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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本化的民族主义，它旨在重振民族精神、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用公理来反对强权，超越西方帝国主义形态的民族囤家建构路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同”理想传统，吸收现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提出依靠民族主义实现复兴，而复兴之后采取世界主义的取向并发扬中国传统文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关怀及其平衡方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近代遭受列强的轮番侵略后，中国经历了罕见的国运衰败及异常漫长且沉重的苦难历程。自那时起，重建一个富强而文明的伟大中国梦想，就深深扎根于中国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之中，这是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共同宏愿。其中，如何处理从弱变强过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思索和回应的持久性问题。在民族国家时代，外部世界作为“既定的外在环境”，必然会对中国的变化产生全方面的影响，而由于中国庞大的规模，其兴衰成败也都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处理，会深刻地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建立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主张，其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中中国所面临任务的关键性矛盾，具有深刻地历史和现实意义，是探索实现“中国梦”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关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主张：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意识形态，而世界主义则是强调超越民族特色和传统，认为民族主义过于狭隘，主张超越民族国家而关注世界人民的利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价值取向方面截然对立，也导敛两者在具体的政策主张层面的不同。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却不同于西方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权力的民族主义”，而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王道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讲：“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从而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了兼具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取向。
（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孙中山在演讲“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时，视民族主义为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他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宣讲三民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追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从救国意义上讲三民主义，可见三民主义的核心其实是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之首。
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国家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继续存在，就得提倡民族主义。孙中山指出，我们中国之所以被欺负，就是因为没有民族主义的缘故：“我们中国的人口比哪一国都要多，至今被人轻视的原故，就是一则有民族主义，一则无民族主义”。他分析了欧战前后的世界几大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国、俄国、日本和意大利，无不都是由强盛的民族构成的。在列强争霸的时代，中国要继续存在，必须要有民族主义。
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失去了民族主义这个“宝贝”，现在要使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必须把这个失去的“宝贝”找同来。他指出，民族主义这个“宝贝”在满清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失去了。中国占代国力强盛，提倡“天下主义”，也即世界主义，但因为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提倡世界主义，导致满清入关而中国灭亡，现在我们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的侵入使得我们毫无抵抗之力。
孙中山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靠的就是民族主义的先导作用，他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须要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其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是居于先导的位置，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凝聚力，是“一片散沙”，就是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还远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中国人要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首先得有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使中华民族求解放得自由。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关怀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所以具有丰富的内涵，还在于其具有世界主义的价值关怀。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在坚持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倡世界主义，“要为世界人类打不平”。他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理想追求，世界主义不是不能提，而是要在首先坚持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提倡。
孙中山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还提出必须发扬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世界主义成分。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传统的美好道德和文明，只要再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我们便可以迎头赶上，重新恢复固有文明，成为世界的强国。但是，就算等到中国重新强大了，也绝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以强权欺压弱小国家；而是要济弱扶倾，孙中山讲：“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盲是把中国的命运与弱小国家的命运联系的一起的，“要为世界人类打不平”。他设想，让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建立一个“大同之治”的世界。孙中山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很少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而是建立一个有公理的世界秩序，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这体现了世界主义关怀。在他们思想中，一个繁荣、强大、白由文明的中国，是他们的追求目标。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已经在他的那个时代露出端倪，而且必然会在未来的世界上产生越发重要的作用。