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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是热情与无知并存。正是在困惑和疑虑不断被打消的过程中，中国在联合国度过不惑之年。
从北京到纽约，如今只需12小时的航程，46年前却无比曲折：从北京出发，经上海转机，途经缅甸仰光、巴基斯坦卡拉奇、希腊雅典和法国巴黎，到纽约联合国总部赴任的中国代表团才最终抵达目的地。
不管旅程是曲折还是顺畅，在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5年的沙祖康的眼里，这都是中国和世界越走越近的过程。
即便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打了30年交道，在2012年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坦言，“我都不能说我对联合国很了解，因为联合国这个机器实在太庞大、太复杂了。”
这种不了解，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时尤甚。沙祖康的前辈外交官们穿着“红都”定制西服，从红色中国远道而来，对代表战后世界秩序的联合国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的法语翻译在启程前，除阅读外交部准备的有关联合国的材料外，只能从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
而受邀启程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中国代表团在法国转机时，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接受照相。外国人根本辨不清东方面孔，以为那些胖而魁梧的一定是大官。结果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多是厨师和司机的照片。
当时，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是热情与无知并存。正是在这种困惑和疑虑不断被打消的过程中，中国在联合国度过不惑之年。“联合国”作为新闻热词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在联合国干外交，与双边外交最大的区别就是，对象是190个彼此差异很大的国家。”70岁的沙祖康说，他们与中国的差异也很大，“这么一个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理念、我们的道路都非常特殊。我们自己可以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理解，第三世界的朋友也未必对我们是理解的。”
而这些外界认识中国的障碍，正需要通过外交官的努力去化解。“交友就是交心，外交就是交朋友，对象是外国人，就叫‘外交官’。”沙祖康认为，拉近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要从建立信任开始，“毛主席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并没有说是中国的群众还是世界上的群众，世界上的也是群众。”
用好国际社会的关切
聯合国的工作看似有条不紊、波澜不惊，实则暗涛汹涌。曾在联合国机构工作过的中国雇员透露，联合国协商框架的建立固然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谈判的紧张程度却毫不亚于世界大战。多边外交被外交人员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外交官也被称作“文装解放军”。
联合国的所有活动都是以政治集团的方式展开的。联合国超过90%的外交是通过政治集团私下磋商完成的。
联合国内有三大政治集团，最大的是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发达国家集团；还有发展中国家集团，简称77国集团，目前有约120个成员；中国在联合国中独步江湖，作为联合国唯一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形成独立的“一国集团”。“十三不靠”的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及许多国际机构中，都以“一国集团”的名义发言和参加活动，并且天然地成为发达国家和77国集团之间的调解人。
比如沙祖康担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时参与的《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谈判。
当时，由于地雷造成大批无辜平民伤亡，英国、加拿大等国发起“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倡议。然而禁止使用地雷却面临一个悖论：地雷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地雷的最大依赖者——地雷是“穷人的防御武器”，只有对方践踏领土时，地雷才会爆炸。加上地雷价格低廉、制作简单，因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防御工具，而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应对地雷意外爆炸的措施和能力。
中国当时的地雷技术世界领先。谈判期间的联合国走廊里，循环播放有关地雷的恐怖动画，每隔一会儿就出现模拟地雷爆炸的声音，画面上爆炸的地雷显示出大字：“中国制造”。
地雷也是当时中国军事作战的常用策略。中国军方相关负责人在背后曾公开指责沙祖康：“核武器不能用，地雷却要天天用！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当什么联合国裁军大使？”
为深入了解禁雷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沙祖康特意考察了国内研发、生产、储存和部署地雷的相关部门和场所，还远赴中俄、中蒙、中越边境考察，和边防战士同吃同住、深入交流。他研读的有关联合国各成员国在地雷问题上的立场文件，加起来有两米多高。
中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限制使用地雷”倡议，并创新性地提出地雷使用要“约法三章”：国际社会可更加严格限制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以消除其对无辜平民的威胁，但不应禁止为正当防卫而使用地雷。要增加地雷可探测性，每枚地雷中必须含有8克金属；可为地雷设置战后自毁、自失能的功能，如安装有使用寿命的电池等。
