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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
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快照很常见，它们每天如潮水般出现在“人人”和“脸书”上，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家庭相册、储物盒和抽屉里，甚至被胡乱丢弃在阁楼里，不被理睬。
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论是从何而来（友情的或爱情的，生理上的或法律上的），都是我们生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家庭可以是一只镜头，赋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具体的形状和色彩。但是，与家庭快照的庞大数量成反比的是，大多数拍摄者都苦于拍不出好的家庭照片，而我们看到的那些家庭照片和旅行照片往往都枯燥乏味。
与之相比，山姆·哈里斯拍摄的照片《来自家中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Home）可谓超越之作。他捕捉到了那些家庭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瞬间，并由此创作出了超越时间的符号般的作品。
这组作品的成就之一，是巧妙地将深藏于我们内心真实情感的特质性和普遍性融合在了一起。摄影师只进行了轻微的润饰，就将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指引到了这些经常被忽略的、瞬间的精神互动上。尽管所有的影像都是从一个父亲的视角拍摄的，彼此之间形成并列的关系，但对每个观者来说，它们都有不同的阐释，呈现出存在的多种形态：如伴侣、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爱人、职员、修理工、司机、监护人、保姆、丑角、心理医生、忏悔者……
山姆·哈里斯是在英国伦敦郊区开始他的事业的。最初他只是一名自学的暗房影像爱好者，经常在自己家里的临时暗房中一边听音乐，一边进行暗房实验。后来，这两种热情结合到了一起，他打入英国音乐行业，为诸如Jarvis Cocker、Emma Bunton、UB40和Jamiroquai这样的歌手拍摄纪念类、编辑类以及唱片封面的影像。事业的成功让他拥有稳定的客户，并逐渐拓展，其中还包括The Telegraph、The Sunday Times、Esquire以及Dazed & Confused等报刊。然而，事业的成功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金钱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灵的空虚。他和家人决意离开伦敦，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新的生活和新的摄影方式。这时，他的女儿尤玛（Uma）在新千年的前夜出生，山姆和家人的人生旅程在精神和地域上都同时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们先去了印度，接着又到达澳大利亚渺无人烟的西南部。在这里，他们定居下来，将家安在Balingup（巴林格普）的森林中。在那里，山姆开始自己的私人拍摄项目，创作了《来自家中的明信片》。在澳大利亚国内外的许多摄影工作坊中，山姆也向其他有抱负的摄影师们分享了自己的拍摄热情及深刻见解。
从印度到新西兰，《来自家中的明信片》这组作品在许多重要的国际摄影节上都有展出。他还为这组作品独立出版了限量的摄影书，由澳大利亚的一家叫作Momento Pro的公司进行艺术数字印刷。这本书于2012年10月在悉尼举办的第36届Gallery Club Awards上赢得了“澳大利亚年度图书”（Australian Book of the Year）和“年度图书”（Book of the Year）两个奖项。这不仅是独立出版图书第一次赢得如此高荣誉的国内奖项，《来自家中的明信片》还是得到如此荣誉的第一批数字印刷图书之一。
山姆·哈里斯的摄影作品还得到了美国马格南摄影师大卫·阿兰·哈维（David Alan Harvey）的支持，后者将他的作品与萨丽·曼（Sally Mann）、布鲁斯·大卫森（Bruce Davidson）、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作品相提并论，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伟大的摄影师”，有能力将纪实摄影带入艺术的范畴。
《来自家中的明信片》是如何诞生的？
我们离开伦敦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经过印度，最终命运把我们带到西澳大利亚州。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我想要创造一个随性、有趣的家庭日记。一开始，这个项目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进行。虽然能偶尔拍到几张，对我也是种鼓励，但这些并不能形成一个什么系列。后来，就在我搬到Balingup后不久，我拍摄了妻子Yael晾晒衣服的场景，这正是我理想中的照片。我感到自己好像拼了好长时间的七巧板，然后因为一块板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一切豁然开朗。
Yeal晾衣服的照片给了你怎样的启示？
