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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年，龚永辉教授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和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位作者对民族理论仿苏成分脱离我国实际的共同忧思;后者引发了“去政治化”思潮，也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前者默默推动本职所在的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取得了精准“滴灌”的分形建导成效。十年之后，马教授和龚教授又相继发表文章并形成对话，展现了两条求新路径的巨大差异：一个在包容转换中螺旋提升，且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在跨越意识形态失利之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奥秘就在思维方法上的分形与整形之差。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政治;分形
【作者】郭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39-010
TWO NEW TRAINS OF THOUGHT AND TWO DIFFERENT
ROUTE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Comparison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National Theory
Guo Liang
Abstract：
The successional publication of two articles， ie. ‘whether shall we introduce fractal thought’ by professor Gong Yonghui and ‘new thinking in understanding national relations’ by professor Ma Rong in 2004 represented the two authors` common concern on component imitating the Soviet Union in national theory which breaks away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latter led to a“de-politicization”trend of thought， and provoked a debate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The former promote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department where he works silently， and obtained facilitation effect of the accurate“drip irrigation”. After ten years， Professor Ma and Professor Gong publish articles successionally and spread a dialogue that exposes the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new paths. The first one is a spiral promo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docking with the spirit of central ethnic work conference seamlessly. The other falls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aradox after the defeat of crossing the ideology. The very reason lies in different thinking between the fractal and integrated dimension.
Key Words： national theory; ethnic politics; fractal
2004年，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两篇颇有新意的文章：一篇是《广西民族研究》当年第1期发表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一点思考》（以下简称《思想》），[1]一篇是《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6期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下简称《思路》）。[2]两篇文章的“新”与“思”，都在于借助他山之石来攻民族理论政策之玉;而所谓“山”“石”“玉”各不相同，“攻略”亦不同。故其新思内涵、影响效果与价值意义迥然各异。2014年，两文作者又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在《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的演讲》（以下简称《反思》）[3]和《从根子上反思民族政策必须下足格致功夫——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三》（以下简称《功夫》）[4]中形成对话，凸显了十年一贯的“新”“思”两异脉络，同时也基本反映了双方思想走势。本文从两条新思绪的发轫环节入手，追述围绕《思路》展开的争鸣，介绍沿着《思想》探索的成效，并结合《功夫》与《反思》的对话略抒浅见，以期民族理论与后现代思维的联通，从而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永续创新。
一、《思想》和《思路》始于对仿苏理论的共同忧思
《思想》和《思路》的发表处于同一历史背景，即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民族社会发展形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研究亟须创新。两位学者在各自的文中表达了同样的忧思。
《思想》的作者龚永辉教授结合在民族院校讲授《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体会，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该门课程史上的“三难”时期，并在后来的著述中具体追述“教纲之难”“教材之难”和“教学之难”的历史记忆。[5]3龚教授认为，这种“三难”的原因，在于民族领域“理论、政策两张皮”——虽然从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开始，民族制度设计、民族工作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体上切合中国实际，但在民族原理上还未脱离苏联——斯大林模式，因而事实上缺乏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6]在质疑传统民族理论仿苏话语这一点上，《思路》作者马戎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马教授指出：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报刊和讲堂上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马教授还结合近年来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趋势强调，一些人的“民族意识”具体体现在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内容完全相符。[7] 我国仿苏民族理论落后状态，并不仅仅引起这两位学者的忧虑。事实上，这种困境早已引起民族理论界的反思。不妨以20世纪后期民族理论界一些知名学者发表的相关言论为据。
——1997年，中国社科院王希恩先生《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一文指出：
民族理论对其它民族分支学科的抽象概括是乏力的，而其它学科从民族理论获得的指导又是机械和不充分的。民族理论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责任，而其它分支学科则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和民族理论的应有关系。从常理上讲，民族理论因自己的主导地位而容易产生不良倾向当是莫视其它民族分支学科，但事实则是它始终漠视自己的这种地位，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责。这不但对自己，而且对整个民族科学都是有害的。[8]
——1996年，国家民委吴仕民先生在为纪念李维汉同志100周年诞辰民族理论研讨会作总结时说：
两年前，……大家认为……民族理论方面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远远地落后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与其他活跃的学科相比，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甚至是不太活跃的学科相比都显得有些沉寂，在理论上的创新不多。时过两年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9]
——1988年，中央统战部马寅先生在全国第四届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上说：
10年来，民族理论工作者是努力工作的，有成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民族理论研究自身也存在不少旧的条条框框，严重束缚了理论研究的进步，落在伟大变革的后面……解放思想、认真反思、改进工作、迎头赶上，是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的要求，是民族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马寅：《全国第四届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
民族理论界的这种忧思由来已久，其产生根源是仿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内民族实际出发，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然而由于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并未能跟马克思主义切割，实践中往往将其高高挂在“指导”地位而不接地气，形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两张皮”的历史积弊。尽管毛泽东时代曾经在民族问题上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之患，但以平等、团结、进步为导向的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总体上切合中国民族社会实际，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发生的偏差，而没有意识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缺位。因此也就不能理解那是一度被挂起来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借助极“左”路线对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形成的干扰。长期以来仿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政策脱节的历史积弊——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处于一种潜伏状态。[6]
“文革”结束后，民族战线即乘着“解放思想”的东风展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在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同时，掀起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热潮。由于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依然缺位，恢复民族政策的同时也“恢复”了一度被挂起来的仿苏民族理论。这样的理论不接地气，从而使得这一热潮矫枉过正，片面推进“干部民族化”，大量撤离早已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新的倾向中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带来了新的损失。其后，进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政策渐渐失效。当时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观念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相距甚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往往变得“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苏东剧变之后我国周边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激荡，也严重影响到了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反华势力、敌对势力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大肆渲染，挑拨民族关系。当“三股势力”已经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作用下死灰复燃之时，我们并未及时认清问题的本质，依然不靠谱地强调“两少一宽”。