中国的主张，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支持。限制使用地雷的决议草案，与全面禁止使用地雷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同时表决，均获通过。中国的方案比后者多得了4票。
“在30年的时间里面，我目睹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沙祖康说，“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按照惯例第一个发言的是东道国，也就是美国的总统。你可以想象，美国总统发言的时候座无虚席、济济一堂、争相参与。大家都希望了解美国说了些什么，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第二受重视的就是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那也是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广泛参与。所以说，最受国际社会重视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
对于这份热切，沙祖康很清醒：“大家重视你并不代表赞同你。同样，大家去听美国总统的发言，并不是都是支持美国。有的国家去听听你会干什么坏事，对我造成什么伤害，那也叫关切、关心。同样的道理你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你又是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啊。人家也想看看你想干啥。” 不过在沙祖康看来，关切总比不关切好，“要用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关心、重视，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
红十字会代表处
沙祖康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期間，亲历了许多世界和中国在试探中相互靠近的故事，比如2004年红十字会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代表处。
国际红十字会是最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之一，也是联合国系统外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时任红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每年都提出希望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利于在抗震救灾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但中方一律予以拒绝。沙祖康解释，因为西方曾利用红会等人道主义组织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丑化中国政府的形象，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红会没有好印象。“为了不伤害对方，国内给我的指示是，‘请以技术原因予以婉拒’，叫我继续与对方周旋。”
克伦贝格尔非常热情，经常请沙祖康吃饭。沙祖康感到他对自己格外友好。“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办事处，他们觉得很没有面子，对红会的威信是个沉重打击。”
2001-2007年，沙祖康当了6年的大使，斡旋了6年。“克伦贝格尔还非常认真地向我介绍情况，一遍、两遍、三遍……不厌其烦地讲，我找各种理由拖延，后来我实在不忍心再让这位老兄这样做工作，就实话实说了。”沙祖康告诉克伦贝格尔，中国一贯支持红会工作，红会职能方面，唯一感到困难的就是红会要探视中国在押人员的情况。沙祖康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监狱里犯人的总数和美国被关押的人数是一样的，可是人口数是美国的5倍。所以我们平均翻案人数很低，羁押人数也很低。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监狱，发达地区监狱的管理和条件，可以和任何世界上最好的监狱媲美。但是由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我们也有一般的监狱，不好也不赖。我不排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差的监狱，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标准，特别是死囚，我们还没有取消死刑。”
中国方面担心红会的调查报告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监狱在押人员的生活情况，而且有选择地抓住把柄夸张宣传，丑化中国形象。沙祖康告诉克伦贝格尔，“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想你正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情况，你不要歪曲就行了。”克伦贝格尔的回答却出乎沙祖康的意料，“沙大使，你完全误解我们了，我们写的报告是不公开的。除非被调查国政府同意我才公开。这是我红会章程的规定，你不知道吗？”
沙祖康向克伦贝格尔要来红会在世界各地所有办事处的双边协定，一份不落地看完了。“原来我们几十年来对红会的章程没有认真研究，先入为主，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就把红会拒绝于门外，加剧了红会对我们的误解，损害了我们的形象。”
扫除了疑虑，沙祖康建议国内研究红会在华设立代表处的问题，终于获得国内的同意。13年过去了，红会攻击中国的事情再未发生过。
脚踏实地走上高层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0多年来，语言、文化和体制障碍给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的融入带来了诸多困难。在西方为主导的体系中用英语进行外交，对老一辈外交官是巨大的挑战；“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中式外交辞令在国际平台被认为是支吾其词；对政治前途的担忧把外交官变成谨小慎微的“录音机”，根本无法进行交流；临场处置权的缺乏，让中国人在千变万化的多边外交形势下痛失良机，严重影响才智发挥。
