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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一度是中国精英层的普遍认识。在现实中，中国人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一直是隔岸观火。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而不亡”、“腐而不朽”让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而在这一轮全球的金融危机震荡中，国人对经济危机也有了更切身的认知。
1929：殃及池鱼
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给中国造成现实中的麻烦的同时，还给中国的精英们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对麻烦的应对，和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最后形成吊诡的历史合力，将中国经济送上了一条国家统制经济的道路。
现实的麻烦主要体现在陷入危机中的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扩张的步伐，最终通过策动“满洲事变”攫取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国联调解的失败，在让中国人被迫咽下屈辱的苦果后，也加紧了自身应对一场越来越迫近的全面战争的步伐。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国防和资源委员会的成立，以协调全国之力抓紧建设和备战。
此外，为加速从衰退中复兴，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又于次年通过《白银法案》，宣布将白银在货币储备中的比例提升到1/4。此举大大拉抬了全球银价，加速了中国的白银外流，进而令废两改元后中国的银本位岌岌可危，最终在1935年被迫放弃了银元，改行法币。法币改革的实施，削弱了地方银行的实力，大大加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金融管制能力，这与国防和资源委员会的产业整合能力相结合，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也纷纷反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称赞苏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好处，而马寅初、王云五等人更提出“统合经济论”，提倡在国家的规划下更有目标地发展经济，避免工商业的无序竞争。在这些物质和思想准备的基础上，抗战期间战时经济的需要更强化了经济的国有化倾向。
及至抗战胜利后，眼看“经济统合”的成果被四大家族攫取，预期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大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颇有一种“悔不当初”之感。国民党之在知识界“失宠”，除了政治上的不民主外，经济上的化“国”为“家”也是主要的肇因。
再次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四大家族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在解放后被没收，成为国有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为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进而为计划经济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反观独立后的印度，尽管尼赫鲁特别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面对颇有实力的、凭借其《孟买宣言》在精英层中赢得相当号召力的私有经济部门，只能采取竞合模式，终其一生的努力，虽于国有经济有所壮大，但印度经济始终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而未能演变成一个以国有部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1973：隔岸观火
1973年6月29日深夜，美国头号资本家老洛克菲勒的孙子、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佩吉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进行了一场会谈。那天下午，戴维刚刚同有关部门签署了一份协议，使大通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据戴维回忆，那天晚上周恩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周恩来向他问及了美元的疲软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
戴维•洛克菲勒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讲起，讲到马歇尔计划，五六十年代以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和随之产生的欧洲美元市场。他还谈到60年代中期因约翰逊的“大炮加奶油（同时增加军费和福利开支）”财政与预算赤字政策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导致了收支逆差，加之欧洲美元市场的抽离作用，最后迫使尼克松决定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事实上宣布了美元的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破产。
在这一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介绍即将结束的时候，戴维总结说，给美元带来麻烦的是美国的错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的根本痼疾，“如果我们实施更加审慎的经济政策，美元还会再次坚挺起来。”
戴维形容这是一次“喜人”的会谈，周恩来总理的浓厚兴趣和友好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戴维回忆说，周可能太注重礼貌了，才没有纠正他的错误看法，因为他怀疑周实际上认为，困扰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并不是他所说的冒进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肯定是包括周恩来在内中国精英层在当时的普遍认识。然而，令顾准等中青年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尽管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的泥淖，但类似1929年那种“资本家往大海里倒牛奶”式的生产过剩性危机毕竟没有重演。虽然官方版本教科书还在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结束，还在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断出现，但过去那种主要从实体经济出发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式的解释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了。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而不亡”、“腐而不朽”让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由市场形成的供求决定着资源的匹配，尽管有波动，但是效率很高，而且其波幅已经因凯恩斯主义而有所熨平。以此为出发点，中国改革派经济学者开始沿着从“按价值规律办事”到“价值只能由价格来体现”，再到“市场是形成价格的最理想场所”的路径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曲折前行。
