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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把抓好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中小学校党组织重要任务。”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要求，加强党对中小学校的领导，牢牢把握中小学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主导权。2020年疫情防控背景下，学校强化党组织德育功能，以党建促进中学德育机制的完善，不断创新学校党建新境界。
德育模式研究
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赫尔巴特核心思想，是对现实社会中已有的价值理念进行归纳，形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道德规范，然后将其进行分解和细化，使之成为更明确的政治、思想与品德等规则并构建成学校德育体系。赫尔巴特提出，培育伟大的品格，必须通过规范、严格的管理手段和教育模式。他认为，管理是服务教学的重要手段，而教学是实施德育的最主要路径。尽管赫尔巴特对学生的德育侧重宏观上的教导，但是他的教育方式是多样的，例如利用讲授、强化、练习、模范、惩戒与表扬达到预期的德育目标。不难看出，这种德育模式的主体是教师，教师把传统的“填鸭式灌输”作为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学生则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学习的境况。
美国教育家杜威最早提出“自我教育模式”，之后瑞士的皮亚杰、美国的柯尔伯格等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这种德育模式反对教师作为德育主体和“填鴨式灌输”，而是主张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会自我学习与发展，并逐渐实现道德的自我培育。杜威在德育理念上崇尚独立、自由和个性，反对把学生看成是德育的“产品”统一制造。他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由此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的主张。在笔者看来，这种德育模式注重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发展能力、德育氛围营造和综合实践活动。
“新道德教育模式”，是在分析、综合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由美国弗里肯纳、英国威尔逊等著名教育家提出的。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扬长避短，有效融合了理论教育和自我教育，既强调教师的讲解、练习、强化、责罚等传统的管理方式，也注重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主性学习与发展。威尔逊是“新道德教育模式”的支持者。他指出，道德教育需要的不是“规则与鞭子”，而是“复杂的机制”及“交往的环境”。他认为，德育不能通过强制性地灌输，更不能用惩罚来取代教育，而必须开展积极向上的综合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学习与发展，最后实现德育目标。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此教育模式，在为学生营造良好氛围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探索德育的路径和方法，构建适合高中学生特点的德育新模式。
德育课程设置
近代西方对“学校道德教育用不用设置专门的课程”长期存在争论，即“直接法”与“间接法”之争。“直接法”通过开设单独的课程实施道德教育，“间接法”则认为没有必要单独开设，完全可以在教学中进行学科渗透。
德育课程“直接教育法”的创立者——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尔逊主张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建议将道德课纳入课程表中。英国麦克菲尔也主张设置直接的德育课程，同时，他认为 道德不能靠教师的教学，而要依靠学生的理解和感受，《生命线》就是他基于道德情感编制的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日本注重道德教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设了道德教育课程，之后定期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为提高中小学生道德水平，1979年开始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课，其中小学和初中均开设“道德教育时间”，每周开展一次讨论与交流活动，高中阶段则将其放在“现代社会”中。此外，日本德育课程还包括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课、公民课（高中）与生活课等，并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德育目标。
里克纳是美国品格教育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学科教学对道德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以“历史课中伟人的品德与精神”等学科教学中的价值因素为例，强调发挥其他学科的德育渗透作用。美国教育家杰克逊首次明确提出 “隐性课程”这一概念，而科尔伯格则较早地阐释了德育“隐性课程”，他认为主要依靠隐性课程建设德育课程，而不是利用传统课程方式。“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社会学家把日常的道德教育活动称作隐蔽或自发课程。” [佘双好.德育课程厘定——西方德育课程思想演变的基本理路[J].伦理学研究，2003（4）：78-83.]这种隐形课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课程”，而是学生经过学科渗透学到的非预期知识和价值观等。
综上，国外学者对德育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教育模式、自我教育模式和新道德教育模式。尽管他们侧重的模式不一，但是为本课题研究探索有针对性、操作性的高中德育模式提供了借鉴;虽然近代西方对“要不要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莫衷一是，但是依笔者之见，西方道德教育正是在这种争论中逐渐走向成熟。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在学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如何充分发挥各种形式的德育课程作用，使之相互融合，共同体现育人价值。
德育思想研究对象
