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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完稿于1929年，1930年在东京成书发行，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成书的“中国新文学史”。叶荣钟成长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有过两次留学日本的经历，复杂的文化背景使他兼具新旧知识分子的双重特征。本文立足于叶荣钟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化观念，分析他对《中国新文学概观》的编写情形以及这部被忽视的“中国新文学史”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
谈到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鲜有资料提及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判断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为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而后谢泳《新文学史料》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932年，陆永恒出版《中国新文学概论》。而根据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版权页所示，这部著作在“昭和五年”（1930）由新民会在东京发行，是时间更早的“中国新文学史”。但是长时间以来，针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叶荣钟的台湾知识分子身份，以及当时《中国新文学概观》是在东京完成并发行，这都意味着这部著作游离在主流的体系之外。不过也正因这样，叶荣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客观的审视新文学的视角。
严格说来，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是为了配合当时社会运动而作的“急就章”。叶荣钟并非专业的文学理论家，但是在文学方面他有着深厚素养和浓烈兴趣，这使他有热情也有能力对大陆新文学这一领域发表一己之见——正如《中国新文学概观》题名中的“概观”二字，蕴含了叶荣钟从一个整体视角去梳理、铺排、介绍新文学的目的。无论这部著作编写的动机如何，既然它以文学史的面貌呈现出来，我们就应当用看待文学史的眼光来对其进行一点评析。
1.基本特点
《中国新文学概观》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一、序说，二、文学革命的演进，三、新文学作品，四、文坛的派别，五、结论——这种安排基本可以把新文学的概况呈现出来。黄修己推崇文学史的编纂要由点及线，由线到面，最后形成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中国新文学概观》只体现了前两点，即有具体的作家作品作为支撑叙述的“点”，并且理清新文学的发展线索——在这一点上，叶荣钟进行线索梳理的依据即前文提到的“进化论”思想，他将新旧文學进行对立，承认凡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学都应该被淘汰。但是，《中国新文学概观》并没有呈现出“面”的特点，即拓宽视角，将文学外部的因素一并囊括进叙述的体系中来以丰满整个文学史的表达，这是遗憾之处。
黄修己在评价朱自清《新文学史研究纲要》时说：“……应该偏重于论。但其实际内容却是偏重于史……实际上也的确是重在整理史实，给新文学绘制历史的图像，并未去追求什么理论高度”[1]。而《中国新文学概观》刚好相反，叶荣钟并未苛求自己全面、周到地描绘出新文学的面貌，在“文学革命的演进”一章他落落大方地表明他的地域很不利于搜集资料，所以直接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移植过来作为一章的叙述，这一点是很欠妥的；另一方面，叶荣钟在叙述中更为注重自己观点的表达，他在肯定新文学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其“量虽多质却未必一定全是好的”[2]，而谈论作家作品时也会对其文学史地位做出评估。
至于《中国新文学概观》的语言就比较随性，比如“……阿猫阿狗的作家充满了中国，笔者正嫌其太欠慎重哩”[3]“它竟会用那肉麻透顶的‘机关活鬼’，‘五色电光’使你一见非流三斗的冷汗不可”[4]……这不失为一种书写风格，但是有时显得过于散漫，就有失严谨了。
2.独到观点
《中国新文学概观》并不是史实的罗列，其中注入了叶荣钟对新文学很多新颖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当时并没有被及时发掘出来，但是在现在看来还是具备相当价值的。
在小说方面，叶荣钟对《阿Q正传》的评价很高，他关注的是阿Q经历体现出来的“深刻的‘人间苦’和伟大的‘时代性’”[5]，他深重地同情阿Q“受著贫富不均的压迫，体验过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着阶级的差别，尝到最高度的蔑辱，受着旧礼教的束缚，终于抛掷了人生应享的性的悦乐，受着时代思潮的翻弄，终于要无理无由地断送了生命”[6]，这个观照视角在当时是剑走偏锋的。20世纪20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评论家将阿Q看作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分析“阿Q相”的内涵；30、40年代分别从读者接受心理和艺术角度审视阿Q，认为鲁迅是在棒喝民众的同时，也注意到其表现出来的民族劣根性。随着左翼文化兴起和抗战爆发，对阿Q的评价也注入了社会变革的内容；建国之后，很多人对《阿Q正传》的理解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迷途，何其芳从阿Q精神胜利法角度进行突破，提出了他的“共名说”。文革期间，对阿Q的评论也只是用政治术语匆匆带过；直到改革开放，对《阿Q正传》的评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包括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探讨，还有从“文化热”角度寻找切入点，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至此，叶荣钟在20年代末对阿Q的评价态度才又被人表述出来。