在以公理取代武力和强权上，孙中山认为列宁所领导的俄国是当今“为世界人类打不平”的榜样，他高度赞扬了俄国在抵抗西方强权、捍卫世界公理的贡献，他多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俄国的世界主义精神：“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俄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能够自决，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界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大希望。”提出要联合我国的四万万人，以中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去打破西方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强权。 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而各有侧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不是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而是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色彩的“王道”民族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要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世界公理为目标，具有深刻的人道价值关怀，为世界人类正义精神的坚守，体现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在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梦”中的自觉意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在复兴的进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历史情境而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取向之间实现平衡。
二、中国人要发扬世界主义，先要以民族主义为根基
身处帝国主义时代的孙中山，深深意识到由早期西欧民族国家体系建构起的“强权”世界秩序是中国发展复兴进程中的既定环境，所以他主张真正的世界主义只有在消除强权之后才能实现。中国当前需要坚持民族主义，只有等国家强大了，才能主张世界主义。
但这并不是因为孙中山不赞成世界主义，而是当时的世界形势使然。西方列强所宣扬的虚假“世界主义”，对中国的新文化派造成了很深的诱惑。孙中山要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关怀的辩证统一，就得对西方列强宣传的具有迷惑性的“世界主义”进行批判。他敏锐地看到，列强害怕中国人具有民族主义，因此鼓吹世界主义来煽惑中国人，新青年派受到这种煽惑，也跟着提倡世界主义来反对他提倡的民族主义，这是受了列强的诱惑。他用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来阐述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一个苦力，天天在码头用一支竹竿和两条绳子替旅客挑东西，这是他的谋生的工具。等他有点钱了，买了张吕宋彩票，由于他无家可归，就把彩票藏在了竹杠之内，并把彩票的号码死死的记在心里。等到外彩的那一天，他知道自己中了头彩，高兴得发起狂来，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以为从此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孙中山讲，彩票好比世界主义，竹杠和绳了好比民族主义，这个苦力中了头彩便丢掉谋生的竹杠，好比是现在的新青年派受到世界主义的煽惑，便要丢掉民族主义一样。
孙中山揭示了西方列强宣扬的世界主义的虚伪面目，指出其世界主义实为要消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永远维持他们的霸权地位：“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和变相的侵略主义”。现在欧洲人所讲的世界主义，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但这些西方列强认为世界主义是文明的象征，而民族主义过于狭隘，是野蛮的，太不合时宜，故应该提倡世界主义。
孙中山的意思并不是不要真正的世界主义，而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不能丢掉民族主义而抱世界主义的幻想，“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中国目前还必须用民族主义来捍卫民族利益，“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只有等用公理替代强权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章太炎讲过一句话“强国不可有，弱国不可无。”但若按照孙中山的意思，似乎应该是民族主义“弱国不可无，强国也不能丢”才适合中国：尽管中国也总会有强大的一天，但孙中山认为，只要世界还是一个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世界，只要世界上还没有真正的世界主义，中国就不能丢掉民族主义。他举例中国古代是世界强国的时候，以为世界从此太平无事了，以后就只讲世界主义而不必要民族主义，就好比苦力把竹杠和绳子投入大海之中。等到满清人关，由于中国人已经没有了民族思想，便有吴三桂做异族向导，中国人连自己的小家都保不住了。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照搬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理沦基础来套用中国现实，在民族主义引导下的民族国家建构，在孙中山思想中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是在民族国家时代的“救国主义”。
三、民族国家时代的“大同”理想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民族国家，“是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诱导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构建起来的，其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包含某些迫不得已的考虑”。孙中山构建民族国家思想，也包含在民族国家体系性关系中的不得已成分尽管如此，孙中山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之路径并不是对帝国主义体系的简单模仿。
孙中山这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很少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这是源于这一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斩不断的深厚关系。孙中山，以及之前的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他们都重视从传统中挖掘民族精神的力量，使得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与西方帝国主义式的民族国家体系性世界秩序大异其趣。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是“大同”思想和天下主义观念的延续。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是为了让中国人得以求图存发展并复兴中国文明，而绝非像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那样以武力和霸道打造成民族国家。
批判西方列强所宣扬的虚假的“世界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才具有世界主义的真精神，而欧洲人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只讲强权而不讲公理的主义，中国人的世界主义源远流长，“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
在揭示了西方人主张的世界主义之虚伪面目时，孙中山就指出，中国的古代的天下主义已经具备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真精神。他在其阐发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吸收借鉴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天下主义的世界秩序构想，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面向，即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特质，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大相径庭。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是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古代的世界主义。尽管世界主义是欧洲近代的产物，但中国在两千多年就已经具有了世界主义的真精神。只是因为中国在近三百年来失去了民族主义，才让固有的美德不能彰显，到现在反被列强欺压。
