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诗歌最为繁盛的时代，诗人们也极乐意将花作为抒写描摹的对象。白居易有一首《僧院花》，写的便是开在寺院里的禅意花。其诗曰：“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解悟色空之理，乃佛教之一大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的“色”，指人们能感触到的有形的万事万物。但并非万事万物消逝了，才可称作“空”，它们的存在本身便是空有。唐代华严宗贤首法藏便以因果缘起、理实法界作为《华严经》的宗旨，也即华严宗对空有的阐说是以因缘和合为其指归。白居易的这首小诗，极富禅趣，他将深奥的华严义理赋予一株芳树，在审美的愉悦中，得到了禅悟。风吹芳树花千朵，禅者所看到的不仅是花在风中的摇曳多姿与千奇百艳。风，它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无起无灭、无心无意，这不正是促使事物生成的因缘吗，也不正是使人开悟的机遇吗？芳树上花朵千万，实际上此生彼灭一日不同于一日，花期一过，绿叶浓荫，一年又复一年。年年同而年年异。这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有不无的禅理。于是，喧嚣中见出寂静，艳丽里看出寂灭。由此看来，每朵花不都蕴含了无边智慧。
　　除了这首以开花悟色空的《僧院花》，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中都提到了花，并且都禅意十足。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林寺桃花》，其实蕴含着对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消寂与生息的对照与轮回。又如《北园》一诗：“北园东风起，杂花次第开。心知须臾落，一日三四来。花下岂无酒，欲酌复迟回。所思眇千里，谁劝我一杯。”首联一个“杂”字就先声夺人，表现出了作者平等之念。你看，我不是偏爱牡丹这样的富贵花，不偏爱梅花那样的傲骨花，不偏爱菊花一般的淡然花，亦不偏爱荷花一色的清净花。我爱的是杂花，什么花都是美的，即使是园中旁生的野花，我也满怀喜爱之情。我深知花期不长久，便“一日三四来”，生怕错过花的生命中的每个脚步。作者就这样在花下饮酒，所思渺远，不仅将其个人情感投射到了平凡的野花中，更以情作理，阐释了平等的爱。
　　而唐代诗人无尽藏的《嗅梅》，则体现出来对“人人具足，不假外求”的认识。其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是一首用寻春咏梅来譬喻悟到本来面目的绝佳禅诗，首两句描绘诗人尽日寻春，踏破芒鞋，入岭穿云，但却一直找不到春天的踪迹。多少禅修之人为了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辞辛苦，苦苦寻觅而不可得，春天到底在哪里？诗人寻春不得，兴尽而归，哪知道笑拈梅花而嗅，才发现春在枝头，已经昂然十分了——春天竟在自家的门庭内！诸佛所证悟的真如法身原来人人具足，不假外求，本自无缺，可是又有多少人会得呢？
　　相比之下，宋代的悟道诗则更加注重对“识取”的阐述。如苏轼的《题西林壁》，识取本来面目是他的基本理念，返身自照是识取本来面目的思维方式。苏轼传颂千古的绝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二句，起核心之意则有二：其一是对于庐山的欣赏以“识取真面目”言之；其二为识取的方式，有待于“反照”。这两点恰恰是慧能与明上座之机锋所蕴含的南宗禅学思想。《坛经》中慧能喝问：“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而明上座于言下大悟。苏轼被贬岭南，特地去拜访慧能传法之地，作有《南华寺》。诗云：“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苏轼在南华寺拜谒，最大的触动就是要识得自己的本来面目，慧能与明上座的传法机缘构成了苏轼这首诗歌的基本思想。
　　苏轼其实极为推崇陶渊明，并作有和陶诗数十首。在苏轼的另一首诗《和东方有一士》后，苏轼自己作了一个小注：“此东方有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读懂苏轼和陶渊明的一致之处，就在于理解这位东方一士。诗歌中所描写的东方一士在复杂的处境中有一个根本的处世方法：“忽然反自照，识我本来颜。”其中，“反自照”是指不要在尘世追逐，而“识我本来颜”则是指对于自性的坚守。


　　其实人们悟道参禅，不过是想要达到清净境界之乐，这种禅境是一种内心的平静与旷达，亦是一种内化外不化的美。正如王维《青溪》一诗写的那样：“言入黄花川，每逐清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清净自在我心，且拈一朵禅花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