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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薅草锣鼓又称之为“打闹歌”，是劳动人民在薅草（用锄头给田地里的庄稼除草）时，由几名手持鼓，锣等乐器的歌手，随着节奏的律动而进行吼唱的一种歌唱形式，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虽然它产生于人民群众中，但是却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
[关键词]薅草锣鼓;唱腔风格;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9-0108-03
[收稿日期]2021-01-16
[作者简介]罗梓涛（1997— ），男，廣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 530022）
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民歌，也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川东地区民歌种类纷繁复杂，该地区的民歌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对川东民歌“薅草锣鼓”的演唱风格、表演形式等方面进行粗略的探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我国的音乐宝库，另一方面，能将该地区的民歌更为广泛的传承与发扬下去。[1]
一、薅草锣鼓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及根源
（一）历史背景
人类社会早在大约1万年前就产生了农耕以及农耕文明，最早的农耕文明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的西亚农耕文明，其主要是发展小麦、大麦等种植业。“农耕文明”意指农民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产生的一种风俗文化。薅草锣鼓是在农耕文明中所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对于薅草锣鼓的起源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1.起源于西周的田祖祭仪，在我国古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我们的祖先手持草槌来击打“缶”，来鼓舞部落之间的战斗纷争或者用来激发田间劳动的热情。据《诗经·豳风·七月》中所云：“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2]这种用“田畯”击打鼓用来祭祀祖辈的仪式跟如今川东北地区一些土家族聚集地的薅草锣鼓的仪式相类似。2.田间精怪传说，最具代表的则是四川东部所流传的草神传说，相传，上古时期大地一片荒凉，草神兴风，草精兴风作浪，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经过天神的指点才知晓野草不能用火烧，只能对其撵之，并用之喂养牲畜，因此每当耕作时节到来之时，劳动人民便敲锣打鼓祛除野草，获得丰收。传说中的草精作怪，是人们对大自然的盲目认识所导致的，但是却隐含着人们对人类自然的文化蕴含，体现了人类初始时代认识世界的启蒙思想。由此可见，薅草锣鼓这一艺术形式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一直发展至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背景，与川东地区的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薅草是一种农事劳动，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劳作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川东地区处于秦岭淮河以南，其地势险峻，人烟稀少，山高林密，四野荒芜，崇山峻岭之间常有野兽出没，不仅伤害当地的居民，而且还糟蹋庄稼，单单仅凭个家独户比较危险，而且缺乏劳动生产力，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当地村民形成了团结互助、结伴成群、协作生产，并配以锣鼓敲击，即可作为劳作的信息，又可以起到惊吓猛兽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薅草锣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觉得这种只用锣、鼓的敲击形式太过于单调，因此在锣鼓的伴奏中加入了善于歌唱的歌者，不断吸收说唱艺术、锣鼓艺术以及舞蹈表演等多种民俗艺术表演形式，大大的丰富了其表演形式，十分生动有趣。这种以锣鼓伴奏为主伴以旋律性的歌唱渐渐融合，其演唱形式也逐渐多种多样，形成了合唱、独唱、对唱等多种演唱形式。
（二）文化根源