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是真正以讲公理替代武力和强权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不像西方人是专讲强权而不讲公理，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文明，中国的文明比西方进步了二千多年。一战期间，英国大使提出南方革命政府加入协约国参与战争，孙中山严词拒绝。他对英国公使说，中国人已经摒弃了帝国主义，主张和平。而西方则是只讲打不讲和，只讲强权而不讲公理，是很野蛮的，中国人是不愿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不愿意成为跟西方一样不讲公理的强国。 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真精神体现在不讲打的美德。孙中山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进步了一千多年，要比欧洲列强要文明，已经脱离了讲打的野蛮习气，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要保守和扩充这种精神，必须用民族主义做基础，先讲民族主义，以后再讲世界主义，让中国成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
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要达到富强，还要弘扬中国优秀的文明。中国文明就是讲公理不讲武力，是以王道取代强权和霸道，是要实现王道秩序。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即便征服了亚洲各小国，也不像欧洲那样是用武力和强权的野蛮手段，而是用王道去感化人，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他指出，正是中国这种爱好和平，主张世界公理的精神，才让中国在没有亡国之前是很文明的民族，是很强盛的民族，可以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把其他国家视为“蛮夷”。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古代就已经由民族主义而进人世界主义了，中国的世界主义是以文明的土道而非以强权在古代东方实现了王道秩序。
在传统“大同”理想的涵育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个面向，这两者得以和谐辩证统一。“孙中山民族主义完善后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开放性和自主性来概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孙中山追求公理世界秩序的建构，反映了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富强与文明相统一的主张。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不仅是包含国际眼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而且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客观条件”。中国的独立、自主、富强、文明，需要以民族主义为根基，在完成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富强而文明的中国，并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
在孙中山思想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求生存图发达的宝贝，但民族主义不是最终目的。爱好和平、对抗强权和野蛮、济弱扶倾、协和万邦、主持世界公理的世界主义才是最终的目标，他强调“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国的责任。”“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辩证统一：民族主义是恢复民族地位、治理国家的必要宝贝，是实现“平天下”和世界大同的基础；世界主义是中国人在民族主义治理好国家基础上的理想，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在世界秩序中以世界主义主持全球正义，统一世界，实现世界的大同之治，“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由于中国是一个备受宰割的弱国，孙中山民族主义必然有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强烈指向；但他同时义强调中国作为大国，对世界所负有主持公理的责任，即世界主义的“大同”精神。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以民族主义为工具，以世界主义为日标，实现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统一，世界主义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延伸，成为民族主义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这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地方。西方的民族主义理沦只具有实现本民族利益、维护主权独立的性质，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权力”民族主义；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一套内涵极为丰富、思想极为深刻的理论体系，熔势如水火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于一炉，使民族主义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赋予古老的“大同”思想以现代精神，为新时期构建“和平、文明、富强”的中国文明和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四、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梦”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论述，孙中山指出了一条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以世界主义为目标的民族复兴之路。这种民族复兴路径，是富强与文明、传统资源与代问题的和谐统一，对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价值。
笔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梦”的精神启示主要有如下内容：民族国家建构要坚持平衡民族利益与世界公理，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发展。民族国家体制是西欧近代的产物，但它并非人类秩序的理想模式，、许纪霖尖锐的指出：“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无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中国尚需从民族国家向文明国家转变，坚持民族利益的同时，不可让狭隘的民族主义绑架国家的文明进程，坚持世界主义，就是需要不仅仅要争中国的权益，更要有世界眼光，促进世界公理的实现，做一个文明的大国。
外来理论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双向批判。孙中山在吸收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时，抛弃了其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成分，而以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关怀施诸其中，在坚持本国主权独立完整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在国际事务上发出正义的声音。同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根植于中国文明深厚的爱好和平的传统，是一种人道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道德立国，足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这种基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民族主义，提倡以儒家“王道”思想立国，主张中国尽一个大国主持世界公理的责任，是反对西方民族主义崇尚武力和强权征服世界的伟大思想。在百年之前，孙中山宣誓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走一条与西方强权崛起道路大相径庭的道路，是一条富强与文明相统一的和谐的民族复兴之路这一“王道的民族主义”不仅强调中国的图存和图发达，还最为可贵的是突出了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终极价值追求，将古代中国爱好和平、讲“天下主义”、“王道”秩序的理想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以人类公理的“王道”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和“霸道”，是与西方民族主义专讲“强权”不讲公理的狭隘民族主义大相径庭的伟人思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该坚持富强与文明的统一。今天，中国崛起已成为时代的重要话题，有学者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21世纪，中国必然要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同时更是以道德感召力为基础的“文明”的复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统一，他所构想的“和平、文明、富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崛起与文明相统一的伟大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
