
汽车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损失固然很大,但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对于海南人更新观念来说,这无疑是上了一堂最实际的商学课。对于国家来说,有失也有得。
海南当年实际进口的7.9万辆汽车,每一辆都经过有关部门文件批准,每一辆都向国家交了税,海南岛的汽车进口按规定交税 19.6亿,事后,海南上缴5.84万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20亿。
事件发生之后,雷宇深感自己有负组织的重托,并反省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缺乏对岛情、国情的深刻了解,只认识到改变海南落后面貌的迫切性、必要性,而对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以致在行动上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据我所闻,雷宇这个人有急功近利之嫌,有锋芒外露之嫌,但他永远只有工作性错误,而且在百姓之中留有良好的口碑。雷宇这一生,在黑龙江、辽宁、广东、海南、广西5省区工作,这5省区95%
的县市他都跑遍了。只是,他这个人太过于争强好胜,特别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越是在大干部面前,只要有说话机会,总是敢于亮观点,甚至争辩。早在1980年7月,针对物价改革问题他竟然敢当面和党中央主席争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是任仲夷给解的围。
这样的雷宇,当然不是每一个领导都喜欢的。
雷宇在对待官职上是很矛盾的。他深知自己的性情不适合做官。当官的要领是不出错,而不出错的绝招是少做事,一个人只要不做事便难以犯错,少做事就减少了失误之机。然而他在海南时,明知两年后就会回省另有重任,有关领导一再告诫他,在海南只要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可他接受不了。他是一个要做事的人呀。看着海南那样的贫穷,穷得乡政府连换一块招牌的钱都没有,他能不干事?要干事,就需要权,而一干事,就又可能失去权力。这20年来,雷宇就在这样一种怪圈中拼搏。
一生精彩在海南
我问雷宇,你这一生最精彩的时光是哪一段?
雷宇毫不犹豫:是在海南岛的三年。
为什么?海南岛不是你跌跤的三年么?
不。雷宇说,那是我最痛快的时光。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去工作的。我不仅能自己想主意,还能自己去实现它。一个人这样不容易啊。有的人能想主意,能设计,却无权去实践它,有的人一生都只能在执行别人的计划。能够思想、操作一肩挑的人,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一生都留恋。虽然摔跤了,也是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何况,是非功过我并不看得很重。很多年前,我本来是个小小的"幕僚",在幕后为人出主意,可忽然有了海南三年的独当一面的机会---当时我虽不是一把手,由于一把手较长一段时间养病,我实际上是以一种独当一面的心态在工作……听完雷宇这番话,我心中一动,雷宇的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个独特的人才学研究标本---一个人当"幕僚"很好、给人出主意一帆风顺,可一到前台,自行操作,便事故不断,失败不断---这到底是人才本身的问题,还是环境对人才有某种异化与制约呢?
把雷宇的履历大致翻一翻,有助于这个研究。
雷宇简历如下:
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
1949年7月参加革命;
1949年底参军,随后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因病转业,到黑龙江鹤岗煤矿搞调研工作;
1953年保送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
1954年回鹤岗煤矿,搞计划工作;
1962年入党;
1963年任矿机关党支书;
1964年调任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政策研究科科长;
1966年9月2日被批斗,"文革"中被批斗6次;
1969年4月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任秘书处副处长;
1977年2月调辽宁省委(和任仲夷一起)政策研究室任组长,后任副主任;
1980年11月随任仲夷来广州,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
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1985年7月17日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
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
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
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
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
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这个简历清楚地说明,雷宇在当政研人员给领导出主意时从无挫折,节节上升。他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主任是后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后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以设想,如果雷宇继续在幕后出主意,他还会继续升官。
人可以不信命运,但凡事确实有迹可循,仿佛冥冥之中有定数。1981年春,雷宇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这种做法,就像清末曾国藩从翰林院到湖南练湘军,从书院走到实战一线。
不同的是,曾国藩洞悉清代政体国情,既大胆办事,又谨慎小心地伺候老佛爷,最终功成名就,名震天下。可雷宇呢,在后台时什么事都明白,算得"人情练达即文章",可一出前台,便书生气十足,把为百姓办事看得重于一切,终于败走麦城。
假若他像某个老领导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部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一种"加官进爵"的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海南汽车事件后,不少人都为雷宇把一个好好的前程丢了可惜,为他后悔。他却说,我不后悔!人以为这是气话,是嘴巴硬。谁知几年后,他官复原职,当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依然是毫不迟疑,一边提出"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一边继续在中央的改革大政下,注意因地制宜,按实际情况决定方针,哪怕自己人微言轻,他照样在自己权限内坚持不误。
