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进办公室两步，就遇到一堵墙。许多办公室都有这样一堵墙，把办公室分成两间，里面那间是标准面积的办公室，外面这间无用，狭窄、阴暗，三平米左右。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但却是必须的。我在这个废空间里摆了张凳子，传达室丁师傅在上面放书报杂志，另一边墙上打了钉子，挂毛巾和刷子。让它显得有理由一些。像一个小小的门廊。当我把它看作门廊后，我的心情会好一些。
　　里间是我工作的地方，从左边数起：一对单人沙发、小茶几、四门书柜、长布沙发、办公桌椅、茶水桌。办公桌上摆着：三叠书、电脑、一小盆玉露、一个假水晶球、电话机。房间很紧凑，东西都紧紧地挨在一起，我的气息在它们的表面撞来撞去，团在这个小空间里。这让我觉得房间里暖暖的，很舒服。我不太喜欢桌上的假水晶球，我的气息渗入不了它。我的气息更容易进入植物、书籍、布沙发里，水晶球没有缝隙，并且它散发出一种冷冷的光芒，它里面的梅花也显得假。这个球是朋友替我买来的，她请人排了我的生辰，说在桌上摆这样一个球，对我好，可以转运。我不怎么信这个，但尊重这种经验学，经成千上万个案例而来的这种学说，大概有什么道理。并且我渐渐看惯了这个水晶球，有一天我把它放进柜子里，忽然觉得桌面少了什么。桌子的右边变轻了，像一只船的角一样翘起来了。
　　办公室的事情分为：我自己想做的事、别人让我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当然更开心一些。这些年，我也渐渐接受了别人让我做的事，虽然有些事，做了与不做没有分别；有些事，不做比做更好。我也能平静地去做这些事了。
　　常常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坐（站）在对面，跟我说话。有时候会说些不大好的事情，对方的语气很激动、很生气。以前，他们这么说着，我的情绪会一点点被挑起来，我也有些生气，有些愤怒了。但现在大部分时候，我会平静地听他们说话，等他们说完了，我再说。我说话的速度有些快，我试过让自己说慢点，但一不小心又说快了。但再快，话说出口前也会在脑子里过一遍，不然就不大好。
　　有一回说话时，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阳光先照在我的椅背上，再从椅背上爬过来，照到我脸上。我的眼睛眯起来了，脑袋左右晃动，想把阳光晃掉。当然阳光是晃不掉的。对面的人忽然不说话了。我们停了会儿，我站起来去拉窗帘，拉了窗帘后，屋子里幽暗了些。对面那个人的语气变好了些。我们又开始说那件事。慢慢地、游离地说着。

2

　　窗外有一排旧房子，它们呈梯级地一级级矮下来，越来越低。一间旧砖房上拉着块破床单，被风吹得圆圆鼓起来。造学校的时候，我们跟屋子的主人起过争执。每天晚上，他们把工人垒的墙推翻，白天，工人又砌起来，持续一段时间后，我们退步了。围墙往里凹进一块。
　　目之所及还有两棵树。一棵正对着我的窗子，一棵侧对着。它们长得很像，差不多高，像一对兄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树龄多大，我对植物总是有些忽视，虽然我需要它们的绿，需要它们在我与灰色楼房、大马路间制造一种分割。它们在风吹过来时微微摇动着，叶面鳞鳞地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八点十五，广播操；九点十分，韵律操；孩子奔跑游玩时发出的声音，像毛茸茸的软刺。大约下午四点，日光移到旧砖房的屋脊上，泛出层金黄的色泽。两棵树的树尖微微抖动。马路上传来嘀嘀的喇叭声和车轮驶过地面的声音，小孩子细软的嗓音浮在成人粗厚的上面，这些声音在我耳朵的右方，汇聚成隆隆的声流。这是家长在接孩子。大约四点半，这些声音就渐渐地弱了。周围慢慢静下来。屋脊黄砖上的金色好像更亮了，像夕阳的颜色，像人间最后的颜色。
　　上午和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做事。如果可以的话，我喜欢事件到来的当刻立即做掉，这样就可以不占据脑海的硬盘太大空间。就可以把我的大脑清空出来，释放出更多空间去想我愿意想的事。而在做喜欢的事时，我会把速度放慢。我不但在思考而且在咀嚼这些事物，它们的美，它們无尽的意味，以及它们如何在时间里留下印迹。
　　有些事情，不怎么愿意去做，但是也必须去做。当我命令自己必须做这件事时，我越是躲避做这件事。好像大脑或是精神部分在下命令，而肉体在拒绝。肉体有各种理由，头疼，累，腰酸等等，一要开始工作，身体的累就浮上来了。腰、眼睛、脑袋，各处都不大好。主要是脑袋，一集中注意想什么时，脑袋就有点胀，如果让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在一个点上往下往细了想，这一想，脑袋就不舒服。这个时候，我就会想逃离。这种想法，常常都会产生。

