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进展的今天，在已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除一家以外，均皆大欢喜高票通过其股改方案的今天，终于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金丰投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周梅森，在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一封公开信中，发出了“我的吼声：我愤怒!”并在致“非流通股大股东并国资管理部门”的另一封公开信中，强烈要求“恺撒的归恺撒，人民的归人民”。
　　在公开信中，我们读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责任；在公开信中，我们更读到了一种无奈，一种中小股东难以改变现状的无奈。所幸的是发出声音的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也是文笔犀利的著名作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为之鼓与呼，更多人在期待最后的结果，两大类股东的角力已经开始，鹿死谁手将于11月28日的相关股东大会上最终见分晓。
　　其实，最终的投票结果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因为在十几年的中国证券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已有不少基金黑幕，庄家吕梁，吴敬琏的直语，郎咸平的闲评……可是，今天的股指依然在千点左右徘徊，今天的千万流通股股东依然亏损累累，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找到中国股市的病因，并对症下药，笔者以为，中国股市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当务之急是真正的法制化。
　　法制化的第一要务是必须严刑峻法，树立法律的威严。最近刚刚修订并颁布了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但其中对证券犯罪的处罚似乎过于宽松。为什么在中国股市上黑庄横行，违法行为屡禁不绝?为什么同样是劫掠大众的财富，这些股市黑手却不敢公开抢劫银行?就因为他们深知抢银行一旦失手，轻则坐监，重则杀头。而证券犯罪被追究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被追究，也只有区区几万罚款乃至数年牢狱，大多几乎不伤皮毛!在中国股市上，人人皆知的超级庄家德隆系只是因为险些引发金融风波才被收监，赫赫有名的上海首富才被轻判3年。在如此巨大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面前，天平自然就倒向了求取巨额收益的冒险家。但是，同样在美国，安然事件的主角最终获刑百年以上，股神巴菲特和索罗斯无一例外，都被美国证监会调查过。因此，只有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对证券犯罪的威慑力；只有树立法律的威严，才能让违法之徒胆战心惊。
　　其次，法制化必须建立真正的股权文化。在公开信中，在各类媒体中，反复出现一个单词：股民。笔者实在不知何为股民?!是作为上市公司投资者的一介草民，还是被高高在上的“股官”管理着的“股民”?事实上，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公司的真正东家——公司的股份拥有者，都有着不可剥夺的发言权、表决权和监督权等各种权利。而在股权分置的今天，我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股东大会永远由大股东操控，董事会成员几乎没有流通股股东的身影。因此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权利义务不平等。金丰投资这家上市公司的九人董事会中，流通股东没有一人，而按照股东比例，流通股股东完全可以占据四席之多。试想，如果按照法定程序，身为第一大流通股股东的周梅森完全可能入选董事会，那么还会有今天的“公开信”吗?正当的权利被剥夺了，这正是流通股股东的悲哀所在。因此，笔者强烈呼吁：必须建立真正的股权文化!让每一个股东有进入董事会的权利，让每一位董事真正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不论他来自非流通股还是流通股，不论他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
　　最后，法制化必须准确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中国股市至今没有真正市场化，各级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涨高了害怕泡沫，跌深了担心崩盘。经常干的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结果往往是，面没有和好，却成了一团糨糊。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曾经为了阻击“金融大鳄”，竟然一夜三流泪，因为相悖于他三十八年公务员生涯以来一直信守的“不干预市场”的信念。试想，完全国际化的香港股市尚且不需要政府干预，而实行资本管制的大陆股市又害怕什么呢?当年十几道金牌加上“人民日报”社论终于让疯涨的股市低头回调，可是过不了多久，股市依然再创新高。当年伟人的健康传闻每每令市场上下波动，可伟人逝世的那一天，市场只是低开了一下，几天后，市场依然按其规律运行，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市场更是不可战胜的。今天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好规则，公平地执行；尊重市场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只当好裁判员，不再做运动员，这就是政府的“行为边界”。
　　在股权分置的今天，千万个股民倒下去，一个周梅森站起来。在真正法制化的明天，将会有千万个股东站起来，将会有千百个周梅森成为董事。笔者深信，中国股市只有真正法制化，才会凤凰涅粲，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