他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 岁,中国的改革也在邓小平南巡后,进入了新的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从他一到广西之日起,他就像上了篮球场,被"人盯人"了。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去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有人又问是不是雷宇搞的?(1995年,经过采取措施,广西实际只进了46万吨糖,除自己主动查处罚没了将近10万吨走私糖外,绝大部分都返销境外。)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到广西已经 58岁了,以这个年龄,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威胁,为何要把事情搞得如此颠三倒四?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有办法。但对于各种暗箭,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束手无策。 雷宇看今日中国经济
毕竟只是和雷宇初次相见。他无论多么外露,也还是多了些城府。
他说这三年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家陪伴老母。这话我有所怀疑。
果然,到临别时,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您对今天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雷宇脱口说了四条意见---
我现在是一个老百姓,但多年的积习,对经济生活总不会一点不关心,我觉得有四个方面要注意解决好:
第一,要切实注意提高投资效益。
现在为了启动内需、刺激消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要讲究效益。你以为我们每年发的那个财政债券1000多个亿不用还啊?几年以后,连本带息你就必须要还。我从报纸上看到,说是要修一条青藏铁路,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投资
579亿。我记得,周恩来生前曾经说过:什么时候我们把铁路修到拉萨,西藏就真正是我们的了。周恩来生前说这个话,在那个年代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技术的发展,今非昔比了。579亿是静态投资,如果动态投资,就算700个亿,我拿它一年的利息几十个亿,来装备两个伞兵师,或者装备一个加强的伞兵师,足够有余的了,那就不止是保卫西藏,保卫其它地方也是可以的了。我说实在的,这条铁路不是说不需要修,问题是什么时候修?我觉得近期修这条铁路不会有什么回报,另外也难于维护和管理,搞不好会像坦桑铁路一样,甚至比坦桑铁路还要差。这条铁路要修,稍后再修可不可以?现在财政还是很紧张,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同样是基础设施,先做哪,后做哪,应该有个先后,有个缓急。我听说广西桂柳高速公路通了,南宁到钦州的高速公路通了,南宁到柳州的也快通了,从北海、钦州一直到桂林,很快都有高速公路。这些高速公路有多少车辆跑?现在还要修南宁到凭祥的高速公路,与越南接轨?我去过越南,越南靠近中国的公路很差,有什么必要在南宁到凭祥搞高速公路?在昆明,我见到广西交通厅的一位副厅长,我问他:广西哪有那么多钱?他说:国家借的钱。我说如果不要还的话,那又另作别论,如果要还,就要考虑一下。基础设施也有个先后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如何还本的问题。
第二,文化传统与启动内需。现在大家都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启动内需的决策。许多人建议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建议当然是对的。但现在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农副产品的价格都卖不上去,猪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广州原来猪排13块钱一斤,现在7.8元,大掉价了!下午五六点钟,6元都可以买到。农副产品价格普遍卖不上去,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过去的利息高,一再降息,以为一降息,人们都不储蓄了,拿钱买东西,可现在人们还是不买,为什么?其实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一部分人缺少购买力,没钱;或者他有点钱,也得攒着,以应付天灾病老,有钱你敢乱花吗?一部分是缺少购买的欲望,电视机、电冰箱……他什么都有,买什么呀?可见,光降低利息不行,搞不好还会带来副作用。
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有人的消费观念,包括我们的消费理论。过去我们担心物价上涨,千方百计降低过高的物价是对的。物价长久居高不下确实会出问题。但话要说回来,实际上哪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通涨率不一定是坏事,对刺激生产,调节市场都有好处。现在物价是负增长,又变成问题了。经济不是个面团,你愿意怎么捏就怎么捏,它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作,甚至你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对的,它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把它调整好。我觉得许多事情首先要研究,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或者各个消费层次,它需要的是什么?消费是多层次的,你应该多琢磨,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得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消费心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要考虑。中国人其实不愿意乱花钱,光按照一般的经济现象去研究,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文化传统对消费心理会起很大很重要的作用,不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光说农村市场是广阔的,潜力很大,这不行。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农副产品都很难卖出去,价格不仅上不去,而且还下跌,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就难于落实。