3

　　那天上班路上，我忽然决定数红灯。我一面开车，一面数红灯。在第一个路口，我看到了绿灯的倒计时，从9开始，8、7、6、5、4、3、2一个个小下去，到1的时候，变成了一闪一闪的黄灯，黄灯只闪3下。这是我数到的第一盏红灯。接着我数到了第二盏、第三盏。不知为什么，那天一路都是红灯。以前看到红灯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烦，特别着急。我常常扭头看叉道上的绿灯，等他们的绿灯变成红灯，我们的红灯才能变成绿灯，所以当他们的绿灯跳最后几下时，我的脚就踩在了油门上。一般来说，我总是第一个冲出黄线的人。因为第一个冲出黄线，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但现在，我不那么着急了。我甚至不能理解别人的着急，为什么要着急呢，又不会迟到，又不会什么的，人看到红灯只是惯性地着急罢了。在我数红灯的时候，红灯仅仅是一盏红色的灯，它跟绿灯只是颜色不同，并不因为是红色的灯而令人讨厌。看红灯的时候，我联想到了红的花，红的棉被，红的旗，红的灯笼。人是不会讨厌一只红色的灯笼的。这么想的时候，红灯忽然灭了，在同一盏灯的位置，绿色亮了起来，我的反射弧迅速作出了反应，脚踩到了油门上，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 　　那天我遇到了6盏红灯。后来我又数了几天，有时候是7盏，有时候是4盏，这件事一点意义也没有，我只是想这么数一数。在家与办公室之间，我多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稍微解决了家与办公室之间的坡度，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平和。好像在数红灯的时候，我心里的空间慢慢变大变宽了一些，可以装下办公室那些烦琐的事情。