沙祖康对这样的风气十分不服气，他坚持认为，“你的利益，只有你自己去争取，去斗争，去维护。人家是不会维护你的利益的，因为他没这个义务。多边外交的表现的方式是斗争多一点，大家都在争，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中国认缴的联合国会费，加上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会费，已经是联合国第三多，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和相关机构的代表性远远不够，特别是缺乏高级官员，就连有一个副秘书长也只是根据惯例。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个副秘书长，美国则有多个。除了高级职位很少，中级职位更少，低级职位也非常之少。中国雇员主要在语言部门，不过语言部门的职员大多是海外招聘，他们连大陆的通用语都不熟悉。
沙祖康认为，形成这样的被动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联合国机构基本由西方主导，习惯集团作战。“我们中国没有集团支持，既没有语言集团，也没有政治集团，没有军事集团，也没有任何专门的集团。”第二个则是中国自己的原因，“落实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重视不够。你要问他们，他们都很重视，但是没有措施等于不重视。”
沙祖康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为中国人争取了很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高级职位。如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我开创了这个局面，甚至在国际上造成了错误印象，认为中国外交战略大调整，要抢占国际组织的领导权。这是日本媒体给我造的谣，为此我还受到国内很多同志的误解。”沙祖康说。
最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联合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人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第一次担任最高职位。陈冯富珍原为香港卫生署署长，在经历一番波折后被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委以助理总干事重任。前任总干事在任内突然病逝。半年后，世卫组织决定召开临时大会选举总干事，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推荐候选人参选，竞争激烈。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助选的外交活动全面展开。沙祖康自称是这次选战的“前线指挥官”，因为“最后的决战”是在联合国展开的。他对每一阶段可能出现的选情认真分析，提出对策建议。为了做好其他国家代表的工作，沙祖康频频拜访各国驻日内瓦的大使。在选举前几天，沙祖康每天都要会见12到13个大使，甚至到晚上11点钟还在会见有关国家的卫生部长。
2006年11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任命中国推荐的代表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感到“每一片骨头都散架了”的沙祖康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事后表示，陈冯富珍参与竞选的建议，是驻日内瓦代表团提出来的，“这意味着我就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我只能赢，不能输。”
中国代表当选后，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政治胜利，反映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成功，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标志，印证了中国在全球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沙祖康是第七个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主管实质性业务的副秘书长。
他作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工作时，西方集团的代表曾开玩笑，在联合国里有两个人不能得罪：一个是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大使阿柯拉姆，他为人凶悍，如果得罪了他，将被切成肉片；第二个是沙组康，“因为他会把你磨成肉酱”。发展中国家代表则表示，只要沙祖康在就放心。“西方待我又敬又畏，发展中国家把我当成亲密的朋友。”沙祖康不无快意地回忆。
沙祖康以“敢说”著称，他曾在联合国公开呛美国人权糟透了，引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掌声和美国代表的苦笑。他称自己是“中国外交官，美国风格”，当外交官就应该“张扬”，“你这样，只能受到对手的尊重，对手不会小看你。因为你的每一句话，代表你的祖国，因此人家很看重你的话。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吞吞吐吐，也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觉得是一种失职。”
2004年，沙祖康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第十一届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时，主持了整整一年的艰苦谈判。“李道豫同志是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资格最老的了，他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裁軍，一是贸发，你都干了。’”
沙祖康透露，美国、欧盟、77国集团和联合国秘书处都希望他担任下一届主管贸发的副秘书长。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到瑞士访问，沙祖康征求他的意见。钱其琛的年龄和沙祖康的父亲差不多，却一直叫他“老沙”。沙祖康十分看重钱其琛的看法，根据他的建议拒绝了支持者的好意。后来钱其琛向外交部建议，让沙祖康担任下一任中国联合国副秘书长。2007年，沙祖康正式就任。
“我帮助红十字会在中国落地，发起夏季达沃斯在中国举办。国内还有人笑话我，认为我要出风头等等。我不是没有私心杂念，但是我做到了先公后私。”回顾在联合国的任职经历，沙祖康这样进行了自我评价。