我国学术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德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武汉大学黄钊[黄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0-73]教授以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为研究对象，挖掘与梳理了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与不同代表人物的德育思想，进而阐述了我国古代德育思想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程，指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德育原则、方法及途径，对如何发掘传统德育思想进行了理论阐述;罗志佳[罗志佳，沙风.比较意义上中西古代德育理论之双向变奏[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2）：89-91.]等人则从另一视角对中西古代德育进行对比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育思想。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德育学说，探索中国德育客观规律与完善德育理论体系及推进当代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近代涌现出大批教育思想家，他们普遍关注德育，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全人格”。他认为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就必须接受包括公民道德教育在内的教育;陈鹤琴倡导“活教育”理论，认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王国维首次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完全人物”，认为教育应当以道德为中心，并提出将“美育”列为学校的正式科目;马寅初提出要以全面发展的观点教育学生，不仅要使他们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而且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道德思想，创立生活德育理论，并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德育目标。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更加注重德育功能，一大批教育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理论，并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实践。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叶飞[叶飞，檀传宝.改革开放30年德育理论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9（01）：19-24 85]教授等人分析了我国德育发展的趋势，列举了生活德育理论、公民德育理论、体验式德育理论等发展方向;曲阜师范大学戚万学[戚万学，唐爱民，韩笑.改革开放40年德育理论研究的主题及进展[J].教育研究.2018（10）：20-31]等人指出，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可以用研究主题的方式进行概括与呈现，并指出新时代德育研究的新课题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杜时忠[杜时忠，孙银光，程红艳.德育研究70年：回顾与前瞻[J].教育研究.2019（10）：17-26]等人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德育研究曲折发展过程，肯定了我国德育研究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目前德育研究中存在知识体系陈旧性、学科视野封闭性以及缺乏对教育重大问题的道德审视等不足。
高中学校党建开发
课题组在中国知网以“党建”和“德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查阅，共检索到789条文献。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占476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00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68条、思想政治工作55条，均以党建为核心，侧重研究大学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对普通高中学校党建研究的很少，高中学校如何把党建与德育协调发展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发表时间上看，2017年63篇，2018年81篇，2019年97篇，呈现递增发展趋势，说明在新形势下，各地教育工作者逐渐重视党建工作，并开始注重党建与德育领域协调发展，构建“党建 ”育人机制渐成风气。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加强中小学校党建，构建“党建 ”德育机制，提升德育实效。2017年11月，在全国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就新时期如何做好中小学党建和德育做出部署[冀晓萍.写好中小学党建和德育的奋进之笔——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综述[J].人民教育，2017（23）：46-48]。浙江省教育厅郭华巍总结了浙江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党建 ”育人机制，推进党建与育人、教育教学和学校改革发展相融合的党建与德育协调发展经验;贾宪章[贾宪章.抓实校园“党建 ”，激活德育“新引擎”[J].基础教育参考，2019（14）：79]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为例，介绍如何拓展“党建 德育”的内容、探索“党建 德育”的方法和构建党建引领德育新模式，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参考。
探索党建与“红色校园”有机融合，宋秀冬[宋秀冬.坚持党建统领，共筑“红色校园”——新河县振堂中学发展纪实[J].党史博采（上），2019（12）：68-68]以河北新河县振堂中学为例，基于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党建与“红色校园”融合方式，开展红色德育，传承红色基因;徐以国、董萍[徐以国，董萍.创新党建育人功能的实践探索[J].南方论刊，2016（4）：110-112.]结合学校教学实际，通过开展一系列党建品牌建设，探索创新党建育人功能的方法和途径;许有强[许有强.积极开展党建教育，增强班级管理实效性[J].教书育人，2018（22）：69-70]尝试在班级管理中开展党建教育，探索班级管理新模式，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德育实效性。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德育的研究，对推进当代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受应试教育影响，目前国内德育研究存在著德育教学模式陈旧、学科视野封闭以及德育教学方法古板等缺陷。当前，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加强党对教育教学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党建统领下的德育已成为教育战线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关注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构建“党建 ”育人模式，高中学校要结合疫情防控实际，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发与探索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的运作模式，构建党组织引领下的学校育人新机制。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疫情防控背景下高中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20YZJ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繁华中学校长）