4

　　单位里有一百九十六个人。这个数字写成阿拉伯文字时，很抽象。但是当一百九十六个人站在一起，那就是个庞大的方阵，一大群黑压压的脑袋与身体。我常常想，如果这么多人，同时要求一件事，同时喊出一种声音，那一定是非常响亮，非常可怕的。还好，这样的情景从来没有发生过。
　　最多有一次，有十六个人要进我的办公室，她们站在门外嘁嘁嗡嗡说话，商量着谁先进来。十六个人已经是不小的群体。群体这个词，在这个年代显得特别可怕。一件事情的前面，如果加一个群体这样的修饰，听上去就很不好了。我们为什么害怕群体呢。可能是因为群体会使力量成倍的变大。跟先进来两个谈完后，我弄清楚了事件浮出来的部分，也猜想出了水面下的部分。她们要加薪，加薪的要求年年都提，也年年都会加一点，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么激烈。她们拿上来的纸条上写着，不加薪就罢工。她们中的大多数没想到这个词有多严重。她们是保育员，职业门槛不高，初高中学历、身心健康的中青年妇女就可以做。就是些洗洗刷刷、卫生护理的事。有时候，我会听着她们边扫地边聊天，她们也聊物价、美食、小孩，我尊敬她们，她们给我一种陌生感，具备我不具备的品质，比如勤劳。
　　我请她们一个个轮流进来。在封闭的室内，单个的她们有些拘谨、支支吾吾，坐在沙发上时，腰立得很直，随时都想一弹而起。好几个说不是自己的意愿，只是跟着来的。她们一点点地吐出了那个带头的人，对，就是我猜测的那个。我把那个人留在了最后。当我跟十五个前面的人谈完之后，那个发起者就是孤立的了。
　　那是个高大的女人，机敏、阴郁，有股狠劲。她进来了，眼睛垂着，从眼睛下方看着人（不是故意的，而是她眼皮略下包造成的），以对抗的激烈的态度说着话。我们两个在办公桌的两端站着，中间有一种紧张的力。我让自己的呼吸轻下来，讲话的语速慢下来，用平缓的语气跟她解释，福利待遇每年都在提，在基层单位的权限范围内，只能提那么一点。再说这也是一种社会默认的规则，什么岗位拿什么报酬。而她自己同意了岗位附加的薪酬条件，并以合同规范了下来，现在她要提出合同以外的条件，用得着这么激烈的态度吗？
　　那天我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下班时间过了，我还坐在办公室里，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息下来。我慢慢地体会着心里的感觉，那种烈火卷过一样，到处是火焰和废墟的感觉。我恼怒的是什么？在那个高大女人的眼里（或者在更多人眼里），我站在她们的对立面，抵偿压榨她们的劳动力。是什么让她（们）有这样的念头，是她们的话语权不够多，是劳作与得到不匹配？在这里，工作的技术含量与报酬是正相关的，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只能做自己范围内的事，帮着她们向上一级吁请。但再怎么提，从最初的最低工资标准到现在的年薪三万多（后来是四万多），的确不高。她煽动了对立的情绪，“你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讨厌这种语式，这是威胁，会激起我心里的戾气。现在有许多人喜欢用这种方式，不管占不占理，只要这么说了，就会有人退让。我想着那个女人下垂、狡黠的眼神，心里作了个决定。
　　半年后，我没有跟她续签合同。一般情况下，职工的合同都会续签，上面的年份只是个形式罢了，没人难为她们。后勤组长们很高兴，管理她这样的人太难了，很多简单的事情安排不下去，会遇到很大阻力。我却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在短的时间内、小的背景里，可能是对的，但我不知道在大的背景里、在时间的河流里，这么做有没有问题。但我必须这么做。其他保育员都拿到了新合同，她很恼怒。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在我对面，说“被开除了，没面子”，要“爬上学校屋顶跳下来”，她说完这话后盯着我看。我笑眯眯地说，你疯了吗？那天我很镇静，后来任何时间的我，回到那个时间里，都不会比那天表现得更好了。她说见过我儿子，知道他在哪儿念书。我给她倒水，请她喝茶，告诉她，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长，在诸暨跌打滚爬了很多年，坐在办公室里挺淑女的，但出了门也可以很光棍。她坐在我桌前，我就在电脑上做着事，有一搭没一搭跟她聊着。她走的时候，我笑着替她开门：“以后再来。”
　　她第三趟来时，情绪已经平静下来，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时，眼神带着点无奈。有个在校门口碰瓷的卖花草的中年男人，也這样看过我。卖花草的男人说保安推了他，他受伤了，要卖花草、要赔偿，他拿出亲笔写的一封封告状信，说他的告状信写到了各个部门，告过各种各样的人。当我赞叹他字写得漂亮、文笔好，并把他的告状信一张张拍下来后（我的赞叹是真心实意的），他也一脸无奈看着我，像看着一个怪物。后来他去跟派出所要赔偿了，他可能觉得派出所那边比我更好说话一点。当我在电脑前做事的时候，那个曾经的保育员坐在对面沙发上喝茶，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房间里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我觉得她好像在陪伴着我一样。
　　终于有一天，她不再来了。我在办公室里慢慢又体会到了那种平静和甘甜的感觉。不，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安全感，是在危险的感觉取消后，我才感受到办公室里的片刻安宁是多么的好。

5

　　平常，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向着室外的人和事开放着。门开着，似乎有一种无限的延伸感，向着门外的走廊、二楼大厅、楼道以及大门外的空间无限地开放着。随时，都有人从门外面进来，有的人敲一下门，有的人不敲。有时候，有人进来、对面沙发上坐着人、电话响起、手机亮了、电脑上QQ头像跳动……乱糟糟的。
　　只有午休的时候，我会把门关上。我会尽量留下足够多的时间来午睡，如果时间太少，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我就会有急迫感，没办法入睡。如果不午睡，我的气息撑不住下午的工作。我会犯困，那种困，不是想睡觉，而是注意力难以集中，好像血液流速变慢了，或是脑袋里的一部分细胞在睡觉？脑子里很难产生新的想法。我能感觉到，在脑海（脑袋一定是座像海洋一样的东西，因为它容纳着那么多的想法，宽阔浩淼，一眼望不到边）里水波不兴，甚至一部分水面冻结了起来，那时的脑电波一定比较慢，信息交换比较少，智力肯定降低了。 　　我睡在一张淡紫色的布沙发上，在茫茫的时间与空间里，有这么一张小床，真是太好了。沙发摆在窗下，只有六十厘米宽，我想，身体的宽度应该在四十厘米之内，所以仍可以供我仰卧，小心翼翼翻过身侧卧。我看一会儿书，然后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合上眼睡觉。有一天很累，睡到中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醒了。但不是身体的所有部位都醒了。醒过来的只是一部分，大脑的一部分，双眼，一只手臂。我举起手臂看了下时间。身体其他的地方，我指挥不动，脚、腰都动不了。放下手后，我并没有立即马上睡着。醒过来的那一部分，慢慢地，又前后顺序地睡回去。我的意识也在渐渐入睡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就是说身体一部分睡着，一部分没睡的时候，感觉很奇怪，人像是浮在身体的表面。
　　有时候，睡得太好了，我从遥远的迷失的意识里醒过来，一瞬间不明白自己躺在哪里，在早上还是中午，周围的世界很安静，没有人声，窗外是灰色的天、灰色的呈阶梯状矮下去的旧房子，两棵树一动不动，我有种很淡的悲伤。我想，有一种孤独感，是午睡醒来的孤独感。这个时候，理智还来不及醒来，任由对世界最原初的感觉跑了出来，那种被抛到人世时孤零零的感觉。