要启动内需,还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政策和对价格的监管问题。我觉得,对物价上涨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物价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问题确实是马虎不得,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对待。但是要我看,如果工资的增长指数大于物价的增长指数,这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他收入增加了嘛,收入增长比物价上涨快,有承受能力,这就不会有什么事。就算工资的增长指数跟物价上涨的指数持平,或者稍微低于物价增长的指数,这也没什么了不得,也不会出大乱子。当年我在广州工作,搞物价改革主要是考虑什么呢?(1)财政有没有承受能力;(2)会不会影响左邻右舍。如果财政能够承受得了,对左邻右舍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物价不能光看它那个指数,还要看它的绝对水平,购买能力。抑制物价,总的是对的,但也不能什么都抑制,特别是有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如不在适当的时机合理调整,不仅不利于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不利于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布局,到头来甚至会造成某些商品的严重短缺。
第三,对症下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千头万绪,每一个企业具体情况不同,什么体制问题,政策问题,领导班子问题,都有,但要根据其不同的重点所在,对症下药。我觉得一些企业除以上问题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企业效益不好关键就在这。第二个,作为企业内部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我不是主张私有制、私有化啊。农村的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是从解决所有制入手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成效不够显著,不像原来所期望的,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使生产资料同生产者实现紧密的结合。企业的生产者、企业的管理者如果不占有生产资料,它怎么会成为企业的主人?我觉得,企业里面可以通过赎买,可以通过国家拿出一部分来适当地分配给企业的职工,使他们占有一定的股份,这样生产者和管理者才会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他才会跟企业相依为命,他才会真正像个主人那样关心这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我觉得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怎么样让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适当地掌握生产资料、拥有生产资料,是我们企业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四,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这个问题很敏感,好在党中央、国务院早已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正确的措施,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广信"出事,中国在境外企业的信用都受到影响。如果长此下去,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难以维持。1989年我在广州工作时,曾经处理广州在香港的一家主要的窗口公司的债务危机问题。这家公司为什么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呢?主要是:(1)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2)投资决策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多数投资项目没有效益;(3)借钱给别人或对外担保没有必要的抵押或反担保;(4)里外串通,公开诓骗,高价报进,低价报出,赚钱是私人的,陪钱是公司的。造成以上状况,根本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听说"广信"所以出事,大体也是类似问题。
雷宇把心里话倒得差不多时,又开始紧口。我笑了。这样深刻的经济分析,是一个赋闲在家什么都不想的人能脱口说出来的么?
雷宇在回忆往事时,他哪一年到哪儿,时间年月日清清楚楚,他说海南当年的经济数字,说两广的改革趋势,一个个数字精确无误。
他的脑袋真好!他的记忆力真好!他的身体真好!我建议雷宇写一篇文章,把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雷宇坚决反对。
我退而求其次,那么,让我来写一篇访谈录如何?雷宇依然摇头拒绝。
我看了看雷宇那99岁的老母亲,忽然心有灵犀:
雷宇同志,你母亲到秋天便要过100岁大寿了,让我写写您和他老人家的故事,权作给她老人家的百岁贺礼,如何?
说到为母亲祝寿,雷宇犹豫了。他看了看我,叮嘱道,如果这样,那么,你琢磨着写吧。
我庄重地点了点头,又让雷宇抱着小外孙和母亲照了一张相---一个百岁母亲和一个65岁的儿子及一个不到1岁的外重孙。我们至少要让雷宇的孙子辈知道历史真相啊。
整个访谈中连说了七八次"我活蹦乱跳"的雷宇,在与我分手时沉默了。这时只听得窗外小雨淅淅沥沥。
我也只好沉默地告辞,但我永藏了雷宇那双突然忧郁而激情闪烁的眼睛,永藏了雷宇那和海口海瑞墓碑一样冷峻的苦笑。□(编辑:橡子)
雷宇这人我听说有15年了。那时候谁不知道"海南汽车事件"主要责任人雷宇啊。 雷宇这人我寻找了3年,直到1999年5月 12日,才终于在广州找到了他。
我知道雷宇今年将过65岁生日,知道雷宇自1996年1月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之职,赋闲在家整整三年多了。将心比心,一个至今在海南、广州、广西等地百姓心中享有盛名的改革者,却终于主动辞职赋闲在家。我想,一个人纵是如来般的胸怀宽广,也必定郁郁寡欢,未老先衰了吧!
