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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1年10月18日，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以93岁的高龄在布达佩斯去世。
科尔奈久为中国学界熟知，他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朋友，还有许多功成名就的中国学生，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面面俱到地重复介绍他的生平贡献和学术贡献，而只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角度，截取他生活和思想的若干片断并稍作评论。这个角度就是，科尔奈也许是最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游士经济学家”，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一位非典型“游士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将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游士社会”，从字面上看，“游士”是指“游说谋划之士”。另一方面，游士的特点是其“无根性”，即原先所属的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或极少与原来的共同体联系。因此，游士往往更容易接受某种普遍性的、摆脫了小共同体局限的完美理念，并根据它来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门显学，许多经济学家也确实都以帮政府出谋划策为己任。因此，宽泛地说，“游士经济学家”就是指从某种理念或关于特定理想状态的模型出发，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其下乘者，看到政府出台了某项政策，就匆忙寻找相应的理论模型去为之解释、辩护;其中乘者，前瞻性地根据模型提出关于某个领域或行业的政策建议;其上乘者，则“为帝王师”“献隆中对”。
无论是从生活经历，还是从学术思想的演变来看，科尔奈本来极有机会成为最上乘的游士经济学家。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估。在他的非典型学术自传《思想的力量》中，科尔奈这样写道，“我也能对某些事件的过程产生一些影响……能够对这些人（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价值、原则和观念肯定属于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不相信思想具有力量，那我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科尔奈是一个游士经济学家，那只看到了表象。科尔奈其实是一个非典型“游士经济学家”——他的影响很大，但是他有意疏离政治，且从来不基于抽象的完美理念来提出建议，他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他所属的共同体的联系。
科尔奈是犹太人，而且是出生和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东欧的犹太人与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如美国）相比，天生就缺乏确定的归属感——自己似乎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人民”，但是由于传统上有智力和道德水准都高于周边其他人的感觉，因此天然有更高的成为游士的可能性。
科尔奈自幼生活优裕。他的父亲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曾经担任德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法律顾问。科尔奈的父母对子女不仅在教育投资上非常慷慨，而且非常宽容。他们从来不体罚子女。科尔奈在整个儿童时期所见过的最严厉的“惩罚”是，在他哥哥犯了错后，他父亲对着床帮踢了一脚。
在幼年时，父母和兄姐都听任他自行其是，令他从小就感觉到，无论遇到什么都必须独立规划好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由于家里所有人在待人接物时都尽量为他人着想，避免打扰他人或者给他人添麻烦，从小就把他熏陶成了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个人主义者。
1944年，科尔奈的父亲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大哥班迪和二哥托米也都被征服劳役，其中班迪不幸死于苏联。他与母亲和姐姐则不得不东躲西藏，多次命悬一线。
在1945年后，科尔奈成了一名匈牙利共产党员，并且一度仕途顺利。1947年进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后，科尔奈很快就升任经济部负责人，广泛接触了上至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下至普通工人的各阶层人物。1955年，由于支持伊姆雷·纳吉，科尔奈被报社开除，随后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6年，科尔奈起草了匈牙利改革的施政纲领的经济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感自己知识准备不足。
后来，科尔奈在反思后认定，自己在那些年其实一直处于“梦游”状态下。他通过大量的观察、阅读和反思，终于逐渐认识清楚了自己未来应该采取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做出了走上彻底的学术道路的选择。1959年，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了以下几个决定：（1）不参加任何党派;（2）不移民;（3）献身于学术研究，而不以政治为职业。不从事非法斗争，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为匈牙利的复兴做出贡献;（4）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融入西方的经济学研究;（5）与原来信奉的主义彻底决裂。这几个决定是科尔奈经过深思熟虑后确定的基本生活原则，他还将它们告诉了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它们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雅诺什·科尔奈，经济学家，2021年10月18日逝世，享年93岁。
科尔奈在1957年写的《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化》一书，是第一部由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人士撰写的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和实证分析的著作。
在1963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科尔奈和利普塔克发表了一系列以《双层计划》为名的论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完美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著名的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它描述了“完美的计划”，与描述“完美市场”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互为镜像。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是在兰格—马林沃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兰格主张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的模型认为利用自上而下流动的价格信息，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中，自上而下流动的则是数量信息（资源配额和生产指标）。这两个模型相互补充，对当时西方世界有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科尔奈撰写这几篇论文的学术背景是始于20世纪“市场社会主义”大辩论。双方最重要的辩论对手是兰格和哈耶克。哈耶克指出，因为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问题，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与市场经济一样的效益。科尔奈后来回忆说，他在一开始时发现兰格的观点非常对自己的胃口。而且兰格的整个理论大厦呈现出简洁明了而且非常和谐的气势，也很令他着迷。 但是他强调，哈耶克对兰格的批判更加发人深省。科尔奈认同哈耶克的是，要从实际情况而非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哈耶克的洞见是，市场不仅是一个均衡化机制，还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归集机制。因为社会知识是分散的，所以只有分权的市场和私有制才能保证人们直接享受到激励，从而使他们掌握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的一种制度，而计划经济则需要其他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科尔奈自己的回顾来看，哈耶克对他的影响在以往可能被低估了。正是哈耶克的论述，将他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想状态引开，转而投向了现实世界中知识、激励机制和财产关系的密切联系上。
