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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它重重迷雾里的虚幻和真实,引人如饥似渴地想去解码探味。几年前读到潘玉渠的散文诗短章《饕餮于史》,记忆尤为深刻:“我们在史书间饕餮——以商彝周鼎为器,大口大口地吸食沉香与烽火,必然也会误伤前世的自己。”以史为食,喻象新颖,遁隐在古老的历史画面里,必生悲悯之心。然,他又写道:“别人的时代,已无法回溯,我们需要重新酿造思想的蜜。”柯林伍德也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反观历史,实则是反观自心,在自我与历史的对照中,寻找文明之源,开启精神之旅。
潘玉渠一边读史,一边写诗。史与诗,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人类最初的历史,大多也是用诗的形式来记录的,比如西方的《荷马史诗》;而《诗经》描写战争与徭役、风俗与婚姻、记录王廷和贵族的祭祀与宴会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史诗了。这组《历史的站牌》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书写,而是大胆地尝试以一部“中国通史”为整体架构,各取片断,史论结合,可仰望,亦可俯瞰。全篇由远及近,分原始氏族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共13个章节,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诗意画卷。
回望历史,首先远望,故第一、二节多以客观描述为主。“枕在岩层里的旧事,依稀残留着钻木取火时的温度。几块被打制出智慧形状的石器,在黧黑的洞壁上刻画出静寂的图腾。”钻木取火、石器、图腾,紧随其后的茹毛饮血、青铜鼎鼐、剑戈甲胄,这些点亮古中国文明曙光的意象群,在由部落向国家的突围和发展的进程中闪烁着。“天命赋予的残暴和隐忍,会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历史科班出身的潘玉渠,比他人更熟稔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怎样把板硬的历史规律用诗句体现出来,真的很难。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社会过渡到残暴隐忍的奴隶社会,是一种进步,也要经历种种阵痛,因此,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来形容这一过渡,甚为贴切,特别是“咳出”一词,精准巧妙。
历史本就是留与后人评说的。从第三节开始,作者介入论述,而且是直抒胸意:“我将春秋战国誉为‘自由时代’——”。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各国之间一直在谈和、斗争,斗争、谈和,也不断在兼并与被兼并,经济、文化以及不同族属间的摩擦和融合,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谓之“自由”恰如其分。“哪怕是最贫瘠的唇舌,都有可能酝酿出耸动天下的星云。”“贫瘠的唇舌”与“耸动天下的星云”让自由的创造性得到极为明亮的呈现。写秦国这样论说:“如果,打江山的雄心,能够及时转变为治天下的仁心。我们或许就不会从融化阿房宫的烈火浓烟里,抓拍到悲壮的亡国之象……”而“四百年煌煌大汉,陡然拔高了我们的自豪与尊严”,这是两汉的荣光,因为他“令民族从此有了特定的姓氏”的思考和感悟出场,令人有了追踪历史剧情的隐秘冲动。
靠近历史也是在最大限度地靠近自己。作者从第六节开始用大量的主观情感来叙述历史。在三国里,潘玉渠写道:“如果时光可以逆转,我倒想去赤壁历经那场波澜壮阔的焚烧;去隆中的山林做一只小鸟,听卧龙先生抚琴、诵读;我还愿带着一份纯臣的决志,遥想大汉的当年明月,悼念倏忽倾颓的长乐、未央。”慨叹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繁华,他说:“我亦惋惜于苻坚‘风声鹤唳’的幻听,惋惜于江南烟雨中,晨钟暮鼓葬送掉太多繁花似锦的流年”,引出君心左右着历史的方向,与前面的民心遥相呼应,最终再回到人心。
中国历史步入隋唐,辉煌空前。应该说,从隋唐开始,到宋、元、明、清,科技、文化、经济、艺术等方面均有鲜明而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批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在这几个时期,作者以恣意的笔墨选取几个特色案例进行点染,特别是隋唐时期“汉字获得了最为神奇的建筑功能”,“仿若大江交汇,风波迭涌,人间亦随之摇动”,为诗歌戴上了笔墨浓重的王冠。论述清朝时选取的形象也很鲜活:“曹雪芹笔下的大厦将倾,得到了现实检验。蒲松龄口中的妖狐鬼怪,竟也万里迢迢地打上门来。” 虽然历史自有公论,但没有谁能精准地为历史把脉。潘玉渠明白并暗示,每个人都只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从岁月长河中捡拾到的些许吉光片羽,一如站牌,停靠着一幕幕或悲或喜的俗世过往。”
全篇以民国煞尾,提出了历史的精神治愈功能,“过往的隐情和背影,可以像药剂一样日夜疗治着我们的偏头痛”,再回读《饕餮于史》中那句“努力将自己熬成一剂庇佑后世的对症之药”时,不难发现,潘玉渠赋予历史与人的关系是互为病与药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我们拥有的尚未成为历史的现在,中国新时期的一切,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应倍加珍惜、珍视。潘玉渠把他的散文诗集《此间坐忘》的第二辑命名为“饕餮于史”,题有“其实在每一堆灰烬里,都藏有记忆的火光”,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心存“温情与敬意”。在潘玉渠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这种“温情与敬意”,欣闻他将继续饕餮于史,对每个朝代再各作一组长篇散文诗,相信这将是对历史的又一次幸福表达。