然而我大吃一惊。坐在书房里等我的是一个身着鲜红t恤衫、洁白休闲裤的中年人,硕大的头脑,方正的脸庞,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珠江没有被污染时的光彩,宽阔的额头呈现着天空没有被烟囱熏暗时的晨光曦微。
我愣了:想不到您身体还有这么好。
雷宇哈哈大笑:不错,我依然活蹦乱跳!我现在的身体,比一些年轻人不会差多少;现在我两天两夜不睡觉可以,两天两夜不吃饭可以。我从来不吃早餐,我一天吃一顿,也绝对没问题,而且还不用吃得太好。
我想,这是得力于什么健康运动方法?雷宇又笑:我没有任何运动。什么高尔夫、什么球,都不爱,就爱看看书,睡个懒觉,我躺在床上睡个两天两夜绝对没问题。
说话间雷宇99岁的妈妈出来了。老太太满头银发,却步履稳健,看去只像70来岁。雷宇说他妈妈现在还天天看报。当年看了雷宇因"海南汽车事件"受处分的消息,老太太曾问雷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雷宇坦诚地告诉母亲,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
当年85岁的劳秀贞老太太凝视着儿子诚实无邪的目光,相信了。她没有生气,没有难过,没有病倒,一路活过来,直入百岁大关。
如果雷宇的话有假,他就会断送母亲的长寿。雷宇在谪贬为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三年后,1988年1月15日当上了广州市副市长,1992年4月25日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这说明组织对他是公正的,事实与雷宇对母亲的交待是一致的。
雷宇说,赋闲三年来,他什么事也没干,无论是广西、广州等地政府邀他当顾问,还是国内外一些大企业、名牌大学请他当顾问、教授,他一概婉拒,大部分时间就在家里陪伴母亲,买菜、做饭、看书,偶尔也偕老朋友去游览一下国内的名山大川、历史名胜。在他看来,在中国做事,一定要有权,中国是事与权的统一,有多大的权,做多大的事。而今他只剩一家之主这个权了,那么就把家里的事尽力做好吧。夫人依然在一个政府机关负责一个部门,三个女儿或出国或在国内,都有专业有事业,所以他在家最大的事就是把母亲陪好。从1949年参军离家,到1996年1月辞职,他毕竟有47年没有尽一个儿子的责任照顾母亲啊。这三年,他算多少还了一点债。而三年里他有闲细读中外名著,也会让曾为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的父亲在九泉之下欣慰。
百姓难忘受贬人
我对雷宇的了解,大体有三个阶段。1985
年,我从报纸上得知,新华社1985年7月 31日发了一则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通电说---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
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给姚文绪、陈玉益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建议行政上免去陈玉益同志的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和海南行政区对外经委主任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广东省委及省人民政府也就这一事件作出了检查。……(《国史通鉴》29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版)
整整十年,雷宇在我的印象里也就是一个和贪官污吏差不多的犯罪干部。然而,1996年秋季,因为写一部关于海南经济的书,我先后在海南岛呆了四个多月。却不料,无论到什么单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一人这样说,可能是有什么偏见或瓜葛,可是许多人都这样说,我不由得困惑了:为什么人们这样怀念一位在当时也只是海南二把手的人物呢?雷宇从1982年7月28日任命到海南,到1985年7月17日离开海南,总共也就三年啊!