一切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与生产生活水平的反映。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由巴文化与蜀文化组成，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云南北部、四川西部、陕西南部等地区，巴文化以重庆为中心，源于三峡及鄂西清江流域。薅草锣鼓是巴蜀地区农耕民俗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是一种流行于土家族集聚地的民间歌曲形式。其主要分布在土家族聚集的湘西、川东北、黔东北等地区，是汉族、苗族和土家族杂居的村落。薅草锣鼓的形成和发展与这里所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环境有着深远的关系，川东地区是古代賨人和巴人的栖息地，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独特深厚，其河流纵横、重峦叠峰、美景如云，滔滔渠江和州河流经全境，汇进长江，产生了远古巴人和賨人灿烂的“巴渠文化”。在古代巴渠人的民俗活动中，巴人创作了一种名为“唱竹枝为乐”的一种艺术形式，所谓“唱竹枝为乐”就是一领众和的“相和歌”。[3]到了唐朝又将之称为“巴渝歌”，它与“巴渝舞”一样都是按照地域命名。土家人继承了巴人能歌善舞的传统，在巴渠文化中产生了许多风格独特的民族民俗艺术形式，例如达县的“翻山铰子”“巴山背二哥”，渠县的“打耍锣”“三汇彩亭”，宣汉的“薅草锣鼓”等，而薅草锣鼓这种艺术形式作为劳动时所表演的歌曲艺术，对于土家族劳动者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它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情感、文化需求，更满足了人们质朴的思想感情的抒发。它承载着土家族人民质朴的风俗人情与生活习性，虽然经过了年轮的洗礼，却仍然流传至今，是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
由于巴渠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因此长期保留着较为原始的思想观念，他们崇尚自然，相信万物有灵。自古以来，艰苦的生存环境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四川东部地区的薅草锣鼓流传的村落、山寨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偏远山村，由于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自然条件具有极大的依赖性，把对农业丰收的期盼和对自然灾害的抗拒都寄托于神灵，希望老天也能给予他们巨大的帮助，于是在薅草锣鼓中就有了“祭祀”“请神”“送神”等内容，显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音乐艺术形象。由于这些观念和信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礼仪与思想观念，对薅草锣鼓民俗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表演形式与唱腔风格
（一）表演形式
薅草锣鼓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通常用于农耕除草的农忙季节，以“换工搭伙”的互助劳动形式为特征，其主要目的是用来组织和管理田间劳动人民。“换工搭伙”即单干的农户在农忙季节时自愿联合起来，以劳动力抵换和招待饭食作为补偿，完成生产任务。它并不是追求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而是村社内部亲友邻居之间以劳力作为“礼物”互换的制度，是乡村共同体为成员提供的“社会保障”措施。正是基于“换工搭伙”这一劳作方式，使得川东土家族劳动人民的劳作效率大幅提升。 薅草锣鼓主要使用的乐器有鼓、锣等乐器，有些地方还配有鼓板，川东地区的薅草锣鼓所使用的乐器是锣与薄片所制的鼓。锣击奏的方法较为复杂，有撞击、点击等，其主要作用是号召劳动人民下地干活，组织纪律等功效。鼓的击奏方法与锣相比则简单许多，通常由歌师左右手各持一锤，使用双锤分锤敲击鼓面，起到协调节奏的作用。其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人击鼓，一人击锣的“二人唱”，也有锣鼓与马锣齐打的“三人唱”等。演奏形式则可分为“武锣鼓”“文锣鼓”等。川东地区最主要的表演形式多为一人击鼓，一人击锣的“二人唱”，表演者被称之为“歌师”，“歌头”是劳动的指挥者与组织者，他们通常代表主人家鸣锣而歌，而主要从事劳动任务的则是“搭伙换工”的劳动者。甚至有时当劳动者感到疲憊需要休息时或无精打采劳作时，劳动者也会随着歌师随声附和来振精提神，缓解疲乏。
（二）唱腔风格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民歌风格不尽相同，也就意味着各民族地区之间民歌演唱的唱腔风格与语音声调也有所差异。川东地区的民歌演唱多采用平腔、高腔、真假声结合、真声喊唱，衬腔及装饰音等方式。而薅草锣鼓这一音乐形式以高腔、真声喊唱为主要唱腔。高腔属于戏曲声腔的一种，其唱法对应的是民间常说的“小嗓”，多为成年男性在演唱时高于自身真声八度音的假声演唱，其声音高亢激昂、粗犷，曲调悠长，节奏变化自由，唱腔内部状态积极兴奋，充分利用声带边缘振动使声腔拖长，又称“过山垅”。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通过吼唱山歌，尤其是在栽秧、收稻谷、砍柴、割草时演唱较为频繁，这时歌声在田野山间之中回荡着，吐露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川东地区的高腔山歌的旋律中音程以四至八度的大跳为主，其音色刚健有力，音调激越高亢，节奏灵活自由，节拍多为铿锵有力的四二拍，词曲多为即兴演唱，使得高腔山歌灵活多变，丰富多彩。高腔在薅草锣鼓的多段体中，每一乐段结束前或者结束后，常在“呀”或“喂”上停留相对较长的时值，音区基本保持在小字组c3左右，最高音可达到小字组e3。
1.真声喊唱
