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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读时让人鼻子发酸，读后令人心情沉重。我感到这是我们民族的沉疴被灸到了穴位。那段历史实在不堪回首，但仍须回首，因为我们对它的反省还未到应有的深度。我们在事后的这些年代，有时间就忙于“为历史定论”，“为历史人物定性”，弄出个忠奸功过，以按功行赏、论罪定罚，行使自己赋予自己的“历史判官”之职权。一个民族落后了不怕，怕的是没有从自己肌体内找寻病源的意识和勇气。克敬先生为萧履中叫屈没有他个人的什么目的，全然是一股正气使然。只要民间还有这股“气”在，民族总是能重新走向辉煌的。
文艺路（西安市的一条街名）的旧书摊上，有一本残缺得没了封皮、没了封底的旧书，被人扔来扔去，书页也如残秋的落叶，卷曲着，散散乱乱的样子。我也未留意这本旧书，弯着腰去拣另一本旧书时，有股小风吹来，掀翻了那本残缺旧书的纸页，其中“去思碑”三个字，虽然小得可怜，却像三颗埋在沙土里的珍珠，跳进了我的眼睛。
对民间散碑颇多兴趣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伸出的手改变了方向，把那本十分残缺的旧书拣起来，翻到去思碑的那一页，匆匆地看了几行，便掏了钱，与书摊的老板成了交。
去思碑为北京郊区的通州民众在1862年为卸任通州知府的萧履中大人树立的。我查阅资料，发现2002年出版的《民国通县志稿》的说明中，有一段评价性的话语：“书中的知州萧履中，为求一方苟安，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向敌妥协以物资资敌，实为卖国之举。”
如此评价萧履中，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太符合我们中国一部分人的思维逻辑了，而这部分人还经常地代表一种主流意识。我不敢瞎卖弄，只有搬书求证了。书写司马迁人格魅力的《报任安书》一文，想必读书人都看过，看过了都会对史圣伟大的情怀所感动。
我不只是读过《报任安书》，而是手不释卷地读了好多遍。任安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好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写信之时，时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因太子刘据遭到诬陷，起兵讨伐失败的连累，被汉武帝下诏逮捕入狱，司马迁牵心着好朋友的命运，内心不免痛苦和愤懑，又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提笔三千言，把自己的苦闷心情和艰难境地叙发得淋漓尽致，令人读来不胜喟然生叹。然而司马迁的精神是坚强的，心态是乐观的，面对朋友的生死莫测，自己的“身败名裂”，在痛苦中发出了一声撕天裂地的大喊，“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异趣也！”这就是司马迁，对于死，他有如此高标的认识，因此他不惧死。不惧死也才敢于说实话，说真话，在满朝文武一味附和汉武帝的意志、口诛笔伐抵抗匈奴兵败受降的名将李陵时，他站出来唱反调了。
司马迁之为李陵申辩，并不是他与李陵有什么私情，而完全是一种正义的感召。李陵受命率兵随李广利迎击匈奴，因为主帅李广利指挥失误，导致李陵孤军奋战，一直打到匈奴的王廷，不足5000人的步兵队伍，与超过5万人的匈奴骑兵激战十几天，直打得粮草断绝，援兵不及，硬拼下去，只能是全军覆灭。为保全实力徐图后计，李陵万般无奈，这才受降当了俘虏。这有什么错呢？如果有错，也是主帅李广利的错呀！司马迁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司马迁的伟大，他不从俗流，仗义执言，指出李陵是一个有节操的人，他敢赴国难，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李陵没有错，错的是主帅李广利。
正直敢言的司马迁只有一张嘴。一张嘴发出的声音太小，抵不住朝堂上群臣的聒噪，只会安享富贵的朝臣们，都知道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的宠姬，有错也不能说，而且他们大都发自本性地认为降敌的李陵错了，一个个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哪儿容得了司马迁的申辩。好了，你司马迁既为降敌的李陵申辩，那你也是错，而且是错上错。汉武帝诏令下来，当下便把司马迁锁了起来，投进了禁中大狱。对此，司马迁自然有满腹怨言，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话，表达得便十分明白：“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家贫，货赂不足自赎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悲夫！悲夫！”
确实是可悲呀！司马迁如果有钱，事情也不至于那么不可收拾，问题是他在朝做了二十年的官，却没有攒下几个银子，所以他就只能在汉武帝给他开的三个条件：“出钱赎罪，上吊自决，腐刑去势”中，选了个他最不能接受的腐刑，忍辱去势，苟且地活着，完成了他的历史巨著《史记》的写作，为世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司马迁有罪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使我焉能不心伤，心伤在那种青红不分、皂白不辨的群体意识面前，降敌的李陵有罪！为李陵开脱的司马迁也有罪！
