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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彦密报成了蒋、叶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1961年，台湾奋力阻止蒙古入联合国大会未果，引发台湾政坛的剧烈震动。其后不久，时任“驻美大使”的叶公超，“骤然”遭贬。
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20年赴美国留学，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起进入政界，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部长等职。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叶公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任“首席全权代表”等。1958年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被蒋介石免职。叶公超跨政、学两界，曾是新月派的作家，其英文水平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叶公超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自视甚高，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
叶公超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追随蒋介石甚为忠诚。他突然遭贬，外界揣测连连。有云，叶氏被贬，乃因其泄露了台湾在蒙古入会问题上的底牌，导致台湾对美交涉中的被动；有云，叶氏被罢职，实因“祸从口出”，辱骂蒋介石是“一条狗”，被叶氏的僚属曹文彦密参一本，令蒋怒不可遏。然而，这均是局外人的推测。蒋介石是此事的主导者，他对叶公超的不满情绪是怎样累积的，对叶氏强硬处置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曹氏密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通过梳理1961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记述，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叶公超被贬之因。
蒋介石1961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对叶公超的不满之语，是在5月1日。当日，蒋介石记道：
叶某之奸滑言行，当不出于我意想之中。而其对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发觉尚早，犹有准备之时间。惟其投机成性，如政府势力强固，彼当不敢叛变。但应切实戒备，如我略有弱点予以可乘之隙，则其推波助澜出卖国家，成为吴逆（吴国桢——引者）第二，乃意中事。十年来，更觉文人之无德妄为，毫无国家观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买办，凡长于洋语者，无不以一等奴隶自居为得意，可悲极矣。应切记。（《日记》，1961年5月1日）
据说，曹文彦向蒋介石密报叶辱骂他之文写于4月8日，那么，此段文字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对曹氏所报叶公超对其“污辱”的反应。因蒋介石声称，虽对叶公超的“奸滑言行”早有所知，但未曾料想，叶氏对其本人的“污辱”竟然“至此”程度。蒋介石由此上纲上线，预测叶公超将会“叛变”，成为第二个吴国桢。
值得注意的是，因叶公超的刺激，引出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一般文人的不满，尤其是对“留美之文化买办”的愤恨。看似毫无道理的迁怒，却反映出蒋在与美国交涉的十年中，因不断地“受辱”，积压了对与美国直接交涉的“外交官”疑忌与不满。
对美交涉受挫，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
8月下旬，蒋介石决意不为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压力所屈服，不惜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蒙古入会。但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发现美国态度强硬，无法更改其政策，便向台北方面力陈，应放弃对蒙古入会案使用否决权。蒋介石叹曰“可痛”，怒斥叶公超是“汉奸卖国之所为”，认为“此奸不除，必为国患”。（《日记》，1961年8月23日），将叶定性为“汉奸”了。
8月26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坚持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极为不满。9月1日，叶公超转达美方的意见。蒋自述，对美方的这一反应早有预料，但对叶公超“又大惊小怪”，不禁“痛愤”。叶公超本只是奉职向蒋传达美国方面的意见，蒋无力改变美国的立场，便迁怒叶氏“对政府表示其惊惶不了之词”，却不敢对美方“正色直言相告”，“徒觉可耻而已”。（《日记》，1961年9月1日）