德育模式研究
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赫尔巴特核心思想，是对现实社会中已有的价值理念进行归纳，形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道德规范，然后将其进行分解和细化，使之成为更明确的政治、思想与品德等规则并构建成学校德育体系。赫尔巴特提出，培育伟大的品格，必须通过规范、严格的管理手段和教育模式。他认为，管理是服务教学的重要手段，而教学是实施德育的最主要路径。尽管赫尔巴特对学生的德育侧重宏观上的教导，但是他的教育方式是多样的，例如利用讲授、强化、练习、模范、惩戒与表扬达到预期的德育目标。不难看出，这种德育模式的主体是教师，教师把传统的“填鸭式灌输”作为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学生则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学习的境况。
美国教育家杜威最早提出“自我教育模式”，之后瑞士的皮亚杰、美国的柯尔伯格等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这种德育模式反对教师作为德育主体和“填鴨式灌输”，而是主张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会自我学习与发展，并逐渐实现道德的自我培育。杜威在德育理念上崇尚独立、自由和个性，反对把学生看成是德育的“产品”统一制造。他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由此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的主张。在笔者看来，这种德育模式注重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发展能力、德育氛围营造和综合实践活动。
“新道德教育模式”，是在分析、综合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由美国弗里肯纳、英国威尔逊等著名教育家提出的。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扬长避短，有效融合了理论教育和自我教育，既强调教师的讲解、练习、强化、责罚等传统的管理方式，也注重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主性学习与发展。威尔逊是“新道德教育模式”的支持者。他指出，道德教育需要的不是“规则与鞭子”，而是“复杂的机制”及“交往的环境”。他认为，德育不能通过强制性地灌输，更不能用惩罚来取代教育，而必须开展积极向上的综合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学习与发展，最后实现德育目标。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此教育模式，在为学生营造良好氛围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探索德育的路径和方法，构建适合高中学生特点的德育新模式。
德育课程设置
近代西方对“学校道德教育用不用设置专门的课程”长期存在争论，即“直接法”与“间接法”之争。“直接法”通过开设单独的课程实施道德教育，“间接法”则认为没有必要单独开设，完全可以在教学中进行学科渗透。
德育课程“直接教育法”的创立者——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尔逊主张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建议将道德课纳入课程表中。英国麦克菲尔也主张设置直接的德育课程，同时，他认为 道德不能靠教师的教学，而要依靠学生的理解和感受，《生命线》就是他基于道德情感编制的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日本注重道德教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设了道德教育课程，之后定期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为提高中小学生道德水平，1979年开始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课，其中小学和初中均开设“道德教育时间”，每周开展一次讨论与交流活动，高中阶段则将其放在“现代社会”中。此外，日本德育课程还包括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课、公民课（高中）与生活课等，并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德育目标。
里克纳是美国品格教育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学科教学对道德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以“历史课中伟人的品德与精神”等学科教学中的价值因素为例，强调发挥其他学科的德育渗透作用。美国教育家杰克逊首次明确提出 “隐性课程”这一概念，而科尔伯格则较早地阐释了德育“隐性课程”，他认为主要依靠隐性课程建设德育课程，而不是利用传统课程方式。“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社会学家把日常的道德教育活动称作隐蔽或自发课程。” [佘双好.德育课程厘定——西方德育课程思想演变的基本理路[J].伦理学研究，2003（4）：78-83.]这种隐形课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课程”，而是学生经过学科渗透学到的非预期知识和价值观等。
综上，国外学者对德育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教育模式、自我教育模式和新道德教育模式。尽管他们侧重的模式不一，但是为本课题研究探索有针对性、操作性的高中德育模式提供了借鉴;虽然近代西方对“要不要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莫衷一是，但是依笔者之见，西方道德教育正是在这种争论中逐渐走向成熟。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在学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如何充分发挥各种形式的德育课程作用，使之相互融合，共同体现育人价值。
德育思想研究对象
我国学术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德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武汉大学黄钊[黄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0-73]教授以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为研究对象，挖掘与梳理了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与不同代表人物的德育思想，进而阐述了我国古代德育思想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程，指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德育原则、方法及途径，对如何发掘传统德育思想进行了理论阐述;罗志佳[罗志佳，沙风.比较意义上中西古代德育理论之双向变奏[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2）：89-91.]