这些，都牵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如果说，这种历史积弊在毛泽东时代属于潜伏状态并不断累积，那么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爆发，则越来越趋于明显。于是，自然引起民族理论界或者民族问题研究学界的共同关注及忧虑。当人们结合苏联瓦解的悲剧来认识我国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时，这种忧思就更叫人不能安枕，必须寻求创新之路。于是，才有了2004年共同求“新”的《思想》和《思路》。
二、《思路》引发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汹涌思潮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尽管《思路》与《思想》都主张革除仿苏弊端，都希望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其影响效果迥然各异。晚于《思想》面世的《思路》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在民族理论界乃至民族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思想》。这种影响直接体现于《思路》在学术界乃至民族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相继引发的“去政治化”思潮。
据2014年8月29日查询中国知网，《思路》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以来，下载次数为5012，引用次数为305。《思路》刊发前后于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以中文或英文交流，这些交流论文的下载次数各为564（《2006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暨甘肃研究基地年会文集》）、363（《2007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文集》）、172（《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英文）、323（《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社会发展与文明对话”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此外，马教授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10]《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前提》[11]《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12]《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13]《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7]《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14]等。这些文章同声疾呼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反复论证其在民族问题上以“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 这一新思路在学理层面主张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概念，在政策层面基本否定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族群作为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概念，相对近代“民族”概念要晚得多。这个概念的流行，在西方也是对现代民族概念僵化弱点的一种弥补。改革开放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以往在计划经济时代适用的民族政策部分失效，而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造成的“三股势力”死灰复燃局面更令人焦虑。于是，“去政治化”新思路不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思潮，也在社会上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势头。马教授此前在民族理论与政策领域很少发声，《思路》及其后续诸文均显示其自外于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并对这种体系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于是，自然引起长期坚守民族理论学界的学者的回应。诸如郝时远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15]、陈建樾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16]、杨建新的《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17]、马守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18]、陈玉屏的《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19]等，接连展开严正批驳。然而，“去政治化”的思潮并未因此而减退。201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与马教授的《思路》题目相同的论文集[20]，2011年出现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及其博士生胡联合特约研究员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论。[21]
胡鞍钢、胡联合两位学者将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两种基本模式：“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认为“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民族大拼盘”模式则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因而，他们提出：一定要“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并具体建议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随后，他俩又在2011年10月2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国外民族政策的两大模式》，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迄今尚未声明自己的主张与《思路》有什么承接关系，但他们的作业区的确比《思路》作者更远。胡鞍钢教授早年关注民族领域的论文基本上是与别人合作的，他与胡联合共同关注这个领域的论文始见于《思路》发表之后的四年。[22]他们在政策方面的一些主张跟马教授的“去政治化”思路十分相似，甚至还提出了一个相似度很高的“非政治化”概念。
因此，民族理论界实质上将“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作为“去政治化”思潮的浪峰来回击。《黑龙江民族丛刊》于2012年全年连载“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以八个题目发出一轮“排炮”：《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之一）;《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之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文化化：是新思路还是老套路？》（之三）;《民族融合：是当前促进还是将来实现？》（之四）;《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共治：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否定？》（之五）;《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相协调还是相对立？》（之六）;《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是优惠照顾还是一般对待？》（之七）;《民族政策：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创新中国特色？》（之八）。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由金炳镐教授主编的《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一书，荟萃老中青民族理论专家的26篇论文，更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势。
然而，“去政治化”思潮依旧一路高歌，在引发“非政治化” 的 “二胡”伴奏之外，还引发了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脱敏”新声。
2012年2月，中央统战部主管民族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学习时报》上发表《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到“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作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论的相似观点，也一度受到民族理论界学者的批评。2014年4月，他又以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的身份回答媒体提问，在《凤凰网》记者联系当年的批判提问“你曾经考虑收回这些意见吗？”时，朱维群回答：“请他们继续批判，我一条也不收回。是对是错，让实践去检验吧。”也就是在这次对话中，朱维群提出了他的“脱敏”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有一种将社会矛盾泛民族化倾向，可能只是一般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只要涉及不同民族成员，就往民族问题上扯，就给予特殊“关注”，违法与否的界限反而搞不清楚了。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按法律准绳作处理，许多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不应该这么复杂。[23]
在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大是大非上，“脱敏”说与“非政治化”乃至“去政治化”有本质的不同。两“化”实质上是在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实践与苏联模式捆绑在一起之后，主张“去苏联化”;“脱敏”说却是在与仿苏思维有别的前提下，精准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正确主张。然而，回到《思路》引发思潮的论题上辨析“脱敏”之说，这种容异创新的理念显然也适当吸收了两“化”论者针对具体民族工作弊端所提改进意见中的合理因素。
三、《思想》带来分形探析成效与课改“三精”品牌
《思想》对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影响远不及《思路》，但十年一贯的不懈努力使其影响深入作者的本职工作，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分形建导成效。这种成效，既体现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历史经验的分形探析之中，更贯注于其主持的相关课程改革与精品建导实践之中，最终凝结为民族观育人精准“滴灌”的“三精”品牌。 《思想》与《思路》发表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隆重推出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中央“十二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理论传统忧思的基础。与此同时，龚教授立即结合本职工作展开了相应的科研探索与课程改革，在科研与教学的双向拓展中，应用分形思想及其方法，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成绩。