最初的尝试大都出于直觉。我猜你可能会说这是一张捕捉了“瞬间之瞬间”的照片。但其中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如她的胳膊挡住了脸。这是一张非常私密，并且有些模糊的照片，但也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有所感受，不需清晰地描绘出某个人的面貌。
你在拍摄时会提到接近某个“区域”（Zone）了，这个“区域”指的是什么？
这个“区域”是所有的元素都聚集起来的时刻：光线、瞬间、场景。是清晰的一刻，一种高度警觉。是一种沉浸在当下的警觉的行为方式，一切其他的都变成模糊的背景，只有心跳加快。重要的是在“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我能感到它的力量很强大。
是什么让你开始摄影的？
当我真切地感到自己有需要用视觉的方式进行表达时。我19岁在暗房里冲印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当时的整个过程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对音乐和摄影一直都有极大的热情，那时我就意识到，音乐和摄影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专辑的封面总是音乐的一种视觉延伸。于是，那之后的几年中，我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做成一个展示册，开始在伦敦的各个唱片公司间推介我的作品。
我接到的早期工作都是为一些有些古怪的专辑制作封面，其中之一是为爱尔兰摇滚乐团My Bloody Valentine制作一张EP单曲封面，叫作“Tremolo”（颤音）。那在当时是一张另类摇滚的单曲，但现在拥有了强大的粉丝团，也成了我为之骄傲的一件事。（图6）
后来，我迎来了事业上一个不错的“突破”。我拜访了艺术总监Tony Chambers，他让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杂志拍摄一些新兴的乐队。那是英伦摇滚的开端，也是我事业腾飞的起点！后来我又接到了许多其他杂志的拍摄邀请，如Dazed and Confused和Esquire，拍摄了诸如Portishead、Blur、Jarvis Cocker和Jamiroquai等表演者。 是什么让你决定离开多金的伦敦音乐市场？
1997年有两件大事发生在我身上。第一件事是《马格南：历史前沿的50年》（Magnum： Fifty Years at the Front Line of History）一书的出版；另外一件对我影响更深的事情是伦敦一所多媒体艺术中心Barbican举办了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唐·麦考林（Don McCullen）的大型展览。这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我内心被搅乱的同时，麦考林和马格南的摄影作品也深深地启发了我，让我充满动力。我自问：“我的摄影之路要去向何方？”
与此同时，伦敦音乐行业也正向系统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中小唱片公司不断被跨国公司并购，一些摇滚乐手也从他们简陋的路边音乐工作室搬到了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里，一些富有创意的天才因为不适应这种变化而离开乐坛。对我来说，如果我想爬得更高，那么我最好对我的工作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连我妻子Yael都说，我这样每天拍摄完名人后回到家里的状态实在太糟糕，有些事情真的不太对。
我们觉得是时候改变了，于是取出了所有的积蓄，不是用来买豪宅，而是用来寻找新的生活的方向。我们买了去印度的单程票。
这个巨大的改变对你的摄影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特别希望自己回到从前整天不断尝试、不怕犯错的状态。但这个转变的过程比我预想得更久。我们踏上了新的土地，但我的摄影却有点失去方向。我们的旅程在5年的辗转后，最终在西澳大利亚州的Balingup停顿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小社会，这里的人们来自澳大利亚甚至是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其中有艺术家、音乐家、农民，以及“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定居三到四个月后，我就拍到了Yael在晾晒衣服的那张照片。我意识到我之前的拍摄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表现事物的原貌上，而非它们给人们的感觉。这二者区别甚大，我花了5年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
Balingup和伦敦比起来，要荒凉得多吧？
开始我确实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也觉得自己随时处在“消失”的危险边缘，成为人们口中一个“曾经是个摄影师的家伙”。但互联网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这也是我发现大卫·阿兰·哈维的博客“Road Trips”（路上的旅行）的途径。比起积极参与的角色，我更多是在他的博客上“潜水”，但我们之间有一种共鸣，它强大的力量一直鼓舞着我，让我在感到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时，还能继续自己的摄影。