叶荣钟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对戏剧的评价。叶荣钟对戏剧的理解是很深入的，他曾在《为‘剧’申冤——读江肖梅氏的独幕剧》中说：
“剧”是艺术中最综合的、最具体的一种——因为是如此，所以最艰难。“剧”在叙述一段事件须含有和小说同样的文学的效力，在排演的时候，举止动作须含有雕刻的美的效力，与舞台、背景和光线尤须含有绘画的美的效力，说白的抑扬顿挫要含有音乐的美的效力，动作又须含有和雕刻、绘画不同的舞蹈的美的效力。 [7]
这是叶荣钟对戏剧的基本观念，他认为戏剧是由多重形式交融而成的复杂艺术，并不能将其片面化。所以谈到新文学的戏剧时，他认为其“成绩要算最劣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缺少实际的经验”[8]，导致“文学的要素虽然很丰富，但是剧的要素似乎很贫弱”[9]。在叶荣钟看来，音乐和舞蹈都是戏剧的关键要素，在新剧中却总是被忽略。和其他新文学史谈及新剧时最关注其如何输入西方先进思想不同，叶荣钟强调的是改良者不能轻视旧剧的势力，也不能硬输入西洋的作品来强制中国人的趣味。这个思考角度是值得我们品味的。
叶荣钟的特殊身份使其处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边缘”，而《中国新文学概观》可谓“中国新文学史最早的‘他者书写’”。[10]出于这种不同的视角，叶荣钟更能够发现“……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混乱到于极点，作家失掉了精神生活的重心，彷徨于思想的歧路，没有坚确的信仰，没有一贯的精神，可以从事创作使然的，我们在这样的观点很明白地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作家的‘时代的苦闷’”[11]，这一点是很深刻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叶荣钟可以为我们提供对中国新文学不一样的叙述，同时，我们也能从这种叙述中更深地理解他的文学观念。
注释：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的编纂传统
[2]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页
[3]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48页
[4]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8页
[5]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8页
[6]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8页
[7]叶荣钟.为‘剧’申冤——读江肖梅氏的独幕剧
[8]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6页
[9]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7页
[10]付祥喜.日据时期台湾人编写的两种“中国新文学史”[J]，现代中文学刊，2014，第3期
[11]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49页
【关键词】：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
谈到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鲜有资料提及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判断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为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而后谢泳《新文学史料》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932年，陆永恒出版《中国新文学概论》。而根据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版权页所示，这部著作在“昭和五年”（1930）由新民会在东京发行，是时间更早的“中国新文学史”。但是长时间以来，针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叶荣钟的台湾知识分子身份，以及当时《中国新文学概观》是在东京完成并发行，这都意味着这部著作游离在主流的体系之外。不过也正因这样，叶荣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客观的审视新文学的视角。
严格说来，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是为了配合当时社会运动而作的“急就章”。叶荣钟并非专业的文学理论家，但是在文学方面他有着深厚素养和浓烈兴趣，这使他有热情也有能力对大陆新文学这一领域发表一己之见——正如《中国新文学概观》题名中的“概观”二字，蕴含了叶荣钟从一个整体视角去梳理、铺排、介绍新文学的目的。无论这部著作编写的动机如何，既然它以文学史的面貌呈现出来，我们就应当用看待文学史的眼光来对其进行一点评析。
1.基本特点
《中国新文学概观》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一、序说，二、文学革命的演进，三、新文学作品，四、文坛的派别，五、结论——这种安排基本可以把新文学的概况呈现出来。黄修己推崇文学史的编纂要由点及线，由线到面，最后形成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中国新文学概观》只体现了前两点，即有具体的作家作品作为支撑叙述的“点”，并且理清新文学的发展线索——在这一点上，叶荣钟进行线索梳理的依据即前文提到的“进化论”思想，他将新旧文學进行对立，承认凡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学都应该被淘汰。但是，《中国新文学概观》并没有呈现出“面”的特点，即拓宽视角，将文学外部的因素一并囊括进叙述的体系中来以丰满整个文学史的表达，这是遗憾之处。
