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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又至，首次在两座城市同时举办，加之展期的延长，让此届双文献展备受争议。在“以雅典为鉴”的主题下，参与者以作品和文献去回应当下西方乃至全球面临的诸多问题，或反思，或呼吁。对“危机”的即时反应，似乎是此届文献展不可抹去的关键词。
百日“博物馆”，回顾文献展诞生
那是1955年，一个名为“文献展（documenta）”的展览在德国卡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MuseumFridericianum）举行。尽管该馆是欧洲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但在当时的馆内基本上是空无一物。在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投射在卡塞尔的炸弹，不仅将建筑本身化为断壁残垣，更将其大量的艺术作品毁于一旦。卡塞尔文献展的创始人阿尔诺德·博德（Amold Bode）在当时是艺术学校的一名普通教授兼艺术家，抱着对艺术的狂热，他坚毅而信心十足地自发组织了这个艺术项目。文献展从那时起就为期100天，这个期限是创始人的“百日博物馆”初衷：即用100天的时间展示战争中被纳粹禁止展出或大规模破坏、流失、转卖的德国艺术重新展出。
于是，随后的卡塞尔文献展，雷打不动地每五年举办一次。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羅双年展并驾齐驱被称为世界三大最重要的艺术展。卡塞尔文献展的展场也由单个展场逐渐演变成多个展览机构构成，它的展览场地和相关艺术活动分别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中。主要有弗里德里希博物馆（MuseumFlideridanum）、文化火车站（Kulturbahnhof）、文献展厅（Documenta-HaIb）、橘园宫（Orangerie）、宾丁啤酒厂（Binding-Brauerei）、新美术馆（Neue Galerie）等。
文献展上演“双城记”，首次入驻雅典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形式上较之以往有所不同。首先是开辟了第二城市展场——卡塞尔和雅典两座城市分开举行。其次是展览的时间由100天延长至160天。组织方向世界各地160名艺术家发出了书面邀请。受邀艺术家大多数都为文献展创作了新的作品，但也有一些艺术家将一些旧作品带入展览。艺术家们首先在雅典展区展示，然后是卡塞尔，其中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将同时在这两座城市中进行展出。
以雅典为鉴（Leaning from Athens），是本次展览的主题。直截了当地宣示要以史为鉴，向雅典学习。“文献展并非是去雅典找寻和发现，而是替雅典来发言。雅典是古希腊文化的发源地，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从这里发出艺术的‘声音’可以起到导向作用，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向雅典学习。”本次总策展人亚当·斯科奇克（Adam Szymczyk）在被提问时这样表示。
本次文献展于今年的4月8日在雅典启动。无独有偶，76年前，1941年4月6日，是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日子。此时此刻，在德国卡塞尔和雅典之间，文献展选择这天进行开幕，是否只是为了学习、讨论和反思？或者还是为了给世人某种警示？
雅典作为曾经辉煌璀璨的文化之都，如今成为欧洲经济债券危机之都，同时也是移民、民主危机的风暴眼。亚当·希姆奇克表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里被视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诞生之地。”更有不少批评家表示，卡塞尔文献展这次安排可谓是用心良苦，将文献展的一部分在雅典开展，从某个层面上看是试图用艺术的力量，引起世人关注希腊乃至欧洲的危机。
在雅典，文献展借用了城市最重要的一些博物馆和其他艺术场地，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成为主展场。步入其中，首先进入眼球的是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Mcfla Minujin）的作品《希腊用艺术和橄榄油向德国还债》（Poyment of Greek Debt fo Germany with Olivesand Art），这件作品明确提及了希腊的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在卡塞尔文献展区，这位艺术家重现了自己在1983年的作品《书之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of Books），这件作品从2016年开始就在面向世界征集被政府禁过的书籍，用其来搭建《书之帕特农神庙》。无论是结构还是形式，都再现了1983年艺术家的同名作品，然而这次再创作似乎有点完成得不够彻底，作品的另一面的架子上，禁书的数量可谓是寥寥无几。但无论如何，这件作品以其宏大而震撼人心的体积让人触目惊心，更不用提那些被禁过的书是有多么令人瞠目惊舌，比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等。
其次，在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中，还有一些少数部落民族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比如来自加拿大西北部夸夸嘉夸族的Beau Dick、来自新西兰的毛利族后裔的Nathan Pohio，还有来自斯堪地那维亚萨米族的Synnove Persen。这样的呈现方式是为了抹去艺术史和民族志之问的鸿沟，证明即便在殖民地的博物馆，艺术也可以承担反殖民主义的讨论。