有什么办法呢？司马迁没有，我更没有。但公正的历史有，历史为直言敢谏的司马迁翻了案，这是司马迁不幸中的大幸。然而通州府的萧履中大人，其在天之灵还等待历史的翻案。我大为怀疑，功名成就远逊于司马迁的萧履中大人，很难得到那个历史的翻案了。
我把从旧书摊淘来的那本残书认真翻了一遍，欣喜通州民众的是非观念，还不是那么糊涂，也不论老书怎么贬损责罪萧履中，而是从切身的体会，为萧履中的无奈说了不少的公道话。
书中的观点是，萧履中为通州惟一名宦，咸丰九年 刹柘刎┥ㄖ葜文凇俺旨阂粤问乱悦簦怖裆普豢擅毒佟薄Ｌ乇鹗窃?860年的夏天，英法联军进逼京城，通州为战祸要冲，眼看着黎民百姓将要遭战乱祸害，萧履中夜不能寐，想着与民一起抗争，自己即使血染沙场也能为后世儿孙留个好名声。萧履中不是怕死之人，但他不能拉着老百姓的性命陪着自己一起死。萧履中犯难了，而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是，皇帝丢下北京，在一帮朝臣家眷的簇拥下，跑到承德避难去了；还有其他一些消息，也都十分地不妙，先是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天津的大沽口畏敌逃跑，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带兵在通州的张家湾、八里桥一败再败，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诉去了敌军营房，开始了议和谈判，而洋人还不领情，大军杀进北京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萧履中真是万般无奈，痛下决心，于自己的名节而不顾，整衣戴冠，出了通州城，与洋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洋人的军队不准入通州城，而洋人的所需牛羊米面菜蔬柴草一应生活物品，由通州供应，按物计价。为此在洋人驻地的八里桥设立了一条生意街，“从此相安无事，几至一年，通州城乡数十万生灵无一伤亡者。”同治元年（1862年），萧履中调任檀州，通州百姓念及他的仁爱事功，相约道旁，为萧履中送行，其中有人倡议，大家也都踊跃参与，在通州府衙门首，树立起一通“去思碑”，告谕后人，莫忘他的德政。
我特别想去通州，拜识“去思碑”，去信打问，始知“去思碑”早已毁弃，不知去向，我便只能心存遗憾。想来与我一样心存遗憾的人肯定还有，但大家也只有永远地遗憾下去了，遗憾无法见识“去思碑”，遗憾萧履中“去”职后，通州的百姓是怎样思念“资敌卖国”的萧大人的。
事有凑巧，与萧履中知通州府事相隔40年，即1900年，在英法联军的鼓动下，西方八国纠结一起，又一次打进积贫积弱的中国，陷天津，越京都，势如狂潮，通州府再次首当其冲。这时的知州大人叫孙寿臣，他倒是没有萧履中那样的“苟且卖国之举”，而是在通州城破之前，携眷裹财，早先逃得没了踪影。这可惨了城中百姓，“十八日城破，男女老少或枪杀，或自尽，或恐悸病故，或惊避溺殁，死伤无算。洋兵占据一年之久，四乡同受蹂躏，伤亡颇多。”最后的统计结果是，通州城庚子殉难者1178人，其中遇害者约占六成，多为抵抗而死，自尽者占四成，多为投水、自缢、仰药、绝食。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有两例，一为毛焕枢一家31口，见洋兵至，为不受异族羞辱，举火身焚，全家殉难；一为城中女子，闻洋兵破城，恐受奸淫，竟有29姐妹，同投一眼大井之中。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我猜想，通州百姓不傻 谙袈闹泻退锸俪贾洌曰嶙龀雠卸稀Ｏ袈闹写竽蚜偻罚氲氖且环桨傩盏钠桨玻鹩胙笕艘楹停此朴惺褡宓淖鹧虾推冢诘笔钡那榭鱿拢滴弈沃佟６锸俪纪耆且桓鲂∪耍渌邓宦艄绰裘瘢枪俗蕴用凳袅髅ノ蘩抵健?这么一比较，我心里亮堂起来了，通州百姓自发为萧履中树立“去思碑”，思念的正是他不避骂名，敢为地方平安负责的精神。
通州百姓的这一理性思念，我由不得大为感动，想象我们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太需要这样的理性了，理性地思考一切问题，理性地对待一切问题，这将是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不是我要为西方文化张目，我没有那个胆儿，只记得一位受人敬爱的已故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先进的世界文化遗产，不只是西方的专利。这就是说，我们有向西方先进文化遗产学习的必要。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不正是敞开胸怀，在向西方学习吗。这么说，克敬有了一点儿胆气，敢在笔尖上说说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好话了。
西方的社会意识中，一个人（不论你是一介草民，还是贵为一国总统）可以当俘虏，但绝不能当逃兵。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的既理性却又十分地固执。
我每日读报，知晓在美国大选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里，揭露现任的社会党总统布什在越战中当了逃兵。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一个服兵役的人，可以战败当俘虏，但不能临阵当逃兵。于是乎，美国的媒体，群体而起，美国的民众也舆论日盛，坚持地要求查明真相，如果布什真的当过逃兵，他的总统连任注定会泡汤。