那个博客后来发展成为Burn杂志（网站为www.burnmagazine.org）。你可以提交一组或单张作品，以待选择和发表。我只寄出了一张照片，以及自己的网站地址，大卫就回信给我，让我将整组作品提交给他。几个月后，我的作品就在Burn上发表了，当我看到人们如此喜爱我的作品时，我也感到非常惊诧。我收到了许多回复，这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你是何时第一次展出这组新作的？
我将这组《来自家中的明信片》提交到悉尼Head On摄影节（www.headon.com.au），摄影节的总监Moshe Rosenzveig很喜欢这组作品，就为它组织了一次展览。后来，我又将这组作品提交给Delhi摄影节（www.delhiphotofestival.com），并到印度参加了展览，在那里，我遇到了鲍勃·休伊特（Bob Hewitt），FotoFreo摄影节的组织者（www.fotofreo.com），给他展示我的书。当天晚些时候，他这样向别人介绍我：“这是山姆·哈里斯，他将在FotoFreo展出他的作品。”这时我才知道这个消息！
我在FotoFreo的展览正好与我在Burn杂志的第二次发表同时进行，同时大卫·阿兰·哈维还评论它为非常积极并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时我感到这组《来自家中的明信片》正式“诞生”了。
那你现在的拍摄项目是什么？
基于《来自家中的明信片》，一个新的故事篇章正在酝酿，叫作《身在某处》（The Middle of Somewhere）。我目前正在为这个系列进行编辑和排序，之后我将为它制作手工书。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理解图片之间的关系，让这组图片更加有活力。
你也开始开办摄影工作坊了。
我7月为印度新德里的“Emaho”杂志做了一次工作坊活动，另一次是与摄影师克莱尔·马丁（Claire Martin）一起在FotoFreo摄影节。我有一些摄影工作坊活动与她合办，另有一些是自己独立主持。2013年3月我将在印尼的巴厘岛办一次工作坊。这是我分享摄影热情、传播所学的机会。在工作坊的活动氛围中，我和学员们都有所收获。这真是奇妙的经历，而且让人十分上瘾。
你作为摄影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跟随我的内心，保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热情，并坚持下去。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距离你内心最近的题材，它让你痴迷，然后你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拍摄它。当然，你必须用心感受它，并且它能在某些方面打动你。
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快照很常见，它们每天如潮水般出现在“人人”和“脸书”上，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家庭相册、储物盒和抽屉里，甚至被胡乱丢弃在阁楼里，不被理睬。
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论是从何而来（友情的或爱情的，生理上的或法律上的），都是我们生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家庭可以是一只镜头，赋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具体的形状和色彩。但是，与家庭快照的庞大数量成反比的是，大多数拍摄者都苦于拍不出好的家庭照片，而我们看到的那些家庭照片和旅行照片往往都枯燥乏味。
与之相比，山姆·哈里斯拍摄的照片《来自家中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Home）可谓超越之作。他捕捉到了那些家庭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瞬间，并由此创作出了超越时间的符号般的作品。
这组作品的成就之一，是巧妙地将深藏于我们内心真实情感的特质性和普遍性融合在了一起。摄影师只进行了轻微的润饰，就将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指引到了这些经常被忽略的、瞬间的精神互动上。尽管所有的影像都是从一个父亲的视角拍摄的，彼此之间形成并列的关系，但对每个观者来说，它们都有不同的阐释，呈现出存在的多种形态：如伴侣、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爱人、职员、修理工、司机、监护人、保姆、丑角、心理医生、忏悔者……
山姆·哈里斯是在英国伦敦郊区开始他的事业的。最初他只是一名自学的暗房影像爱好者，经常在自己家里的临时暗房中一边听音乐，一边进行暗房实验。后来，这两种热情结合到了一起，他打入英国音乐行业，为诸如Jarvis Cocker、Emma Bunton、UB40和Jamiroquai这样的歌手拍摄纪念类、编辑类以及唱片封面的影像。事业的成功让他拥有稳定的客户，并逐渐拓展，其中还包括The Telegraph、The Sunday Times、Esquire以及Dazed & Confused等报刊。然而，事业的成功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金钱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灵的空虚。他和家人决意离开伦敦，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新的生活和新的摄影方式。这时，他的女儿尤玛（Uma）在新千年的前夜出生，山姆和家人的人生旅程在精神和地域上都同时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们先去了印度，接着又到达澳大利亚渺无人烟的西南部。在这里，他们定居下来，将家安在Balingup（巴林格普）的森林中。在那里，山姆开始自己的私人拍摄项目，创作了《来自家中的明信片》。在澳大利亚国内外的许多摄影工作坊中，山姆也向其他有抱负的摄影师们分享了自己的拍摄热情及深刻见解。