在近代遭受列强的轮番侵略后，中国经历了罕见的国运衰败及异常漫长且沉重的苦难历程。自那时起，重建一个富强而文明的伟大中国梦想，就深深扎根于中国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之中，这是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共同宏愿。其中，如何处理从弱变强过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思索和回应的持久性问题。在民族国家时代，外部世界作为“既定的外在环境”，必然会对中国的变化产生全方面的影响，而由于中国庞大的规模，其兴衰成败也都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处理，会深刻地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建立一个富强而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主张，其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中中国所面临任务的关键性矛盾，具有深刻地历史和现实意义，是探索实现“中国梦”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关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主张：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意识形态，而世界主义则是强调超越民族特色和传统，认为民族主义过于狭隘，主张超越民族国家而关注世界人民的利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价值取向方面截然对立，也导敛两者在具体的政策主张层面的不同。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却不同于西方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权力的民族主义”，而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王道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讲：“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从而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了兼具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取向。
（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孙中山在演讲“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时，视民族主义为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他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宣讲三民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追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从救国意义上讲三民主义，可见三民主义的核心其实是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之首。
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国家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继续存在，就得提倡民族主义。孙中山指出，我们中国之所以被欺负，就是因为没有民族主义的缘故：“我们中国的人口比哪一国都要多，至今被人轻视的原故，就是一则有民族主义，一则无民族主义”。他分析了欧战前后的世界几大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国、俄国、日本和意大利，无不都是由强盛的民族构成的。在列强争霸的时代，中国要继续存在，必须要有民族主义。
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失去了民族主义这个“宝贝”，现在要使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必须把这个失去的“宝贝”找同来。他指出，民族主义这个“宝贝”在满清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失去了。中国占代国力强盛，提倡“天下主义”，也即世界主义，但因为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提倡世界主义，导致满清入关而中国灭亡，现在我们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的侵入使得我们毫无抵抗之力。
孙中山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靠的就是民族主义的先导作用，他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须要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其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是居于先导的位置，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凝聚力，是“一片散沙”，就是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还远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中国人要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首先得有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使中华民族求解放得自由。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关怀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所以具有丰富的内涵，还在于其具有世界主义的价值关怀。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在坚持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倡世界主义，“要为世界人类打不平”。他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理想追求，世界主义不是不能提，而是要在首先坚持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提倡。
孙中山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还提出必须发扬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世界主义成分。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传统的美好道德和文明，只要再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我们便可以迎头赶上，重新恢复固有文明，成为世界的强国。但是，就算等到中国重新强大了，也绝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以强权欺压弱小国家；而是要济弱扶倾，孙中山讲：“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盲是把中国的命运与弱小国家的命运联系的一起的，“要为世界人类打不平”。他设想，让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建立一个“大同之治”的世界。孙中山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很少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而是建立一个有公理的世界秩序，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这体现了世界主义关怀。在他们思想中，一个繁荣、强大、白由文明的中国，是他们的追求目标。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已经在他的那个时代露出端倪，而且必然会在未来的世界上产生越发重要的作用。在以公理取代武力和强权上，孙中山认为列宁所领导的俄国是当今“为世界人类打不平”的榜样，他高度赞扬了俄国在抵抗西方强权、捍卫世界公理的贡献，他多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俄国的世界主义精神：“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俄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能够自决，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界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大希望。”