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通过“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来对外镇压中共及其他反对势力，对内剪除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史实，已人所共知。1932年，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军统”的前身是1932年4月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复兴社）特务处。“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虽成立于1928年初，但其成规模也是在1932年将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之后。为什么蒋介石在1932年会如此重视特务组织建设，他是如何认识特务组织重要性的，又是如何亲手缔造特务组织的？蒋介石这一年的日记中透露了许多的秘辛，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谜团。
一、蒋介石为何要
建立特务组织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蒋早年家境一度不错，但因丧父而迅速中落，又受乡吏欺侮，体验了世态炎凉。这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固执、倔强、多疑与以自我为中心。他年轻时留学日本，接受过粗浅的军国主义教育，与陈其美交谊，这些经历铸成了他蛮干、注重情报搜集和效忠个人的特殊心态，这是他组织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并未留下把柄，这次成功的经历让其过了把“特工瘾”。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后的头几年，并未立即着手建立特务组织，他在1932年才付诸行动，与当时的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处境及国内外形势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力始终受到了来自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1931年底，蒋遭胡汉民、汪精卫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逼迫，被迫下野。这次下野经历使他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干部对其个人的忠诚均怀疑虑。痛定思痛，如何在党内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组织，成为了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课题。恰在此时，后来成为复兴社核心人物的刘健群、康泽等向蒋介石建言，主张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
刘健群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中提到，当前的国民党“不仅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隔膜。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党的领袖根本看不清谁是忠实的党员。”刘健群向蒋提出，要在国民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实党的内容，建造党的灵魂。”康泽则在研究了苏联的“格伯乌”（即克格勃）的结构后，非常推崇这种“挑选最忠实的党员来参加工作的，它和党有密切的联系”的组织，他向蒋介石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意义更广泛足资号召的组织，‘格伯乌’只能是当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对刘健群和康泽的建议持十分肯定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实行。1932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他的日记中不时有相应的记载，而此前的日记中并无太多关于特务组织的内容。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在当时有两个最直接的需要：
一是推行“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建立特务组织，就是要推行这一政策。蒋介石认为，国内反对其“攘外安内”政策的人颇多，不能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完成统一国家与对日作战的准备。他在对励志社的演讲中强调要“攘外安内”，为秘密组织制订的誓言中，也有“抗日除奸，为党牺牲”等语：
下午，与妻回陵园居住。往励志社与各同志会晤，自觉忍痛不堪也。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日记》，1932年1月22日）
晚，与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愿受极刑。（《日记》，1932年2月21日）
康泽回忆说，1932年3月下旬，蒋介石召集他们开会时说：“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剿匪，我们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为我们的方针，历史上无有不是‘内安’才能‘攘外’的。我们决定这样做，并且也就这样宣传。”
二是要剪除党内政敌。蒋介石复职后，对党内的反对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日记中多次将政敌称之为“反动派”：
下午与（宋）子文、（汪）精卫谈话，汪有以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之意，余谓此事非开全国代表大会不能解决。余决力争，不顾反动派之反对也。（《日记》1932年3月28日）
在蒋介石看来，对党内的反动派，必须加以监视、制裁，以致消灭。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要利用侦探特工组织剪除政敌、加强个人权力：
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另订也。（《日记》，1932年2月17日）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还与当时流行的“德国模式”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其短期内迅速崛起，再度成为世界强国，这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蒋介石对德国经验相当有兴趣，他采用“亲德”政策，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对军队进行整训，自己也时常听取顾问的各种建议。或许是受德国顾问的影响，1932年初他一直在读《俾斯麦传》，在1932年3月3日、5日、7日、9日、15日、18日、30日及5月4日的日记中，都有读《俾斯麦传》的记载，如“下午，来汤山休息，看《俾斯麦传》，视察学校。”（《日记》，1932年3月7日）“上午，批阅，会客，看《俾斯麦传》，到参部传见部员。”（《日记》，1932年5月4日）。该书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渲染及对普鲁士精神的颂扬，深入蒋氏心中，对其思想不无影响。从日记看，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有所研究，内心钦佩。蒋希望的是建立秘密的、效忠个人、听命于自己的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革命军人同志会开成立大会，结论以“亲爱精诚”之外，加以“礼义廉耻”四字 ，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铁血”二字，尤未提出。（《日记》，1932年4月16日）
二、蒋介石
支持力行社成立
为了解现代特务组织的特性，蒋介石身体力行，认真研读情报学的理论书籍，与陈立夫等人研讨，每有心得，便随笔记录：
上午，看情报书，会客。（《日记》，1932年4月22日）