在科研方面，龚教授基于《思想》运用分形的自相似观念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运用分形的奇异性表达解决长期以来有关民族概念的争议，运用分形的分数维观念去认识复杂精细的民族结构，运用分形理论中生成元的依序演化去把握民族范畴的基本规律。在学习领会中央“十二条”精神的同时，他进一步运用分形思想帮助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运用分形思想帮助学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2006年，即以民族意识调控假说和分形思想应用的有关成果作为前期研究基础，在“十一五”社科规划中成功申报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项目。并组织团队跨年度连续发表了“中央‘十二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系列论文，而后自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24]一文，后者2008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民族院校一线教师的岗位职责要求龚教授主持的团队在坚持科研探索的同时必须认真完成教学任务，这也自然促使分形思想引导下的民族理论创新带动相关教学的改革与建设，从而开创了这门课程的分形建导新局面。2007年，龚教授的团队针对此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长期没有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实际，提出了“一轴两翼，多元一体”的精品课程建设思路。[25]根据这一思路展开课程的分形改革与建导，当年进入教育部质量工程的精品课程建设序列。此后展开的精品课程后续建设实践，由于得到分形思想及方法的帮助，不仅联通了科研与教学，还将以往在科研、教学中的探索与现实的改革建设连成一气，形成了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过程生活化、育人目标现代化的“三化”改革分形态。
教学内容本土化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在努力学习、正确把握中央“十二条”体现的民族和谐发展精神实质的前提下，结合广西12个世居民族和谐发展实际，打造了“民族大义十二和”的教学品牌。不仅按照分形模式编写了精品课程特色教材《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纲要》龚永辉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2年再版，2014年三版。该教材运用分形方法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杨社平的两篇文章：《从特色教材谈〈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的建导与分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建导纲要〉与“雪花曲线”——关于民族理论政策特色教材的分形解读》，《民族论坛》2014年第8期。，而且还按照《相思湖文龙》百册丛书的读写互动分形序[26]建导出《文龙》刷新版《自驭舟彩凤》[27]系列丛书。《自驭舟彩凤》的“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系列”，就是按其分形建导程序汇编而成的十二个文集：《豫和集：民族及其“共同特征”》《顺和集：科学发展的民族史观》《永和集：社会主义的民族族性》《肃和集：民族问题的范畴与特性》《雍和集：我国民族问题的建导战略》《寿和集：我国民族事务的处理原则》《太和集：建导民族和谐的根本理念》《舒和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最佳选择》《昭和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休和集：共建民族繁荣的中心任务》《正和集：引导民族进步的切实举措》《承和集：促进民族发展的关键战略》。这个系列的每一集都以中央“十二条”的相应条文为核心，都由“焦点指月谈”“诸和三棱镜”“乡土万花筒”“建导情趣园”四个板块构成，都含有广西世居民族和地方特色元素。它们跟课程自驭舟网站一道合成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教学资源库，是教学内容本土化催生的一个层层嵌套的自相似分形系统。
教学过程生活化的典型体现，在于独具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自驭舟。课程自驭舟模式的格局，概括为“一轴两翼四环素”。“一轴”指作为教学内容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教学资源库，“两翼”是指教学过程依托的网络平台技术和分形建导方法，“四环素”则是指教学中的学生实践规范过程中“习、研、演、练”四个环节或要素。这环环相扣而又不可或缺的“四环素”，各自内部还有大致相似的三合格局。“习”：随堂授习，进站温习，联趣探析;“研”：研读教材，研判资讯，研究实际;“演”：登台讲演，艺术表演，制作展演;“练”：课堂训练，实际操练，生活修炼。这四个环节的三合元素，已构成学习规范的“十二和”。为了保障学生唱好这曲“十二和”，学校和老师还在“习、研、演、练”之外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支撑系统：“情、趣、励、合”。“情、趣、励、合”也有同样的内在三元。“情”：真情至诚，温情至暖，深情至厚;“趣”：趣在幽默，趣在审美，趣在欢乐;“励”：目标激励，榜样激励，过程激励;“合”：业内聚合，兼容整合，校外联合。这种在教学过程层层嵌套的四环三元的“十二和”，与教学内容的“民族大义十二和”相应，构成整个课程“三化”改革系统工程内部相关相连的奇异性自相似。这种自相似性的分形特征，既可借助团队成员联合撰写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情趣建导方案”原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至第4期，后相继收入周建新主编的《课堂经验与田野感悟》，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年;龚永辉主编的《课改撷英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进行观察，更可借助龚教授个人的“民族和谐情趣建导课堂”杨社平等：《分形速记》（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6期。观察。
育人目标现代化处于教学内容本土化和教学过程生活化之间的分数维，也贯穿着分形思想指引下的十多年课程改革探索历史的连续统一。从《相思湖文龙》到《自驭舟彩凤》，龚教授和教学团队一直在以身作则，培育各族学生爱国、开放、创新、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先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28]、中央教科所专家朱小蔓等人的概括[29]，后来还与自治区党委倡导广西精神的核心概念[30]相吻合。伴着这股精神，教学团队不仅打造了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自驭舟，还打造了生机勃勃的“同舟课程群”。不仅打造了广西民族大学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还基于这门课程打造了该校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视频课和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同时，还于2009年以“从传统教学到混合式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十年课改”项目、2013年以“民族理论政策精品课程的内涵提升与多维辐射”项目，连续两届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这一连串教改成就与现代化育人目标的关系，直接体现于《思想》作者2014年获得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课改专著：《让和谐转化成为民族的素质》[31]。 关于《思想》作者及其团队这门课程的“三化”改革与“三精”品牌分形态，其团队成员2014年出版了《课改分形论》[32]一书，作了详尽的描述与阐释。
四、十年后的《反思》与《功夫》及观念旋转的奥妙
如果说，十年前的《思想》和《思路》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共同的创新追求，两者事实上的差异基本上还没显露出来，那么，十年后的《反思》和《功夫》则曝光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2014年3月，《思路》作者马戎教授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发表了《反思》演讲，《思想》作者龚教授就以“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之三发表了《功夫》，从一个“细节”、一个“死结”、一个“链接”入手，进行关于《反思》的反思。
《反思》开宗明义：“社会学家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书本上的理论和文字概念出发，更不是从政府的文件出发，而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因而从三个“基本事实”入手，论证“中国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功夫》则指出其中所谓“到现在为止，所有出版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教科书都仍然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的判断有误，在结合本校教学实际举证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一个细节失实的背后，是《反思》“忽略了十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功夫》强调：2005年颁布的中央“十二条”在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教材发展中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评估民族理论态势不能无视中央“十二条”带来的巨大变化。“如果2014年重提的反思继续停留在2004年形成的印象之中，这种落后于实际的反思其实意义不大”。
《反思》基于2004年的判断，继续强调要在56个民族层面“去政治化”：“如果不走这一步，……就会不断刺激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最终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功夫》则结合《反思》乃至马教授的其他论文里的一些脱离实际的论断，指其在失真了的历史印象中陷入严重误判，因而形成一个“虚幻的死结”。正是由于这种心结无法解开，《反思》作者才会在与“第二代民族政策”论切割的同时坚持“去政治化”，从而陷入逻辑混乱：按照《反思》的题意，是我国民族政策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应该实施调整，但具体演讲中却主张暂不调整政策，反思重点实际落在题外的民族理论范畴，落在民族问题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上。《功夫》针对这一点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体系的任务艰巨迫切、刻不容缓，继续纠缠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构成的虚幻“死结”，难免“訄争误实”。
鉴于《反思》实际上已经把重点落脚于民族理论范畴，《功夫》通过“相关的链接”与之展开学理上的对话。首先“链接”了民族问题与民族意识调控规律。尽管两人对民族问题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差别，但为了对话，还是沿着两者之间的分数维，将国务视角的民族问题概念压缩到《反思》作者使用的民族关系领域来进行对话。此外，还链接了杨圣敏教授跟《反思》同台发表的演讲《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借助杨教授的观点回应《反思》的首鼠两端：“做好了相应的政策调整，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就能够在5-10年内得到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就有了保障”。并强调“要让学术思想真正成为民族意识良性调控的正能量，真正作出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谐发展、伟大复兴的有用功，必须真正回归格物致知的规范，真正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读罢《反思》与《功夫》，回味十年前的《思想》和《思路》，笔者陷入思考：
尽管《思想》与《思路》都主张革除仿苏弊端，都希望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各自所谓“山”“石”“玉”皆不相同，“攻略”亦不同。《思想》是在总体肯定我国民族政策的前提下主张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差异，借助分形思想推动我国民族理论创新。而《思路》则是主张跨越意识形态差异，借助美国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进行全面改革。无论学科分类差异还是意识形态差异，都不是不可跨越的天堑。因此，《思想》与《思路》在十年前“亮剑”求新，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和意义。十年之后，《思想》与《思路》作者在民族政策领域的观点各自向对方有所靠拢，更符合思维发展规律。