当俘虏就另当别论了，谁乐意在战斗中当俘虏呢？是当俘虏好玩吧？是当俘虏享福吗？绝对不会的，有一丁点儿的可能，谁都不想在战争中当了俘虏。当俘虏，都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当俘虏没有错，更没有罪。事实也放在那里，西方人的意识里，不存在那个观念，不像我们大陆中国，从古到今，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怎么说你，自己先矮了半头，自己先不敢说话，是他们的基本面貌，他们大都会屈辱地了此一生。最惨的当然还得算汉武帝时的李陵将军了，他的一个俘虏当得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还连累了司马迁先生，为他说了两句话，竟也被治了罪。
西方世界就不一样了，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会歧视你，自己更不会歧视自己，弄得好，国家的总统、总理照样选，照样当。欧洲的英、法两国，就有两位当过敌方俘虏的人，后来成为国家首脑的，一个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个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丘吉尔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英国人民选举他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任，带领全国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战斗，使他成为了民族的大英雄。密特朗在1981年法国首次普选总统时，成功地登上了总统的高位，最后他连选连任，为法兰西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不仅得到他们国家人民的爱戴，还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他死后，法国的巴黎市政府，在市民群众的竭力支持下，把塞纳河沿岸的一条大街以密特朗姓氏命名。
我的声音非常弱，而再弱也是一种声音，我微弱的声音是要为李陵叫屈的，为与李陵一样当过俘虏而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同胞叫屈的，同样也要为司马迁叫屈，为萧履中叫屈。我知道已有很多的识家已为我所叫屈的人和事叫过屈了，我愿把自己的声音加进去，你也叫，他也叫，叫的人多了，声音就会洪亮起来，成为另一个主流声音，这个声音呼唤的是我们国人的理性和智性，当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时，都能保有一个理性的观念和智性的思考。
责任编辑：范嘉
文艺路（西安市的一条街名）的旧书摊上，有一本残缺得没了封皮、没了封底的旧书，被人扔来扔去，书页也如残秋的落叶，卷曲着，散散乱乱的样子。我也未留意这本旧书，弯着腰去拣另一本旧书时，有股小风吹来，掀翻了那本残缺旧书的纸页，其中“去思碑”三个字，虽然小得可怜，却像三颗埋在沙土里的珍珠，跳进了我的眼睛。
对民间散碑颇多兴趣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伸出的手改变了方向，把那本十分残缺的旧书拣起来，翻到去思碑的那一页，匆匆地看了几行，便掏了钱，与书摊的老板成了交。
去思碑为北京郊区的通州民众在1862年为卸任通州知府的萧履中大人树立的。我查阅资料，发现2002年出版的《民国通县志稿》的说明中，有一段评价性的话语：“书中的知州萧履中，为求一方苟安，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向敌妥协以物资资敌，实为卖国之举。”
如此评价萧履中，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太符合我们中国一部分人的思维逻辑了，而这部分人还经常地代表一种主流意识。我不敢瞎卖弄，只有搬书求证了。书写司马迁人格魅力的《报任安书》一文，想必读书人都看过，看过了都会对史圣伟大的情怀所感动。
我不只是读过《报任安书》，而是手不释卷地读了好多遍。任安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好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写信之时，时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因太子刘据遭到诬陷，起兵讨伐失败的连累，被汉武帝下诏逮捕入狱，司马迁牵心着好朋友的命运，内心不免痛苦和愤懑，又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提笔三千言，把自己的苦闷心情和艰难境地叙发得淋漓尽致，令人读来不胜喟然生叹。然而司马迁的精神是坚强的，心态是乐观的，面对朋友的生死莫测，自己的“身败名裂”，在痛苦中发出了一声撕天裂地的大喊，“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异趣也！”这就是司马迁，对于死，他有如此高标的认识，因此他不惧死。不惧死也才敢于说实话，说真话，在满朝文武一味附和汉武帝的意志、口诛笔伐抵抗匈奴兵败受降的名将李陵时，他站出来唱反调了。