有一天我采访了其时声震天下的海南椰风集团总裁,这位总裁说,我之所以能办起椰风,要感谢雷宇。没有雷宇的汽车交易事件,海南人至今恐怕也不懂什么叫商品经济。是雷宇的汽车进口决策,使海南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原始积累。这种观念的原始积累,甚至比资本的原始积累更重要。雷宇来时,海南人还沉浸在"民风淳厚,情致儒雅,对经商不屑一顾"的古风之中,那时谁家有农副产品出售,便把东西悄悄放在大路旁,而主人远远躲在树后等待行人的光顾,实行"买卖双方授受不亲"。那时人们任凭仓库里的木薯干发霉,也不肯磨成食料去卖掉,任凭满岛长满椰子,也不知去做成饮料……是雷宇的汽车贸易,叫我们海南人了解了岛外的市场经济世界;是因为汽车事件,我才从一个国营食品加工厂的小徒工逐步变为年利税过亿、为几千名海南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国民营饮料集团的领头人。从海口到三亚,从五指山到万泉河,所到之处,海南人无不向我叙述这样一类大同小异的故事。
有人还告诉我,海南岛最后一个右派林先生,就是在雷宇坚持下才得以平反的。有关人士曾说,海南岛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就只留了一个右派不动,一是这个人确实右,二是一个海南岛总得体现"反右"不是全错吧。可是雷宇一查,这"海南最后一个右派"其实是一位满腔热血从海外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越南归侨,是一个人民教师,当年仅仅因为给单位领导提了意见就被打成右派。面对这位"海南岛最后一个右派"的申诉信,雷宇多次批示给有关部门,要求认真对其落实政策,但一些管事的人始终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平反。雷宇只好亲自调阅几尺厚的案卷,从头到尾,一页一页认真地查,本着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精神,反复打通一些当权人物的思想,坚持按党的政策给予平反,终于使海南岛成了一个右派都没有的"无右岛"。正是在海南,雷宇养成了这样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他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
不久,我到了广西。听说雷宇已调来广西任自治区副主席。然而人们告诉我,你来迟了,雷宇又走了。据说是上海的浦东开发区把他接去了,他是个能人啊,哪里要搞对外开放,哪里就想请他去。这是一个南宁的士司机告诉我的。其时月明星稀,我奔驰在南宁清新而灯火辉煌的街道上,大为吃惊。我记得,前些年我来南宁时,南宁是个很不起眼的边陲城市,怎么一下子有了如此多的现代化高楼,如此现代化的城市管理?"的哥"说,这都因为雷宇!他一来,广西就活了,人的思想更开放了,来的外商也多了,仿佛什么都一夜之间开放了。我后来到有关部门仔细了解,才知雷宇在广西只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贸、外贸、工商等,并不管南宁市,可是南宁的百姓为何要把南宁的变化也算雷宇一功呢?这真是怪事。"政声人去后",雷宇有什么绝招,能够到一地,留一地佳话呢?而他为何又每在留下佳话之后又悄然离去呢?
1998年春,我和《南方周末》记者朱强打算联合采访雷宇,这一年是"三中全会"20周年,又是"真理标准讨论"纪念20周年,我们在选定了袁庚等重点报道对象之后,又选定了雷宇。我们以为,雷宇可能有种种错误,但他不是"风尘俗吏",不是"妆傀儡",而是一个"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改革者。然而,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广西,人们都说虽然他辞职后家居广州,但人并不在广州,他被浦东接去了,他被海外大公司请去了,他云游四海,无踪无迹,不愿接受任何传媒采访,不愿向任何人回忆过去……我们多方打听了几个月,终于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海南追赶台湾之说
虽然没有找到雷宇,但关于雷宇迷雾之底,很多人还是向我提供了说法。
首先,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的起因是什么,这似乎早有定论,但事情往往并不那么简单。
1984年4月6日到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扩大沿海开放14城市座谈会",会议传达了邓小平2月23日的一个讲话,讲话中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当时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都参加会议,袁庚、雷宇等一线改革者也出席会议。雷宇作为海南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听到总设计师这一设想,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当时在会议上发言表态:"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诸如新加坡、香港、韩国、文莱,包括台湾,他们有的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的靠资源,有的靠政策,有的靠对于机遇的把握,等等,都是十几二十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国家正面临很好的历史机遇,海南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一个好的政策,我就不相信20年赶不上台湾。当然,这种赶上不是讲绝对值,绝对值不可能,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说,应该是可以赶上的。"