《思路》当年对意识形态的跨越，直接指向整个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既关国运又涉族权，还直接影响到千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反应自然影响强烈。强烈的反应中，既有后来居上、驭矢激进的“发扬光大”者，也有情绪高昂、意志坚决的“口诛笔伐”者，还有推心置腹、发微探幽的平等对话者。这在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是自然而然的。无论哪一种反映，都会牵动人们的思考，只要人们关注了、思考了，就会有新的感悟或发现。十年来的“去政治化”争论，就像一轮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头脑风暴”，大大有益于这个领域的观念创新。
《思想》最初的思考仅限于“民族理论”创新，未明显涉及民族政策，而且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藩篱，引入圈内并不熟悉的分形思想，难度大而板凳冷，自然从者寥寥。然而，学问不同联欢，贵在独立思考。十年曲径通幽处，分数维里有洞天。至于《功夫》与《反思》体现的主张换位，跟各自在十年间的际遇与思索相关，更与《思想》倡导引入民族理论创新的分形理念相关。
《反思》转向不主张立即调整民族政策，是因为《思路》在将近十年的争鸣中受到一些冲击和震撼，尤其是在人们围剿“第二代民族政策”论时受到连带批判。马教授作出这样的回应，虽与“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划清了界限，却无形中偏离了《思路》的“去政治化”立场。从十年前大声疾呼欲推倒重来，到十年后郑重声明仍维持现状，《思路》与《反思》在民族政策调整上已陷入自相矛盾。龚教授的《功夫》倾向于尽快调整相关民族政策，也自然是在关注了十年争鸣之后对《思想》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并未改变《思想》的“分形建导”原则，而是沿着学术分歧之间的分数维推进，从而自然实现的包容转换与螺旋提升。
《功夫》作为“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三篇，以前面两篇跟别的专家对话为基础。这些对话的起因，在于回答俞正声主席的“两最之问”。2013年10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亲临龚教授的民族理论政策课堂，在与龚教授探讨“民族自决”概念之后称赞：“今天的教师很有水平，讲得很清楚”。并当场提问：当前理论界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是什么？如何实现总书记所说的“最大公约数”？因此，龚教授写了《“两最之问”的“三字”答卷——关于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和“最大公约数”》一文专呈俞主席，以“川”“熵”“永”三字回答：最大分歧表现为亦真亦幻的“川字困局”;分歧之根在仿苏民族理论的“熵增乱码”;寻找与中国梦相通的最大公约数需把握“永字八法”。基于这样的认识，龚教授在《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全年连载六篇“寻梦系列”，与包括马教授在内的“川”字各派代表人物对话。2014年9月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传达的会议精神与《功夫》及其姊妹篇的理论观点基本相符，尤以系列之六的“永字八法”，更是跟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了“无缝对接”《功夫》的姊妹篇除了前文所注之四，还有：《民族问题领域“最大公约数”的“初商”——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一》《民族与国家的顺和才是中华复兴之道——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生成轨迹——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五》《确立民族和谐发展“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分别见《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2期、第5期和第6期。。这种精彩的奥妙，就在分形的精巧。 马教授之所以在十年之后陷入困境，原因在于思维上受到整形观念的局限。这种整形观念的局限，还表现在马戎教授最近发表的解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文之中。[33]由于作者受到整形思维的局限，该文的解读存在着事实不清、观念混淆与本末倒置的硬伤。例如：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意这句话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键定义为‘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不是像有些人提议的那样进一步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实施条例”。
马教授的这段解读之中，引文已经失实。原文中的两句话被分别取半截，然后揉在一起。原文转引自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第一句是：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二句是：
“必须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
在这个失实的“细节”后面，还有一个虚幻的“死结”。那就是，马教授至今依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认为相关的民族理论、政策和道路不对。因而，他把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通过“两个表态”轻轻地概括为两句话：“旗帜不变，稳住阵脚”。并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猫论”为喻：
“猫的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抓住老鼠。在坚称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的同时，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目前中国的民族关系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此提出要‘开拓创新，从实际出发’，在这个精神指导下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调整方向、务实改革的新思路。这几乎是当年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翻版。”
邓小平推动改革功不可没，他的改革智慧也妇孺皆知。但在上述“翻版”比喻之中，马戎教授忽略了时代差异和目标导向，从而陷入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误读。邓小平的“猫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中提出来的，当时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涉改革还能够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用不着也不可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在“三个自信”新常态下，在“八个坚持”“五个必须”的原则上，针对民族问题领域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完全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使命、历史要求的巨大差异，把当年的“不管白猫黑猫”搬来作比喻，实际上是要给读者以这样的暗示：所谓“旗帜不变”只不过是为了“稳住阵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人们吃的“定心丸”未必当真。
显然，这样解读中央民族会议精神是错误的。笔者宁愿这里的分析偏离了马戎教授的本意，但其至今坚持的“去政治化”思路却粉碎了我们的这种愿望。“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去制度化’、‘去政策化’、‘去法律化’，其指向就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4]坚持“去政治化”的思路就是在坚持已经被总书记讲话里批评的“模糊不清”“脱离国情”“张冠李戴”“妄自菲薄”的那一套。[35]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的整形观念作怪。在整形观念下，吸纳西方国家的某些有益成分就必须彻底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马教授看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不排除借鉴国外某些有益经验，就误以为要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龚教授则既在“永字八法”的“横折竖钩”强调了充满中国自信的“正路躬行”，又在“八法同构”之际强调了“西策长撇”的“包容转换”，体现了在“三个自信”新常态下的永续创新。
理解了两条新思绪、十年迥异途的根源在于整形与分形之差之后，不妨以一段“永字八法”的概括语为本文作结：
实事求是，格务求真;
解放思想，耗散分形;
与时俱进，螺旋发展;
求真务实，永结同心。[3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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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仲盈〕
2004年，龚永辉教授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和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位作者对民族理论仿苏成分脱离我国实际的共同忧思;后者引发了“去政治化”思潮，也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前者默默推动本职所在的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取得了精准“滴灌”的分形建导成效。十年之后，马教授和龚教授又相继发表文章并形成对话，展现了两条求新路径的巨大差异：一个在包容转换中螺旋提升，且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在跨越意识形态失利之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奥秘就在思维方法上的分形与整形之差。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政治;分形
【作者】郭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63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39-010
TWO NEW TRAINS OF THOUGHT AND TWO DIFFERENT
ROUTE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Comparison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National Theory
Guo Liang
Abstract：
The successional publication of two articles， ie. ‘whether shall we introduce fractal thought’ by professor Gong Yonghui and ‘new thinking in understanding national relations’ by professor Ma Rong in 2004 represented the two authors` common concern on component imitating the Soviet Union in national theory which breaks away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latter led to a“de-politicization”trend of thought， and provoked a debate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The former promote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department where he works silently， and obtained facilitation effect of the accurate“drip irrigation”. After ten years， Professor Ma and Professor Gong publish articles successionally and spread a dialogue that exposes the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new paths. The first one is a spiral promo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docking with the spirit of central ethnic work conference seamlessly. The other falls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aradox after the defeat of crossing the ideology. The very reason lies in different thinking between the fractal and integrated dimension.