在川东薅草锣鼓的演唱中，除了高腔之外，真声喊唱也尤其重要，它指的是由自身的声带完全的振动，多为成年男子在野外用本嗓演唱，俗称“大白嗓”。这种原生态的唱法与学院派的唱法有很大的区别，是不经过任何加工的原始唱法，其曲调悠远绵长，拖腔较短，节奏自由，这种喊唱在薅草锣鼓中也是不胜枚举。由于川东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其沟壑纵横，大自然的山脉丘陵就是一个天然的扩音器，具有极其强大的扩音功效，因此在演唱中则不需要对歌唱者自身的嗓音条件有着过高的要求。歌唱者借助着这种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用真声吼唱，不需要使用华丽的技巧，所唱出的歌曲不但不会影响声音的穿透性，反而使得这种粗犷有力自然演唱的歌曲，既活跃了在田间地头薅草的劳动者的气氛又鼓舞了劳动者的激情，是一种最为原始的表达方式，在薅草锣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滑音及装饰音
在川东薅草锣鼓中经常能听到滑音及装饰音的演唱，这些滑音以及装饰音为薅草锣鼓增添了色彩，更反映了当地民歌的特色。演唱者在演唱时要根据歌曲的具体情况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大巴山地区的《排塞口》：
你把锄头紧紧控（嘛），薅草莫要慢吞吞（哟）
吃了烟嘛又来来（也），各人塞口各人排（呀）
两边排的人自路（喂），中间排的钓鱼台（咯）
这首歌曲为四二拍的节奏形式，歌曲中运用了部分的滑音与装饰音，例如每句末尾的下滑音（哟、呀、咯），这类下滑音在演唱时对气息的要求很高，尽量让气息连贯，一气呵成，这样才能将情感完全的表达出来，使歌曲更加生动形象。
三、艺术特色
（一）歌唱内容
川东地区薅草锣鼓的演唱是劳动人民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劳动人民智慧创作的结晶。其唱词大多为劳动者们即兴所编创作，有打趣、逗乐、诙谐等。除了即兴编创之外也有唱秦香莲、岳飞、秦桧等历史人物相关的唱词。也有唱生产生活，婚姻爱情等，其内容广泛，生动活泼，地域特色浓郁，具有浓郁的川东本土文化气息。
（二）字数与衬词
薅草锣鼓中每句字数较为自由，有五字句、七字句、九字句、十字句等。五字句主要用于说白，七字句则主要用于曲谱。衬词是在民歌的歌词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的主要思想的正词外，根据歌词情景需要穿插的一些语气词、形容词，谐音词或称谓等对歌曲的歌词有衬托辅助作用的词语，一般常用的有：“呀”“哟”“嘛”“哟喂”等，只有单个字的称之为衬字，两个及两个以上构成的词组称之为衬词。这些衬字或衬词往往没有具体的意思，它们主要用于完善歌曲的结构组织，更完整的表达歌曲思想。不同地区的衬字与衬词在使用中也有所差异，它们应根据当地的语言习惯、歌曲结构、作品表达等因素的需要而进行创作添加。与其他民歌虚词与衬词不同，川东薅草锣鼓多使用单的语气词作为衬字穿插在歌曲中，如“嘛”“咿”“喂”等。
（三）调式调性
川东薅草锣鼓调式调性大都为五声徵调式为主，尾音基本落在“5”上，上句多为羽调式与歌头连接，下句则主要是徵调式，节奏较为自由。歌词以上下句作为句子的基本单位，属于单曲体分节歌形式。扬歌部分作为薅草锣鼓的主要部分，其内容多彩多姿，由两首及以上的单曲体组成，调式多为羽调式或徵调式，其旋律悠扬、平稳，节奏随着劳动的律动性而起伏，往往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用锣鼓作为连接。简而言之，川东地区的薅草锣鼓的调式调性较为简单，多为民族五声调式为主，其中多为五声徵调式与五声羽调式，也有少量的七声调式。
结 语
川东薅草锣鼓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文化上，都能体现出川东地区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的智慧，更能代表川东地区的音乐文化，它是我国民间艺术中一朵靓丽的瑰宝，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它更应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调查。随着当今时代飞速的发展，城市化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川东地区的薅草锣鼓这一艺术形式与许多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一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据笔者所了解，由于大多数演唱者的年龄已步入老龄化阶段，年轻传承者又十分缺乏，所以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薅草锣鼓的简略探究，借此引起更多音乐工作者的关注，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志士热爱这片土地，从而更深入地研究、整理、挖掘川东民歌，以便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一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典籍，让这些民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注释：
[1]
谢金娥.四川达州地区民歌的特征及演唱风格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2]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21.
[3]王晓天，黎小龙.板楯蛮（賨人）源流考略——廪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02）：28—38，150.