会下,雷宇又算了一个细账,台湾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亿美元,还是很低的水平,台湾真正起飞,也就是70年代末之后,是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之后的10到20年才实现的。海南赶上台湾关键是怎么样完成原始积累。台湾的原始积累主要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59年的基础,靠当年从大陆掠夺的金银财宝、靠美国支持,而海南岛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明确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种商品)……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这个文件下达一年多来,大家都没细想它的潜力,可是雷宇一旦听到小平同志20年赶上台湾的设想,灵感大发,他想到了对外贸易,通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差价,给海南资本原始积累助一臂之力。而且在进出口贸易中,将使海南人"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外贸中学习市场经济。问题是想到了,可是海南岛本身市场有限,国家又严禁进口消费品出岛,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雷宇这个想法无法操作。可是,天无绝人之路,1984年7月,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这个信息,给了海南进口汽车以极大的促动。
雷宇当初听了他的副手关于进口汽车可以赚到多少钱的设想后,告诉副手说,进口汽车一万三千辆,赚两个亿就行了,可是谁知形势的迅猛发展,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
所以事后,知情者的公论是海南进口汽车错在失去控制,错在党政部门都参与了经商。
汽车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损失固然很大,但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对于海南人更新观念来说,这无疑是上了一堂最实际的商学课。对于国家来说,有失也有得。
海南当年实际进口的7.9万辆汽车,每一辆都经过有关部门文件批准,每一辆都向国家交了税,海南岛的汽车进口按规定交税 19.6亿,事后,海南上缴5.84万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20亿。
事件发生之后,雷宇深感自己有负组织的重托,并反省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缺乏对岛情、国情的深刻了解,只认识到改变海南落后面貌的迫切性、必要性,而对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以致在行动上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据我所闻,雷宇这个人有急功近利之嫌,有锋芒外露之嫌,但他永远只有工作性错误,而且在百姓之中留有良好的口碑。雷宇这一生,在黑龙江、辽宁、广东、海南、广西5省区工作,这5省区95%
的县市他都跑遍了。只是,他这个人太过于争强好胜,特别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越是在大干部面前,只要有说话机会,总是敢于亮观点,甚至争辩。早在1980年7月,针对物价改革问题他竟然敢当面和党中央主席争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是任仲夷给解的围。
这样的雷宇,当然不是每一个领导都喜欢的。
雷宇在对待官职上是很矛盾的。他深知自己的性情不适合做官。当官的要领是不出错,而不出错的绝招是少做事,一个人只要不做事便难以犯错,少做事就减少了失误之机。然而他在海南时,明知两年后就会回省另有重任,有关领导一再告诫他,在海南只要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可他接受不了。他是一个要做事的人呀。看着海南那样的贫穷,穷得乡政府连换一块招牌的钱都没有,他能不干事?要干事,就需要权,而一干事,就又可能失去权力。这20年来,雷宇就在这样一种怪圈中拼搏。
一生精彩在海南
我问雷宇,你这一生最精彩的时光是哪一段?
雷宇毫不犹豫:是在海南岛的三年。
为什么?海南岛不是你跌跤的三年么?
不。雷宇说,那是我最痛快的时光。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去工作的。我不仅能自己想主意,还能自己去实现它。一个人这样不容易啊。有的人能想主意,能设计,却无权去实践它,有的人一生都只能在执行别人的计划。能够思想、操作一肩挑的人,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一生都留恋。虽然摔跤了,也是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何况,是非功过我并不看得很重。很多年前,我本来是个小小的"幕僚",在幕后为人出主意,可忽然有了海南三年的独当一面的机会---当时我虽不是一把手,由于一把手较长一段时间养病,我实际上是以一种独当一面的心态在工作……听完雷宇这番话,我心中一动,雷宇的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个独特的人才学研究标本---一个人当"幕僚"很好、给人出主意一帆风顺,可一到前台,自行操作,便事故不断,失败不断---这到底是人才本身的问题,还是环境对人才有某种异化与制约呢?