Key Words： national theory; ethnic politics; fractal
2004年，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两篇颇有新意的文章：一篇是《广西民族研究》当年第1期发表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一点思考》（以下简称《思想》），[1]一篇是《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6期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下简称《思路》）。[2]两篇文章的“新”与“思”，都在于借助他山之石来攻民族理论政策之玉;而所谓“山”“石”“玉”各不相同，“攻略”亦不同。故其新思内涵、影响效果与价值意义迥然各异。2014年，两文作者又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在《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的演讲》（以下简称《反思》）[3]和《从根子上反思民族政策必须下足格致功夫——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三》（以下简称《功夫》）[4]中形成对话，凸显了十年一贯的“新”“思”两异脉络，同时也基本反映了双方思想走势。本文从两条新思绪的发轫环节入手，追述围绕《思路》展开的争鸣，介绍沿着《思想》探索的成效，并结合《功夫》与《反思》的对话略抒浅见，以期民族理论与后现代思维的联通，从而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永续创新。
一、《思想》和《思路》始于对仿苏理论的共同忧思
《思想》和《思路》的发表处于同一历史背景，即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民族社会发展形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研究亟须创新。两位学者在各自的文中表达了同样的忧思。
《思想》的作者龚永辉教授结合在民族院校讲授《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体会，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该门课程史上的“三难”时期，并在后来的著述中具体追述“教纲之难”“教材之难”和“教学之难”的历史记忆。[5]3龚教授认为，这种“三难”的原因，在于民族领域“理论、政策两张皮”——虽然从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开始，民族制度设计、民族工作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体上切合中国实际，但在民族原理上还未脱离苏联——斯大林模式，因而事实上缺乏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6]在质疑传统民族理论仿苏话语这一点上，《思路》作者马戎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马教授指出：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报刊和讲堂上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马教授还结合近年来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趋势强调，一些人的“民族意识”具体体现在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内容完全相符。[7] 我国仿苏民族理论落后状态，并不仅仅引起这两位学者的忧虑。事实上，这种困境早已引起民族理论界的反思。不妨以20世纪后期民族理论界一些知名学者发表的相关言论为据。
——1997年，中国社科院王希恩先生《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一文指出：
民族理论对其它民族分支学科的抽象概括是乏力的，而其它学科从民族理论获得的指导又是机械和不充分的。民族理论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责任，而其它分支学科则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和民族理论的应有关系。从常理上讲，民族理论因自己的主导地位而容易产生不良倾向当是莫视其它民族分支学科，但事实则是它始终漠视自己的这种地位，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责。这不但对自己，而且对整个民族科学都是有害的。[8]
——1996年，国家民委吴仕民先生在为纪念李维汉同志100周年诞辰民族理论研讨会作总结时说：
两年前，……大家认为……民族理论方面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远远地落后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与其他活跃的学科相比，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甚至是不太活跃的学科相比都显得有些沉寂，在理论上的创新不多。时过两年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9]
——1988年，中央统战部马寅先生在全国第四届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上说：
10年来，民族理论工作者是努力工作的，有成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此同时，民族理论研究自身也存在不少旧的条条框框，严重束缚了理论研究的进步，落在伟大变革的后面……解放思想、认真反思、改进工作、迎头赶上，是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的要求，是民族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马寅：《全国第四届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
民族理论界的这种忧思由来已久，其产生根源是仿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内民族实际出发，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然而由于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并未能跟马克思主义切割，实践中往往将其高高挂在“指导”地位而不接地气，形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两张皮”的历史积弊。尽管毛泽东时代曾经在民族问题上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之患，但以平等、团结、进步为导向的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总体上切合中国民族社会实际，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发生的偏差，而没有意识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缺位。因此也就不能理解那是一度被挂起来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借助极“左”路线对毛泽东民族政策思想形成的干扰。长期以来仿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政策脱节的历史积弊——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处于一种潜伏状态。[6]
“文革”结束后，民族战线即乘着“解放思想”的东风展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在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同时，掀起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热潮。由于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依然缺位，恢复民族政策的同时也“恢复”了一度被挂起来的仿苏民族理论。这样的理论不接地气，从而使得这一热潮矫枉过正，片面推进“干部民族化”，大量撤离早已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新的倾向中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带来了新的损失。其后，进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政策渐渐失效。当时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观念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相距甚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往往变得“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苏东剧变之后我国周边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激荡，也严重影响到了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反华势力、敌对势力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大肆渲染，挑拨民族关系。当“三股势力”已经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作用下死灰复燃之时，我们并未及时认清问题的本质，依然不靠谱地强调“两少一宽”。
这些，都牵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如果说，这种历史积弊在毛泽东时代属于潜伏状态并不断累积，那么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爆发，则越来越趋于明显。于是，自然引起民族理论界或者民族问题研究学界的共同关注及忧虑。当人们结合苏联瓦解的悲剧来认识我国民族理论体系缺位之弊时，这种忧思就更叫人不能安枕，必须寻求创新之路。于是，才有了2004年共同求“新”的《思想》和《思路》。
二、《思路》引发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汹涌思潮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尽管《思路》与《思想》都主张革除仿苏弊端，都希望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其影响效果迥然各异。晚于《思想》面世的《思路》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在民族理论界乃至民族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思想》。这种影响直接体现于《思路》在学术界乃至民族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相继引发的“去政治化”思潮。