（责任编辑：刘露心）
薅草锣鼓又称之为“打闹歌”，是劳动人民在薅草（用锄头给田地里的庄稼除草）时，由几名手持鼓，锣等乐器的歌手，随着节奏的律动而进行吼唱的一种歌唱形式，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虽然它产生于人民群众中，但是却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
[关键词]薅草锣鼓;唱腔风格;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9-0108-03
[收稿日期]2021-01-16
[作者简介]罗梓涛（1997— ），男，廣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 530022）
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民歌，也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川东地区民歌种类纷繁复杂，该地区的民歌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对川东民歌“薅草锣鼓”的演唱风格、表演形式等方面进行粗略的探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我国的音乐宝库，另一方面，能将该地区的民歌更为广泛的传承与发扬下去。[1]
一、薅草锣鼓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及根源
（一）历史背景
人类社会早在大约1万年前就产生了农耕以及农耕文明，最早的农耕文明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的西亚农耕文明，其主要是发展小麦、大麦等种植业。“农耕文明”意指农民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产生的一种风俗文化。薅草锣鼓是在农耕文明中所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对于薅草锣鼓的起源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1.起源于西周的田祖祭仪，在我国古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我们的祖先手持草槌来击打“缶”，来鼓舞部落之间的战斗纷争或者用来激发田间劳动的热情。据《诗经·豳风·七月》中所云：“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2]这种用“田畯”击打鼓用来祭祀祖辈的仪式跟如今川东北地区一些土家族聚集地的薅草锣鼓的仪式相类似。2.田间精怪传说，最具代表的则是四川东部所流传的草神传说，相传，上古时期大地一片荒凉，草神兴风，草精兴风作浪，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经过天神的指点才知晓野草不能用火烧，只能对其撵之，并用之喂养牲畜，因此每当耕作时节到来之时，劳动人民便敲锣打鼓祛除野草，获得丰收。传说中的草精作怪，是人们对大自然的盲目认识所导致的，但是却隐含着人们对人类自然的文化蕴含，体现了人类初始时代认识世界的启蒙思想。由此可见，薅草锣鼓这一艺术形式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一直发展至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背景，与川东地区的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薅草是一种农事劳动，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劳作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川东地区处于秦岭淮河以南，其地势险峻，人烟稀少，山高林密，四野荒芜，崇山峻岭之间常有野兽出没，不仅伤害当地的居民，而且还糟蹋庄稼，单单仅凭个家独户比较危险，而且缺乏劳动生产力，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当地村民形成了团结互助、结伴成群、协作生产，并配以锣鼓敲击，即可作为劳作的信息，又可以起到惊吓猛兽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薅草锣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觉得这种只用锣、鼓的敲击形式太过于单调，因此在锣鼓的伴奏中加入了善于歌唱的歌者，不断吸收说唱艺术、锣鼓艺术以及舞蹈表演等多种民俗艺术表演形式，大大的丰富了其表演形式，十分生动有趣。这种以锣鼓伴奏为主伴以旋律性的歌唱渐渐融合，其演唱形式也逐渐多种多样，形成了合唱、独唱、对唱等多种演唱形式。
（二）文化根源
