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7日，德里高等法院指控德里警察局长在一份初步资料报告中使用乌尔都语词汇。法院认为报告中不应该出现乌尔都语中“夸张”“晦涩”的波斯语词源词汇，这些词汇“完全无法被普通群众所理解”。警察局长随后解释称，他们所使用的乌尔都语词汇并非法院所提到的那样高深莫测，只要借助词典，普通民众理解起来应该问题不大。这只是乌尔都语在印度遭到排斥的一个案例。印度独立后，乌尔都语被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认为是一门“外来语言”并加以抵制。随着近年来印人党的强势执政，在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BJP-RSS）“印地语—印度教徒—印度教特性”的执政宣传下，乌尔都语被认为是“穆斯林的标志”，进一步沦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教派冲突的牺牲品。这门历史上联结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并孕育出丰富多彩文学瑰宝的语言，正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处境。

乌尔都语——成长于南亚次大陆的本土语言

　　尽管使用波斯体阿拉伯字母书写，乌尔都语真正的家乡无疑是南亚次大陆。乌尔都语约产生于11～12世纪的北印度，由克利方言、或被称为德里方言的一种语言发展而成。约公元10世纪开始，大批的中亚穆斯林进入印度。乌尔都语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德里苏丹国等伊斯兰王朝在印度兴盛的时代。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乌尔都语吸收了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发音和词汇，也正因如此，这门语言被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乌尔都语不仅通行于北印度的德里周边地区，公元12到13世纪，随着伊斯兰王朝的南征，乌尔都语又逐渐传入古吉拉特、德干等广阔地区。乌尔都语还在中南印度德干地区的苏丹国迎来了繁荣的发展。乌尔都语诗歌传统发达，也被称为“诗的语言”，而近现代时期的乌尔都语短篇小说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上半叶印度最著名的文学运动——进步文学运动中，乌尔都语作家为印度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乌尔都语文学继承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优秀的文学遗产，并利用这些遗产进一步丰富了印度文学。

“一种语言，两种字体”？——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分道扬镳

　　然而，乌尔都语却在英殖民统治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并逐渐和印地语分化成为两种语言。可以说，现代印地语的产生以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不断深化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和宗教民族主义、次大陆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间的冲突密不可分。
　　英国殖民印度后，对印度的语言、宗教等进行区分。成立于1800年的英国威廉堡学院对印度语言的发展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时任印度斯坦语系主任的约翰·吉尔克里斯特将“印度斯坦语”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乌尔都语（当时他称这门语言为“印度斯坦语”），这种语言更多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而另外一种则是同样发源于克利方言的现代印地语（当时他称这门语言为“印地语”），这种语言更多使用梵语词汇。这样的分类标准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1803年，威廉堡作家拉鲁拉尔创作了作品《爱海》，他在这部作品中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源的词汇全部删除，而使用梵语词源的词汇进行替代。拉鲁拉尔也被一些人称作是“现代印地语文学之父”，为梵语化的印地语文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后半叶，印度兴起了印地语运动，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都曾参与对乌尔都语的抵制运动。一些印地语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乌尔都语是一门“外来、怪异”且“被伊斯兰教污染”的语言，这门语言阻碍了印度教育的发展。而只有用天城体书写、使用梵语词汇的印地语才能真正彰显印度的文化。尽管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要净化印地语，杜绝使用“伊斯兰教”词汇，但他们在一些演讲中却不得不使用已经融入印地语、并成为这门语言一部分的波斯语词汇，他们所生造的一些梵文词句反而根本无法被普通大众所理解。
　　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已分道扬镳，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并分别和伊斯兰教、印度教紧紧捆绑在一起。克里斯托弗·金在他的著作《一种语言，两种字体》中就认为，印地语运动导致了印度教派意识的萌发，对印穆冲突产生了催化作用。

夹缝中生存——教派主义政治下乌尔都语在印度的艰难处境

　　1947年南亚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英国撤出印度后，南亚次大陆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国家。巴基斯坦在1973年宪法中，将乌尔都语指定为唯一的国语。而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印度，乌尔都语也是官方承认的语言之一 ，同时是特伦甘纳邦两种邦级官方语言的一种，还是北方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以及德里中央直辖区的附加地方级官方语言之一。然而由于教派主义思想的蔓延，被赋予了“伊斯兰属性”的乌尔都语在独立后的印度面临着每况愈下的艰难处境。
　　印度独立后，和乌尔都语相关的流血冲突事件屡见不鲜。在印度人民党执政后，乌尔都语在印度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狭窄。作为印人党母体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建立之初，便敌视除印度教之外的一切宗教，指责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损害了印度教群体的团结，是印度落后与被殖民的“罪魁祸首”。而乌尔都语作为穆斯林的象征，更是需要被排除或“净化”的目标。2014年，也就是在莫迪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印地语沙文主义者在推特等公共媒体上发动了一场反对乌尔都语的运动。同时，将印地语中来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发音去除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
　　对乌尔都语的区别对待也在地方政府的层级出现。2013年，拉贾斯坦邦的印人党政府以“管理方便”为由，将乌尔都语媒介的教科书改为印地语媒介教科书，并停止雇佣可以使用乌尔都语授课的教师，拉贾斯坦邦公共小学考试也不再提供乌尔都语试卷。2016年，这一政府再次拿教科书开刀，将著名乌尔都语经典作家的作品从印地语课本中删除。乌尔都语是北方邦的附加邦级官方语言，然而2017年在北方邦的立法议会上，两名穆斯林议员却被拒绝使用乌尔都语进行宣誓。同年12月，大众社会党（BSP）的一位成员因为使用乌尔都语宣誓而被指控“伤害宗教情感”。
　　对乌尔都语的抵制还体现在印度很多地名的变更上。曾经是瓦拉纳西市标志的“莫卧儿萨莱”（Mughal Sarai）火车站被更名为“乌帕德雅亚”（Deendayal Upadhyaya），以纪念1968年在这里遇刺的印度人民同盟（即印人党前身）总书记乌帕德雅亚，故而火车站的改名活动引发了网络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狂热;2016年，穆斯塔法阿巴德（Mustafabad）被重新命名为萨拉斯瓦蒂那格尔（Saraswati Nagar）;2018年，北方邦印人党政府将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更名为普拉亚格拉杰（Prayagraj）。而将古吉拉特邦城市艾哈迈德巴德（Ahmedabad）更名为卡尔纳瓦提（Karnavati）的声音更是从1990年至今都未曾断绝。
　　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已经发生多起“回家行动”（GharWapsi），即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如国民志愿服务团等发起的组织穆斯林、基督教徒等改宗印度教的活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穆斯林或者基督教徒由于“受到蛊惑”而信仰了其他宗教，他们亟需通过必要手段让其改宗，“恢复”印度教信仰。今天的乌尔都语，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回家行动”：乌尔都语面临着改变字体、“净化”词汇等威胁。但如果乌尔都语失去了波斯字体，或者最终被印地语取代，那么则意味着这门语言会失去它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乌尔都语诗歌的韵律将不复存在，而乌尔都语已有的文学著作也将由于字体等原因难以为人阅读，被大众遗忘。无疑，对乌尔都语的区别对待进一步推动了教派主义在印度的蔓延，最终也将对印度多元的文化遗产造成致命且不可逆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