据2014年8月29日查询中国知网，《思路》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以来，下载次数为5012，引用次数为305。《思路》刊发前后于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以中文或英文交流，这些交流论文的下载次数各为564（《2006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暨甘肃研究基地年会文集》）、363（《2007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文集》）、172（《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英文）、323（《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社会发展与文明对话”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此外，马教授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10]《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前提》[11]《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12]《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13]《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7]《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14]等。这些文章同声疾呼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反复论证其在民族问题上以“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 这一新思路在学理层面主张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概念，在政策层面基本否定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族群作为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概念，相对近代“民族”概念要晚得多。这个概念的流行，在西方也是对现代民族概念僵化弱点的一种弥补。改革开放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以往在计划经济时代适用的民族政策部分失效，而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造成的“三股势力”死灰复燃局面更令人焦虑。于是，“去政治化”新思路不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思潮，也在社会上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势头。马教授此前在民族理论与政策领域很少发声，《思路》及其后续诸文均显示其自外于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并对这种体系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于是，自然引起长期坚守民族理论学界的学者的回应。诸如郝时远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15]、陈建樾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16]、杨建新的《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17]、马守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18]、陈玉屏的《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19]等，接连展开严正批驳。然而，“去政治化”的思潮并未因此而减退。201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与马教授的《思路》题目相同的论文集[20]，2011年出现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及其博士生胡联合特约研究员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论。[21]
胡鞍钢、胡联合两位学者将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两种基本模式：“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认为“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民族大拼盘”模式则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因而，他们提出：一定要“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并具体建议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随后，他俩又在2011年10月2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国外民族政策的两大模式》，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迄今尚未声明自己的主张与《思路》有什么承接关系，但他们的作业区的确比《思路》作者更远。胡鞍钢教授早年关注民族领域的论文基本上是与别人合作的，他与胡联合共同关注这个领域的论文始见于《思路》发表之后的四年。[22]他们在政策方面的一些主张跟马教授的“去政治化”思路十分相似，甚至还提出了一个相似度很高的“非政治化”概念。
因此，民族理论界实质上将“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作为“去政治化”思潮的浪峰来回击。《黑龙江民族丛刊》于2012年全年连载“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以八个题目发出一轮“排炮”：《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之一）;《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之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文化化：是新思路还是老套路？》（之三）;《民族融合：是当前促进还是将来实现？》（之四）;《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共治：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否定？》（之五）;《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相协调还是相对立？》（之六）;《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是优惠照顾还是一般对待？》（之七）;《民族政策：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创新中国特色？》（之八）。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由金炳镐教授主编的《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一书，荟萃老中青民族理论专家的26篇论文，更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势。
然而，“去政治化”思潮依旧一路高歌，在引发“非政治化” 的 “二胡”伴奏之外，还引发了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脱敏”新声。
2012年2月，中央统战部主管民族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学习时报》上发表《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到“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作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论的相似观点，也一度受到民族理论界学者的批评。2014年4月，他又以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的身份回答媒体提问，在《凤凰网》记者联系当年的批判提问“你曾经考虑收回这些意见吗？”时，朱维群回答：“请他们继续批判，我一条也不收回。是对是错，让实践去检验吧。”也就是在这次对话中，朱维群提出了他的“脱敏”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有一种将社会矛盾泛民族化倾向，可能只是一般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只要涉及不同民族成员，就往民族问题上扯，就给予特殊“关注”，违法与否的界限反而搞不清楚了。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按法律准绳作处理，许多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不应该这么复杂。[23]
在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大是大非上，“脱敏”说与“非政治化”乃至“去政治化”有本质的不同。两“化”实质上是在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实践与苏联模式捆绑在一起之后，主张“去苏联化”;“脱敏”说却是在与仿苏思维有别的前提下，精准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正确主张。然而，回到《思路》引发思潮的论题上辨析“脱敏”之说，这种容异创新的理念显然也适当吸收了两“化”论者针对具体民族工作弊端所提改进意见中的合理因素。
三、《思想》带来分形探析成效与课改“三精”品牌
《思想》对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影响远不及《思路》，但十年一贯的不懈努力使其影响深入作者的本职工作，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分形建导成效。这种成效，既体现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历史经验的分形探析之中，更贯注于其主持的相关课程改革与精品建导实践之中，最终凝结为民族观育人精准“滴灌”的“三精”品牌。 《思想》与《思路》发表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隆重推出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中央“十二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理论传统忧思的基础。与此同时，龚教授立即结合本职工作展开了相应的科研探索与课程改革，在科研与教学的双向拓展中，应用分形思想及其方法，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成绩。