一切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与生产生活水平的反映。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由巴文化与蜀文化组成，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云南北部、四川西部、陕西南部等地区，巴文化以重庆为中心，源于三峡及鄂西清江流域。薅草锣鼓是巴蜀地区农耕民俗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是一种流行于土家族集聚地的民间歌曲形式。其主要分布在土家族聚集的湘西、川东北、黔东北等地区，是汉族、苗族和土家族杂居的村落。薅草锣鼓的形成和发展与这里所具备相应的历史文化环境有着深远的关系，川东地区是古代賨人和巴人的栖息地，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独特深厚，其河流纵横、重峦叠峰、美景如云，滔滔渠江和州河流经全境，汇进长江，产生了远古巴人和賨人灿烂的“巴渠文化”。在古代巴渠人的民俗活动中，巴人创作了一种名为“唱竹枝为乐”的一种艺术形式，所谓“唱竹枝为乐”就是一领众和的“相和歌”。[3]到了唐朝又将之称为“巴渝歌”，它与“巴渝舞”一样都是按照地域命名。土家人继承了巴人能歌善舞的传统，在巴渠文化中产生了许多风格独特的民族民俗艺术形式，例如达县的“翻山铰子”“巴山背二哥”，渠县的“打耍锣”“三汇彩亭”，宣汉的“薅草锣鼓”等，而薅草锣鼓这种艺术形式作为劳动时所表演的歌曲艺术，对于土家族劳动者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它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情感、文化需求，更满足了人们质朴的思想感情的抒发。它承载着土家族人民质朴的风俗人情与生活习性，虽然经过了年轮的洗礼，却仍然流传至今，是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
由于巴渠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因此长期保留着较为原始的思想观念，他们崇尚自然，相信万物有灵。自古以来，艰苦的生存环境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四川东部地区的薅草锣鼓流传的村落、山寨地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偏远山村，由于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自然条件具有极大的依赖性，把对农业丰收的期盼和对自然灾害的抗拒都寄托于神灵，希望老天也能给予他们巨大的帮助，于是在薅草锣鼓中就有了“祭祀”“请神”“送神”等内容，显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音乐艺术形象。由于这些观念和信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礼仪与思想观念，对薅草锣鼓民俗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表演形式与唱腔风格
（一）表演形式
薅草锣鼓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通常用于农耕除草的农忙季节，以“换工搭伙”的互助劳动形式为特征，其主要目的是用来组织和管理田间劳动人民。“换工搭伙”即单干的农户在农忙季节时自愿联合起来，以劳动力抵换和招待饭食作为补偿，完成生产任务。它并不是追求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而是村社内部亲友邻居之间以劳力作为“礼物”互换的制度，是乡村共同体为成员提供的“社会保障”措施。正是基于“换工搭伙”这一劳作方式，使得川东土家族劳动人民的劳作效率大幅提升。 薅草锣鼓主要使用的乐器有鼓、锣等乐器，有些地方还配有鼓板，川东地区的薅草锣鼓所使用的乐器是锣与薄片所制的鼓。锣击奏的方法较为复杂，有撞击、点击等，其主要作用是号召劳动人民下地干活，组织纪律等功效。鼓的击奏方法与锣相比则简单许多，通常由歌师左右手各持一锤，使用双锤分锤敲击鼓面，起到协调节奏的作用。其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人击鼓，一人击锣的“二人唱”，也有锣鼓与马锣齐打的“三人唱”等。演奏形式则可分为“武锣鼓”“文锣鼓”等。川东地区最主要的表演形式多为一人击鼓，一人击锣的“二人唱”，表演者被称之为“歌师”，“歌头”是劳动的指挥者与组织者，他们通常代表主人家鸣锣而歌，而主要从事劳动任务的则是“搭伙换工”的劳动者。甚至有时当劳动者感到疲憊需要休息时或无精打采劳作时，劳动者也会随着歌师随声附和来振精提神，缓解疲乏。
（二）唱腔风格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民歌风格不尽相同，也就意味着各民族地区之间民歌演唱的唱腔风格与语音声调也有所差异。川东地区的民歌演唱多采用平腔、高腔、真假声结合、真声喊唱，衬腔及装饰音等方式。而薅草锣鼓这一音乐形式以高腔、真声喊唱为主要唱腔。高腔属于戏曲声腔的一种，其唱法对应的是民间常说的“小嗓”，多为成年男性在演唱时高于自身真声八度音的假声演唱，其声音高亢激昂、粗犷，曲调悠长，节奏变化自由，唱腔内部状态积极兴奋，充分利用声带边缘振动使声腔拖长，又称“过山垅”。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通过吼唱山歌，尤其是在栽秧、收稻谷、砍柴、割草时演唱较为频繁，这时歌声在田野山间之中回荡着，吐露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川东地区的高腔山歌的旋律中音程以四至八度的大跳为主，其音色刚健有力，音调激越高亢，节奏灵活自由，节拍多为铿锵有力的四二拍，词曲多为即兴演唱，使得高腔山歌灵活多变，丰富多彩。高腔在薅草锣鼓的多段体中，每一乐段结束前或者结束后，常在“呀”或“喂”上停留相对较长的时值，音区基本保持在小字组c3左右，最高音可达到小字组e3。
1.真声喊唱
