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马少骅信佛，北京的家里有专门的修行室，整日香火不绝。三面墙上摆满了从全国各地“请”回的佛像。走近才会发现，条桌上还摆放着一张邓小平的黑白照。这是演《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前，广安方面特地送他的。拍片时，他每天起来化妆都对照着这张相片，拍戏时，也会对着照片琢磨。
　　“演邓小平一定要心地干净。那是一杯很清亮的水，如果有油污，很快就把它弄脏了。”马少骅指着面前为我沏上的绿茶，正色说道。
　　自从出演了邓小平，他被母校等各种机构请去谈心得体会。播出后，他又去了一趟邓小平的老家广安。2014年底，刚从四川两所大学演讲回来，马少骅告诉我，对学生讲演时，他再度想到了邓小平。
　　出身于梨园世家，“不疯活不成魔”、“被角色附体”，看似可以拿来解释这些举动，却又远非那么简单。
　　“文革”后的上戏新鲜表演专业苗子，刚毕业就被打回原籍贵州，40岁才出演首部电视剧，50岁成为“北漂”，这一切让马少骅有种至今还在路上奔跑的迫切。他在家里碟片汗牛充栋的地下放映厅钻研大片和美剧，出去拍戏必定会写工作笔记，留下“不真实是第一敌人”这样的感悟。为了和孙中山的形象靠近，他曾整形垫腮，“差点昏死去”;演戏时两次摔下楼梯，鲜血淋漓……这种玩命、死磕，既让他赢得了管虎、黄渤等青年同行的尊敬和赞叹，又因为过度抠戏，难免招某些圈内人厌烦。
　　“戏痴，戏疯子，这些叫法，听上去是赞美，其实是带点贬义的。”他对此并非不知。
　　他演过至少6次孙中山，很希望能演出“高大上”范式之外的寻常面貌，却又不愿破坏伟人的光辉形象。
　　2003年的历史正剧《走向共和》曾是热议的文化现象。当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马少骅表示，不想把孙中山演得“城府很深，沉重深沉”。制片人刘文武评价他演的孙中山，“没有按模式表演，而是从人的角度刻画，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这次见到马少骅，他却和那时的口风背道而驰，认为当时的演绎走偏了，将一个国家精神领袖硬生捏成了一个鲁莽窝囊的“愤青”。
　　他经历过“文革”和更多的动乱场景，见到过“谁把车停在街上就被放气”，以及广场“臭气熏天”的混乱。在他的词典里，一个人、一个演员、一个行业的水准一定基于自身的道德与修养。而道德，又与社会规范、既定秩序密不可分。那是他心目中神圣不可侵乱和颠覆的金线。“国家不能乱啊”，“群众没有免疫力”，类似的字眼，在马少骅的话语里一再出现。
　　关于最高指示下的文艺座谈会，他不似有的人那么“走过场”，而是当成“里程碑事件”般严肃对待。但他又自辩说，“拍戏要讲责任和导向、不要腐蚀和麻醉下一代”的这种理念，早在座谈会前，他已养成多时。“只不过，大家想一块去了嘛。”