卡塞尔文献展，以“危机”为氛围
再看卡塞尔面，在旧火车站的门口，迎接观者的是一个用废弃集装箱搭建的“入口”，小小的入口前排满了人，看起来谈不上高大上，甚至也不够艺术，相反让人觉得是个囚笼。但这就是策展人的初衷，它其实是卡塞尔文献展的一个展场。由一个废弃的地下火车站改建，现被称为文化火车站，里面布置了与难民相关的装置和影像艺术作品。走入火车站的尽头，你会看到来自希腊艺术家ZafosXagoraris的装置声音作品《欢迎门》（The WelcomeGate），他用希腊语写着表示欢迎的横幅：“欢迎你们！”旁边的扩音器中播着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其场景主旨在于再现难民抵达的场景，这似乎可以为观众制造某种幻觉——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废弃的火车铁轨，让人误以为自己是不小心闯进了离开故土抵达欧洲的难民的第一站。
在主展场，假设你在弗里德里希博物馆的门前抬起头，会看到入口上面的横廊上，原本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的字样被土耳其艺术家Banu Cenneto lu用“安全可怕”（Being safeis scary）这几个词代替。这似乎蕴含了某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老子哲学意境，只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土耳其艺术家，绝对没有读过老子。因为此处“安全可怕”毫无老子哲学思想中的那种积极。反之，该句是为了警示世人世界充满了危机。 说到危机，更让人不安的作品是来自罗马尼亚艺术家丹尼尔克诺尔（DanieI Knorr）的装置作品《呼气运动》（No smoke without fire）。这件作品，曾在6月份卡塞尔展区开幕时出动了当地火警。因为他的装置作品，就是用几台大型机器制造大量的浓烟，通过电脑控制其排量，使其从弗里德里希博物馆的嘹望塔上源源不断地冒出。这让刚刚踏入展区的参展观众疑惑和恐慌，因为一开始没有人想到这会是一件艺术作品，自然而然会以为是发生了火灾。据说，开幕期间有30多位观众拨打了火警电话。艺术家表示这件作品主要为了让人产生对战争愤怒，以及不忘战争危机。显然，这件作品也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中东毒气袭击、特朗普政府报复式空袭等事件的深思。
在卡塞尔国王广场（Konigsplatz）上，引人注意的是一座高大形似石碑式的纪念性雕塑。它由尼日利亚出生的艺术家OluOguibe创作的装置雕塑作品《陌生人与难民纪念碑》（Das Fremdlinge undFlOchtlinge），它的高度约52英尺，黑色方尖碑上面印有新约圣经玛窦福音章节中的短语，分别用英语、德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语言写着：“我是一个陌生人，你带我进去。”显然，这让人不得不就中东战乱，欧洲难民危机进行深思和反省。值得一提的是，该艺术家这次的这件作品被卡塞尔文献展授予了阿尔诺德·博德（Arnold Bode）奖，以肯定艺术家的成就。
在古老的新美术馆（Neue Oalerie），里面有19世纪和早期的20世纪艺术作品。柏林艺术家玛丽亚埃奇霍恩（Maria Eichhorn）用她的装置作品，座高耸入天花板的书柜展示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没收的书籍，以及写有被没收物品清单的相关文件。这件作品让人感觉，像是每本遗失主人的书籍正在对战争发出无声的“呐喊”。
的确，卡塞尔文献展不愧为世界上最大型的个当代艺术展。每个场馆都装满了档案材料，視频艺术作品更是无处不在，内容有各种题材，有的长度甚至超过90分钟。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王兵，作为唯一一张出现在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面孔，王兵出生于1967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他的纪录片会在卡塞尔的格洛里亚电影院（GIoria-Kino），持续播放至文献展展览结束。其次，在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有王兵的纪录片《15小时》。这次，王兵在文献展展出的影像作品一共是13部，涵盖了纪录片、故事片及影像装置。题材从沈阳重工业区没落的大型工厂，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营；从云南边陲的普通人生活，到浙江童装加工小镇……与此同时，伴随着影像作品一起展览的还有他的摄影作品、个人收藏的历史照片、日记、书信和速写等。
整个展览中所选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着迷的，这里有一个主因——即卡塞尔文献展，直以来它都以商业真空的纯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不沾染任何商业气息。尽管它的大部分作品政治色彩浓郁，但这不难理解，当代艺术总是要和政治挂钩，更何况卡塞尔文献展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政治、社会与历史的一面镜子。整个展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累赘的背景文本解释，有的甚至只有手写的只言片语，似乎这是策展人有意为之，好让观众自己思考。在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口过剩、战乱、民主、人权以及各种主义等词汇中，搜寻和筛选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我站在这一片被各种危机、主义、概念包裹的艺术展厅中，突然意识到卡塞尔文献展，已经将艺术本身逼到了墙角。