責任编辑|李 东
潘玉渠一边读史,一边写诗。史与诗,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人类最初的历史,大多也是用诗的形式来记录的,比如西方的《荷马史诗》;而《诗经》描写战争与徭役、风俗与婚姻、记录王廷和贵族的祭祀与宴会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史诗了。这组《历史的站牌》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书写,而是大胆地尝试以一部“中国通史”为整体架构,各取片断,史论结合,可仰望,亦可俯瞰。全篇由远及近,分原始氏族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共13个章节,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诗意画卷。
回望历史,首先远望,故第一、二节多以客观描述为主。“枕在岩层里的旧事,依稀残留着钻木取火时的温度。几块被打制出智慧形状的石器,在黧黑的洞壁上刻画出静寂的图腾。”钻木取火、石器、图腾,紧随其后的茹毛饮血、青铜鼎鼐、剑戈甲胄,这些点亮古中国文明曙光的意象群,在由部落向国家的突围和发展的进程中闪烁着。“天命赋予的残暴和隐忍,会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历史科班出身的潘玉渠,比他人更熟稔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怎样把板硬的历史规律用诗句体现出来,真的很难。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社会过渡到残暴隐忍的奴隶社会,是一种进步,也要经历种种阵痛,因此,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来形容这一过渡,甚为贴切,特别是“咳出”一词,精准巧妙。
历史本就是留与后人评说的。从第三节开始,作者介入论述,而且是直抒胸意:“我将春秋战国誉为‘自由时代’——”。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各国之间一直在谈和、斗争,斗争、谈和,也不断在兼并与被兼并,经济、文化以及不同族属间的摩擦和融合,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谓之“自由”恰如其分。“哪怕是最贫瘠的唇舌,都有可能酝酿出耸动天下的星云。”“贫瘠的唇舌”与“耸动天下的星云”让自由的创造性得到极为明亮的呈现。写秦国这样论说:“如果,打江山的雄心,能够及时转变为治天下的仁心。我们或许就不会从融化阿房宫的烈火浓烟里,抓拍到悲壮的亡国之象……”而“四百年煌煌大汉,陡然拔高了我们的自豪与尊严”,这是两汉的荣光,因为他“令民族从此有了特定的姓氏”的思考和感悟出场,令人有了追踪历史剧情的隐秘冲动。
靠近历史也是在最大限度地靠近自己。作者从第六节开始用大量的主观情感来叙述历史。在三国里,潘玉渠写道:“如果时光可以逆转,我倒想去赤壁历经那场波澜壮阔的焚烧;去隆中的山林做一只小鸟,听卧龙先生抚琴、诵读;我还愿带着一份纯臣的决志,遥想大汉的当年明月,悼念倏忽倾颓的长乐、未央。”慨叹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繁华,他说:“我亦惋惜于苻坚‘风声鹤唳’的幻听,惋惜于江南烟雨中,晨钟暮鼓葬送掉太多繁花似锦的流年”,引出君心左右着历史的方向,与前面的民心遥相呼应,最终再回到人心。
中国历史步入隋唐,辉煌空前。应该说,从隋唐开始,到宋、元、明、清,科技、文化、经济、艺术等方面均有鲜明而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批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在这几个时期,作者以恣意的笔墨选取几个特色案例进行点染,特别是隋唐时期“汉字获得了最为神奇的建筑功能”,“仿若大江交汇,风波迭涌,人间亦随之摇动”,为诗歌戴上了笔墨浓重的王冠。论述清朝时选取的形象也很鲜活:“曹雪芹笔下的大厦将倾,得到了现实检验。蒲松龄口中的妖狐鬼怪,竟也万里迢迢地打上门来。” 虽然历史自有公论,但没有谁能精准地为历史把脉。潘玉渠明白并暗示,每个人都只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从岁月长河中捡拾到的些许吉光片羽,一如站牌,停靠着一幕幕或悲或喜的俗世过往。”
全篇以民国煞尾,提出了历史的精神治愈功能,“过往的隐情和背影,可以像药剂一样日夜疗治着我们的偏头痛”,再回读《饕餮于史》中那句“努力将自己熬成一剂庇佑后世的对症之药”时,不难发现,潘玉渠赋予历史与人的关系是互为病与药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我们拥有的尚未成为历史的现在,中国新时期的一切,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应倍加珍惜、珍视。潘玉渠把他的散文诗集《此间坐忘》的第二辑命名为“饕餮于史”,题有“其实在每一堆灰烬里,都藏有记忆的火光”,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心存“温情与敬意”。在潘玉渠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这种“温情与敬意”,欣闻他将继续饕餮于史,对每个朝代再各作一组长篇散文诗,相信这将是对历史的又一次幸福表达。
責任编辑|李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