次日，蒋介石因感“叶奸言行可恶，其媚外成性，尤为可虑”，提出召叶公超回台，以免为美国务院利用。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却认为叶“可信”，遂暂放弃此意，却又怪陈诚“不明善恶，不分忠奸”。（《日记》，1961年9月2日）若非陈诚阻止，或许早于9月初，叶氏已被蒋召回台湾。
9月26日，各方运作使安理会延期审议蒙古入会案，意欲在此期间继续对台湾施压，美国更向蒋介石发出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重压之下，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9月底，蒋在日记中不惜笔墨，挞伐叶公超：
除外有“鲁丑”（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引者）之压迫以外，尚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日记》，1961年9月29日）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10月初，土耳其等原先允诺在蒙古入会案问题上支持台湾的国家，也相继改变立场，台湾陷入孤立无援之境。蒋介石此时也顶不住压力，酝酿改变原定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10月6日，蒋介石得悉肯尼迪准备于11日对外宣布，美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一切机构”维护台湾地位，并继续坚决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一切机构”。蒋介石认为这种表态“仍是空调反对共匪入会，而非我所要求者，其间且大有出入”。蒋进而认定，此一交涉结果皆因叶公超未能遵令坚持立场，与美方强硬交涉所致。蒋十分震怒，夜间竟“又失眠”，自述为“年来最苦闷之一次”。（《日记》，1961年10月7日）这说明，蒋介石对叶氏的容忍已至极限。当时，在美国及联合国为此问题奋斗的一线“外交官”，如蒋廷黻等也因此被波及，遭蒋介石责难：
我在美外交人员如叶、蒋（蒋廷黻——引者）等认为我已改变政策，大施技俩以示好美国政府，而反胁制与压迫政府，使能依照他们所拟定的不否决外蒙之意见实施也，可痛之至！政客总是政客、奸徒总是奸徒，只造成其个人地位，而毫不为国家得失的根本方针一加计较也。（《日记》，1961年10月7日，）。
10月9日，蒋介石约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次长”许绍昌谈对美交涉问题。许转达叶公超来电，蒋闻后又“不胜痛愤”，斥其“欺诈威胁的卖国媚外的心态毕露”，“乃决令辞修（陈诚——引者）电叶回国述职”。值得回味的是，蒋竟担心叶公超抗命不归，发出“未知其果能奉命速回否” 的疑问。（《日记》，1961年10月9日）
两天后，陈诚谒见蒋介石，商讨“对美交涉方针与公超是否回来”。蒋认为，叶公超留在美国“不惟无助于交涉，只有妨碍交涉，以其自定政策压制政府，献媚于外，且必欲由其一手包办而决非执行其政府之政策”。至此，召叶公超回台湾成定局。叶公超接到召令后，立即匆忙返台。蒋却又认为“公超急欲离台回美，且其神经已显露紧张不安之情绪，是贼胆心虚乎？”（《日记》，1961年10月14日）事已至此，蒋对叶公超已全无信任，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
事实上，在与美方的交涉陷入僵局时，蒋介石已绕过“外交部”，启动了一条私人“外交”渠道，即令其子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接洽，由克莱恩直接向肯尼迪总统传达台湾方面的意愿。10月14日，克莱恩与蒋经国商妥蒋介石与肯尼迪秘密协议的要点。蒋介石对此表示满意。次日，蒋介石召见叶公超，质问其所拟与美国交换条件的“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日记》，1961年10月15日）蒋介石既然已获肯尼迪同意对此做秘密保证的让步，此举也就不过是为证明自己此前对叶公超“卖国求荣”的判断了。
或许，通过蒋介石对围绕秘密保证一事对美交涉的总结，能更清楚地看出蒋对叶氏的观感。蒋对此有如下记述：
第二周，即八日，国务院对我要求之拒绝，交涉又告中断，中美关系濒临最后关头，乃令公超回国述职，亦示美以决绝之意，忽于十二日当公超离美之时，甘（肯尼迪——引者）乃自动与我作直接解决之提议。十三日，公超回台。十四日，甘乃依我从前要求，惟其对匪入会时美可使用否决权之要求改为秘密保证。余既允其所求，而公超尚夸夸称其与白宫能如何接近与交涉之有力，安知已完全依我要求直接解决，此既公超认为徒增反感绝难提出之条件也。（《日记》，1961年10月30日）
蒋甚至将召令叶公超返台，视为“解决内部困难，防止其外卖国之一大关键”，认为“与对美外交成功同样重要”（《日记》，1961年10月14日）。
10月18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表示感谢之意，以在获得口头秘密保证的同时，多一层书面保障。至此，围绕蒙古入会案的对美交涉告一段落，蒋介石除去心头大石。19日，蒋自述午睡甚酣，“此为数周来最能安眠熟睡之一次也。因为以对美外交问题得能如此解决，不仅对外可以建威信，更是对内得以消萌耳。内奸叶逆自不敢撒狡抗命矣。”（《日记》，1961年10月20日）
叶公超成为“替罪羊”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
此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对叶公超的处置问题。蒋最初有如下考虑：