黄修己在评价朱自清《新文学史研究纲要》时说：“……应该偏重于论。但其实际内容却是偏重于史……实际上也的确是重在整理史实，给新文学绘制历史的图像，并未去追求什么理论高度”[1]。而《中国新文学概观》刚好相反，叶荣钟并未苛求自己全面、周到地描绘出新文学的面貌，在“文学革命的演进”一章他落落大方地表明他的地域很不利于搜集资料，所以直接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移植过来作为一章的叙述，这一点是很欠妥的；另一方面，叶荣钟在叙述中更为注重自己观点的表达，他在肯定新文学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其“量虽多质却未必一定全是好的”[2]，而谈论作家作品时也会对其文学史地位做出评估。
至于《中国新文学概观》的语言就比较随性，比如“……阿猫阿狗的作家充满了中国，笔者正嫌其太欠慎重哩”[3]“它竟会用那肉麻透顶的‘机关活鬼’，‘五色电光’使你一见非流三斗的冷汗不可”[4]……这不失为一种书写风格，但是有时显得过于散漫，就有失严谨了。
2.独到观点
《中国新文学概观》并不是史实的罗列，其中注入了叶荣钟对新文学很多新颖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当时并没有被及时发掘出来，但是在现在看来还是具备相当价值的。
在小说方面，叶荣钟对《阿Q正传》的评价很高，他关注的是阿Q经历体现出来的“深刻的‘人间苦’和伟大的‘时代性’”[5]，他深重地同情阿Q“受著贫富不均的压迫，体验过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着阶级的差别，尝到最高度的蔑辱，受着旧礼教的束缚，终于抛掷了人生应享的性的悦乐，受着时代思潮的翻弄，终于要无理无由地断送了生命”[6]，这个观照视角在当时是剑走偏锋的。20世纪20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评论家将阿Q看作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分析“阿Q相”的内涵；30、40年代分别从读者接受心理和艺术角度审视阿Q，认为鲁迅是在棒喝民众的同时，也注意到其表现出来的民族劣根性。随着左翼文化兴起和抗战爆发，对阿Q的评价也注入了社会变革的内容；建国之后，很多人对《阿Q正传》的理解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迷途，何其芳从阿Q精神胜利法角度进行突破，提出了他的“共名说”。文革期间，对阿Q的评论也只是用政治术语匆匆带过；直到改革开放，对《阿Q正传》的评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包括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探讨，还有从“文化热”角度寻找切入点，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至此，叶荣钟在20年代末对阿Q的评价态度才又被人表述出来。
叶荣钟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对戏剧的评价。叶荣钟对戏剧的理解是很深入的，他曾在《为‘剧’申冤——读江肖梅氏的独幕剧》中说：
“剧”是艺术中最综合的、最具体的一种——因为是如此，所以最艰难。“剧”在叙述一段事件须含有和小说同样的文学的效力，在排演的时候，举止动作须含有雕刻的美的效力，与舞台、背景和光线尤须含有绘画的美的效力，说白的抑扬顿挫要含有音乐的美的效力，动作又须含有和雕刻、绘画不同的舞蹈的美的效力。 [7]
这是叶荣钟对戏剧的基本观念，他认为戏剧是由多重形式交融而成的复杂艺术，并不能将其片面化。所以谈到新文学的戏剧时，他认为其“成绩要算最劣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缺少实际的经验”[8]，导致“文学的要素虽然很丰富，但是剧的要素似乎很贫弱”[9]。在叶荣钟看来，音乐和舞蹈都是戏剧的关键要素，在新剧中却总是被忽略。和其他新文学史谈及新剧时最关注其如何输入西方先进思想不同，叶荣钟强调的是改良者不能轻视旧剧的势力，也不能硬输入西洋的作品来强制中国人的趣味。这个思考角度是值得我们品味的。
叶荣钟的特殊身份使其处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边缘”，而《中国新文学概观》可谓“中国新文学史最早的‘他者书写’”。[10]出于这种不同的视角，叶荣钟更能够发现“……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混乱到于极点，作家失掉了精神生活的重心，彷徨于思想的歧路，没有坚确的信仰，没有一贯的精神，可以从事创作使然的，我们在这样的观点很明白地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作家的‘时代的苦闷’”[11]，这一点是很深刻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叶荣钟可以为我们提供对中国新文学不一样的叙述，同时，我们也能从这种叙述中更深地理解他的文学观念。
注释：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的编纂传统
[2]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页
[3]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48页
[4]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8页
[5]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8页
[6]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8页
[7]叶荣钟.为‘剧’申冤——读江肖梅氏的独幕剧
[8]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6页
[9]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57页
[10]付祥喜.日据时期台湾人编写的两种“中国新文学史”[J]，现代中文学刊，2014，第3期
[11]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东京印刷制本株式会社，1930，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