科尔奈在这个时期，也许经历了与顾准类似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他后来很快就转向了“反均衡论”的研究，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都提出了批评，而且，他对均衡理论的批评，建立在对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及市场协调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
这对科尔奈的思想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因为正如许成钢等人所指出的，从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出发，除了左派经济学家的方向外（不要忘记，那些年间，连萨缪尔森也多次预测苏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还有一个发展方向是机制设计理论，以及延续到今天的“市场设计”派思想。但是科尔奈似乎没有走上这两条路，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典型的游士经济学家了。
科尔奈决定不努力追求政治上的成功，而且也不想去尝试将政客和研究者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选择一个完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最希望做的是理解并且研究身边的事物，尤其是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症结所在。
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被苏联镇压，其间强烈的经验感受，是激发科尔奈原创思想的最强大力量。1968年，匈牙利再次启动经济改革，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纳入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虽然这次改革在总体上仍然因循了他在50年代提出的思路，但是他坚决拒绝加入匈牙利党中央组建的改革委员会。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名“幼稚的改革者”变成了一名严谨的分析者和批判者。
从科尔奈的生活轨迹来看，他疏离政治，同时留在现场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一生有很多次移民的机会，但是一直没有移民。从1986年开始，科尔奈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他在谈判时就坚持要求留出一半时间在匈牙利工作。对此，他的解释是，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对匈牙利有着强烈的感情依恋，而且还有专业研究方面的考虑：他的专长是研究社会主义体制和后社会主义转轨，他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真实性，正是因为它们所记录的都是他亲眼看到以及亲身体验到的在匈牙利发生的情况。他说，“我的许多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研究，都是以匈牙利为案例进行的”，真正的挑战是从“特定的观察结果总结出普遍性的结论”。
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制度范式”。通常的研究都只对制度进行局部分析，只考察其中的某些领域或者某些体制特点，而科尔奈则试图展示社会主义体制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它们共同决定了各个团体和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规律。他认为，自己以往的著作虽然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互为补充，涵盖了这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
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试图“全面”“完整”地鉴别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本质特征，并决定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入手分析社会主义体制，而共产党扮演的角色则成了第一个分析目标。《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亲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间的自然选择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演化过程，它们就像齿轮一样完美地嵌入了国家机器。传统社会主义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改革进程破坏了它的协调性。
作为“预算软约束”理论的创始人、全球最顶尖的转型经济学大师，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研究集大成者，科尔奈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事实上，新旧世纪之交，学界一度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1999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五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每年授予的，但是当时诺贝尔经济学论坛则很少举办。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几十年，但是当时诺贝尔经济学论坛才举办五次。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的主题是经济转轨，而科尔奈是被这次论坛邀请的唯一主题演讲者，可见科尔奈在学术界、诺貝尔奖委员会眼里的地位。经济学家们普遍猜测，这次论坛是为科尔奈获诺贝尔奖做准备的。
但是，科尔奈自己却让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据许成钢回忆，在诺贝尔经济学论坛的主旨演讲中，科尔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对转轨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家。他批评了快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对市场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适当的法律，没有适当的执法机构，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用免费赠送认股权证的方式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得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
因为被批评的经济学家都在场，而且他们在经济学界都非常有影响力。得罪了这些经济学家，就等于放弃了诺贝尔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家同行评选出来的。
当然，说科尔奈主动“放弃”诺贝尔奖，这只是笔者自己的推测。但是科尔奈显然不愿意像那些经济学家那样，从关于假想完美状态的经济模型出发提出政策建议。他不是那种游士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思想确实对不少国家的政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仍然是一个非典型游士经济学家。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