在科研方面，龚教授基于《思想》运用分形的自相似观念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运用分形的奇异性表达解决长期以来有关民族概念的争议，运用分形的分数维观念去认识复杂精细的民族结构，运用分形理论中生成元的依序演化去把握民族范畴的基本规律。在学习领会中央“十二条”精神的同时，他进一步运用分形思想帮助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运用分形思想帮助学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2006年，即以民族意识调控假说和分形思想应用的有关成果作为前期研究基础，在“十一五”社科规划中成功申报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与创新”项目。并组织团队跨年度连续发表了“中央‘十二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系列论文，而后自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24]一文，后者2008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民族院校一线教师的岗位职责要求龚教授主持的团队在坚持科研探索的同时必须认真完成教学任务，这也自然促使分形思想引导下的民族理论创新带动相关教学的改革与建设，从而开创了这门课程的分形建导新局面。2007年，龚教授的团队针对此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长期没有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实际，提出了“一轴两翼，多元一体”的精品课程建设思路。[25]根据这一思路展开课程的分形改革与建导，当年进入教育部质量工程的精品课程建设序列。此后展开的精品课程后续建设实践，由于得到分形思想及方法的帮助，不仅联通了科研与教学，还将以往在科研、教学中的探索与现实的改革建设连成一气，形成了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过程生活化、育人目标现代化的“三化”改革分形态。
教学内容本土化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在努力学习、正确把握中央“十二条”体现的民族和谐发展精神实质的前提下，结合广西12个世居民族和谐发展实际，打造了“民族大义十二和”的教学品牌。不仅按照分形模式编写了精品课程特色教材《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纲要》龚永辉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2年再版，2014年三版。该教材运用分形方法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杨社平的两篇文章：《从特色教材谈〈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的建导与分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建导纲要〉与“雪花曲线”——关于民族理论政策特色教材的分形解读》，《民族论坛》2014年第8期。，而且还按照《相思湖文龙》百册丛书的读写互动分形序[26]建导出《文龙》刷新版《自驭舟彩凤》[27]系列丛书。《自驭舟彩凤》的“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系列”，就是按其分形建导程序汇编而成的十二个文集：《豫和集：民族及其“共同特征”》《顺和集：科学发展的民族史观》《永和集：社会主义的民族族性》《肃和集：民族问题的范畴与特性》《雍和集：我国民族问题的建导战略》《寿和集：我国民族事务的处理原则》《太和集：建导民族和谐的根本理念》《舒和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最佳选择》《昭和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休和集：共建民族繁荣的中心任务》《正和集：引导民族进步的切实举措》《承和集：促进民族发展的关键战略》。这个系列的每一集都以中央“十二条”的相应条文为核心，都由“焦点指月谈”“诸和三棱镜”“乡土万花筒”“建导情趣园”四个板块构成，都含有广西世居民族和地方特色元素。它们跟课程自驭舟网站一道合成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教学资源库，是教学内容本土化催生的一个层层嵌套的自相似分形系统。
教学过程生活化的典型体现，在于独具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自驭舟。课程自驭舟模式的格局，概括为“一轴两翼四环素”。“一轴”指作为教学内容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教学资源库，“两翼”是指教学过程依托的网络平台技术和分形建导方法，“四环素”则是指教学中的学生实践规范过程中“习、研、演、练”四个环节或要素。这环环相扣而又不可或缺的“四环素”，各自内部还有大致相似的三合格局。“习”：随堂授习，进站温习，联趣探析;“研”：研读教材，研判资讯，研究实际;“演”：登台讲演，艺术表演，制作展演;“练”：课堂训练，实际操练，生活修炼。这四个环节的三合元素，已构成学习规范的“十二和”。为了保障学生唱好这曲“十二和”，学校和老师还在“习、研、演、练”之外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支撑系统：“情、趣、励、合”。“情、趣、励、合”也有同样的内在三元。“情”：真情至诚，温情至暖，深情至厚;“趣”：趣在幽默，趣在审美，趣在欢乐;“励”：目标激励，榜样激励，过程激励;“合”：业内聚合，兼容整合，校外联合。这种在教学过程层层嵌套的四环三元的“十二和”，与教学内容的“民族大义十二和”相应，构成整个课程“三化”改革系统工程内部相关相连的奇异性自相似。这种自相似性的分形特征，既可借助团队成员联合撰写的“民族大义十二和情趣建导方案”原载《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1至第4期，后相继收入周建新主编的《课堂经验与田野感悟》，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年;龚永辉主编的《课改撷英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进行观察，更可借助龚教授个人的“民族和谐情趣建导课堂”杨社平等：《分形速记》（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6期。观察。
育人目标现代化处于教学内容本土化和教学过程生活化之间的分数维，也贯穿着分形思想指引下的十多年课程改革探索历史的连续统一。从《相思湖文龙》到《自驭舟彩凤》，龚教授和教学团队一直在以身作则，培育各族学生爱国、开放、创新、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先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28]、中央教科所专家朱小蔓等人的概括[29]，后来还与自治区党委倡导广西精神的核心概念[30]相吻合。伴着这股精神，教学团队不仅打造了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自驭舟，还打造了生机勃勃的“同舟课程群”。不仅打造了广西民族大学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还基于这门课程打造了该校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视频课和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同时，还于2009年以“从传统教学到混合式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十年课改”项目、2013年以“民族理论政策精品课程的内涵提升与多维辐射”项目，连续两届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这一连串教改成就与现代化育人目标的关系，直接体现于《思想》作者2014年获得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课改专著：《让和谐转化成为民族的素质》[31]。 关于《思想》作者及其团队这门课程的“三化”改革与“三精”品牌分形态，其团队成员2014年出版了《课改分形论》[32]一书，作了详尽的描述与阐释。
四、十年后的《反思》与《功夫》及观念旋转的奥妙
如果说，十年前的《思想》和《思路》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共同的创新追求，两者事实上的差异基本上还没显露出来，那么，十年后的《反思》和《功夫》则曝光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2014年3月，《思路》作者马戎教授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发表了《反思》演讲，《思想》作者龚教授就以“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之三发表了《功夫》，从一个“细节”、一个“死结”、一个“链接”入手，进行关于《反思》的反思。
《反思》开宗明义：“社会学家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书本上的理论和文字概念出发，更不是从政府的文件出发，而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因而从三个“基本事实”入手，论证“中国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功夫》则指出其中所谓“到现在为止，所有出版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教科书都仍然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的判断有误，在结合本校教学实际举证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一个细节失实的背后，是《反思》“忽略了十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功夫》强调：2005年颁布的中央“十二条”在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教材发展中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评估民族理论态势不能无视中央“十二条”带来的巨大变化。“如果2014年重提的反思继续停留在2004年形成的印象之中，这种落后于实际的反思其实意义不大”。
《反思》基于2004年的判断，继续强调要在56个民族层面“去政治化”：“如果不走这一步，……就会不断刺激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最终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功夫》则结合《反思》乃至马教授的其他论文里的一些脱离实际的论断，指其在失真了的历史印象中陷入严重误判，因而形成一个“虚幻的死结”。正是由于这种心结无法解开，《反思》作者才会在与“第二代民族政策”论切割的同时坚持“去政治化”，从而陷入逻辑混乱：按照《反思》的题意，是我国民族政策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应该实施调整，但具体演讲中却主张暂不调整政策，反思重点实际落在题外的民族理论范畴，落在民族问题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上。《功夫》针对这一点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体系的任务艰巨迫切、刻不容缓，继续纠缠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构成的虚幻“死结”，难免“訄争误实”。
