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鲁奖得主胡学文看作是一位取得了突出创作实绩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家。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过于强调所谓现实主义重要性的特定阶段，胡学文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更是会被一些总是在跟风的批评家所特别看重。但其实，或许与写作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现代主义洗礼紧密相关，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胡学文尤其是晚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小说作品，你就不难感受到作家一种真切的现代主义艺术诉求的存在。这一点，在他的中篇小说《龙门》（载《花城》杂志2018年第3期）中，同样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具体来说，胡学文的现代主义艺术诉求，集中体现在叙事位移如此一种艺术形式的特别设定上。虽然整部小说的篇幅并不算大，但胡学文颇为煞费苦心地设定了多达四位的第一人称交叉叙述者。四位叙述者中，庞丁或者扁头又或者李丁、范大同以及贺梅他们三位是曾经的小学同学，另一位则是与他们了无瓜葛的刮泥工毛头。用毛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干过很多种活，跑车、装卸，还在屠宰厂杀过三个月猪。现在是刮泥工。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建楼，不愁没钱赚。”也因此，如果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看，这部《龙门》其实是由两条到结尾处才汇集在一起的并行结构线索组合而成的。如果说前面三位小学同学所讲述的故事构成了一条结构线索的话，那么，由刮泥工毛头所讲述的故事，自然也就构成了文本的另一条结构线索。我们之所以强调《龙门》艺术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叙事位移，意在强调整个小说文本就是在以上四位第一人称叙述者频繁不断的叙述视点转移的过程中彻底完成的。这其中，庞丁或者扁头又或者李丁、范大同以及贺梅他们三位之间的关系，细究起来很是有一点复杂。首先是第一位叙述者的复杂身世。他之所以被称之为庞丁，乃因为他的生父叫作庞有亮。他之所以又被叫作扁头，乃因为自己的脑袋生来就是扁的，所以就得了一个扁头的绰号。同时，也因为他后来的继父姓李，所以又被称作李丁。少年时的庞丁不仅与范大同关系特别要好，而且还是一个有点调皮捣蛋的仗义孩子。为了帮助范大同取得贺梅的好感，庞丁曾经两肋插刀地伴同范大同一起扎过贺梅的车胎。没想到，等到成年后面临就业问题的时候，范大同为了从事心仪已久的警察工作，竟然弃曾经狂热追求过的贺梅于不顾，而选择了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就业梦想的若云。借用庞丁不无激愤的话来说，他如此一种选择的最后结果，是“你他妈把两个女人都毁了”。因是之故，不仅当事人贺梅与他反目为仇，即使是曾经关系非常铁的少年好友庞丁，也与范大同渐行渐远到了几近形同陌路的地步。
　　虽然在艺术形式的设定上很明显受到过现代主义的影响，但胡学文通过如此一种艺术形式的设定所欲实现的对不公正社会现实的关切，却又是确凿无疑的一种文本事实。具而言之，作家真切的社会关怀，主要通过毛头这一条结构线索而凸显出来。毛头这一条结构线索，所集中讲述的乃是他如何千方百计地想要让自家的小女儿小可进入市里的二小读小学的故事。质言之，毛头之所以一定要设法让小可去市二小读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不让这位可爱的小女儿重复自己的不幸命运：“老鹰吃肉，麻雀吃谷，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奔头，我挺知足的。但我不能让女儿像我一样，她该往吃肉的方向努力。大女儿读了所技校，不怎么好，这怪我，从念书那天起她就和别的孩子拉开了差距。在小可身上，我要下大注，让她进龙门最好的学校。”事实上，促使毛头一定要想办法把小可送入市二小读书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虽然肯定不懂什么社会学理论，但仅凭一种本能的直感，毛头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的所谓不愿意让女儿重复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也正是希望女儿在未来能够从社会底层跃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去享受更好的生活。在他看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种愿望，除了让女儿一开始就进入最好的小学读书，以至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之外，别无其他路径可走。正因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毛头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小可送入市二小读书。不幸之处在于，肯定与他自己所处的卑下社会地位紧密相关，毛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找到公交车司机黄理帮忙。或许是因为黄理所托之人不够给力，或许是因为黄理从一开始就在应付推诿，反正一种显在的结果是，眼看着都已经开学了，小可上学的事情却依然没有着落。