（编辑/雷焕昂）
百日“博物馆”，回顾文献展诞生
那是1955年，一个名为“文献展（documenta）”的展览在德国卡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MuseumFridericianum）举行。尽管该馆是欧洲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但在当时的馆内基本上是空无一物。在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投射在卡塞尔的炸弹，不仅将建筑本身化为断壁残垣，更将其大量的艺术作品毁于一旦。卡塞尔文献展的创始人阿尔诺德·博德（Amold Bode）在当时是艺术学校的一名普通教授兼艺术家，抱着对艺术的狂热，他坚毅而信心十足地自发组织了这个艺术项目。文献展从那时起就为期100天，这个期限是创始人的“百日博物馆”初衷：即用100天的时间展示战争中被纳粹禁止展出或大规模破坏、流失、转卖的德国艺术重新展出。
于是，随后的卡塞尔文献展，雷打不动地每五年举办一次。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羅双年展并驾齐驱被称为世界三大最重要的艺术展。卡塞尔文献展的展场也由单个展场逐渐演变成多个展览机构构成，它的展览场地和相关艺术活动分别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中。主要有弗里德里希博物馆（MuseumFlideridanum）、文化火车站（Kulturbahnhof）、文献展厅（Documenta-HaIb）、橘园宫（Orangerie）、宾丁啤酒厂（Binding-Brauerei）、新美术馆（Neue Galerie）等。
文献展上演“双城记”，首次入驻雅典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形式上较之以往有所不同。首先是开辟了第二城市展场——卡塞尔和雅典两座城市分开举行。其次是展览的时间由100天延长至160天。组织方向世界各地160名艺术家发出了书面邀请。受邀艺术家大多数都为文献展创作了新的作品，但也有一些艺术家将一些旧作品带入展览。艺术家们首先在雅典展区展示，然后是卡塞尔，其中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将同时在这两座城市中进行展出。
以雅典为鉴（Leaning from Athens），是本次展览的主题。直截了当地宣示要以史为鉴，向雅典学习。“文献展并非是去雅典找寻和发现，而是替雅典来发言。雅典是古希腊文化的发源地，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从这里发出艺术的‘声音’可以起到导向作用，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向雅典学习。”本次总策展人亚当·斯科奇克（Adam Szymczyk）在被提问时这样表示。
本次文献展于今年的4月8日在雅典启动。无独有偶，76年前，1941年4月6日，是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日子。此时此刻，在德国卡塞尔和雅典之间，文献展选择这天进行开幕，是否只是为了学习、讨论和反思？或者还是为了给世人某种警示？
雅典作为曾经辉煌璀璨的文化之都，如今成为欧洲经济债券危机之都，同时也是移民、民主危机的风暴眼。亚当·希姆奇克表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里被视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诞生之地。”更有不少批评家表示，卡塞尔文献展这次安排可谓是用心良苦，将文献展的一部分在雅典开展，从某个层面上看是试图用艺术的力量，引起世人关注希腊乃至欧洲的危机。
在雅典，文献展借用了城市最重要的一些博物馆和其他艺术场地，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成为主展场。步入其中，首先进入眼球的是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Mcfla Minujin）的作品《希腊用艺术和橄榄油向德国还债》（Poyment of Greek Debt fo Germany with Olivesand Art），这件作品明确提及了希腊的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在卡塞尔文献展区，这位艺术家重现了自己在1983年的作品《书之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of Books），这件作品从2016年开始就在面向世界征集被政府禁过的书籍，用其来搭建《书之帕特农神庙》。无论是结构还是形式，都再现了1983年艺术家的同名作品，然而这次再创作似乎有点完成得不够彻底，作品的另一面的架子上，禁书的数量可谓是寥寥无几。但无论如何，这件作品以其宏大而震撼人心的体积让人触目惊心，更不用提那些被禁过的书是有多么令人瞠目惊舌，比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等。
其次，在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中，还有一些少数部落民族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比如来自加拿大西北部夸夸嘉夸族的Beau Dick、来自新西兰的毛利族后裔的Nathan Pohio，还有来自斯堪地那维亚萨米族的Synnove Persen。这样的呈现方式是为了抹去艺术史和民族志之问的鸿沟，证明即便在殖民地的博物馆，艺术也可以承担反殖民主义的讨论。
卡塞尔文献展，以“危机”为氛围
