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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班、尖子班、精英班、培优班、强化班……记者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采访了解到，近年来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校外培训班市场火爆，培训机构蓬勃发展，大有喧宾夺主取代公办学校之势。
一家培训机构线下学生即达400万人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数据显示，国内一家大型的培训机构已覆盖37个城市，线下学生接近400万人，线上注册用户累计超过3500万人。在课外培训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仅以深圳市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的课外培训机构有2000多家，但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教育培训机构只有461家，多数培训机构属于无证经营。
不少专家认为，教育培训机构往往以高强度培训、大量做题、提前教育、全民奥数等模式，培训学生的应试能力和考试技巧，从而提高考试成绩，以此获得家长的认可。
一位重点高中校长说，一些培训机构吃透了应试规则，教给孩子的很多都是套路，而创新思维的培养一定是没有套路的。由于学校不能搞超前教育，相关培训机构就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跑。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书记虞丽娟认为，教育培训市场整体过热，培训机构逐利现象严重，甚至违背教育规律提前抢跑学习，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群体焦虑。
校外培训机构缘何野蛮生长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校外教育培训热，主要原因在于义务教育不均衡，存在幼升小、小升初择校热，加之用单一的分数标准评价学生，导致以应试为特色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野蛮生长。
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录用制度没有根本转变。语文出版社原社长王旭明认为，人才选拔录用制度没有根本转变，仅靠教育内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往往收效甚微。从教育内部来说，重考试、轻课堂，课上问题没解决，只好到课下解决，这是各种培训班盛行的重要原因。
校外培训机构与公立名校联手，实现对优质生“掐尖”，更助长了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
在部分城市，“秘考”与“点招”考试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北京市海淀区，许多名校都十分看重奥数成绩，四大“社会杯赛”（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杯、走美杯）与学而思杯、高思杯等“机构杯赛”的成绩，成为名校招录学生的重要指标。
减负背景下，课外培训机构有市场需求。许多小学在减负政策的推动下，纷纷制定提前放学制度，有些学校甚至下午三点左右就放学。对于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因放学时间与下班时间不一致，导致接孩子难。早早放学，上课外培训机构，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标准认定方面，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清刚说，从全球视野来看，民办校外培训机构基本上是各国政策议程中的“盲点”，缺乏成熟而普遍的政策经验参考。
多举措为课外辅导热降温
根据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2016年对我国义务教育“减负提质”的评估研究，部分学生片面发展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学校更以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重智育轻体育、美育，机械重复的教学训练仍是不少学校的“生存法宝”。
西安市教育学会原会长许建国说，不少家长花钱给孩子报班，往往都是家长自己的兴趣所在，很少考虑孩子的感受，上这样的兴趣班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只为让孩子赶超进度，反而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
专家建议，要让课外辅导热降温，应从孩子兴趣和承受力出发，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并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等。
在王旭明看来，要让课外辅导热降温，必须从根子上着手，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狠抓学校内部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向40分钟要质量，让学生课上“累起来”，课下“松起来”。
李清刚建议，应从多方面加强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制定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国家标准，工商部门切实履行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职能，鼓励教育评估组织参与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建立健全全国联网的民办校外培训机构信用信息系统及全国统一的数据库、查询平台。
（来源：半月谈网 刘宏宇 李江涛 许祖华等/文）
【专家观点】
有必要引导家庭教育理性消费
我国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以减少家庭的学校教育支出。同时，还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家长合理选择培训班，降低非理性的校外教育支出。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就是给每个家庭发出“红包”。
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这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日前公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中的数据。
调查家庭教育支出，对掌握我国整体教育经费情况，以及推进教育改革，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48%，超过全国财政性经费的一半（2016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396亿元），表明我国家庭高度重视教育投入，舍得为教育花钱，但过高的教育支出比例会挤占家庭的其他消费支出。对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以减少家庭的学校教育支出。同时，还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家长合理选择培训班，降低非理性的校外教育支出。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就是给每个家庭发出“红包”。
根据调查，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 8143元，其中城镇1.01万元，是农村3936元的2.5倍。以每名学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对全国家庭平均教育负担率来衡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平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11.9%。从校内外家庭教育支出来看，学前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88.8%，校外支出占11.2%；小学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1.7%，校外支出占38.3%；初中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7.5%，校外支出占32.5%；普高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73.3%，校外支出占26.7%。
调查显示，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主要是上培训机构的费用，虽然看上去校外教育培训支出所占比例低于校内支出，但义务教育阶段全国校外支出平均比例超过30%，这是很高的。如果再进一步细化到单个家庭，会发现有相当数量家庭校外教育支出远高于校内教育支出。近年来，我国家庭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日益走高，已令有的家庭不堪重负。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情况，也折射出我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学前教育资源不充足，义务教育不均衡，基础教育存在应试倾向。家长为让孩子进更好的幼儿园、学校，宁愿花更高的学费，同时校外培训支出也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对于学生来说，目前学业存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对家庭来说亦存在经济上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
化解教育的老大难问题，要有真举措。在十九大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要发出四个“红包”。第一个“红包”，是到2020年我國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要达到85%。第二个“红包”，是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均衡发展、标准化发展、一体化发展，着力化解“择校热”“大班额”等问题。到2020年，大班额必须完全消除。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特别是要化解好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第三个“红包”，是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2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第四个“红包”，是研究出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调动教师从事教育的积极性，以此提高教育质量。如果送出这四大“红包”，学生的学业负担不但会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也会减轻，也必将让老百姓在教育提升质量、扩大公平中有更强的获得感。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一家培训机构线下学生即达400万人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数据显示，国内一家大型的培训机构已覆盖37个城市，线下学生接近400万人，线上注册用户累计超过3500万人。在课外培训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仅以深圳市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的课外培训机构有2000多家，但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教育培训机构只有461家，多数培训机构属于无证经营。