从印度到新西兰，《来自家中的明信片》这组作品在许多重要的国际摄影节上都有展出。他还为这组作品独立出版了限量的摄影书，由澳大利亚的一家叫作Momento Pro的公司进行艺术数字印刷。这本书于2012年10月在悉尼举办的第36届Gallery Club Awards上赢得了“澳大利亚年度图书”（Australian Book of the Year）和“年度图书”（Book of the Year）两个奖项。这不仅是独立出版图书第一次赢得如此高荣誉的国内奖项，《来自家中的明信片》还是得到如此荣誉的第一批数字印刷图书之一。
山姆·哈里斯的摄影作品还得到了美国马格南摄影师大卫·阿兰·哈维（David Alan Harvey）的支持，后者将他的作品与萨丽·曼（Sally Mann）、布鲁斯·大卫森（Bruce Davidson）、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作品相提并论，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伟大的摄影师”，有能力将纪实摄影带入艺术的范畴。
《来自家中的明信片》是如何诞生的？
我们离开伦敦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经过印度，最终命运把我们带到西澳大利亚州。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我想要创造一个随性、有趣的家庭日记。一开始，这个项目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进行。虽然能偶尔拍到几张，对我也是种鼓励，但这些并不能形成一个什么系列。后来，就在我搬到Balingup后不久，我拍摄了妻子Yael晾晒衣服的场景，这正是我理想中的照片。我感到自己好像拼了好长时间的七巧板，然后因为一块板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一切豁然开朗。
Yeal晾衣服的照片给了你怎样的启示？
最初的尝试大都出于直觉。我猜你可能会说这是一张捕捉了“瞬间之瞬间”的照片。但其中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如她的胳膊挡住了脸。这是一张非常私密，并且有些模糊的照片，但也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有所感受，不需清晰地描绘出某个人的面貌。
你在拍摄时会提到接近某个“区域”（Zone）了，这个“区域”指的是什么？
这个“区域”是所有的元素都聚集起来的时刻：光线、瞬间、场景。是清晰的一刻，一种高度警觉。是一种沉浸在当下的警觉的行为方式，一切其他的都变成模糊的背景，只有心跳加快。重要的是在“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我能感到它的力量很强大。
是什么让你开始摄影的？
当我真切地感到自己有需要用视觉的方式进行表达时。我19岁在暗房里冲印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当时的整个过程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对音乐和摄影一直都有极大的热情，那时我就意识到，音乐和摄影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专辑的封面总是音乐的一种视觉延伸。于是，那之后的几年中，我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做成一个展示册，开始在伦敦的各个唱片公司间推介我的作品。
我接到的早期工作都是为一些有些古怪的专辑制作封面，其中之一是为爱尔兰摇滚乐团My Bloody Valentine制作一张EP单曲封面，叫作“Tremolo”（颤音）。那在当时是一张另类摇滚的单曲，但现在拥有了强大的粉丝团，也成了我为之骄傲的一件事。（图6）
后来，我迎来了事业上一个不错的“突破”。我拜访了艺术总监Tony Chambers，他让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杂志拍摄一些新兴的乐队。那是英伦摇滚的开端，也是我事业腾飞的起点！后来我又接到了许多其他杂志的拍摄邀请，如Dazed and Confused和Esquire，拍摄了诸如Portishead、Blur、Jarvis Cocker和Jamiroquai等表演者。 是什么让你决定离开多金的伦敦音乐市场？
1997年有两件大事发生在我身上。第一件事是《马格南：历史前沿的50年》（Magnum： Fifty Years at the Front Line of History）一书的出版；另外一件对我影响更深的事情是伦敦一所多媒体艺术中心Barbican举办了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唐·麦考林（Don McCullen）的大型展览。这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我内心被搅乱的同时，麦考林和马格南的摄影作品也深深地启发了我，让我充满动力。我自问：“我的摄影之路要去向何方？”