等人则从另一视角对中西古代德育进行对比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育思想。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德育学说，探索中国德育客观规律与完善德育理论体系及推进当代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近代涌现出大批教育思想家，他们普遍关注德育，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全人格”。他认为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就必须接受包括公民道德教育在内的教育;陈鹤琴倡导“活教育”理论，认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王国维首次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完全人物”，认为教育应当以道德为中心，并提出将“美育”列为学校的正式科目;马寅初提出要以全面发展的观点教育学生，不仅要使他们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而且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道德思想，创立生活德育理论，并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德育目标。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更加注重德育功能，一大批教育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理论，并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实践。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叶飞[叶飞，檀传宝.改革开放30年德育理论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9（01）：19-24 85]教授等人分析了我国德育发展的趋势，列举了生活德育理论、公民德育理论、体验式德育理论等发展方向;曲阜师范大学戚万学[戚万学，唐爱民，韩笑.改革开放40年德育理论研究的主题及进展[J].教育研究.2018（10）：20-31]等人指出，我国德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可以用研究主题的方式进行概括与呈现，并指出新时代德育研究的新课题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杜时忠[杜时忠，孙银光，程红艳.德育研究70年：回顾与前瞻[J].教育研究.2019（10）：17-26]等人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德育研究曲折发展过程，肯定了我国德育研究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目前德育研究中存在知识体系陈旧性、学科视野封闭性以及缺乏对教育重大问题的道德审视等不足。
高中学校党建开发
课题组在中国知网以“党建”和“德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查阅，共检索到789条文献。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占476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00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68条、思想政治工作55条，均以党建为核心，侧重研究大学生、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对普通高中学校党建研究的很少，高中学校如何把党建与德育协调发展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发表时间上看，2017年63篇，2018年81篇，2019年97篇，呈现递增发展趋势，说明在新形势下，各地教育工作者逐渐重视党建工作，并开始注重党建与德育领域协调发展，构建“党建 ”育人机制渐成风气。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加强中小学校党建，构建“党建 ”德育机制，提升德育实效。2017年11月，在全国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就新时期如何做好中小学党建和德育做出部署[冀晓萍.写好中小学党建和德育的奋进之笔——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综述[J].人民教育，2017（23）：46-48]。浙江省教育厅郭华巍总结了浙江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党建 ”育人机制，推进党建与育人、教育教学和学校改革发展相融合的党建与德育协调发展经验;贾宪章[贾宪章.抓实校园“党建 ”，激活德育“新引擎”[J].基础教育参考，2019（14）：79]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为例，介绍如何拓展“党建 德育”的内容、探索“党建 德育”的方法和构建党建引领德育新模式，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参考。
探索党建与“红色校园”有机融合，宋秀冬[宋秀冬.坚持党建统领，共筑“红色校园”——新河县振堂中学发展纪实[J].党史博采（上），2019（12）：68-68]以河北新河县振堂中学为例，基于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党建与“红色校园”融合方式，开展红色德育，传承红色基因;徐以国、董萍[徐以国，董萍.创新党建育人功能的实践探索[J].南方论刊，2016（4）：110-112.]结合学校教学实际，通过开展一系列党建品牌建设，探索创新党建育人功能的方法和途径;许有强[许有强.积极开展党建教育，增强班级管理实效性[J].教书育人，2018（22）：69-70]尝试在班级管理中开展党建教育，探索班级管理新模式，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德育实效性。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德育的研究，对推进当代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受应试教育影响，目前国内德育研究存在著德育教学模式陈旧、学科视野封闭以及德育教学方法古板等缺陷。当前，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加强党对教育教学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党建统领下的德育已成为教育战线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关注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构建“党建 ”育人模式，高中学校要结合疫情防控实际，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发与探索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的运作模式，构建党组织引领下的学校育人新机制。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疫情防控背景下高中党建与德育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20YZJ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繁华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