再看卡塞尔面，在旧火车站的门口，迎接观者的是一个用废弃集装箱搭建的“入口”，小小的入口前排满了人，看起来谈不上高大上，甚至也不够艺术，相反让人觉得是个囚笼。但这就是策展人的初衷，它其实是卡塞尔文献展的一个展场。由一个废弃的地下火车站改建，现被称为文化火车站，里面布置了与难民相关的装置和影像艺术作品。走入火车站的尽头，你会看到来自希腊艺术家ZafosXagoraris的装置声音作品《欢迎门》（The WelcomeGate），他用希腊语写着表示欢迎的横幅：“欢迎你们！”旁边的扩音器中播着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其场景主旨在于再现难民抵达的场景，这似乎可以为观众制造某种幻觉——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废弃的火车铁轨，让人误以为自己是不小心闯进了离开故土抵达欧洲的难民的第一站。
在主展场，假设你在弗里德里希博物馆的门前抬起头，会看到入口上面的横廊上，原本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的字样被土耳其艺术家Banu Cenneto lu用“安全可怕”（Being safeis scary）这几个词代替。这似乎蕴含了某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老子哲学意境，只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土耳其艺术家，绝对没有读过老子。因为此处“安全可怕”毫无老子哲学思想中的那种积极。反之，该句是为了警示世人世界充满了危机。 说到危机，更让人不安的作品是来自罗马尼亚艺术家丹尼尔克诺尔（DanieI Knorr）的装置作品《呼气运动》（No smoke without fire）。这件作品，曾在6月份卡塞尔展区开幕时出动了当地火警。因为他的装置作品，就是用几台大型机器制造大量的浓烟，通过电脑控制其排量，使其从弗里德里希博物馆的嘹望塔上源源不断地冒出。这让刚刚踏入展区的参展观众疑惑和恐慌，因为一开始没有人想到这会是一件艺术作品，自然而然会以为是发生了火灾。据说，开幕期间有30多位观众拨打了火警电话。艺术家表示这件作品主要为了让人产生对战争愤怒，以及不忘战争危机。显然，这件作品也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中东毒气袭击、特朗普政府报复式空袭等事件的深思。
在卡塞尔国王广场（Konigsplatz）上，引人注意的是一座高大形似石碑式的纪念性雕塑。它由尼日利亚出生的艺术家OluOguibe创作的装置雕塑作品《陌生人与难民纪念碑》（Das Fremdlinge undFlOchtlinge），它的高度约52英尺，黑色方尖碑上面印有新约圣经玛窦福音章节中的短语，分别用英语、德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语言写着：“我是一个陌生人，你带我进去。”显然，这让人不得不就中东战乱，欧洲难民危机进行深思和反省。值得一提的是，该艺术家这次的这件作品被卡塞尔文献展授予了阿尔诺德·博德（Arnold Bode）奖，以肯定艺术家的成就。
在古老的新美术馆（Neue Oalerie），里面有19世纪和早期的20世纪艺术作品。柏林艺术家玛丽亚埃奇霍恩（Maria Eichhorn）用她的装置作品，座高耸入天花板的书柜展示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没收的书籍，以及写有被没收物品清单的相关文件。这件作品让人感觉，像是每本遗失主人的书籍正在对战争发出无声的“呐喊”。
的确，卡塞尔文献展不愧为世界上最大型的个当代艺术展。每个场馆都装满了档案材料，視频艺术作品更是无处不在，内容有各种题材，有的长度甚至超过90分钟。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王兵，作为唯一一张出现在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面孔，王兵出生于1967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他的纪录片会在卡塞尔的格洛里亚电影院（GIoria-Kino），持续播放至文献展展览结束。其次，在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有王兵的纪录片《15小时》。这次，王兵在文献展展出的影像作品一共是13部，涵盖了纪录片、故事片及影像装置。题材从沈阳重工业区没落的大型工厂，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营；从云南边陲的普通人生活，到浙江童装加工小镇……与此同时，伴随着影像作品一起展览的还有他的摄影作品、个人收藏的历史照片、日记、书信和速写等。
整个展览中所选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着迷的，这里有一个主因——即卡塞尔文献展，直以来它都以商业真空的纯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不沾染任何商业气息。尽管它的大部分作品政治色彩浓郁，但这不难理解，当代艺术总是要和政治挂钩，更何况卡塞尔文献展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政治、社会与历史的一面镜子。整个展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累赘的背景文本解释，有的甚至只有手写的只言片语，似乎这是策展人有意为之，好让观众自己思考。在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口过剩、战乱、民主、人权以及各种主义等词汇中，搜寻和筛选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我站在这一片被各种危机、主义、概念包裹的艺术展厅中，突然意识到卡塞尔文献展，已经将艺术本身逼到了墙角。
（编辑/雷焕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