（刘燕荐自《博客天下》）
从北京到纽约，如今只需12小时的航程，46年前却无比曲折：从北京出发，经上海转机，途经缅甸仰光、巴基斯坦卡拉奇、希腊雅典和法国巴黎，到纽约联合国总部赴任的中国代表团才最终抵达目的地。
不管旅程是曲折还是顺畅，在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5年的沙祖康的眼里，这都是中国和世界越走越近的过程。
即便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打了30年交道，在2012年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坦言，“我都不能说我对联合国很了解，因为联合国这个机器实在太庞大、太复杂了。”
这种不了解，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时尤甚。沙祖康的前辈外交官们穿着“红都”定制西服，从红色中国远道而来，对代表战后世界秩序的联合国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的法语翻译在启程前，除阅读外交部准备的有关联合国的材料外，只能从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
而受邀启程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中国代表团在法国转机时，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接受照相。外国人根本辨不清东方面孔，以为那些胖而魁梧的一定是大官。结果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多是厨师和司机的照片。
当时，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是热情与无知并存。正是在这种困惑和疑虑不断被打消的过程中，中国在联合国度过不惑之年。“联合国”作为新闻热词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在联合国干外交，与双边外交最大的区别就是，对象是190个彼此差异很大的国家。”70岁的沙祖康说，他们与中国的差异也很大，“这么一个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理念、我们的道路都非常特殊。我们自己可以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理解，第三世界的朋友也未必对我们是理解的。”
而这些外界认识中国的障碍，正需要通过外交官的努力去化解。“交友就是交心，外交就是交朋友，对象是外国人，就叫‘外交官’。”沙祖康认为，拉近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要从建立信任开始，“毛主席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并没有说是中国的群众还是世界上的群众，世界上的也是群众。”
用好国际社会的关切
聯合国的工作看似有条不紊、波澜不惊，实则暗涛汹涌。曾在联合国机构工作过的中国雇员透露，联合国协商框架的建立固然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谈判的紧张程度却毫不亚于世界大战。多边外交被外交人员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外交官也被称作“文装解放军”。
联合国的所有活动都是以政治集团的方式展开的。联合国超过90%的外交是通过政治集团私下磋商完成的。
联合国内有三大政治集团，最大的是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发达国家集团；还有发展中国家集团，简称77国集团，目前有约120个成员；中国在联合国中独步江湖，作为联合国唯一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形成独立的“一国集团”。“十三不靠”的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及许多国际机构中，都以“一国集团”的名义发言和参加活动，并且天然地成为发达国家和77国集团之间的调解人。
比如沙祖康担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时参与的《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谈判。
当时，由于地雷造成大批无辜平民伤亡，英国、加拿大等国发起“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倡议。然而禁止使用地雷却面临一个悖论：地雷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地雷的最大依赖者——地雷是“穷人的防御武器”，只有对方践踏领土时，地雷才会爆炸。加上地雷价格低廉、制作简单，因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防御工具，而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应对地雷意外爆炸的措施和能力。
中国当时的地雷技术世界领先。谈判期间的联合国走廊里，循环播放有关地雷的恐怖动画，每隔一会儿就出现模拟地雷爆炸的声音，画面上爆炸的地雷显示出大字：“中国制造”。
地雷也是当时中国军事作战的常用策略。中国军方相关负责人在背后曾公开指责沙祖康：“核武器不能用，地雷却要天天用！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当什么联合国裁军大使？”
为深入了解禁雷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沙祖康特意考察了国内研发、生产、储存和部署地雷的相关部门和场所，还远赴中俄、中蒙、中越边境考察，和边防战士同吃同住、深入交流。他研读的有关联合国各成员国在地雷问题上的立场文件，加起来有两米多高。
中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限制使用地雷”倡议，并创新性地提出地雷使用要“约法三章”：国际社会可更加严格限制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以消除其对无辜平民的威胁，但不应禁止为正当防卫而使用地雷。要增加地雷可探测性，每枚地雷中必须含有8克金属；可为地雷设置战后自毁、自失能的功能，如安装有使用寿命的电池等。
中国的主张，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支持。限制使用地雷的决议草案，与全面禁止使用地雷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同时表决，均获通过。中国的方案比后者多得了4票。
