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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采取“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农村政策，颁布过《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等。这些重要举措，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也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旧中国，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大的民心所向。
在西柏坡时期，当国共大决战之际，毛泽东比蒋介石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当蒋介石把目光投注在既有的军事装备、统治地盘、美国援助等因素上时，毛泽东却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语——“土能生金”。这个“金”，对毛泽东而言当然不是黄金，而是比黄金还重要的革命能量。
河北阜平县易家庄的农民在墙上书写《中国土地法大纲》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曾写道：“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为了让土地生长出金色的胜利果实，毛泽东委托给中央工委的三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土地会议开好。刘少奇、朱德等人不负重托，一到西柏坡，立足未稳，就马上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场就设在西柏坡村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山沟东岸的打谷场上。
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草案经毛泽东修订后，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在其后一年的时间里，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的1亿多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满足了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的根本利益需求，实现了亿万农民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由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历祖历代都未曾获得过土地的亿万农民更是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出乎意料地加快，甚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历史进程都超出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料。
西柏坡的革命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实现历史转折的成功奥秘。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旁，有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小道，走下去四五十米远，一座土墙黑门的房子前有一块石碑，写着“全国土地会议会址”。康彦新告诉记者，由于过去建设岗南水库，当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地址已经位于水面以下了，现在的会址是按原样复建的，打谷场上的碾盘、石头、小板凳及各种种地的农具都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1947年六七月间，100多位各解放区的代表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风尘仆仆地来到西柏坡的打谷场上，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当时，作为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白天下乡调查研究，晚上在油灯下伏案工作，起草、批阅文件，筹备着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因工作劳累，他胃病复发，体重不足100斤。有一次，他胃痛难忍，是当地老乡用自己的手推车把他推回来的。之后，他就常带一个暖水袋下乡调查，用它来暖胃。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关心，致电刘少奇、朱德：“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在向党中央报告土地会议准备情况时，却附加了这样一句话：“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
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了，会场就设在打谷场上。打谷场的北端有一个稍高出地面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两张漆面斑驳的长条桌、几个长条凳和几把椅子，就成了主席台。一张巨大的帆布系在打谷场周边的四棵大树上，扯起了一个白布棚，用以遮阳。会场没有标语、口号，也没有茶水和热毛巾。台下100多名代表散坐在树荫和布棚下，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从老乡家里带来的小凳子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听刘少奇、朱德等作报告。就是在如此简陋的会场，召开了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会议的第一阶段（7月17日-8月31日）主要汇报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和问题，讨论解决办法。期间，刘少奇与主席团同志分别同各解放区代表进行座谈。
会议的第二阶段（9月1日-13日）转向讨论制定土地政策。大家认为，过去的土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土改政策本身不彻底；二是党内不纯；三是领导上存有官僚主义。因此，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顿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神泉堡正式向全国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土地法大纲》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旗帜，正在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而奋斗，不仅对土地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当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发动农民，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党在各根据地广泛实行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农民负担有所减轻，调动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广大农民纷纷要求直接获得土地，砸碎套在自己头上的封建枷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战争、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从1946年5月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此后一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指示，都是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获得争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获得土地的农民积极生产，踊跃参军，从人力、物力上支援解放战争，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正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他又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是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
土地改革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农村社会大变革。为保证土改的彻底性，充分调动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热情，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农民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说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注重走群众路线的一个典范。在此前的《五四指示》中，中共中央即提出了“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全国土地会议针对过去土改中发生的官僚主义、包办代替等领导作风问题及其他偏向，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刘少奇指出：“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为此，《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对于违抗和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要由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和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在土改期间，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负责保护土地改革的程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
这一系列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群众路线的革命办法来实现土改的，即放手发动农民群众，使他们通过亲身斗争来解除封建枷锁。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曾经喊了几十年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去做，这些主张只能长期停留在口头和字面上。由土地改革这一点即说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了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全国土地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上千年来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句话经太行山的风一吹，便火星四溅，传遍全国。当年在解放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解放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保证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但是，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在一些地方也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1947年12月，中共中央重新发布《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問题的决定》等文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作出了表率。
1948年6月6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六六指示”，分析土地改革所犯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对大别山地区土地改革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十分重视“六六指示”，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亲身体验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对“左”倾错误深恶痛绝，多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问题，提出纠“左”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批转全党。