把雷宇的履历大致翻一翻,有助于这个研究。
雷宇简历如下:
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
1949年7月参加革命;
1949年底参军,随后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因病转业,到黑龙江鹤岗煤矿搞调研工作;
1953年保送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
1954年回鹤岗煤矿,搞计划工作;
1962年入党;
1963年任矿机关党支书;
1964年调任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政策研究科科长;
1966年9月2日被批斗,"文革"中被批斗6次;
1969年4月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任秘书处副处长;
1977年2月调辽宁省委(和任仲夷一起)政策研究室任组长,后任副主任;
1980年11月随任仲夷来广州,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
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1985年7月17日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
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
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
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
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
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这个简历清楚地说明,雷宇在当政研人员给领导出主意时从无挫折,节节上升。他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主任是后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后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以设想,如果雷宇继续在幕后出主意,他还会继续升官。
人可以不信命运,但凡事确实有迹可循,仿佛冥冥之中有定数。1981年春,雷宇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这种做法,就像清末曾国藩从翰林院到湖南练湘军,从书院走到实战一线。
不同的是,曾国藩洞悉清代政体国情,既大胆办事,又谨慎小心地伺候老佛爷,最终功成名就,名震天下。可雷宇呢,在后台时什么事都明白,算得"人情练达即文章",可一出前台,便书生气十足,把为百姓办事看得重于一切,终于败走麦城。
假若他像某个老领导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部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一种"加官进爵"的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海南汽车事件后,不少人都为雷宇把一个好好的前程丢了可惜,为他后悔。他却说,我不后悔!人以为这是气话,是嘴巴硬。谁知几年后,他官复原职,当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依然是毫不迟疑,一边提出"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一边继续在中央的改革大政下,注意因地制宜,按实际情况决定方针,哪怕自己人微言轻,他照样在自己权限内坚持不误。
他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 岁,中国的改革也在邓小平南巡后,进入了新的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从他一到广西之日起,他就像上了篮球场,被"人盯人"了。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去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有人又问是不是雷宇搞的?(1995年,经过采取措施,广西实际只进了46万吨糖,除自己主动查处罚没了将近10万吨走私糖外,绝大部分都返销境外。)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到广西已经 58岁了,以这个年龄,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威胁,为何要把事情搞得如此颠三倒四?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有办法。但对于各种暗箭,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束手无策。 雷宇看今日中国经济
毕竟只是和雷宇初次相见。他无论多么外露,也还是多了些城府。
他说这三年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想,只是在家陪伴老母。这话我有所怀疑。
果然,到临别时,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您对今天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雷宇脱口说了四条意见---
我现在是一个老百姓,但多年的积习,对经济生活总不会一点不关心,我觉得有四个方面要注意解决好:
第一,要切实注意提高投资效益。
现在为了启动内需、刺激消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要讲究效益。你以为我们每年发的那个财政债券1000多个亿不用还啊?几年以后,连本带息你就必须要还。我从报纸上看到,说是要修一条青藏铁路,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投资
579亿。我记得,周恩来生前曾经说过:什么时候我们把铁路修到拉萨,西藏就真正是我们的了。周恩来生前说这个话,在那个年代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技术的发展,今非昔比了。579亿是静态投资,如果动态投资,就算700个亿,我拿它一年的利息几十个亿,来装备两个伞兵师,或者装备一个加强的伞兵师,足够有余的了,那就不止是保卫西藏,保卫其它地方也是可以的了。我说实在的,这条铁路不是说不需要修,问题是什么时候修?我觉得近期修这条铁路不会有什么回报,另外也难于维护和管理,搞不好会像坦桑铁路一样,甚至比坦桑铁路还要差。这条铁路要修,稍后再修可不可以?现在财政还是很紧张,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同样是基础设施,先做哪,后做哪,应该有个先后,有个缓急。我听说广西桂柳高速公路通了,南宁到钦州的高速公路通了,南宁到柳州的也快通了,从北海、钦州一直到桂林,很快都有高速公路。这些高速公路有多少车辆跑?现在还要修南宁到凭祥的高速公路,与越南接轨?我去过越南,越南靠近中国的公路很差,有什么必要在南宁到凭祥搞高速公路?在昆明,我见到广西交通厅的一位副厅长,我问他:广西哪有那么多钱?他说:国家借的钱。我说如果不要还的话,那又另作别论,如果要还,就要考虑一下。基础设施也有个先后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如何还本的问题。
第二,文化传统与启动内需。现在大家都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启动内需的决策。许多人建议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建议当然是对的。但现在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农副产品的价格都卖不上去,猪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广州原来猪排13块钱一斤,现在7.8元,大掉价了!下午五六点钟,6元都可以买到。农副产品价格普遍卖不上去,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过去的利息高,一再降息,以为一降息,人们都不储蓄了,拿钱买东西,可现在人们还是不买,为什么?其实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一部分人缺少购买力,没钱;或者他有点钱,也得攒着,以应付天灾病老,有钱你敢乱花吗?一部分是缺少购买的欲望,电视机、电冰箱……他什么都有,买什么呀?可见,光降低利息不行,搞不好还会带来副作用。