司马迁之为李陵申辩，并不是他与李陵有什么私情，而完全是一种正义的感召。李陵受命率兵随李广利迎击匈奴，因为主帅李广利指挥失误，导致李陵孤军奋战，一直打到匈奴的王廷，不足5000人的步兵队伍，与超过5万人的匈奴骑兵激战十几天，直打得粮草断绝，援兵不及，硬拼下去，只能是全军覆灭。为保全实力徐图后计，李陵万般无奈，这才受降当了俘虏。这有什么错呢？如果有错，也是主帅李广利的错呀！司马迁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司马迁的伟大，他不从俗流，仗义执言，指出李陵是一个有节操的人，他敢赴国难，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李陵没有错，错的是主帅李广利。
正直敢言的司马迁只有一张嘴。一张嘴发出的声音太小，抵不住朝堂上群臣的聒噪，只会安享富贵的朝臣们，都知道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的宠姬，有错也不能说，而且他们大都发自本性地认为降敌的李陵错了，一个个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哪儿容得了司马迁的申辩。好了，你司马迁既为降敌的李陵申辩，那你也是错，而且是错上错。汉武帝诏令下来，当下便把司马迁锁了起来，投进了禁中大狱。对此，司马迁自然有满腹怨言，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话，表达得便十分明白：“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家贫，货赂不足自赎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悲夫！悲夫！”
确实是可悲呀！司马迁如果有钱，事情也不至于那么不可收拾，问题是他在朝做了二十年的官，却没有攒下几个银子，所以他就只能在汉武帝给他开的三个条件：“出钱赎罪，上吊自决，腐刑去势”中，选了个他最不能接受的腐刑，忍辱去势，苟且地活着，完成了他的历史巨著《史记》的写作，为世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司马迁有罪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使我焉能不心伤，心伤在那种青红不分、皂白不辨的群体意识面前，降敌的李陵有罪！为李陵开脱的司马迁也有罪！
有什么办法呢？司马迁没有，我更没有。但公正的历史有，历史为直言敢谏的司马迁翻了案，这是司马迁不幸中的大幸。然而通州府的萧履中大人，其在天之灵还等待历史的翻案。我大为怀疑，功名成就远逊于司马迁的萧履中大人，很难得到那个历史的翻案了。
我把从旧书摊淘来的那本残书认真翻了一遍，欣喜通州民众的是非观念，还不是那么糊涂，也不论老书怎么贬损责罪萧履中，而是从切身的体会，为萧履中的无奈说了不少的公道话。
书中的观点是，萧履中为通州惟一名宦，咸丰九年 刹柘刎┥ㄖ葜文凇俺旨阂粤问乱悦簦怖裆普豢擅毒佟薄Ｌ乇鹗窃?860年的夏天，英法联军进逼京城，通州为战祸要冲，眼看着黎民百姓将要遭战乱祸害，萧履中夜不能寐，想着与民一起抗争，自己即使血染沙场也能为后世儿孙留个好名声。萧履中不是怕死之人，但他不能拉着老百姓的性命陪着自己一起死。萧履中犯难了，而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是，皇帝丢下北京，在一帮朝臣家眷的簇拥下，跑到承德避难去了；还有其他一些消息，也都十分地不妙，先是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天津的大沽口畏敌逃跑，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带兵在通州的张家湾、八里桥一败再败，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诉去了敌军营房，开始了议和谈判，而洋人还不领情，大军杀进北京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萧履中真是万般无奈，痛下决心，于自己的名节而不顾，整衣戴冠，出了通州城，与洋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洋人的军队不准入通州城，而洋人的所需牛羊米面菜蔬柴草一应生活物品，由通州供应，按物计价。为此在洋人驻地的八里桥设立了一条生意街，“从此相安无事，几至一年，通州城乡数十万生灵无一伤亡者。”同治元年（1862年），萧履中调任檀州，通州百姓念及他的仁爱事功，相约道旁，为萧履中送行，其中有人倡议，大家也都踊跃参与，在通州府衙门首，树立起一通“去思碑”，告谕后人，莫忘他的德政。
我特别想去通州，拜识“去思碑”，去信打问，始知“去思碑”早已毁弃，不知去向，我便只能心存遗憾。想来与我一样心存遗憾的人肯定还有，但大家也只有永远地遗憾下去了，遗憾无法见识“去思碑”，遗憾萧履中“去”职后，通州的百姓是怎样思念“资敌卖国”的萧大人的。
