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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它重重迷雾里的虚幻和真实，引人如饥似渴地想去解码探味。几年前读到潘玉渠的散文诗短章《饕餮于史》，记忆尤为深刻：“我们在史书间饕餮——以商彝周鼎为器，大口大口地吸食沉香与烽火，必然也会误伤前世的自己。”以史为食，喻象新颖，遁隐在古老的历史画面里，必生悲悯之心。然，他又写道：“别人的时代，已无法回溯，我们需要重新酿造思想的蜜。”柯林伍德也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反观历史，实则是反观自心，在自我与历史的对照中，寻找文明之源，开启精神之旅。
潘玉渠一边读史，一边写诗。史与诗，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人类最初的历史，大多也是用诗的形式来记录的，比如西方的《荷马史诗》;而《诗经》描写战争与徭役、风俗与婚姻、记录王廷和贵族的祭祀与宴会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史诗了。这组《历史的站牌》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书写，而是大胆地尝试以一部“中国通史”为整体架构，各取片断，史论结合，可仰望，亦可俯瞰。全篇由远及近，分原始氏族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共13个章节，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诗意画卷。
回望历史，首先远望，故第一、二节多以客观描述为主。“枕在岩层里的旧事，依稀残留着钻木取火时的温度。几块被打制出智慧形状的石器，在黧黑的洞壁上刻画出静寂的图腾。”钻木取火、石器、图腾，紧随其后的茹毛饮血、青铜鼎鼐、剑戈甲胄，这些点亮古中国文明曙光的意象群，在由部落向国家的突围和发展的进程中闪烁着。“天命赋予的残暴和隐忍，会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历史科班出身的潘玉渠，比他人更熟稔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怎样把板硬的历史规律用诗句体现出来，真的很难。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社会过渡到残暴隐忍的奴隶社会，是一种进步，也要经历种种阵痛，因此，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来形容这一过渡，甚为贴切，特别是“咳出”一词，精准巧妙。
历史本就是留与后人评说的。从第三节开始，作者介入论述，而且是直抒胸意：“我将春秋战国誉为‘自由时代’——”。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各国之间一直在谈和、斗争，斗争、谈和，也不断在兼并与被兼并，经济、文化以及不同族属间的摩擦和融合，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谓之“自由”恰如其分。“哪怕是最贫瘠的唇舌，都有可能酝酿出耸动天下的星云。”“贫瘠的唇舌”与“耸动天下的星云”让自由的创造性得到极为明亮的呈现。写秦国这样论说：“如果，打江山的雄心，能够及时转变为治天下的仁心。我们或许就不会从融化阿房宫的烈火浓烟里，抓拍到悲壮的亡国之象……”而“四百年煌煌大汉，陡然拔高了我们的自豪与尊严”，这是两汉的荣光，因为他“令民族从此有了特定的姓氏”的思考和感悟出场，令人有了追踪历史剧情的隐秘冲动。
靠近历史也是在最大限度地靠近自己。作者从第六节开始用大量的主观情感来叙述历史。在三国里，潘玉渠写道：“如果时光可以逆转，我倒想去赤壁历经那场波澜壮阔的焚烧;去隆中的山林做一只小鸟，听卧龙先生抚琴、诵读;我还愿带着一份纯臣的决志，遥想大汉的当年明月，悼念倏忽倾颓的长乐、未央。”慨叹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繁华，他说：“我亦惋惜于苻坚‘风声鹤唳’的幻听，惋惜于江南烟雨中，晨钟暮鼓葬送掉太多繁花似锦的流年”，引出君心左右着历史的方向，与前面的民心遥相呼应，最终再回到人心。
中国历史步入隋唐，辉煌空前。应该说，从隋唐开始，到宋、元、明、清，科技、文化、经济、艺术等方面均有鲜明而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批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在这几个时期，作者以恣意的笔墨选取几个特色案例进行点染，特别是隋唐时期“汉字获得了最为神奇的建筑功能”，“仿若大江交汇，风波迭涌，人间亦随之摇动”，为诗歌戴上了笔墨浓重的王冠。论述清朝时选取的形象也很鲜活：“曹雪芹笔下的大厦将倾，得到了现实检验。蒲松龄口中的妖狐鬼怪，竟也万里迢迢地打上门来。” 虽然历史自有公论，但没有谁能精准地为历史把脉。潘玉渠明白并暗示，每个人都只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从岁月长河中捡拾到的些许吉光片羽，一如站牌，停靠着一幕幕或悲或喜的俗世过往。”
全篇以民国煞尾，提出了历史的精神治愈功能，“过往的隐情和背影，可以像药剂一样日夜疗治着我们的偏头痛”，再回读《饕餮于史》中那句“努力将自己熬成一剂庇佑后世的对症之药”时，不难发现，潘玉渠赋予历史与人的关系是互为病与药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我们拥有的尚未成为历史的现在，中国新时期的一切，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应倍加珍惜、珍视。潘玉渠把他的散文诗集《此间坐忘》的第二辑命名为“饕餮于史”，题有“其实在每一堆灰烬里，都藏有记忆的火光”，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心存“温情与敬意”。在潘玉渠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这种“温情与敬意”，欣闻他将继续饕餮于史，对每个朝代再各作一组长篇散文诗，相信这将是对历史的又一次幸福表达。