提出要联合我国的四万万人，以中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去打破西方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强权。 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而各有侧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不是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而是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色彩的“王道”民族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要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世界公理为目标，具有深刻的人道价值关怀，为世界人类正义精神的坚守，体现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在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梦”中的自觉意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在复兴的进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历史情境而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取向之间实现平衡。
二、中国人要发扬世界主义，先要以民族主义为根基
身处帝国主义时代的孙中山，深深意识到由早期西欧民族国家体系建构起的“强权”世界秩序是中国发展复兴进程中的既定环境，所以他主张真正的世界主义只有在消除强权之后才能实现。中国当前需要坚持民族主义，只有等国家强大了，才能主张世界主义。
但这并不是因为孙中山不赞成世界主义，而是当时的世界形势使然。西方列强所宣扬的虚假“世界主义”，对中国的新文化派造成了很深的诱惑。孙中山要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关怀的辩证统一，就得对西方列强宣传的具有迷惑性的“世界主义”进行批判。他敏锐地看到，列强害怕中国人具有民族主义，因此鼓吹世界主义来煽惑中国人，新青年派受到这种煽惑，也跟着提倡世界主义来反对他提倡的民族主义，这是受了列强的诱惑。他用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来阐述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一个苦力，天天在码头用一支竹竿和两条绳子替旅客挑东西，这是他的谋生的工具。等他有点钱了，买了张吕宋彩票，由于他无家可归，就把彩票藏在了竹杠之内，并把彩票的号码死死的记在心里。等到外彩的那一天，他知道自己中了头彩，高兴得发起狂来，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以为从此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孙中山讲，彩票好比世界主义，竹杠和绳了好比民族主义，这个苦力中了头彩便丢掉谋生的竹杠，好比是现在的新青年派受到世界主义的煽惑，便要丢掉民族主义一样。
孙中山揭示了西方列强宣扬的世界主义的虚伪面目，指出其世界主义实为要消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永远维持他们的霸权地位：“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和变相的侵略主义”。现在欧洲人所讲的世界主义，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但这些西方列强认为世界主义是文明的象征，而民族主义过于狭隘，是野蛮的，太不合时宜，故应该提倡世界主义。
孙中山的意思并不是不要真正的世界主义，而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不能丢掉民族主义而抱世界主义的幻想，“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中国目前还必须用民族主义来捍卫民族利益，“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只有等用公理替代强权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章太炎讲过一句话“强国不可有，弱国不可无。”但若按照孙中山的意思，似乎应该是民族主义“弱国不可无，强国也不能丢”才适合中国：尽管中国也总会有强大的一天，但孙中山认为，只要世界还是一个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世界，只要世界上还没有真正的世界主义，中国就不能丢掉民族主义。他举例中国古代是世界强国的时候，以为世界从此太平无事了，以后就只讲世界主义而不必要民族主义，就好比苦力把竹杠和绳子投入大海之中。等到满清人关，由于中国人已经没有了民族思想，便有吴三桂做异族向导，中国人连自己的小家都保不住了。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照搬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理沦基础来套用中国现实，在民族主义引导下的民族国家建构，在孙中山思想中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是在民族国家时代的“救国主义”。
三、民族国家时代的“大同”理想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民族国家，“是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诱导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构建起来的，其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包含某些迫不得已的考虑”。孙中山构建民族国家思想，也包含在民族国家体系性关系中的不得已成分尽管如此，孙中山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之路径并不是对帝国主义体系的简单模仿。
孙中山这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很少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这是源于这一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斩不断的深厚关系。孙中山，以及之前的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他们都重视从传统中挖掘民族精神的力量，使得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与西方帝国主义式的民族国家体系性世界秩序大异其趣。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是“大同”思想和天下主义观念的延续。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是为了让中国人得以求图存发展并复兴中国文明，而绝非像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那样以武力和霸道打造成民族国家。
批判西方列强所宣扬的虚假的“世界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才具有世界主义的真精神，而欧洲人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只讲强权而不讲公理的主义，中国人的世界主义源远流长，“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
在揭示了西方人主张的世界主义之虚伪面目时，孙中山就指出，中国的古代的天下主义已经具备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真精神。他在其阐发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吸收借鉴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天下主义的世界秩序构想，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面向，即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特质，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大相径庭。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是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古代的世界主义。尽管世界主义是欧洲近代的产物，但中国在两千多年就已经具有了世界主义的真精神。只是因为中国在近三百年来失去了民族主义，才让固有的美德不能彰显，到现在反被列强欺压。
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是真正以讲公理替代武力和强权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不像西方人是专讲强权而不讲公理，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文明，中国的文明比西方进步了二千多年。一战期间，英国大使提出南方革命政府加入协约国参与战争，孙中山严词拒绝。他对英国公使说，中国人已经摒弃了帝国主义，主张和平。而西方则是只讲打不讲和，只讲强权而不讲公理，是很野蛮的，中国人是不愿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不愿意成为跟西方一样不讲公理的强国。 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真精神体现在不讲打的美德。孙中山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进步了一千多年，要比欧洲列强要文明，已经脱离了讲打的野蛮习气，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要保守和扩充这种精神，必须用民族主义做基础，先讲民族主义，以后再讲世界主义，让中国成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