然而，总体来说，这一时段的中国经济学者的目光尚未能脱离实体经济的窠臼，对于西方因“货币管理”问题而导致的资本市场的动荡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依然陷入解释性困惑——彼此的观照指标和话语体系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日益并轨的年代
同期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同行们眼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正在发动一场针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从而再度给资本主义制度“纠偏”，令其再度焕发活力。
1977年，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一次讲演中似乎彻底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死刑：“我们过去常常以为能通过支出走出衰退……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那种选择已不存在；而它曾经存在的时期，也只是通过往经济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因素起作用，随之而来便是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的事业。那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
当然，在凯恩斯的捍卫者看来，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错，而是政府把凯恩斯革命玩过了头。凯恩斯的本意是通过政府支出拉动有效需求，从而使脱轨的自由市场经济恢复运行。战后二十年西方经济的高歌猛进正是拜凯恩斯革命所赐。国内方面，政府在社保等各方面的支出在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还大大减缓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令他们的消费意欲始终高过储蓄意欲，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购买力，有效解决了此前一直令西方国家困扰的需求问题。国际方面，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凯恩斯主义国际版的体现，在通过支出美元拉动西欧复兴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这美妙的图景毁于过于依赖政府之手的政客们。过多的财政赤字加上因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导致贸易赤字，令美国陷入了高通胀的恶心循环，通过支出带动的需求迅速被通胀所吞噬，从而来不及在就业方面带来任何影响，美国进入了“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年代。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猛攻，他们从货币供应量入手批评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认为降低通胀、增加就业的最有效方式是实施谨慎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消灭财赤，刺激私人投资——减税和私有化。在撒切尔—里根时代，西方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基本遵循了凯恩斯的理念，生产效率和就业率均有所提高，美欧经济开始走出滞胀，经济的主导权也再次回到了美联储手中。连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诺奖得主萨缪尔森也不得不从其教科书第三版“今天极少数经济学家把联储的货币政策当成控制经济周期的灵丹妙药”的立场转变为第九版的“财政政策不再是美国稳定政策主要工具，在可见的未来，联储的政策将履行稳定政策的职责。”
有趣的是，在同时段的中国，经济管控模式的转变也在一直在推进之中，其演进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颇有遵循西方路径的感觉。贯穿1980年代中国发展的主线是有意识的通货膨胀，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多发了些票子”，这里面既有中央政府预算安排的因素，也有因经济放权而导致地方财政扩张。
事实证明，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很难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及至1993年，中央开始调整思路，逐渐加大经济管控中货币政策的比重，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走上了一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重的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渐形成了“刺激增长靠财政，防止过热靠货币”的政策路径。这也令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者与西方同行们能在一个话语体系中进行对话，进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年代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波动，因为彼此所面对的问题和能够应用的政策工具都有了高度的共生和相关性。
不确定的年代
美联储在拯救1987年“黑色星期一”危机中的作用，充分验证了货币政策在维系稳定方面的重要性。1987年10月1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8月份的贸易赤字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幅下降。这极大地打击了已经呈现泡沫化的资本市场的信心，10月19日，纽交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内直降508点，降幅达22.6%，媒体称之为“黑色星期一”，以回应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惨痛记忆。
然而“黑色星期一”终未能酿成导致1929年股票市场乃至金融体系大崩溃那样的惨剧，原因即在于美联储的紧急干预措施：利用公开市场大量回购政府债券，提供实时流动性，还放松了商业银行贷款的限制，降低利率，间接扩大商业银行向市场的放款能力；另一方面，美联储进行信心喊话，表示联储已做好充分准备，“作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资金库”。言下之意，商业银行需要多少钱，美联储将会提供多少钱。这对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濒于崩溃的市场最终稳定了下来，美联储履新主席格林斯潘也因此一役成名。
这一切与眼下正在上演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唯一不确定的是剧情的结尾是否相同。新科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拯救的前景颇感悲观，他的理由是反凯恩斯的革命也走过了头，里根-布什年代对福利国家的破坏令美国的中产阶级趋于消亡，社会的整体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才会借助于次贷等金融工具刺激虚假的需求来维系虚假的繁荣。眼下泡沫已破，而有效需求的根基早已被破坏，因此重建必然遥遥无期。美国会重拾凯恩斯的火把，再度往左转吗？考虑到一些美国媒体暗示的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样的前景正成为人们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拥有巨额外储的中国俨然握有流动性的钥匙，这也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原因。至于是否因此便可以说“只有中国才是救星”，那还要看美国人有没有可能被这次危机彻底打垮，进而彻底丧失对现行制度进行修复的信心。从目前的情势看，这样的前景似乎远在天边，而即便这样的画面变为现实，高外贸依附度的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也还是一个悬疑性话题。