科尔奈久为中国学界熟知，他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朋友，还有许多功成名就的中国学生，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面面俱到地重复介绍他的生平贡献和学术贡献，而只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角度，截取他生活和思想的若干片断并稍作评论。这个角度就是，科尔奈也许是最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游士经济学家”，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一位非典型“游士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将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游士社会”，从字面上看，“游士”是指“游说谋划之士”。另一方面，游士的特点是其“无根性”，即原先所属的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或极少与原来的共同体联系。因此，游士往往更容易接受某种普遍性的、摆脫了小共同体局限的完美理念，并根据它来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门显学，许多经济学家也确实都以帮政府出谋划策为己任。因此，宽泛地说，“游士经济学家”就是指从某种理念或关于特定理想状态的模型出发，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其下乘者，看到政府出台了某项政策，就匆忙寻找相应的理论模型去为之解释、辩护;其中乘者，前瞻性地根据模型提出关于某个领域或行业的政策建议;其上乘者，则“为帝王师”“献隆中对”。
无论是从生活经历，还是从学术思想的演变来看，科尔奈本来极有机会成为最上乘的游士经济学家。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估。在他的非典型学术自传《思想的力量》中，科尔奈这样写道，“我也能对某些事件的过程产生一些影响……能够对这些人（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价值、原则和观念肯定属于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不相信思想具有力量，那我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科尔奈是一个游士经济学家，那只看到了表象。科尔奈其实是一个非典型“游士经济学家”——他的影响很大，但是他有意疏离政治，且从来不基于抽象的完美理念来提出建议，他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他所属的共同体的联系。
早期生活经历
科尔奈是犹太人，而且是出生和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东欧的犹太人与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如美国）相比，天生就缺乏确定的归属感——自己似乎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人民”，但是由于传统上有智力和道德水准都高于周边其他人的感觉，因此天然有更高的成为游士的可能性。
科尔奈自幼生活优裕。他的父亲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曾经担任德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法律顾问。科尔奈的父母对子女不仅在教育投资上非常慷慨，而且非常宽容。他们从来不体罚子女。科尔奈在整个儿童时期所见过的最严厉的“惩罚”是，在他哥哥犯了错后，他父亲对着床帮踢了一脚。
在幼年时，父母和兄姐都听任他自行其是，令他从小就感觉到，无论遇到什么都必须独立规划好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由于家里所有人在待人接物时都尽量为他人着想，避免打扰他人或者给他人添麻烦，从小就把他熏陶成了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个人主义者。
1944年，科尔奈的父亲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大哥班迪和二哥托米也都被征服劳役，其中班迪不幸死于苏联。他与母亲和姐姐则不得不东躲西藏，多次命悬一线。
在1945年后，科尔奈成了一名匈牙利共产党员，并且一度仕途顺利。1947年进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后，科尔奈很快就升任经济部负责人，广泛接触了上至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下至普通工人的各阶层人物。1955年，由于支持伊姆雷·纳吉，科尔奈被报社开除，随后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6年，科尔奈起草了匈牙利改革的施政纲领的经济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感自己知识准备不足。
后来，科尔奈在反思后认定，自己在那些年其实一直处于“梦游”状态下。他通过大量的观察、阅读和反思，终于逐渐认识清楚了自己未来应该采取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做出了走上彻底的学术道路的选择。1959年，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了以下几个决定：（1）不参加任何党派;（2）不移民;（3）献身于学术研究，而不以政治为职业。不从事非法斗争，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为匈牙利的复兴做出贡献;（4）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融入西方的经济学研究;（5）与原来信奉的主义彻底决裂。这几个决定是科尔奈经过深思熟虑后确定的基本生活原则，他还将它们告诉了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它们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跳出完美理论模型樊篱
科尔奈在1957年写的《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化》一书，是第一部由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人士撰写的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和实证分析的著作。
在1963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科尔奈和利普塔克发表了一系列以《双层计划》为名的论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完美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著名的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它描述了“完美的计划”，与描述“完美市场”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互为镜像。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是在兰格—马林沃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兰格主张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的模型认为利用自上而下流动的价格信息，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中，自上而下流动的则是数量信息（资源配额和生产指标）。这两个模型相互补充，对当时西方世界有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科尔奈撰写这几篇论文的学术背景是始于20世纪“市场社会主义”大辩论。双方最重要的辩论对手是兰格和哈耶克。哈耶克指出，因为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问题，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与市场经济一样的效益。科尔奈后来回忆说，他在一开始时发现兰格的观点非常对自己的胃口。而且兰格的整个理论大厦呈现出简洁明了而且非常和谐的气势，也很令他着迷。 但是他强调，哈耶克对兰格的批判更加发人深省。科尔奈认同哈耶克的是，要从实际情况而非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哈耶克的洞见是，市场不仅是一个均衡化机制，还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归集机制。因为社会知识是分散的，所以只有分权的市场和私有制才能保证人们直接享受到激励，从而使他们掌握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的一种制度，而计划经济则需要其他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科尔奈自己的回顾来看，哈耶克对他的影响在以往可能被低估了。正是哈耶克的论述，将他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想状态引开，转而投向了现实世界中知识、激励机制和财产关系的密切联系上。