6

　　夜里加班，我忽然注意到了沙发上的布兔子。它是办公室里唯一“类活物”的东西。
　　它有点简陋，表面以两种花色的棉布缝制，一种是粉红格子布，另一种是细碎花布，它的肚皮、腋下、屁股、面颊用了粉红格子布，长耳朵、手臂的上面一层、腿用了细碎花布。两只眼睛由两粒黑色的圆塑料珠构成，鼻子与嘴巴以黑色毛线绗缝，但奇怪的是，当这样的非生物属性的东西出现在对应的位置上时，五官的模样就栩栩如生了。它的眼睛看上去难以想象地灵动，瞳孔像照片里的人物一样始终注视着你，而向上弯的嘴角体现出了它的善良。它的四肢非常柔软，我可以把它任意弯成任何的形状。我也可以拎起它的腿，在沙发上甩来甩去，把它的脑袋随便砸到哪儿——绝对不会发出撞击声。当然也可以把它抱在怀里。但我从来不这么做。我就是让它坐在沙发上。
　　它制造的过程不难想象，剪裁出肚子、耳朵、手臂各处的衣样，将它们缝起来，在缝耳朵的时候，要注意把下端稍稍往里折一些，钉眼珠时要注意位置，不能有高低与不对称的情况发生，这可能需要用到缝纫机，也需要几个人的合作。在缝得差不多的时候——当一只软沓沓的呆萌兔子的形象基本完成时，必须留着一个口子，在这个口子里塞入大量的晴纶棉，在塞进棉花的过程中，兔子一点点地饱胀起来，它一点点地变成了一只接近活体的立体兔子，它能坐起来了，也能保持弧线向上的微笑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世上没有布兔子会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它坐不坐在沙发上没有多大区别。或者有微细的差别而在我写这段文字之前一直没有感觉出来，它坐在那儿是不是在哪些神秘的方面起到了类似于音乐与磁场的作用，我不清楚，但我真的不觉得它在与不在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就像送兔子给我的那个人一样，他的生活与我的互不交集。他存在与否对我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么写的时候，我又想，真的是这样吗？就像科学家说的地球上每灭绝一类动物都将对生态引来巨大影响一样，那么他或它的存在是否也对我有着某种不可知的影响呢？对于世界来说，如果缺少了布兔子，世界就不柔软了，而孩童是不喜欢坚硬世界的。孩子喜欢兔子，他们喜欢抱着兔子，喂它们吃饭，他们会假想兔子生病了，抱着它安静的在另一些扮演医生的孩子旁边等待，就像他们真的抱着一只会呼吸的发着高烧的兔子一样。

7

　　斜对面办公室的两位同事下班了，她们移动椅子、关上办公室门，笃笃走下楼梯。一会儿后，楼道里没有了人的声音。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不想离开办公室。这会儿的办公室如此安静，风把印刷着徽标的蓝色窗帘一次次掀起，露出高处亮灰天空的一角。有只鸟沙哑地叫着，找不见它的身影，天空上布满了它声效的背景。
　　我在电脑前打着字，黑短的光标闪着，每打出一个字光标就往后退一点。渐渐地我堆积了一段段、一块块的字。这些字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把日常的事物慢慢地垒起来，这么垒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想表达，我不对它们作判断，只是对它們深深地想进去，在那里徘徊。
　　我意识到窗外多年后将一直是这样的风景。两棵树晃动。灰色楼房站立。除了树会渐渐长大，其他的景色（灰色楼房、真石漆围墙和上面的不锈钢栅栏）将十几年一成不变。屋脊泛着层薄薄的金黄色。屋脊无意识地反射着阳光，阳光无意识照耀着屋脊，阳光也照着那些不反光的屋面，但看起来，阳光好像只照着那道金黄色的屋脊。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觉。就像屋脊在无意识中获得了意识，使它不同于其他屋面，明亮而耀眼。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