或许，经此一役，与西方携手共渡时艰的中国，可以一甩资本主义的他者的身份，从此可对经济危机存一份去意识形态化的平常心
1929：殃及池鱼
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给中国造成现实中的麻烦的同时，还给中国的精英们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对麻烦的应对，和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最后形成吊诡的历史合力，将中国经济送上了一条国家统制经济的道路。
现实的麻烦主要体现在陷入危机中的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扩张的步伐，最终通过策动“满洲事变”攫取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国联调解的失败，在让中国人被迫咽下屈辱的苦果后，也加紧了自身应对一场越来越迫近的全面战争的步伐。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国防和资源委员会的成立，以协调全国之力抓紧建设和备战。
此外，为加速从衰退中复兴，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又于次年通过《白银法案》，宣布将白银在货币储备中的比例提升到1/4。此举大大拉抬了全球银价，加速了中国的白银外流，进而令废两改元后中国的银本位岌岌可危，最终在1935年被迫放弃了银元，改行法币。法币改革的实施，削弱了地方银行的实力，大大加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金融管制能力，这与国防和资源委员会的产业整合能力相结合，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也纷纷反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称赞苏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好处，而马寅初、王云五等人更提出“统合经济论”，提倡在国家的规划下更有目标地发展经济，避免工商业的无序竞争。在这些物质和思想准备的基础上，抗战期间战时经济的需要更强化了经济的国有化倾向。
及至抗战胜利后，眼看“经济统合”的成果被四大家族攫取，预期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大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颇有一种“悔不当初”之感。国民党之在知识界“失宠”，除了政治上的不民主外，经济上的化“国”为“家”也是主要的肇因。
再次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四大家族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在解放后被没收，成为国有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为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进而为计划经济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反观独立后的印度，尽管尼赫鲁特别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面对颇有实力的、凭借其《孟买宣言》在精英层中赢得相当号召力的私有经济部门，只能采取竞合模式，终其一生的努力，虽于国有经济有所壮大，但印度经济始终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而未能演变成一个以国有部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1973：隔岸观火
1973年6月29日深夜，美国头号资本家老洛克菲勒的孙子、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佩吉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进行了一场会谈。那天下午，戴维刚刚同有关部门签署了一份协议，使大通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据戴维回忆，那天晚上周恩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周恩来向他问及了美元的疲软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
戴维•洛克菲勒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讲起，讲到马歇尔计划，五六十年代以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和随之产生的欧洲美元市场。他还谈到60年代中期因约翰逊的“大炮加奶油（同时增加军费和福利开支）”财政与预算赤字政策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导致了收支逆差，加之欧洲美元市场的抽离作用，最后迫使尼克松决定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事实上宣布了美元的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随之破产。
在这一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介绍即将结束的时候，戴维总结说，给美元带来麻烦的是美国的错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的根本痼疾，“如果我们实施更加审慎的经济政策，美元还会再次坚挺起来。”
戴维形容这是一次“喜人”的会谈，周恩来总理的浓厚兴趣和友好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戴维回忆说，周可能太注重礼貌了，才没有纠正他的错误看法，因为他怀疑周实际上认为，困扰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并不是他所说的冒进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肯定是包括周恩来在内中国精英层在当时的普遍认识。然而，令顾准等中青年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尽管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的泥淖，但类似1929年那种“资本家往大海里倒牛奶”式的生产过剩性危机毕竟没有重演。虽然官方版本教科书还在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结束，还在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断出现，但过去那种主要从实体经济出发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式的解释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了。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而不亡”、“腐而不朽”让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由市场形成的供求决定着资源的匹配，尽管有波动，但是效率很高，而且其波幅已经因凯恩斯主义而有所熨平。以此为出发点，中国改革派经济学者开始沿着从“按价值规律办事”到“价值只能由价格来体现”，再到“市场是形成价格的最理想场所”的路径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曲折前行。
然而，总体来说，这一时段的中国经济学者的目光尚未能脱离实体经济的窠臼，对于西方因“货币管理”问题而导致的资本市场的动荡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依然陷入解释性困惑——彼此的观照指标和话语体系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日益并轨的年代