科尔奈在这个时期，也许经历了与顾准类似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他后来很快就转向了“反均衡论”的研究，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都提出了批评，而且，他对均衡理论的批评，建立在对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及市场协调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
这对科尔奈的思想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因为正如许成钢等人所指出的，从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出发，除了左派经济学家的方向外（不要忘记，那些年间，连萨缪尔森也多次预测苏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还有一个发展方向是机制设计理论，以及延续到今天的“市场设计”派思想。但是科尔奈似乎没有走上这两条路，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典型的游士经济学家了。
疏离当下政治，但留在现场观察和研究
科尔奈决定不努力追求政治上的成功，而且也不想去尝试将政客和研究者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选择一个完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最希望做的是理解并且研究身边的事物，尤其是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症结所在。
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被苏联镇压，其间强烈的经验感受，是激发科尔奈原创思想的最强大力量。1968年，匈牙利再次启动经济改革，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纳入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虽然这次改革在总体上仍然因循了他在50年代提出的思路，但是他坚决拒绝加入匈牙利党中央组建的改革委员会。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名“幼稚的改革者”变成了一名严谨的分析者和批判者。
从科尔奈的生活轨迹来看，他疏离政治，同时留在现场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一生有很多次移民的机会，但是一直没有移民。从1986年开始，科尔奈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他在谈判时就坚持要求留出一半时间在匈牙利工作。对此，他的解释是，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对匈牙利有着强烈的感情依恋，而且还有专业研究方面的考虑：他的专长是研究社会主义体制和后社会主义转轨，他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真实性，正是因为它们所记录的都是他亲眼看到以及亲身体验到的在匈牙利发生的情况。他说，“我的许多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研究，都是以匈牙利为案例进行的”，真正的挑战是从“特定的观察结果总结出普遍性的结论”。
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制度范式”。通常的研究都只对制度进行局部分析，只考察其中的某些领域或者某些体制特点，而科尔奈则试图展示社会主义体制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它们共同决定了各个团体和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规律。他认为，自己以往的著作虽然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互为补充，涵盖了这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
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试图“全面”“完整”地鉴别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本质特征，并决定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入手分析社会主义体制，而共产党扮演的角色则成了第一个分析目标。《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亲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间的自然选择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演化过程，它们就像齿轮一样完美地嵌入了国家机器。传统社会主义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改革进程破坏了它的协调性。
“放弃”唾手可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预算软约束”理论的创始人、全球最顶尖的转型经济学大师，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研究集大成者，科尔奈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事实上，新旧世纪之交，学界一度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1999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五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每年授予的，但是当时诺贝尔经济学论坛则很少举办。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几十年，但是当时诺贝尔经济学论坛才举办五次。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的主题是经济转轨，而科尔奈是被这次论坛邀请的唯一主题演讲者，可见科尔奈在学术界、诺貝尔奖委员会眼里的地位。经济学家们普遍猜测，这次论坛是为科尔奈获诺贝尔奖做准备的。
但是，科尔奈自己却让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据许成钢回忆，在诺贝尔经济学论坛的主旨演讲中，科尔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对转轨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家。他批评了快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对市场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适当的法律，没有适当的执法机构，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用免费赠送认股权证的方式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得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
因为被批评的经济学家都在场，而且他们在经济学界都非常有影响力。得罪了这些经济学家，就等于放弃了诺贝尔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家同行评选出来的。
当然，说科尔奈主动“放弃”诺贝尔奖，这只是笔者自己的推测。但是科尔奈显然不愿意像那些经济学家那样，从关于假想完美状态的经济模型出发提出政策建议。他不是那种游士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思想确实对不少国家的政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仍然是一个非典型游士经济学家。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