叶逆之处理步骤：甲、下周暗示其自动辞职，行政院派为顾问？乙、令其自反、自新、安分修养；丙、驻美大使人选：（子）廷黻（丑）之迈；丁、人选未定前派员暂代馆务。（《日记》，1961年10月21日）
10月26日上午，蒋介石至“总统府”与张群讨论这一问题。10月27日，蒋仍考虑此事：“一、处置叶逆问题从速解决；二、继任美使人选蒋廷黻、陈之迈、陈立夫。上午，致辞修函，为处理叶逆问题之商讨，并附叶逆之逆迹一份，使知其事实也。（《日记》，1961年10月27日）
处置叶公超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处置，他则有所顾虑：其一、陈诚原对召回叶公超就有所保留，此时陈诚正处病中，如何让陈接受，并且认同。其二、继任人选的问题，如何不至于在美国方面引起风波。
10月28日，陈诚复函蒋，“同意去叶”。陈诚同意后，蒋介石数度与张群研商，讨论的重点已转移至“对外尚有顾虑”。（《日记》，1961年10月27日）
10月30日，蒋介石致函陈诚，将“驻美大使人选以蒋廷黻为宜之意告之”。（《日记》，1961年10月30日）11月2日，蒋介石决定电令蒋廷黻“速受驻美大使任务，以岳军（张群——引者）名义转达方式行之”。（《日记》，1961年11月2日）
11月18日，“总统府”令：“驻美大使”叶公超另有任用，应予免职。特任蒋廷黻为“驻美大使”，仍兼“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经多人说情，蒋也未对叶公超为严厉处罚，而令其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等闲职。蒋介石自述对叶公超的此种处置，实是基于“国内外关系”的考虑，且是对叶氏“姑再试之”。（《日记》，1961年11月18日）至此，对叶公超的处置告一段落。
纵观蒋介石对叶公超丧失信任，失去耐心，终至欲除之而后快的过程，有数点值得注意：其一，曹文彦密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其二，蒋介石首次动议召令叶公超回台湾，是在9月初。蒋介石每遇对美交涉受挫之时，对叶公超的怨愤便增长一分。其三，但凡主张对美交涉时应实事求是，注意技巧与策略的“外交官”，均不免遭蒋介石责难。
台湾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身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却每次对交涉期望过大，采取强硬态度，命在第一线的“外交官”执行，但终因实力有限，对美交涉多以退让妥协告终。蒋并不自审，反而将所有过错归结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外交官”，让他们充当“替罪羊”，以此维持自己的“形象”。
蒋介石这种不信任下属，功成归己，错咎他人的处事方式，在其处理叶公超的过程中，充分显露。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肖阿伍
1961年，台湾奋力阻止蒙古入联合国大会未果，引发台湾政坛的剧烈震动。其后不久，时任“驻美大使”的叶公超，“骤然”遭贬。
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20年赴美国留学，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起进入政界，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部长等职。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叶公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任“首席全权代表”等。1958年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被蒋介石免职。叶公超跨政、学两界，曾是新月派的作家，其英文水平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叶公超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自视甚高，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
叶公超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追随蒋介石甚为忠诚。他突然遭贬，外界揣测连连。有云，叶氏被贬，乃因其泄露了台湾在蒙古入会问题上的底牌，导致台湾对美交涉中的被动；有云，叶氏被罢职，实因“祸从口出”，辱骂蒋介石是“一条狗”，被叶氏的僚属曹文彦密参一本，令蒋怒不可遏。然而，这均是局外人的推测。蒋介石是此事的主导者，他对叶公超的不满情绪是怎样累积的，对叶氏强硬处置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曹氏密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通过梳理1961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记述，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叶公超被贬之因。
蒋介石1961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对叶公超的不满之语，是在5月1日。当日，蒋介石记道：