1948年4月，毛泽东完整概括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中共中央对《中国土地法大纲》某些条文作了订正。中共中央的政策和措施，对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保证土地改革正确实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48年秋，在老解放区1亿人口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新解放区，社会稳定，生产恢复。
因此，在旧中国，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大的民心所向。
在西柏坡时期，当国共大决战之际，毛泽东比蒋介石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当蒋介石把目光投注在既有的军事装备、统治地盘、美国援助等因素上时，毛泽东却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语——“土能生金”。这个“金”，对毛泽东而言当然不是黄金，而是比黄金还重要的革命能量。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曾写道：“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为了让土地生长出金色的胜利果实，毛泽东委托给中央工委的三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土地会议开好。刘少奇、朱德等人不负重托，一到西柏坡，立足未稳，就马上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场就设在西柏坡村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山沟东岸的打谷场上。
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草案经毛泽东修订后，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在其后一年的时间里，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的1亿多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满足了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的根本利益需求，实现了亿万农民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由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历祖历代都未曾获得过土地的亿万农民更是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出乎意料地加快，甚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历史进程都超出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料。
西柏坡的革命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实现历史转折的成功奥秘。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旁，有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小道，走下去四五十米远，一座土墙黑门的房子前有一块石碑，写着“全国土地会议会址”。康彦新告诉记者，由于过去建设岗南水库，当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地址已经位于水面以下了，现在的会址是按原样复建的，打谷场上的碾盘、石头、小板凳及各种种地的农具都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1947年六七月间，100多位各解放区的代表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风尘仆仆地来到西柏坡的打谷场上，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当时，作为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白天下乡调查研究，晚上在油灯下伏案工作，起草、批阅文件，筹备着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因工作劳累，他胃病复发，体重不足100斤。有一次，他胃痛难忍，是当地老乡用自己的手推车把他推回来的。之后，他就常带一个暖水袋下乡调查，用它来暖胃。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关心，致电刘少奇、朱德：“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在向党中央报告土地会议准备情况时，却附加了这样一句话：“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
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了，会场就设在打谷场上。打谷场的北端有一个稍高出地面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两张漆面斑驳的长条桌、几个长条凳和几把椅子，就成了主席台。一张巨大的帆布系在打谷场周边的四棵大树上，扯起了一个白布棚，用以遮阳。会场没有标语、口号，也没有茶水和热毛巾。台下100多名代表散坐在树荫和布棚下，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从老乡家里带来的小凳子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听刘少奇、朱德等作报告。就是在如此简陋的会场，召开了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会议的第一阶段（7月17日-8月31日）主要汇报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和问题，讨论解决办法。期间，刘少奇与主席团同志分别同各解放区代表进行座谈。
会议的第二阶段（9月1日-13日）转向讨论制定土地政策。大家认为，过去的土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土改政策本身不彻底；二是党内不纯；三是领导上存有官僚主义。因此，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顿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神泉堡正式向全国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土地法大纲》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旗帜，正在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而奋斗，不仅对土地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当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发动农民，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党在各根据地广泛实行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农民负担有所减轻，调动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广大农民纷纷要求直接获得土地，砸碎套在自己头上的封建枷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战争、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从1946年5月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此后一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指示，都是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获得争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获得土地的农民积极生产，踊跃参军，从人力、物力上支援解放战争，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正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他又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是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
土地改革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农村社会大变革。为保证土改的彻底性，充分调动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热情，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农民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说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注重走群众路线的一个典范。在此前的《五四指示》中，中共中央即提出了“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全国土地会议针对过去土改中发生的官僚主义、包办代替等领导作风问题及其他偏向，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刘少奇指出：“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为此，《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对于违抗和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要由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和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在土改期间，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负责保护土地改革的程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
这一系列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群众路线的革命办法来实现土改的，即放手发动农民群众，使他们通过亲身斗争来解除封建枷锁。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曾经喊了几十年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去做，这些主张只能长期停留在口头和字面上。由土地改革这一点即说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了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全国土地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上千年来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句话经太行山的风一吹，便火星四溅，传遍全国。当年在解放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解放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保证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但是，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在一些地方也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1947年12月，中共中央重新发布《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問题的决定》等文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作出了表率。
1948年6月6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六六指示”，分析土地改革所犯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对大别山地区土地改革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十分重视“六六指示”，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亲身体验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对“左”倾错误深恶痛绝，多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问题，提出纠“左”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批转全党。
1948年4月，毛泽东完整概括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中共中央对《中国土地法大纲》某些条文作了订正。中共中央的政策和措施，对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保证土地改革正确实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48年秋，在老解放区1亿人口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新解放区，社会稳定，生产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