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有人的消费观念,包括我们的消费理论。过去我们担心物价上涨,千方百计降低过高的物价是对的。物价长久居高不下确实会出问题。但话要说回来,实际上哪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通涨率不一定是坏事,对刺激生产,调节市场都有好处。现在物价是负增长,又变成问题了。经济不是个面团,你愿意怎么捏就怎么捏,它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作,甚至你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对的,它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把它调整好。我觉得许多事情首先要研究,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或者各个消费层次,它需要的是什么?消费是多层次的,你应该多琢磨,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得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消费心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要考虑。中国人其实不愿意乱花钱,光按照一般的经济现象去研究,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文化传统对消费心理会起很大很重要的作用,不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光说农村市场是广阔的,潜力很大,这不行。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农副产品都很难卖出去,价格不仅上不去,而且还下跌,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就难于落实。
要启动内需,还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政策和对价格的监管问题。我觉得,对物价上涨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物价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问题确实是马虎不得,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对待。但是要我看,如果工资的增长指数大于物价的增长指数,这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他收入增加了嘛,收入增长比物价上涨快,有承受能力,这就不会有什么事。就算工资的增长指数跟物价上涨的指数持平,或者稍微低于物价增长的指数,这也没什么了不得,也不会出大乱子。当年我在广州工作,搞物价改革主要是考虑什么呢?(1)财政有没有承受能力;(2)会不会影响左邻右舍。如果财政能够承受得了,对左邻右舍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物价不能光看它那个指数,还要看它的绝对水平,购买能力。抑制物价,总的是对的,但也不能什么都抑制,特别是有些农副产品的价格如不在适当的时机合理调整,不仅不利于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不利于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布局,到头来甚至会造成某些商品的严重短缺。
第三,对症下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千头万绪,每一个企业具体情况不同,什么体制问题,政策问题,领导班子问题,都有,但要根据其不同的重点所在,对症下药。我觉得一些企业除以上问题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企业效益不好关键就在这。第二个,作为企业内部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我不是主张私有制、私有化啊。农村的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是从解决所有制入手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成效不够显著,不像原来所期望的,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所有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使生产资料同生产者实现紧密的结合。企业的生产者、企业的管理者如果不占有生产资料,它怎么会成为企业的主人?我觉得,企业里面可以通过赎买,可以通过国家拿出一部分来适当地分配给企业的职工,使他们占有一定的股份,这样生产者和管理者才会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他才会跟企业相依为命,他才会真正像个主人那样关心这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我觉得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怎么样让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适当地掌握生产资料、拥有生产资料,是我们企业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四,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这个问题很敏感,好在党中央、国务院早已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正确的措施,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广信"出事,中国在境外企业的信用都受到影响。如果长此下去,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难以维持。1989年我在广州工作时,曾经处理广州在香港的一家主要的窗口公司的债务危机问题。这家公司为什么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呢?主要是:(1)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2)投资决策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多数投资项目没有效益;(3)借钱给别人或对外担保没有必要的抵押或反担保;(4)里外串通,公开诓骗,高价报进,低价报出,赚钱是私人的,陪钱是公司的。造成以上状况,根本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听说"广信"所以出事,大体也是类似问题。
雷宇把心里话倒得差不多时,又开始紧口。我笑了。这样深刻的经济分析,是一个赋闲在家什么都不想的人能脱口说出来的么?
雷宇在回忆往事时,他哪一年到哪儿,时间年月日清清楚楚,他说海南当年的经济数字,说两广的改革趋势,一个个数字精确无误。
他的脑袋真好!他的记忆力真好!他的身体真好!我建议雷宇写一篇文章,把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雷宇坚决反对。
我退而求其次,那么,让我来写一篇访谈录如何?雷宇依然摇头拒绝。
我看了看雷宇那99岁的老母亲,忽然心有灵犀:
雷宇同志,你母亲到秋天便要过100岁大寿了,让我写写您和他老人家的故事,权作给她老人家的百岁贺礼,如何?
说到为母亲祝寿,雷宇犹豫了。他看了看我,叮嘱道,如果这样,那么,你琢磨着写吧。
我庄重地点了点头,又让雷宇抱着小外孙和母亲照了一张相---一个百岁母亲和一个65岁的儿子及一个不到1岁的外重孙。我们至少要让雷宇的孙子辈知道历史真相啊。
整个访谈中连说了七八次"我活蹦乱跳"的雷宇,在与我分手时沉默了。这时只听得窗外小雨淅淅沥沥。
我也只好沉默地告辞,但我永藏了雷宇那双突然忧郁而激情闪烁的眼睛,永藏了雷宇那和海口海瑞墓碑一样冷峻的苦笑。□(编辑: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