邓小平是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你说演完邓小平，最大的感受不是演技上的？
　　马少骅：对，演邓小平这个人物，心地一定要干净。如果带着杂念，有很多利益的欲望，百分之百是演不好的，连“靠近”他的可能都没有。
　　人物周刊：在看他资料、做功课的过程中，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少骅：我爱邓小平。爱他的原因是他爱我们。一个人如此爱我们，我是其中一员，能不为他的思想、行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所打动吗？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被打动，我感觉你就不配去塑造他。
　　我绝对不是唱高调，我是很反对唱高调、讨厌极左的人。我从“文革”过来。但我们不要从那个极端跑到没有底线、没有防线的另一个极端，比如搞“占中”。我也撒过传单，知道那种兴奋、那种单纯、不考虑后果的做法，那不行。
　　我演过《辛亥革命》，知道那时留法留英的知识分子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意识，人家抛弃了个人生活的优越，回来干革命，为什么？说实话，没上点年纪的孩子，不懂。
　　咱们是从一个极其封建、落后的社会，马上转到现在这个状态。难道要求我们的民众马上达到西方的民主化吗？年轻人一定要明白。我们是要走向更加民主、更加好的道路，但现在还不适宜。首先要把国家搞富强，把人民生活搞富裕。
　　人物周刊：那什么时候适宜？
　　马少骅：你比如说，开车，看见行人就停下。咱们这边，还是走走走，抢道。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在美国这绝对不可能，都是互相谦让。我们要做到这样才好，这就有了自我约束的力量嘛。
　　大家都恨贪官，贪官是在什么程度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自己就是这块土壤的培育者，社会风气、思想领域，都是每个人在参与建设。所以演邓小平，对我这方面启发比较大，就是如何看待国家，看待人民。老爷子不是说，我这一生为这个国家？他确实做到了。
　　人物周刊：拍戏时，和邓家接触多吗？
　　马少骅：原来我是很注重他们家的。现在不是。只要他们家不对我过多指责就好了，我也听不到他们家的表扬，也没有联系。
　　原来我还有“这是你家的爹，不是我家的”这种念头，拍完之后没有了。小平不只是他们家的，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他为我们做事，也包括我家。这是我最尊敬的一个老人，是为我们做了好事的老人。因此我才再次去广安，去老人家的坟上拜一拜。
　　人物周刊：有一场邓小平重新主政、全家在家中拍照的戏。当时邓小平突然拥抱了卓琳。
　　马少骅：导演吴子牛也很青睐这个情节。原来剧本不是这样，是导演给的。邓家人看着很感动。但同一场戏也留下遗憾。毛毛（邓榕）后来看样片时发现，我（邓小平）身上大衣的风领口没系上。她说，如果我妈妈看到，会上去把爸爸的风领口系上。我说毛毛，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个细节很好，非常自然啊！ 　　人物周刊：电视剧的后半部分涉及到对刘少奇的平反和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些拿捏起来有难度？
　　马少骅：52集里，有法拉奇访谈邓小平的精彩谈话，邓小平说毛泽东刚开始干革命是反封建的，结果自己也被封建的东西影响。小平在说这个的时候，是少有的嘟囔的语气。这里边有一种很痛心的感觉。这也是他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作风。他这个人特别实，不说空话。这也是我能靠近他的一个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都认为是一个历史转折。但到底转在哪儿，为什么，电视剧还不能完全展现。我希望能把这一段拍成电影。也有人说，要拍一部像《撒切尔》那样的人物传记，因为邓小平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名人里，世界上最能接受的人。
　　人物周刊：你感觉，邓小平定调对毛泽东和历史问题的评价，是一种韬略，还是基于内心？
　　马少骅：他有策略，要注意这个国家不能乱。党不能乱。如果说完全否定，那就像习近平说的，“否定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当然是不是这样，我还得学习。（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如果他活着，看见今天的腐败，会是什么样的做法？
　　马少骅：杀头，百分之百。他认为，姑息不得。这个时候要严厉的。
　　人物周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
　　马少骅：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你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不存在什么既得利益集团，照样拿下。现在就是太注重利益均衡了。所以我很佩服王岐山，提着脑袋在干工作，不怕得罪人。小平说的，干我们这个，要不怕得罪人。

演员要修炼自己

　　人物周刊：你接戏不多，选片比较慎重？
　　马少骅：我选戏很在意。我是觉得，不该拍的不拍，拍就得拍演起来不恶心的。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叫“恶心”？
　　马少骅：低俗的，不道德的。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片子、剧目是这样？
　　马少骅：我感觉电影问题更大，纯票房主义。美国也没这样，人家也分级的。咱们现在是怎么逗乐、怎么窝囊，怎么来。特别是有些当导演的人，你难道愿意把你拍出来的东西给你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看吗？你看人家奥斯卡、金球奖的那些获奖作品，哪一部不是宣扬崇高的道德品质的？全是。
　　人物周刊：你也演过有点搞笑风格的《正德演义》。
　　马少骅：我们接戏，有时也要考虑生计。当时来北京没多久，演这个戏，还跨着《贞观之治》，挺辛苦的。不过有的戏，真不好说……比如我头天晚上把这个角色、剧本想得很好，第二天到了现场以后，导演说等某某某来。她晚来不说，来了之后问，今天拍什么？她就当时才看本子，叫导演和我们过去，按照她写的来，让我们拿笔记。这叫拍戏吗？这还有艺术创作规律吗？哪个学校、哪个师傅教你的？这是我们影视圈很不好的现象。

　　人物周刊：听说有一次你对一位台湾演员当场发火了？
　　马少骅：是。那是另一部戏。灯光、录音全都准备妥当了，这个台湾演员还在玩游戏。我就说，“你干什么呢？你再这样，出去，咱们不拍了！”
　　从小跟着学戏曲的老演员告诫过我，“你今天下多少尺的苦，明天就有多少寸的甜。”所以你别把不认真的带到这里来，会影响别人。其他人都在等你了，你哪怕有个良心，也要对得起人家的劳动吧！
　　你看牛奶有问题，国家工商局会罚，质监局会惩他。我们演艺圈呢，很少有互相的监督批评。要不展开文艺的批评讨论，怎么会有提高？就靠网上来点帖子，不够的。协会就该展开学术讨论，提高从业者的思想。不是说大学毕业以后，教育就完了。那到底是培养艺术家呢还是培养所谓的明星？
　　人物周刊：现在影视学院里，学习业务的气氛浓厚吗？
　　马少骅：应该说条件更好了，但对自己的要求，丢掉了。为什么戏剧学院让我回去讲学？现在学校都不知道，如何去培养一个优秀的演员。如何做好自己，做成一个优秀的人。
　　人物周刊：这种东西怎么学？
　　马少骅：练自己啊。你有是非观念、评判，把这个放在角色创作、选剧目中去，就会渐渐引导到修马路的、搞建筑的，更草根的人。
　　我们有责任是要影响人家的，就是国外所说的“灵魂工程师”。我儿子去使馆签证，人家问，你父亲干什么的？他答，是演员。人家就很尊重。为什么？“就是你们这些人，给了我们精神上的营养。”记者也是，凡是意识形态都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优秀修养，民主自然就来了。不会闹事了。
　　人物周刊：北京的文艺座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马少骅：就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参加一个习总座谈会讲话的学习会。有赵汝蘅、濮存昕、交响乐团的指挥，好多艺术家。还有一个网络作家坐我旁边。他说，现在网络管得很严，“十有八九”这样的字眼都不让上了。我也不懂。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对目前文艺管制的情况，有一点意见。他觉得管得有点“过死”了。
　　我还是很认可座谈会的精神。为什么文艺工作者要有这样的责任心？不要拍一些低级趣味、庸俗的东西。我们不能腐蚀、麻醉下一代人。
　　人物周刊：习近平的讲话出来以后，像你这种“很认同”的思想，在演艺界算多数吗？
　　马少骅：人们也就听一听，是不是从心里认同，我打问号。我们现在还是形式主义，套话太多。多了就是假话。发言的时候，动不动“正能量”，听多了，都不往心里去了。中国人特重这个。层层座谈会，也是形式。应该要改变。要真心实意，而不是用套路的方式。比如协会可以自发地讨论，畅所欲言。现在是公事公办，桌面上装出一副面孔。习主席他累死也没辙。所以效果就打折扣，被形式主义扭曲了。没听进去，就不会真心去想。 　　人物周刊：那你认为，艺术与政治是什么关系？
　　马少骅：我不想把艺术和政治挂钩。我想把艺术和道德、品格，跟美学挂钩。道德品格是有优秀和不优秀之别的。