事有凑巧，与萧履中知通州府事相隔40年，即1900年，在英法联军的鼓动下，西方八国纠结一起，又一次打进积贫积弱的中国，陷天津，越京都，势如狂潮，通州府再次首当其冲。这时的知州大人叫孙寿臣，他倒是没有萧履中那样的“苟且卖国之举”，而是在通州城破之前，携眷裹财，早先逃得没了踪影。这可惨了城中百姓，“十八日城破，男女老少或枪杀，或自尽，或恐悸病故，或惊避溺殁，死伤无算。洋兵占据一年之久，四乡同受蹂躏，伤亡颇多。”最后的统计结果是，通州城庚子殉难者1178人，其中遇害者约占六成，多为抵抗而死，自尽者占四成，多为投水、自缢、仰药、绝食。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有两例，一为毛焕枢一家31口，见洋兵至，为不受异族羞辱，举火身焚，全家殉难；一为城中女子，闻洋兵破城，恐受奸淫，竟有29姐妹，同投一眼大井之中。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我猜想，通州百姓不傻 谙袈闹泻退锸俪贾洌曰嶙龀雠卸稀Ｏ袈闹写竽蚜偻罚氲氖且环桨傩盏钠桨玻鹩胙笕艘楹停此朴惺褡宓淖鹧虾推冢诘笔钡那榭鱿拢滴弈沃佟６锸俪纪耆且桓鲂∪耍渌邓宦艄绰裘瘢枪俗蕴用凳袅髅ノ蘩抵健?这么一比较，我心里亮堂起来了，通州百姓自发为萧履中树立“去思碑”，思念的正是他不避骂名，敢为地方平安负责的精神。
通州百姓的这一理性思念，我由不得大为感动，想象我们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太需要这样的理性了，理性地思考一切问题，理性地对待一切问题，这将是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不是我要为西方文化张目，我没有那个胆儿，只记得一位受人敬爱的已故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先进的世界文化遗产，不只是西方的专利。这就是说，我们有向西方先进文化遗产学习的必要。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不正是敞开胸怀，在向西方学习吗。这么说，克敬有了一点儿胆气，敢在笔尖上说说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好话了。
西方的社会意识中，一个人（不论你是一介草民，还是贵为一国总统）可以当俘虏，但绝不能当逃兵。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的既理性却又十分地固执。
我每日读报，知晓在美国大选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里，揭露现任的社会党总统布什在越战中当了逃兵。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一个服兵役的人，可以战败当俘虏，但不能临阵当逃兵。于是乎，美国的媒体，群体而起，美国的民众也舆论日盛，坚持地要求查明真相，如果布什真的当过逃兵，他的总统连任注定会泡汤。
当俘虏就另当别论了，谁乐意在战斗中当俘虏呢？是当俘虏好玩吧？是当俘虏享福吗？绝对不会的，有一丁点儿的可能，谁都不想在战争中当了俘虏。当俘虏，都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当俘虏没有错，更没有罪。事实也放在那里，西方人的意识里，不存在那个观念，不像我们大陆中国，从古到今，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怎么说你，自己先矮了半头，自己先不敢说话，是他们的基本面貌，他们大都会屈辱地了此一生。最惨的当然还得算汉武帝时的李陵将军了，他的一个俘虏当得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还连累了司马迁先生，为他说了两句话，竟也被治了罪。
西方世界就不一样了，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会歧视你，自己更不会歧视自己，弄得好，国家的总统、总理照样选，照样当。欧洲的英、法两国，就有两位当过敌方俘虏的人，后来成为国家首脑的，一个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个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丘吉尔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英国人民选举他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任，带领全国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战斗，使他成为了民族的大英雄。密特朗在1981年法国首次普选总统时，成功地登上了总统的高位，最后他连选连任，为法兰西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不仅得到他们国家人民的爱戴，还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他死后，法国的巴黎市政府，在市民群众的竭力支持下，把塞纳河沿岸的一条大街以密特朗姓氏命名。
我的声音非常弱，而再弱也是一种声音，我微弱的声音是要为李陵叫屈的，为与李陵一样当过俘虏而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同胞叫屈的，同样也要为司马迁叫屈，为萧履中叫屈。我知道已有很多的识家已为我所叫屈的人和事叫过屈了，我愿把自己的声音加进去，你也叫，他也叫，叫的人多了，声音就会洪亮起来，成为另一个主流声音，这个声音呼唤的是我们国人的理性和智性，当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时，都能保有一个理性的观念和智性的思考。
责任编辑：范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