上午，看情报。情报之学，一言以蔽之，曰利用对象中之现象之现象而已……此时插人于目的敌中，乃为唯一之要件。志之。晚，与（陈）立夫谈情报事。（《日记》，1932年4月24日）
五时起床，看情报学。下午，与（宋）子文谈话，会客，看情报学完。修正讲演稿。（《日记》，1932年4月25日）
蒋介石后来支持戴笠等人改善电讯设备、鼓励特务活动注入警察系统、开办政训班等，都与他的情报素养有关。
蒋日记中反映出，他直接推动了复兴社特务组织的建立，包括选拔干部、多次亲临训话、拨款资助等。蒋十分注重特务人才的选拔，在日记中常提到对一些“可造之才”的观察，甚至将特务人才作为其干部人选的主要来源，提出“选人以情报班、军校侍卫宪警为基。”（《日记》，1932年4月28日）他在1932年日记中提到的复兴社骨干，包括刘健群、李士珍、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滕杰、戴笠、乔干梁、蒋坚忍等，这些人日后都是国民党特工的要角。他对刘健君的评价是“有见解之青年”，对李士珍的评价是“可造之才”。读过蒋日记的人都对其论人之苛有深刻印象，他对刘、李的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与刘健群等对他个人的极度忠诚有关。
在力行社成立前后，蒋介石不断地对其干部及成员训话，听取工作报告，督促其组织的发展：“下午，与力行社干事谈话。”（《日记》，1932年3月8日）“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日记》，1932年3月21日）“问康泽与（刘）健群谈话情形，转约郑校教官，戴约何浩若谈话，约徐谟谈话。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中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日记》，1932年4月8日） 力行社成立时，蒋亲自出席，并“训话一时余。”（《日记》1932年3月29日）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力行社工作的格外重视，蒋的作息时间较刻板，通常晚11时前后睡觉，但他有几次对力行社干部的训话，持续到了午夜12时，有几天日记中记道：“晚，宴客，对力行社听取报告，训话，至十二时。”（《日记》，1932年4月9日）“晚，力行社干事来会议，至十二时完。”（《日记》，1932年4月25日）
特务组织与工作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蒋情绪的起伏，日记中有：“与力行社谈话，组织无甚进步也。”（《日记》，1932年4月4日）“与康泽、戴笠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较有进步也。”（《日记》，1932年4月9日）“与训练班讲话，情报人员与组织无甚进步，焦急之至也。但自嫌无进步，而实或有进步也。”（《日记》，1932年4月26日）
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其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倍以上。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得到了印证，他在4月13日中就记了“发力行社经费。”
蒋介石还十分注重特务组织的扩大。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不久，就取得了杭州警官学校训练特务化警官的权力，蒋介石提出要“组织杭州警察班”。（《日记》，1932年5月14日），并在1932年6月派戴笠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以“培训警官”为名，将该校作为培养特务的摇篮，开设了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使之成为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在“军统”特务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特务系统也由蒋一手打造，他提出亲自确定，“军队党务特派员之人选与组织，在高级班与力行社中挑选之。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动军亦可入选。”（《日记》1932年4月13日）蒋介石一度考虑将特务训练扩大到全社会的层面上，在日记中异想天开地写道，要“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日记》，1932年4月8日）
尽管日记内容有些琐碎，却也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党内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授意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原静文，浙江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肖阿伍
一、蒋介石为何要
建立特务组织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蒋早年家境一度不错，但因丧父而迅速中落，又受乡吏欺侮，体验了世态炎凉。这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固执、倔强、多疑与以自我为中心。他年轻时留学日本，接受过粗浅的军国主义教育，与陈其美交谊，这些经历铸成了他蛮干、注重情报搜集和效忠个人的特殊心态，这是他组织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并未留下把柄，这次成功的经历让其过了把“特工瘾”。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后的头几年，并未立即着手建立特务组织，他在1932年才付诸行动，与当时的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处境及国内外形势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力始终受到了来自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1931年底，蒋遭胡汉民、汪精卫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逼迫，被迫下野。这次下野经历使他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干部对其个人的忠诚均怀疑虑。痛定思痛，如何在党内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组织，成为了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课题。恰在此时，后来成为复兴社核心人物的刘健群、康泽等向蒋介石建言，主张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
刘健群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中提到，当前的国民党“不仅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隔膜。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党的领袖根本看不清谁是忠实的党员。”刘健群向蒋提出，要在国民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实党的内容，建造党的灵魂。”康泽则在研究了苏联的“格伯乌”（即克格勃）的结构后，非常推崇这种“挑选最忠实的党员来参加工作的，它和党有密切的联系”的组织，他向蒋介石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意义更广泛足资号召的组织，‘格伯乌’只能是当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对刘健群和康泽的建议持十分肯定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实行。1932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他的日记中不时有相应的记载，而此前的日记中并无太多关于特务组织的内容。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在当时有两个最直接的需要：
一是推行“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建立特务组织，就是要推行这一政策。蒋介石认为，国内反对其“攘外安内”政策的人颇多，不能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完成统一国家与对日作战的准备。他在对励志社的演讲中强调要“攘外安内”，为秘密组织制订的誓言中，也有“抗日除奸，为党牺牲”等语：