同期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同行们眼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正在发动一场针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从而再度给资本主义制度“纠偏”，令其再度焕发活力。
1977年，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一次讲演中似乎彻底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死刑：“我们过去常常以为能通过支出走出衰退……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那种选择已不存在；而它曾经存在的时期，也只是通过往经济中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因素起作用，随之而来便是下一阶段更高水平的事业。那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历史。”
当然，在凯恩斯的捍卫者看来，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错，而是政府把凯恩斯革命玩过了头。凯恩斯的本意是通过政府支出拉动有效需求，从而使脱轨的自由市场经济恢复运行。战后二十年西方经济的高歌猛进正是拜凯恩斯革命所赐。国内方面，政府在社保等各方面的支出在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还大大减缓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令他们的消费意欲始终高过储蓄意欲，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购买力，有效解决了此前一直令西方国家困扰的需求问题。国际方面，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凯恩斯主义国际版的体现，在通过支出美元拉动西欧复兴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这美妙的图景毁于过于依赖政府之手的政客们。过多的财政赤字加上因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导致贸易赤字，令美国陷入了高通胀的恶心循环，通过支出带动的需求迅速被通胀所吞噬，从而来不及在就业方面带来任何影响，美国进入了“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年代。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猛攻，他们从货币供应量入手批评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认为降低通胀、增加就业的最有效方式是实施谨慎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消灭财赤，刺激私人投资——减税和私有化。在撒切尔—里根时代，西方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基本遵循了凯恩斯的理念，生产效率和就业率均有所提高，美欧经济开始走出滞胀，经济的主导权也再次回到了美联储手中。连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诺奖得主萨缪尔森也不得不从其教科书第三版“今天极少数经济学家把联储的货币政策当成控制经济周期的灵丹妙药”的立场转变为第九版的“财政政策不再是美国稳定政策主要工具，在可见的未来，联储的政策将履行稳定政策的职责。”
有趣的是，在同时段的中国，经济管控模式的转变也在一直在推进之中，其演进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颇有遵循西方路径的感觉。贯穿1980年代中国发展的主线是有意识的通货膨胀，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多发了些票子”，这里面既有中央政府预算安排的因素，也有因经济放权而导致地方财政扩张。
事实证明，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很难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及至1993年，中央开始调整思路，逐渐加大经济管控中货币政策的比重，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走上了一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重的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渐形成了“刺激增长靠财政，防止过热靠货币”的政策路径。这也令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者与西方同行们能在一个话语体系中进行对话，进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年代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波动，因为彼此所面对的问题和能够应用的政策工具都有了高度的共生和相关性。
不确定的年代
美联储在拯救1987年“黑色星期一”危机中的作用，充分验证了货币政策在维系稳定方面的重要性。1987年10月1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8月份的贸易赤字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幅下降。这极大地打击了已经呈现泡沫化的资本市场的信心，10月19日，纽交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内直降508点，降幅达22.6%，媒体称之为“黑色星期一”，以回应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惨痛记忆。
然而“黑色星期一”终未能酿成导致1929年股票市场乃至金融体系大崩溃那样的惨剧，原因即在于美联储的紧急干预措施：利用公开市场大量回购政府债券，提供实时流动性，还放松了商业银行贷款的限制，降低利率，间接扩大商业银行向市场的放款能力；另一方面，美联储进行信心喊话，表示联储已做好充分准备，“作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资金库”。言下之意，商业银行需要多少钱，美联储将会提供多少钱。这对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濒于崩溃的市场最终稳定了下来，美联储履新主席格林斯潘也因此一役成名。
这一切与眼下正在上演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唯一不确定的是剧情的结尾是否相同。新科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拯救的前景颇感悲观，他的理由是反凯恩斯的革命也走过了头，里根-布什年代对福利国家的破坏令美国的中产阶级趋于消亡，社会的整体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才会借助于次贷等金融工具刺激虚假的需求来维系虚假的繁荣。眼下泡沫已破，而有效需求的根基早已被破坏，因此重建必然遥遥无期。美国会重拾凯恩斯的火把，再度往左转吗？考虑到一些美国媒体暗示的奥巴马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样的前景正成为人们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拥有巨额外储的中国俨然握有流动性的钥匙，这也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原因。至于是否因此便可以说“只有中国才是救星”，那还要看美国人有没有可能被这次危机彻底打垮，进而彻底丧失对现行制度进行修复的信心。从目前的情势看，这样的前景似乎远在天边，而即便这样的画面变为现实，高外贸依附度的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也还是一个悬疑性话题。
或许，经此一役，与西方携手共渡时艰的中国，可以一甩资本主义的他者的身份，从此可对经济危机存一份去意识形态化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