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要达到富强，还要弘扬中国优秀的文明。中国文明就是讲公理不讲武力，是以王道取代强权和霸道，是要实现王道秩序。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即便征服了亚洲各小国，也不像欧洲那样是用武力和强权的野蛮手段，而是用王道去感化人，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他指出，正是中国这种爱好和平，主张世界公理的精神，才让中国在没有亡国之前是很文明的民族，是很强盛的民族，可以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把其他国家视为“蛮夷”。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古代就已经由民族主义而进人世界主义了，中国的世界主义是以文明的土道而非以强权在古代东方实现了王道秩序。
在传统“大同”理想的涵育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个面向，这两者得以和谐辩证统一。“孙中山民族主义完善后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开放性和自主性来概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孙中山追求公理世界秩序的建构，反映了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富强与文明相统一的主张。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不仅是包含国际眼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而且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客观条件”。中国的独立、自主、富强、文明，需要以民族主义为根基，在完成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富强而文明的中国，并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
在孙中山思想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求生存图发达的宝贝，但民族主义不是最终目的。爱好和平、对抗强权和野蛮、济弱扶倾、协和万邦、主持世界公理的世界主义才是最终的目标，他强调“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国的责任。”“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辩证统一：民族主义是恢复民族地位、治理国家的必要宝贝，是实现“平天下”和世界大同的基础；世界主义是中国人在民族主义治理好国家基础上的理想，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在世界秩序中以世界主义主持全球正义，统一世界，实现世界的大同之治，“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由于中国是一个备受宰割的弱国，孙中山民族主义必然有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强烈指向；但他同时义强调中国作为大国，对世界所负有主持公理的责任，即世界主义的“大同”精神。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以民族主义为工具，以世界主义为日标，实现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统一，世界主义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延伸，成为民族主义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这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地方。西方的民族主义理沦只具有实现本民族利益、维护主权独立的性质，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权力”民族主义；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一套内涵极为丰富、思想极为深刻的理论体系，熔势如水火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于一炉，使民族主义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赋予古老的“大同”思想以现代精神，为新时期构建“和平、文明、富强”的中国文明和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四、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梦”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论述，孙中山指出了一条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以世界主义为目标的民族复兴之路。这种民族复兴路径，是富强与文明、传统资源与代问题的和谐统一，对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价值。
笔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梦”的精神启示主要有如下内容：民族国家建构要坚持平衡民族利益与世界公理，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发展。民族国家体制是西欧近代的产物，但它并非人类秩序的理想模式，、许纪霖尖锐的指出：“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无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中国尚需从民族国家向文明国家转变，坚持民族利益的同时，不可让狭隘的民族主义绑架国家的文明进程，坚持世界主义，就是需要不仅仅要争中国的权益，更要有世界眼光，促进世界公理的实现，做一个文明的大国。
外来理论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双向批判。孙中山在吸收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时，抛弃了其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成分，而以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关怀施诸其中，在坚持本国主权独立完整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在国际事务上发出正义的声音。同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根植于中国文明深厚的爱好和平的传统，是一种人道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道德立国，足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这种基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民族主义，提倡以儒家“王道”思想立国，主张中国尽一个大国主持世界公理的责任，是反对西方民族主义崇尚武力和强权征服世界的伟大思想。在百年之前，孙中山宣誓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走一条与西方强权崛起道路大相径庭的道路，是一条富强与文明相统一的和谐的民族复兴之路这一“王道的民族主义”不仅强调中国的图存和图发达，还最为可贵的是突出了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终极价值追求，将古代中国爱好和平、讲“天下主义”、“王道”秩序的理想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以人类公理的“王道”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力和“霸道”，是与西方民族主义专讲“强权”不讲公理的狭隘民族主义大相径庭的伟人思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该坚持富强与文明的统一。今天，中国崛起已成为时代的重要话题，有学者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21世纪，中国必然要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同时更是以道德感召力为基础的“文明”的复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统一，他所构想的“和平、文明、富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崛起与文明相统一的伟大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