鉴于《反思》实际上已经把重点落脚于民族理论范畴，《功夫》通过“相关的链接”与之展开学理上的对话。首先“链接”了民族问题与民族意识调控规律。尽管两人对民族问题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差别，但为了对话，还是沿着两者之间的分数维，将国务视角的民族问题概念压缩到《反思》作者使用的民族关系领域来进行对话。此外，还链接了杨圣敏教授跟《反思》同台发表的演讲《如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借助杨教授的观点回应《反思》的首鼠两端：“做好了相应的政策调整，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就能够在5-10年内得到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就有了保障”。并强调“要让学术思想真正成为民族意识良性调控的正能量，真正作出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谐发展、伟大复兴的有用功，必须真正回归格物致知的规范，真正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读罢《反思》与《功夫》，回味十年前的《思想》和《思路》，笔者陷入思考：
尽管《思想》与《思路》都主张革除仿苏弊端，都希望用他山之石来攻玉，然而各自所谓“山”“石”“玉”皆不相同，“攻略”亦不同。《思想》是在总体肯定我国民族政策的前提下主张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差异，借助分形思想推动我国民族理论创新。而《思路》则是主张跨越意识形态差异，借助美国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进行全面改革。无论学科分类差异还是意识形态差异，都不是不可跨越的天堑。因此，《思想》与《思路》在十年前“亮剑”求新，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和意义。十年之后，《思想》与《思路》作者在民族政策领域的观点各自向对方有所靠拢，更符合思维发展规律。
《思路》当年对意识形态的跨越，直接指向整个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既关国运又涉族权，还直接影响到千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反应自然影响强烈。强烈的反应中，既有后来居上、驭矢激进的“发扬光大”者，也有情绪高昂、意志坚决的“口诛笔伐”者，还有推心置腹、发微探幽的平等对话者。这在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是自然而然的。无论哪一种反映，都会牵动人们的思考，只要人们关注了、思考了，就会有新的感悟或发现。十年来的“去政治化”争论，就像一轮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头脑风暴”，大大有益于这个领域的观念创新。
《思想》最初的思考仅限于“民族理论”创新，未明显涉及民族政策，而且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藩篱，引入圈内并不熟悉的分形思想，难度大而板凳冷，自然从者寥寥。然而，学问不同联欢，贵在独立思考。十年曲径通幽处，分数维里有洞天。至于《功夫》与《反思》体现的主张换位，跟各自在十年间的际遇与思索相关，更与《思想》倡导引入民族理论创新的分形理念相关。
《反思》转向不主张立即调整民族政策，是因为《思路》在将近十年的争鸣中受到一些冲击和震撼，尤其是在人们围剿“第二代民族政策”论时受到连带批判。马教授作出这样的回应，虽与“第二代民族政策”论者划清了界限，却无形中偏离了《思路》的“去政治化”立场。从十年前大声疾呼欲推倒重来，到十年后郑重声明仍维持现状，《思路》与《反思》在民族政策调整上已陷入自相矛盾。龚教授的《功夫》倾向于尽快调整相关民族政策，也自然是在关注了十年争鸣之后对《思想》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并未改变《思想》的“分形建导”原则，而是沿着学术分歧之间的分数维推进，从而自然实现的包容转换与螺旋提升。
《功夫》作为“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三篇，以前面两篇跟别的专家对话为基础。这些对话的起因，在于回答俞正声主席的“两最之问”。2013年10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亲临龚教授的民族理论政策课堂，在与龚教授探讨“民族自决”概念之后称赞：“今天的教师很有水平，讲得很清楚”。并当场提问：当前理论界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是什么？如何实现总书记所说的“最大公约数”？因此，龚教授写了《“两最之问”的“三字”答卷——关于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和“最大公约数”》一文专呈俞主席，以“川”“熵”“永”三字回答：最大分歧表现为亦真亦幻的“川字困局”;分歧之根在仿苏民族理论的“熵增乱码”;寻找与中国梦相通的最大公约数需把握“永字八法”。基于这样的认识，龚教授在《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全年连载六篇“寻梦系列”，与包括马教授在内的“川”字各派代表人物对话。2014年9月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传达的会议精神与《功夫》及其姊妹篇的理论观点基本相符，尤以系列之六的“永字八法”，更是跟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了“无缝对接”《功夫》的姊妹篇除了前文所注之四，还有：《民族问题领域“最大公约数”的“初商”——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一》《民族与国家的顺和才是中华复兴之道——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生成轨迹——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五》《确立民族和谐发展“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分别见《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2期、第5期和第6期。。这种精彩的奥妙，就在分形的精巧。 马教授之所以在十年之后陷入困境，原因在于思维上受到整形观念的局限。这种整形观念的局限，还表现在马戎教授最近发表的解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专文之中。[33]由于作者受到整形思维的局限，该文的解读存在着事实不清、观念混淆与本末倒置的硬伤。例如：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意这句话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键定义为‘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不是像有些人提议的那样进一步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实施条例”。
马教授的这段解读之中，引文已经失实。原文中的两句话被分别取半截，然后揉在一起。原文转引自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第一句是：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二句是：
“必须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
在这个失实的“细节”后面，还有一个虚幻的“死结”。那就是，马教授至今依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认为相关的民族理论、政策和道路不对。因而，他把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通过“两个表态”轻轻地概括为两句话：“旗帜不变，稳住阵脚”。并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猫论”为喻：
“猫的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抓住老鼠。在坚称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的同时，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目前中国的民族关系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此提出要‘开拓创新，从实际出发’，在这个精神指导下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调整方向、务实改革的新思路。这几乎是当年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策略的翻版。”
邓小平推动改革功不可没，他的改革智慧也妇孺皆知。但在上述“翻版”比喻之中，马戎教授忽略了时代差异和目标导向，从而陷入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误读。邓小平的“猫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中提出来的，当时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涉改革还能够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用不着也不可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在“三个自信”新常态下，在“八个坚持”“五个必须”的原则上，针对民族问题领域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完全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使命、历史要求的巨大差异，把当年的“不管白猫黑猫”搬来作比喻，实际上是要给读者以这样的暗示：所谓“旗帜不变”只不过是为了“稳住阵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人们吃的“定心丸”未必当真。
显然，这样解读中央民族会议精神是错误的。笔者宁愿这里的分析偏离了马戎教授的本意，但其至今坚持的“去政治化”思路却粉碎了我们的这种愿望。“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去制度化’、‘去政策化’、‘去法律化’，其指向就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4]坚持“去政治化”的思路就是在坚持已经被总书记讲话里批评的“模糊不清”“脱离国情”“张冠李戴”“妄自菲薄”的那一套。[35]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的整形观念作怪。在整形观念下，吸纳西方国家的某些有益成分就必须彻底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马教授看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不排除借鉴国外某些有益经验，就误以为要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龚教授则既在“永字八法”的“横折竖钩”强调了充满中国自信的“正路躬行”，又在“八法同构”之际强调了“西策长撇”的“包容转换”，体现了在“三个自信”新常态下的永续创新。
理解了两条新思绪、十年迥异途的根源在于整形与分形之差之后，不妨以一段“永字八法”的概括语为本文作结：
实事求是，格务求真;
解放思想，耗散分形;
与时俱进，螺旋发展;
求真务实，永结同心。[3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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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仲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