下午，与妻回陵园居住。往励志社与各同志会晤，自觉忍痛不堪也。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日记》，1932年1月22日）
晚，与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愿受极刑。（《日记》，1932年2月21日）
康泽回忆说，1932年3月下旬，蒋介石召集他们开会时说：“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剿匪，我们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为我们的方针，历史上无有不是‘内安’才能‘攘外’的。我们决定这样做，并且也就这样宣传。”
二是要剪除党内政敌。蒋介石复职后，对党内的反对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日记中多次将政敌称之为“反动派”：
下午与（宋）子文、（汪）精卫谈话，汪有以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之意，余谓此事非开全国代表大会不能解决。余决力争，不顾反动派之反对也。（《日记》1932年3月28日）
在蒋介石看来，对党内的反动派，必须加以监视、制裁，以致消灭。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要利用侦探特工组织剪除政敌、加强个人权力：
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另订也。（《日记》，1932年2月17日）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还与当时流行的“德国模式”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其短期内迅速崛起，再度成为世界强国，这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蒋介石对德国经验相当有兴趣，他采用“亲德”政策，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对军队进行整训，自己也时常听取顾问的各种建议。或许是受德国顾问的影响，1932年初他一直在读《俾斯麦传》，在1932年3月3日、5日、7日、9日、15日、18日、30日及5月4日的日记中，都有读《俾斯麦传》的记载，如“下午，来汤山休息，看《俾斯麦传》，视察学校。”（《日记》，1932年3月7日）“上午，批阅，会客，看《俾斯麦传》，到参部传见部员。”（《日记》，1932年5月4日）。该书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渲染及对普鲁士精神的颂扬，深入蒋氏心中，对其思想不无影响。从日记看，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有所研究，内心钦佩。蒋希望的是建立秘密的、效忠个人、听命于自己的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革命军人同志会开成立大会，结论以“亲爱精诚”之外，加以“礼义廉耻”四字 ，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铁血”二字，尤未提出。（《日记》，1932年4月16日）
二、蒋介石
支持力行社成立
为了解现代特务组织的特性，蒋介石身体力行，认真研读情报学的理论书籍，与陈立夫等人研讨，每有心得，便随笔记录：
上午，看情报书，会客。（《日记》，1932年4月22日）
上午，看情报。情报之学，一言以蔽之，曰利用对象中之现象之现象而已……此时插人于目的敌中，乃为唯一之要件。志之。晚，与（陈）立夫谈情报事。（《日记》，1932年4月24日）
五时起床，看情报学。下午，与（宋）子文谈话，会客，看情报学完。修正讲演稿。（《日记》，1932年4月25日）
蒋介石后来支持戴笠等人改善电讯设备、鼓励特务活动注入警察系统、开办政训班等，都与他的情报素养有关。
蒋日记中反映出，他直接推动了复兴社特务组织的建立，包括选拔干部、多次亲临训话、拨款资助等。蒋十分注重特务人才的选拔，在日记中常提到对一些“可造之才”的观察，甚至将特务人才作为其干部人选的主要来源，提出“选人以情报班、军校侍卫宪警为基。”（《日记》，1932年4月28日）他在1932年日记中提到的复兴社骨干，包括刘健群、李士珍、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滕杰、戴笠、乔干梁、蒋坚忍等，这些人日后都是国民党特工的要角。他对刘健君的评价是“有见解之青年”，对李士珍的评价是“可造之才”。读过蒋日记的人都对其论人之苛有深刻印象，他对刘、李的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与刘健群等对他个人的极度忠诚有关。
在力行社成立前后，蒋介石不断地对其干部及成员训话，听取工作报告，督促其组织的发展：“下午，与力行社干事谈话。”（《日记》，1932年3月8日）“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日记》，1932年3月21日）“问康泽与（刘）健群谈话情形，转约郑校教官，戴约何浩若谈话，约徐谟谈话。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中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日记》，1932年4月8日） 力行社成立时，蒋亲自出席，并“训话一时余。”（《日记》1932年3月29日）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力行社工作的格外重视，蒋的作息时间较刻板，通常晚11时前后睡觉，但他有几次对力行社干部的训话，持续到了午夜12时，有几天日记中记道：“晚，宴客，对力行社听取报告，训话，至十二时。”（《日记》，1932年4月9日）“晚，力行社干事来会议，至十二时完。”（《日记》，1932年4月25日）
特务组织与工作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蒋情绪的起伏，日记中有：“与力行社谈话，组织无甚进步也。”（《日记》，1932年4月4日）“与康泽、戴笠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较有进步也。”（《日记》，1932年4月9日）“与训练班讲话，情报人员与组织无甚进步，焦急之至也。但自嫌无进步，而实或有进步也。”（《日记》，1932年4月26日）
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其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倍以上。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得到了印证，他在4月13日中就记了“发力行社经费。”
蒋介石还十分注重特务组织的扩大。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不久，就取得了杭州警官学校训练特务化警官的权力，蒋介石提出要“组织杭州警察班”。（《日记》，1932年5月14日），并在1932年6月派戴笠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以“培训警官”为名，将该校作为培养特务的摇篮，开设了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使之成为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在“军统”特务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特务系统也由蒋一手打造，他提出亲自确定，“军队党务特派员之人选与组织，在高级班与力行社中挑选之。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动军亦可入选。”（《日记》1932年4月13日）蒋介石一度考虑将特务训练扩大到全社会的层面上，在日记中异想天开地写道，要“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日记》，1932年4月8日）
尽管日记内容有些琐碎，却也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党内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授意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原静文，浙江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