“在30年的时间里面，我目睹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沙祖康说，“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按照惯例第一个发言的是东道国，也就是美国的总统。你可以想象，美国总统发言的时候座无虚席、济济一堂、争相参与。大家都希望了解美国说了些什么，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第二受重视的就是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那也是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广泛参与。所以说，最受国际社会重视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
对于这份热切，沙祖康很清醒：“大家重视你并不代表赞同你。同样，大家去听美国总统的发言，并不是都是支持美国。有的国家去听听你会干什么坏事，对我造成什么伤害，那也叫关切、关心。同样的道理你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你又是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啊。人家也想看看你想干啥。” 不过在沙祖康看来，关切总比不关切好，“要用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关心、重视，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
红十字会代表处
沙祖康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期間，亲历了许多世界和中国在试探中相互靠近的故事，比如2004年红十字会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代表处。
国际红十字会是最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之一，也是联合国系统外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时任红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每年都提出希望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利于在抗震救灾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但中方一律予以拒绝。沙祖康解释，因为西方曾利用红会等人道主义组织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丑化中国政府的形象，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红会没有好印象。“为了不伤害对方，国内给我的指示是，‘请以技术原因予以婉拒’，叫我继续与对方周旋。”
克伦贝格尔非常热情，经常请沙祖康吃饭。沙祖康感到他对自己格外友好。“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办事处，他们觉得很没有面子，对红会的威信是个沉重打击。”
2001-2007年，沙祖康当了6年的大使，斡旋了6年。“克伦贝格尔还非常认真地向我介绍情况，一遍、两遍、三遍……不厌其烦地讲，我找各种理由拖延，后来我实在不忍心再让这位老兄这样做工作，就实话实说了。”沙祖康告诉克伦贝格尔，中国一贯支持红会工作，红会职能方面，唯一感到困难的就是红会要探视中国在押人员的情况。沙祖康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监狱里犯人的总数和美国被关押的人数是一样的，可是人口数是美国的5倍。所以我们平均翻案人数很低，羁押人数也很低。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监狱，发达地区监狱的管理和条件，可以和任何世界上最好的监狱媲美。但是由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我们也有一般的监狱，不好也不赖。我不排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差的监狱，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标准，特别是死囚，我们还没有取消死刑。”
中国方面担心红会的调查报告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监狱在押人员的生活情况，而且有选择地抓住把柄夸张宣传，丑化中国形象。沙祖康告诉克伦贝格尔，“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想你正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情况，你不要歪曲就行了。”克伦贝格尔的回答却出乎沙祖康的意料，“沙大使，你完全误解我们了，我们写的报告是不公开的。除非被调查国政府同意我才公开。这是我红会章程的规定，你不知道吗？”
沙祖康向克伦贝格尔要来红会在世界各地所有办事处的双边协定，一份不落地看完了。“原来我们几十年来对红会的章程没有认真研究，先入为主，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就把红会拒绝于门外，加剧了红会对我们的误解，损害了我们的形象。”
扫除了疑虑，沙祖康建议国内研究红会在华设立代表处的问题，终于获得国内的同意。13年过去了，红会攻击中国的事情再未发生过。
脚踏实地走上高层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0多年来，语言、文化和体制障碍给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的融入带来了诸多困难。在西方为主导的体系中用英语进行外交，对老一辈外交官是巨大的挑战；“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中式外交辞令在国际平台被认为是支吾其词；对政治前途的担忧把外交官变成谨小慎微的“录音机”，根本无法进行交流；临场处置权的缺乏，让中国人在千变万化的多边外交形势下痛失良机，严重影响才智发挥。