叶某之奸滑言行，当不出于我意想之中。而其对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发觉尚早，犹有准备之时间。惟其投机成性，如政府势力强固，彼当不敢叛变。但应切实戒备，如我略有弱点予以可乘之隙，则其推波助澜出卖国家，成为吴逆（吴国桢——引者）第二，乃意中事。十年来，更觉文人之无德妄为，毫无国家观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买办，凡长于洋语者，无不以一等奴隶自居为得意，可悲极矣。应切记。（《日记》，1961年5月1日）
据说，曹文彦向蒋介石密报叶辱骂他之文写于4月8日，那么，此段文字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对曹氏所报叶公超对其“污辱”的反应。因蒋介石声称，虽对叶公超的“奸滑言行”早有所知，但未曾料想，叶氏对其本人的“污辱”竟然“至此”程度。蒋介石由此上纲上线，预测叶公超将会“叛变”，成为第二个吴国桢。
值得注意的是，因叶公超的刺激，引出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一般文人的不满，尤其是对“留美之文化买办”的愤恨。看似毫无道理的迁怒，却反映出蒋在与美国交涉的十年中，因不断地“受辱”，积压了对与美国直接交涉的“外交官”疑忌与不满。
对美交涉受挫，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
8月下旬，蒋介石决意不为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压力所屈服，不惜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蒙古入会。但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发现美国态度强硬，无法更改其政策，便向台北方面力陈，应放弃对蒙古入会案使用否决权。蒋介石叹曰“可痛”，怒斥叶公超是“汉奸卖国之所为”，认为“此奸不除，必为国患”。（《日记》，1961年8月23日），将叶定性为“汉奸”了。
8月26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坚持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极为不满。9月1日，叶公超转达美方的意见。蒋自述，对美方的这一反应早有预料，但对叶公超“又大惊小怪”，不禁“痛愤”。叶公超本只是奉职向蒋传达美国方面的意见，蒋无力改变美国的立场，便迁怒叶氏“对政府表示其惊惶不了之词”，却不敢对美方“正色直言相告”，“徒觉可耻而已”。（《日记》，1961年9月1日）
次日，蒋介石因感“叶奸言行可恶，其媚外成性，尤为可虑”，提出召叶公超回台，以免为美国务院利用。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却认为叶“可信”，遂暂放弃此意，却又怪陈诚“不明善恶，不分忠奸”。（《日记》，1961年9月2日）若非陈诚阻止，或许早于9月初，叶氏已被蒋召回台湾。
9月26日，各方运作使安理会延期审议蒙古入会案，意欲在此期间继续对台湾施压，美国更向蒋介石发出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重压之下，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9月底，蒋在日记中不惜笔墨，挞伐叶公超：
除外有“鲁丑”（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引者）之压迫以外，尚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日记》，1961年9月29日）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10月初，土耳其等原先允诺在蒙古入会案问题上支持台湾的国家，也相继改变立场，台湾陷入孤立无援之境。蒋介石此时也顶不住压力，酝酿改变原定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10月6日，蒋介石得悉肯尼迪准备于11日对外宣布，美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一切机构”维护台湾地位，并继续坚决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一切机构”。蒋介石认为这种表态“仍是空调反对共匪入会，而非我所要求者，其间且大有出入”。蒋进而认定，此一交涉结果皆因叶公超未能遵令坚持立场，与美方强硬交涉所致。蒋十分震怒，夜间竟“又失眠”，自述为“年来最苦闷之一次”。（《日记》，1961年10月7日）这说明，蒋介石对叶氏的容忍已至极限。当时，在美国及联合国为此问题奋斗的一线“外交官”，如蒋廷黻等也因此被波及，遭蒋介石责难：
我在美外交人员如叶、蒋（蒋廷黻——引者）等认为我已改变政策，大施技俩以示好美国政府，而反胁制与压迫政府，使能依照他们所拟定的不否决外蒙之意见实施也，可痛之至！政客总是政客、奸徒总是奸徒，只造成其个人地位，而毫不为国家得失的根本方针一加计较也。（《日记》，1961年10月7日，）。
10月9日，蒋介石约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次长”许绍昌谈对美交涉问题。许转达叶公超来电，蒋闻后又“不胜痛愤”，斥其“欺诈威胁的卖国媚外的心态毕露”，“乃决令辞修（陈诚——引者）电叶回国述职”。值得回味的是，蒋竟担心叶公超抗命不归，发出“未知其果能奉命速回否” 的疑问。（《日记》，1961年10月9日）