想塑造不一样的孙中山

　　人物周刊：你演过五六次孙中山了，《走向共和》的孙中山，和以往不一样。
　　马少骅：这是一部很好的戏。不过我当时也提出过意见。这个戏，在解读孙中山上，有点个人意气。对袁世凯、慈禧和李鸿章，一反过去丑化、概念式的刻画，我管它叫“正声”。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去贬了孙文。
　　孙文是那个历史时期了不起的中国人。他是gentleman，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我是跟据他的身份、经历来说，不是我臆想的。不能把他弄成一个饭掉到地上捡起来吃、毫无思想的“愤青”，倒霉、窝囊、没风度，孙中山不是这样的。
　　拍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些斗争的，我是和他们拧着来的。《走向共和》对孙文，“扭过头了”。
　　人物周刊：这和几年前媒体采访您说的不一样了。
　　马少骅：我那时不方便说，现在也没啥了。陈丹青那时赞扬我：你这个孙中山好。他是从“一反常态”这个角度。我认为是可以的。但那时还是“过”了。
　　人物周刊：在片场的时候，就有争执？
　　马少骅：有啊，他们说孙中山就是“搅屎棍”。这是那时剧组对孙中山的定位。当时的湖南宣传部长说，你们不能这样，孙文是全世界都认可的人物。但我觉得，后来几部戏，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太“高大全”，总是不那么客观。我很想有一个最真实、最客观地再现孙中山的机会。
　　人物周刊：你对表现他和宋庆龄的爱情，也有自己的想法？
　　马少骅：中山对庆龄的爱情是很美的。蒋介石受他的影响，对宋美龄也好。所以我一直想实现这么一个场景，孙中山在外面很累，筹款、打仗，回来坐在庆龄的腿下，让她摸着他的脸，像孩子一样。他要找这种爱。一个叱咤风云的男人，一旦回到她身边，靠着她，这和在外面的形象形成很大的反差。这就是男人。
　　人物周刊：你跟导演提过？
　　马少骅：提过。不过不采纳。“戏痴，戏疯子”就是那时别人跟我说的，实际上有点代表贬义。人家觉得“马少骅成天堵我的门口，不让我睡觉”。我站人家门口，又怕惊动人家，您看看……我X，我为什么呢当时？我就是那么痴。
　　人物周刊：剧中孙中山有一段9分钟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听说你当时拍的时候，一遍就过了？
　　马少骅：是的。那是剧里虚拟的一个演讲，在结尾对孙文的理念有了一个总括。演讲词最后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他提出五权宪法，还用中山装口袋来形容。还有人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应该在最后来一段他的内心独白，这样更有力量。但邓小平这个戏受局限，什么都要按照史料来。这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嘛。京剧有个歌颂包拯的戏叫《铡判官》，挺棒的。包拯为了一个百姓鸣冤的案件，深入阴间。阴间还有腐败，他把阴间的判官给铡了，多艺术啊！穿越能力多强啊！我们的艺术作品为啥不能大胆点？
　　人物周刊：你演了六七次孙中山，在你看来，他的弱点是？
　　马少骅：政治上，他还不太了解中国老百姓的民情。只有理想，想引向西方的民主化。
　　人物周刊：孙中山曾经有“孙大炮”的外号？
　　马少骅：嗯，“大炮”有两层意思，一是直言，一是说出来的话像大炮一样有威力。我去台湾的国父馆和馆长聊过。有机会，希望台湾和我们共同拍一个戏。我会拿出拍《邓小平》的劲头，豁出来再演一个更全面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