責任编辑|李 东
潘玉渠一边读史，一边写诗。史与诗，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人类最初的历史，大多也是用诗的形式来记录的，比如西方的《荷马史诗》;而《诗经》描写战争与徭役、风俗与婚姻、记录王廷和贵族的祭祀与宴会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史诗了。这组《历史的站牌》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书写，而是大胆地尝试以一部“中国通史”为整体架构，各取片断，史论结合，可仰望，亦可俯瞰。全篇由远及近，分原始氏族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共13个章节，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诗意画卷。
回望历史，首先远望，故第一、二节多以客观描述为主。“枕在岩层里的旧事，依稀残留着钻木取火时的温度。几块被打制出智慧形状的石器，在黧黑的洞壁上刻画出静寂的图腾。”钻木取火、石器、图腾，紧随其后的茹毛饮血、青铜鼎鼐、剑戈甲胄，这些点亮古中国文明曙光的意象群，在由部落向国家的突围和发展的进程中闪烁着。“天命赋予的残暴和隐忍，会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历史科班出身的潘玉渠，比他人更熟稔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怎样把板硬的历史规律用诗句体现出来，真的很难。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社会过渡到残暴隐忍的奴隶社会，是一种进步，也要经历种种阵痛，因此，用“无数个白茅似霜的清晨咳出殷红的旭日”来形容这一过渡，甚为贴切，特别是“咳出”一词，精准巧妙。
历史本就是留与后人评说的。从第三节开始，作者介入论述，而且是直抒胸意：“我将春秋战国誉为‘自由时代’——”。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各国之间一直在谈和、斗争，斗争、谈和，也不断在兼并与被兼并，经济、文化以及不同族属间的摩擦和融合，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谓之“自由”恰如其分。“哪怕是最贫瘠的唇舌，都有可能酝酿出耸动天下的星云。”“贫瘠的唇舌”与“耸动天下的星云”让自由的创造性得到极为明亮的呈现。写秦国这样论说：“如果，打江山的雄心，能够及时转变为治天下的仁心。我们或许就不会从融化阿房宫的烈火浓烟里，抓拍到悲壮的亡国之象……”而“四百年煌煌大汉，陡然拔高了我们的自豪与尊严”，这是两汉的荣光，因为他“令民族从此有了特定的姓氏”的思考和感悟出场，令人有了追踪历史剧情的隐秘冲动。
靠近历史也是在最大限度地靠近自己。作者从第六节开始用大量的主观情感来叙述历史。在三国里，潘玉渠写道：“如果时光可以逆转，我倒想去赤壁历经那场波澜壮阔的焚烧;去隆中的山林做一只小鸟，听卧龙先生抚琴、诵读;我还愿带着一份纯臣的决志，遥想大汉的当年明月，悼念倏忽倾颓的长乐、未央。”慨叹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繁华，他说：“我亦惋惜于苻坚‘风声鹤唳’的幻听，惋惜于江南烟雨中，晨钟暮鼓葬送掉太多繁花似锦的流年”，引出君心左右着历史的方向，与前面的民心遥相呼应，最终再回到人心。
中国历史步入隋唐，辉煌空前。应该说，从隋唐开始，到宋、元、明、清，科技、文化、经济、艺术等方面均有鲜明而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艺术的繁荣，涌现出一批批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在这几个时期，作者以恣意的笔墨选取几个特色案例进行点染，特别是隋唐时期“汉字获得了最为神奇的建筑功能”，“仿若大江交汇，风波迭涌，人间亦随之摇动”，为诗歌戴上了笔墨浓重的王冠。论述清朝时选取的形象也很鲜活：“曹雪芹笔下的大厦将倾，得到了现实检验。蒲松龄口中的妖狐鬼怪，竟也万里迢迢地打上门来。” 虽然历史自有公论，但没有谁能精准地为历史把脉。潘玉渠明白并暗示，每个人都只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从岁月长河中捡拾到的些许吉光片羽，一如站牌，停靠着一幕幕或悲或喜的俗世过往。”
全篇以民国煞尾，提出了历史的精神治愈功能，“过往的隐情和背影，可以像药剂一样日夜疗治着我们的偏头痛”，再回读《饕餮于史》中那句“努力将自己熬成一剂庇佑后世的对症之药”时，不难发现，潘玉渠赋予历史与人的关系是互为病与药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我们拥有的尚未成为历史的现在，中国新时期的一切，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历史，应倍加珍惜、珍视。潘玉渠把他的散文诗集《此间坐忘》的第二辑命名为“饕餮于史”，题有“其实在每一堆灰烬里，都藏有记忆的火光”，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心存“温情与敬意”。在潘玉渠的文字中，我感受到了这种“温情与敬意”，欣闻他将继续饕餮于史，对每个朝代再各作一组长篇散文诗，相信这将是对历史的又一次幸福表达。
責任编辑|李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