两天后，陈诚谒见蒋介石，商讨“对美交涉方针与公超是否回来”。蒋认为，叶公超留在美国“不惟无助于交涉，只有妨碍交涉，以其自定政策压制政府，献媚于外，且必欲由其一手包办而决非执行其政府之政策”。至此，召叶公超回台湾成定局。叶公超接到召令后，立即匆忙返台。蒋却又认为“公超急欲离台回美，且其神经已显露紧张不安之情绪，是贼胆心虚乎？”（《日记》，1961年10月14日）事已至此，蒋对叶公超已全无信任，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
事实上，在与美方的交涉陷入僵局时，蒋介石已绕过“外交部”，启动了一条私人“外交”渠道，即令其子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接洽，由克莱恩直接向肯尼迪总统传达台湾方面的意愿。10月14日，克莱恩与蒋经国商妥蒋介石与肯尼迪秘密协议的要点。蒋介石对此表示满意。次日，蒋介石召见叶公超，质问其所拟与美国交换条件的“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日记》，1961年10月15日）蒋介石既然已获肯尼迪同意对此做秘密保证的让步，此举也就不过是为证明自己此前对叶公超“卖国求荣”的判断了。
或许，通过蒋介石对围绕秘密保证一事对美交涉的总结，能更清楚地看出蒋对叶氏的观感。蒋对此有如下记述：
第二周，即八日，国务院对我要求之拒绝，交涉又告中断，中美关系濒临最后关头，乃令公超回国述职，亦示美以决绝之意，忽于十二日当公超离美之时，甘（肯尼迪——引者）乃自动与我作直接解决之提议。十三日，公超回台。十四日，甘乃依我从前要求，惟其对匪入会时美可使用否决权之要求改为秘密保证。余既允其所求，而公超尚夸夸称其与白宫能如何接近与交涉之有力，安知已完全依我要求直接解决，此既公超认为徒增反感绝难提出之条件也。（《日记》，1961年10月30日）
蒋甚至将召令叶公超返台，视为“解决内部困难，防止其外卖国之一大关键”，认为“与对美外交成功同样重要”（《日记》，1961年10月14日）。
10月18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表示感谢之意，以在获得口头秘密保证的同时，多一层书面保障。至此，围绕蒙古入会案的对美交涉告一段落，蒋介石除去心头大石。19日，蒋自述午睡甚酣，“此为数周来最能安眠熟睡之一次也。因为以对美外交问题得能如此解决，不仅对外可以建威信，更是对内得以消萌耳。内奸叶逆自不敢撒狡抗命矣。”（《日记》，1961年10月20日）
叶公超成为“替罪羊”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
此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对叶公超的处置问题。蒋最初有如下考虑：
叶逆之处理步骤：甲、下周暗示其自动辞职，行政院派为顾问？乙、令其自反、自新、安分修养；丙、驻美大使人选：（子）廷黻（丑）之迈；丁、人选未定前派员暂代馆务。（《日记》，1961年10月21日）
10月26日上午，蒋介石至“总统府”与张群讨论这一问题。10月27日，蒋仍考虑此事：“一、处置叶逆问题从速解决；二、继任美使人选蒋廷黻、陈之迈、陈立夫。上午，致辞修函，为处理叶逆问题之商讨，并附叶逆之逆迹一份，使知其事实也。（《日记》，1961年10月27日）
处置叶公超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处置，他则有所顾虑：其一、陈诚原对召回叶公超就有所保留，此时陈诚正处病中，如何让陈接受，并且认同。其二、继任人选的问题，如何不至于在美国方面引起风波。
10月28日，陈诚复函蒋，“同意去叶”。陈诚同意后，蒋介石数度与张群研商，讨论的重点已转移至“对外尚有顾虑”。（《日记》，1961年10月27日）
10月30日，蒋介石致函陈诚，将“驻美大使人选以蒋廷黻为宜之意告之”。（《日记》，1961年10月30日）11月2日，蒋介石决定电令蒋廷黻“速受驻美大使任务，以岳军（张群——引者）名义转达方式行之”。（《日记》，1961年11月2日）
11月18日，“总统府”令：“驻美大使”叶公超另有任用，应予免职。特任蒋廷黻为“驻美大使”，仍兼“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经多人说情，蒋也未对叶公超为严厉处罚，而令其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等闲职。蒋介石自述对叶公超的此种处置，实是基于“国内外关系”的考虑，且是对叶氏“姑再试之”。（《日记》，1961年11月18日）至此，对叶公超的处置告一段落。
纵观蒋介石对叶公超丧失信任，失去耐心，终至欲除之而后快的过程，有数点值得注意：其一，曹文彦密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其二，蒋介石首次动议召令叶公超回台湾，是在9月初。蒋介石每遇对美交涉受挫之时，对叶公超的怨愤便增长一分。其三，但凡主张对美交涉时应实事求是，注意技巧与策略的“外交官”，均不免遭蒋介石责难。
台湾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身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却每次对交涉期望过大，采取强硬态度，命在第一线的“外交官”执行，但终因实力有限，对美交涉多以退让妥协告终。蒋并不自审，反而将所有过错归结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外交官”，让他们充当“替罪羊”，以此维持自己的“形象”。
蒋介石这种不信任下属，功成归己，错咎他人的处事方式，在其处理叶公超的过程中，充分显露。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