不少专家认为，教育培训机构往往以高强度培训、大量做题、提前教育、全民奥数等模式，培训学生的应试能力和考试技巧，从而提高考试成绩，以此获得家长的认可。
一位重点高中校长说，一些培训机构吃透了应试规则，教给孩子的很多都是套路，而创新思维的培养一定是没有套路的。由于学校不能搞超前教育，相关培训机构就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跑。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书记虞丽娟认为，教育培训市场整体过热，培训机构逐利现象严重，甚至违背教育规律提前抢跑学习，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群体焦虑。
校外培训机构缘何野蛮生长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校外教育培训热，主要原因在于义务教育不均衡，存在幼升小、小升初择校热，加之用单一的分数标准评价学生，导致以应试为特色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野蛮生长。
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录用制度没有根本转变。语文出版社原社长王旭明认为，人才选拔录用制度没有根本转变，仅靠教育内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往往收效甚微。从教育内部来说，重考试、轻课堂，课上问题没解决，只好到课下解决，这是各种培训班盛行的重要原因。
校外培训机构与公立名校联手，实现对优质生“掐尖”，更助长了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
在部分城市，“秘考”与“点招”考试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北京市海淀区，许多名校都十分看重奥数成绩，四大“社会杯赛”（迎春杯、希望杯、华罗庚杯、走美杯）与学而思杯、高思杯等“机构杯赛”的成绩，成为名校招录学生的重要指标。
减负背景下，课外培训机构有市场需求。许多小学在减负政策的推动下，纷纷制定提前放学制度，有些学校甚至下午三点左右就放学。对于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因放学时间与下班时间不一致，导致接孩子难。早早放学，上课外培训机构，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标准认定方面，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清刚说，从全球视野来看，民办校外培训机构基本上是各国政策议程中的“盲点”，缺乏成熟而普遍的政策经验参考。
多举措为课外辅导热降温
根据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2016年对我国义务教育“减负提质”的评估研究，部分学生片面发展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学校更以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重智育轻体育、美育，机械重复的教学训练仍是不少学校的“生存法宝”。
西安市教育学会原会长许建国说，不少家长花钱给孩子报班，往往都是家长自己的兴趣所在，很少考虑孩子的感受，上这样的兴趣班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只为让孩子赶超进度，反而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
专家建议，要让课外辅导热降温，应从孩子兴趣和承受力出发，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并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等。
在王旭明看来，要让课外辅导热降温，必须从根子上着手，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狠抓学校内部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向40分钟要质量，让学生课上“累起来”，课下“松起来”。
李清刚建议，应从多方面加强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制定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国家标准，工商部门切实履行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职能，鼓励教育评估组织参与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建立健全全国联网的民办校外培训机构信用信息系统及全国统一的数据库、查询平台。
（来源：半月谈网 刘宏宇 李江涛 许祖华等/文）
【专家观点】
有必要引导家庭教育理性消费
我国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以减少家庭的学校教育支出。同时，还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家长合理选择培训班，降低非理性的校外教育支出。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就是给每个家庭发出“红包”。
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这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日前公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中的数据。
调查家庭教育支出，对掌握我国整体教育经费情况，以及推进教育改革，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48%，超过全国财政性经费的一半（2016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396亿元），表明我国家庭高度重视教育投入，舍得为教育花钱，但过高的教育支出比例会挤占家庭的其他消费支出。对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以减少家庭的学校教育支出。同时，还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家长合理选择培训班，降低非理性的校外教育支出。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就是给每个家庭发出“红包”。
根据调查，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 8143元，其中城镇1.01万元，是农村3936元的2.5倍。以每名学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对全国家庭平均教育负担率来衡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平均教育支出负担率为11.9%。从校内外家庭教育支出来看，学前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88.8%，校外支出占11.2%；小学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1.7%，校外支出占38.3%；初中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67.5%，校外支出占32.5%；普高阶段校内支出占教育支出的73.3%，校外支出占26.7%。
调查显示，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主要是上培训机构的费用，虽然看上去校外教育培训支出所占比例低于校内支出，但义务教育阶段全国校外支出平均比例超过30%，这是很高的。如果再进一步细化到单个家庭，会发现有相当数量家庭校外教育支出远高于校内教育支出。近年来，我国家庭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日益走高，已令有的家庭不堪重负。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情况，也折射出我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学前教育资源不充足，义务教育不均衡，基础教育存在应试倾向。家长为让孩子进更好的幼儿园、学校，宁愿花更高的学费，同时校外培训支出也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对于学生来说，目前学业存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对家庭来说亦存在经济上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
化解教育的老大难问题，要有真举措。在十九大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要发出四个“红包”。第一个“红包”，是到2020年我國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要达到85%。第二个“红包”，是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均衡发展、标准化发展、一体化发展，着力化解“择校热”“大班额”等问题。到2020年，大班额必须完全消除。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特别是要化解好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第三个“红包”，是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2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第四个“红包”，是研究出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调动教师从事教育的积极性，以此提高教育质量。如果送出这四大“红包”，学生的学业负担不但会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也会减轻，也必将让老百姓在教育提升质量、扩大公平中有更强的获得感。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