与此同时，伦敦音乐行业也正向系统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中小唱片公司不断被跨国公司并购，一些摇滚乐手也从他们简陋的路边音乐工作室搬到了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里，一些富有创意的天才因为不适应这种变化而离开乐坛。对我来说，如果我想爬得更高，那么我最好对我的工作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连我妻子Yael都说，我这样每天拍摄完名人后回到家里的状态实在太糟糕，有些事情真的不太对。
我们觉得是时候改变了，于是取出了所有的积蓄，不是用来买豪宅，而是用来寻找新的生活的方向。我们买了去印度的单程票。
这个巨大的改变对你的摄影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特别希望自己回到从前整天不断尝试、不怕犯错的状态。但这个转变的过程比我预想得更久。我们踏上了新的土地，但我的摄影却有点失去方向。我们的旅程在5年的辗转后，最终在西澳大利亚州的Balingup停顿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小社会，这里的人们来自澳大利亚甚至是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其中有艺术家、音乐家、农民，以及“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定居三到四个月后，我就拍到了Yael在晾晒衣服的那张照片。我意识到我之前的拍摄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表现事物的原貌上，而非它们给人们的感觉。这二者区别甚大，我花了5年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
Balingup和伦敦比起来，要荒凉得多吧？
开始我确实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也觉得自己随时处在“消失”的危险边缘，成为人们口中一个“曾经是个摄影师的家伙”。但互联网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这也是我发现大卫·阿兰·哈维的博客“Road Trips”（路上的旅行）的途径。比起积极参与的角色，我更多是在他的博客上“潜水”，但我们之间有一种共鸣，它强大的力量一直鼓舞着我，让我在感到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时，还能继续自己的摄影。
那个博客后来发展成为Burn杂志（网站为www.burnmagazine.org）。你可以提交一组或单张作品，以待选择和发表。我只寄出了一张照片，以及自己的网站地址，大卫就回信给我，让我将整组作品提交给他。几个月后，我的作品就在Burn上发表了，当我看到人们如此喜爱我的作品时，我也感到非常惊诧。我收到了许多回复，这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你是何时第一次展出这组新作的？
我将这组《来自家中的明信片》提交到悉尼Head On摄影节（www.headon.com.au），摄影节的总监Moshe Rosenzveig很喜欢这组作品，就为它组织了一次展览。后来，我又将这组作品提交给Delhi摄影节（www.delhiphotofestival.com），并到印度参加了展览，在那里，我遇到了鲍勃·休伊特（Bob Hewitt），FotoFreo摄影节的组织者（www.fotofreo.com），给他展示我的书。当天晚些时候，他这样向别人介绍我：“这是山姆·哈里斯，他将在FotoFreo展出他的作品。”这时我才知道这个消息！
我在FotoFreo的展览正好与我在Burn杂志的第二次发表同时进行，同时大卫·阿兰·哈维还评论它为非常积极并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时我感到这组《来自家中的明信片》正式“诞生”了。
那你现在的拍摄项目是什么？
基于《来自家中的明信片》，一个新的故事篇章正在酝酿，叫作《身在某处》（The Middle of Somewhere）。我目前正在为这个系列进行编辑和排序，之后我将为它制作手工书。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理解图片之间的关系，让这组图片更加有活力。
你也开始开办摄影工作坊了。
我7月为印度新德里的“Emaho”杂志做了一次工作坊活动，另一次是与摄影师克莱尔·马丁（Claire Martin）一起在FotoFreo摄影节。我有一些摄影工作坊活动与她合办，另有一些是自己独立主持。2013年3月我将在印尼的巴厘岛办一次工作坊。这是我分享摄影热情、传播所学的机会。在工作坊的活动氛围中，我和学员们都有所收获。这真是奇妙的经历，而且让人十分上瘾。
你作为摄影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跟随我的内心，保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热情，并坚持下去。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距离你内心最近的题材，它让你痴迷，然后你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拍摄它。当然，你必须用心感受它，并且它能在某些方面打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