沙祖康对这样的风气十分不服气，他坚持认为，“你的利益，只有你自己去争取，去斗争，去维护。人家是不会维护你的利益的，因为他没这个义务。多边外交的表现的方式是斗争多一点，大家都在争，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中国认缴的联合国会费，加上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会费，已经是联合国第三多，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和相关机构的代表性远远不够，特别是缺乏高级官员，就连有一个副秘书长也只是根据惯例。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个副秘书长，美国则有多个。除了高级职位很少，中级职位更少，低级职位也非常之少。中国雇员主要在语言部门，不过语言部门的职员大多是海外招聘，他们连大陆的通用语都不熟悉。
沙祖康认为，形成这样的被动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联合国机构基本由西方主导，习惯集团作战。“我们中国没有集团支持，既没有语言集团，也没有政治集团，没有军事集团，也没有任何专门的集团。”第二个则是中国自己的原因，“落实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重视不够。你要问他们，他们都很重视，但是没有措施等于不重视。”
沙祖康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为中国人争取了很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高级职位。如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我开创了这个局面，甚至在国际上造成了错误印象，认为中国外交战略大调整，要抢占国际组织的领导权。这是日本媒体给我造的谣，为此我还受到国内很多同志的误解。”沙祖康说。
最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联合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人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第一次担任最高职位。陈冯富珍原为香港卫生署署长，在经历一番波折后被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委以助理总干事重任。前任总干事在任内突然病逝。半年后，世卫组织决定召开临时大会选举总干事，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推荐候选人参选，竞争激烈。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助选的外交活动全面展开。沙祖康自称是这次选战的“前线指挥官”，因为“最后的决战”是在联合国展开的。他对每一阶段可能出现的选情认真分析，提出对策建议。为了做好其他国家代表的工作，沙祖康频频拜访各国驻日内瓦的大使。在选举前几天，沙祖康每天都要会见12到13个大使，甚至到晚上11点钟还在会见有关国家的卫生部长。
2006年11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任命中国推荐的代表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感到“每一片骨头都散架了”的沙祖康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事后表示，陈冯富珍参与竞选的建议，是驻日内瓦代表团提出来的，“这意味着我就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我只能赢，不能输。”
中国代表当选后，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政治胜利，反映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成功，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标志，印证了中国在全球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沙祖康是第七个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主管实质性业务的副秘书长。
他作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工作时，西方集团的代表曾开玩笑，在联合国里有两个人不能得罪：一个是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大使阿柯拉姆，他为人凶悍，如果得罪了他，将被切成肉片；第二个是沙组康，“因为他会把你磨成肉酱”。发展中国家代表则表示，只要沙祖康在就放心。“西方待我又敬又畏，发展中国家把我当成亲密的朋友。”沙祖康不无快意地回忆。
沙祖康以“敢说”著称，他曾在联合国公开呛美国人权糟透了，引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掌声和美国代表的苦笑。他称自己是“中国外交官，美国风格”，当外交官就应该“张扬”，“你这样，只能受到对手的尊重，对手不会小看你。因为你的每一句话，代表你的祖国，因此人家很看重你的话。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吞吞吐吐，也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觉得是一种失职。”
2004年，沙祖康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第十一届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时，主持了整整一年的艰苦谈判。“李道豫同志是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资格最老的了，他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裁軍，一是贸发，你都干了。’”
沙祖康透露，美国、欧盟、77国集团和联合国秘书处都希望他担任下一届主管贸发的副秘书长。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到瑞士访问，沙祖康征求他的意见。钱其琛的年龄和沙祖康的父亲差不多，却一直叫他“老沙”。沙祖康十分看重钱其琛的看法，根据他的建议拒绝了支持者的好意。后来钱其琛向外交部建议，让沙祖康担任下一任中国联合国副秘书长。2007年，沙祖康正式就任。
“我帮助红十字会在中国落地，发起夏季达沃斯在中国举办。国内还有人笑话我，认为我要出风头等等。我不是没有私心杂念，但是我做到了先公后私。”回顾在联合国的任职经历，沙祖康这样进行了自我评价。
（刘燕荐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