在川东薅草锣鼓的演唱中，除了高腔之外，真声喊唱也尤其重要，它指的是由自身的声带完全的振动，多为成年男子在野外用本嗓演唱，俗称“大白嗓”。这种原生态的唱法与学院派的唱法有很大的区别，是不经过任何加工的原始唱法，其曲调悠远绵长，拖腔较短，节奏自由，这种喊唱在薅草锣鼓中也是不胜枚举。由于川东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其沟壑纵横，大自然的山脉丘陵就是一个天然的扩音器，具有极其强大的扩音功效，因此在演唱中则不需要对歌唱者自身的嗓音条件有着过高的要求。歌唱者借助着这种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用真声吼唱，不需要使用华丽的技巧，所唱出的歌曲不但不会影响声音的穿透性，反而使得这种粗犷有力自然演唱的歌曲，既活跃了在田间地头薅草的劳动者的气氛又鼓舞了劳动者的激情，是一种最为原始的表达方式，在薅草锣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滑音及装饰音
在川东薅草锣鼓中经常能听到滑音及装饰音的演唱，这些滑音以及装饰音为薅草锣鼓增添了色彩，更反映了当地民歌的特色。演唱者在演唱时要根据歌曲的具体情况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大巴山地区的《排塞口》：
你把锄头紧紧控（嘛），薅草莫要慢吞吞（哟）
吃了烟嘛又来来（也），各人塞口各人排（呀）
两边排的人自路（喂），中间排的钓鱼台（咯）
这首歌曲为四二拍的节奏形式，歌曲中运用了部分的滑音与装饰音，例如每句末尾的下滑音（哟、呀、咯），这类下滑音在演唱时对气息的要求很高，尽量让气息连贯，一气呵成，这样才能将情感完全的表达出来，使歌曲更加生动形象。
三、艺术特色
（一）歌唱内容
川东地区薅草锣鼓的演唱是劳动人民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劳动人民智慧创作的结晶。其唱词大多为劳动者们即兴所编创作，有打趣、逗乐、诙谐等。除了即兴编创之外也有唱秦香莲、岳飞、秦桧等历史人物相关的唱词。也有唱生产生活，婚姻爱情等，其内容广泛，生动活泼，地域特色浓郁，具有浓郁的川东本土文化气息。
（二）字数与衬词
薅草锣鼓中每句字数较为自由，有五字句、七字句、九字句、十字句等。五字句主要用于说白，七字句则主要用于曲谱。衬词是在民歌的歌词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的主要思想的正词外，根据歌词情景需要穿插的一些语气词、形容词，谐音词或称谓等对歌曲的歌词有衬托辅助作用的词语，一般常用的有：“呀”“哟”“嘛”“哟喂”等，只有单个字的称之为衬字，两个及两个以上构成的词组称之为衬词。这些衬字或衬词往往没有具体的意思，它们主要用于完善歌曲的结构组织，更完整的表达歌曲思想。不同地区的衬字与衬词在使用中也有所差异，它们应根据当地的语言习惯、歌曲结构、作品表达等因素的需要而进行创作添加。与其他民歌虚词与衬词不同，川东薅草锣鼓多使用单的语气词作为衬字穿插在歌曲中，如“嘛”“咿”“喂”等。
（三）调式调性
川东薅草锣鼓调式调性大都为五声徵调式为主，尾音基本落在“5”上，上句多为羽调式与歌头连接，下句则主要是徵调式，节奏较为自由。歌词以上下句作为句子的基本单位，属于单曲体分节歌形式。扬歌部分作为薅草锣鼓的主要部分，其内容多彩多姿，由两首及以上的单曲体组成，调式多为羽调式或徵调式，其旋律悠扬、平稳，节奏随着劳动的律动性而起伏，往往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用锣鼓作为连接。简而言之，川东地区的薅草锣鼓的调式调性较为简单，多为民族五声调式为主，其中多为五声徵调式与五声羽调式，也有少量的七声调式。
结 语
川东薅草锣鼓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文化上，都能体现出川东地区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的智慧，更能代表川东地区的音乐文化，它是我国民间艺术中一朵靓丽的瑰宝，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它更应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调查。随着当今时代飞速的发展，城市化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川东地区的薅草锣鼓这一艺术形式与许多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一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据笔者所了解，由于大多数演唱者的年龄已步入老龄化阶段，年轻传承者又十分缺乏，所以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薅草锣鼓的简略探究，借此引起更多音乐工作者的关注，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志士热爱这片土地，从而更深入地研究、整理、挖掘川东民歌，以便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一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典籍，让这些民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注释：
[1]
谢金娥.四川达州地区民歌的特征及演唱风格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2]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21.
[3]王晓天，黎小龙.板楯蛮（賨人）源流考略——廪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02）：28—38，150.
（责任编辑：刘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