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毛头只好自己出面去找市二小的孔侃校长。这样一种不按常规出牌的贸然举动，到最后酿成的，只能是一种悲剧性的恶果。一方坚持要给选择送礼，而另一方却坚执不要，彼此争斗的结果，就是孔侃校长的不幸丧命：“死者被扼颈窒息。显然双方打斗过，其指甲处提取的血迹非她本人。但现场只有一个打碎的杯，其余并无损毁。死者包里的钥匙、身份证、银行卡、美容卡均在，另有八百元现金。连夜从外地赶回的家属确认没有丢失其他物品。盗抢钱物，基本可以排除掉。”究其根本，借助于校长的被误杀这一事件，胡学文所写出的，就是毛头这样一个无辜的杀人犯到底是怎样酿成的。在深度勘探挖掘毛头人性世界的同时，作家更是将尖锐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当下时代不尽合理的社会体制。
　　事实上，把毛头这一条结构线索与庞丁他们那一条结构线索紧密勾连起来的一个重要情节，也正是毛头杀人这一事件。毛头无意间的杀人，最受到震惊的亲人之一，便是他那位早已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老父亲。正是为了减免杀人犯儿子的罪责，这位其实已经成功地隐伏了二十多年的杀人犯，方才彻底坦白了自己当年的罪行。原来，二十多年前那位一直被認为盗走工厂财务室两万元现款后畏罪潜逃的庞丁生父庞有亮，早就惨死于毛头父亲以及庞丁的继父李叔之手了。区别在于，两位杀人犯的作案动机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毛头父亲的动机是为了谋财，那么，李叔的动机就很显然是要“得人”。作为庞有亮的同事兼好友，这位李叔早就在暗中喜欢上了庞丁的母亲杨翠兰。尽管小说一开始，李叔就已经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但他之所以要和毛头父亲联手作案，却正是为了扫清情感道路上的障碍后，取而代之赢得杨翠兰的欢心。实际上，在庞丁的回忆中，母亲杨翠兰与生父和继父之间的夫妻生活，的确有云泥之别。如果说庞有亮留下的回忆与懒惰成性的他成天只知道拉二胡有关，那么，李叔留下的回忆就更多地充满着灿烂的亲情温暖。用庞丁或者李丁的话来说，就叫作：“李叔脾气更好，嚷都不嚷，邻居们说杨翠兰因祸得福，掉进了蜜罐。如果当杨翠兰面说，杨翠兰总会叹息一声，还能怎么办呢，我和小丁总要吃饭。听上去是被逼无奈，其实心里美着呢，这个我知道。”从根本上说，也正因为李叔与杨翠兰之间的夫妻感情过于圆满和谐的缘故，所以，他的因车祸而导致的意外死亡，才会对杨翠兰的精神世界形成极强烈的刺激，并使她一直沉浸在精神科医生贺梅所谓“应急性障碍”中而无法自拔。我们注意到，关于李叔所意外遭遇的那场足以致命的车祸，胡学文曾经借庞丁之口做出过这样的一种叙述：“他换煤气回来，杨翠兰正好走出明德北超市，两人是斜对角，杨翠兰看见他，喊出来。他本该等在那里，杨翠兰的声音似乎有魔力，他连红灯都忘了。在那个上午，杨翠兰的喊叫也毁了她自己。他是这样一个人。可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是啊，这位曾经令杨翠兰着迷如此的李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啊？这个问题，恐怕才应该是理解胡学文这部中篇小说最核心的问题所在。又或者，胡学文最主要的写作动机，恐怕也正是要尝试着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做一种深度的思考与探究。究其根本，虽然李叔既不是小说的叙述者，而且一开场就已经死于非命，但其实，他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本文标题中“人性世界的深度检视”云云，除了前面曾经有所分析的毛头之外，更主要地还是落脚到了李叔这一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身上。如果说毛头是一位毫无准备的无辜的杀人犯，那么，这位李叔就毫无疑问是一位有充分预谋的杀人犯。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两个杀人犯却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杀人犯。就李叔来说，除了预谋杀人这一点无论如何不可能被原谅之外，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他对杨翠兰发自内心的挚爱，几近于一个完人。也因此，面对着李叔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们便只能感叹人性本身的驳杂与深邃了。说实在话，在一部篇幅不够大的中篇小说中，胡学文能够把李叔这样一位一少半是魔鬼一大半是天使的半佛半魔的人物形象精准生动地刻画塑造出来，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作家胡学文对人性的深度与宽度那样一种非同寻常的理解与认识。
　　在李叔的杀人罪行被确认之后，庞丁曾经专门上山去砸这个继父的墓碑。在这个部分，胡学文借助庞丁的口吻写道：“再次举锤，双臂却抖起来。我不知何故，终于，胳膊垂下来，还有我的脑袋。我本该咬牙切齿，本该仇恨他，可鼻子一阵一阵地酸。我稀泥一样坐在地上。脑里过电影一样，全是他和杨翠兰那些事。”到最后，“墓碑砸碎了，但我没有把他挖出来。让他躺着好了，虽然墓地很贵。独自躺着吧，让他。”在我看来，借助于庞丁的如此一种行为方式，胡学文所试图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带有突出宽恕色彩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作者简介：
　　梁贝：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