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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蔚（1970- ），女，江苏扬中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摘 要：由意识形态被逐渐祛魅、经济发展带来的认同减弱和社会公正感的削弱而带来的政治认同不足，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谈文化建设，意味着执政党试图通过文化认同来弥合当前政治认同的不足。以文化认同来促进政治认同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找准政治认同的来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届六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2-0062-04
在世界战火四起、美欧动荡、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加剧、诚信缺失、政府公信力受损的当下，执政党最需要的是政治认同，而十七届六中全会为什么偏偏谈文化建设？直接的原因：一是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不是经济强国），当然要确立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强国”形象。在当前，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个不适应：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此番强调文化建设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二是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大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尽管中华文化五千年不曾断裂过，但近代以来却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不自信起来。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然组成部分。在中国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已经明确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与和谐社会建设，接着我们理应进入“文化立国”的时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通过文化建设，重塑“文化自信”；四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政治改革事关稳定大局，其目的在于政治发展，在于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政治发展是有条件的，不仅要把经济和民生做好，［1］而且需要把文化做好。［2］如果把这次大会的主题与当前的独特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就应该看到，文化强国目标的确立和部署不是随意的，而应该看作是执政党继经济崛起战略后“文化再造”战略的启动，［3］即试图通过再造文化认同来弥合政治认同的不足，以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
一、当前政治认同及其基础的流失
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识别与自我确定。对国家而言，认同意味着国民的自愿服从，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正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4］11-12国家的认同包括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他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5］。
政治认同是生存于某一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产品及政治权威人物等政治性要素的情感和意识上的认可与支持。［6］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相关联。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社会公正是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经济发展是政治认同的绩效性资源。当前中国的政治认同面临着基础被削弱的事实。
1.意识形态认同感逐渐淡化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和价值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7］403，从而保证权力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自愿服从。意识形态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情感性需求，通过意识形态可以满足民众对政治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权力一旦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外衣，就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者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控制。阿尔都塞也指出，一个社会要生存就要再生产劳动力，不仅是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还要再生产出对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顺从。
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主义理想、民族独立富强，人民当家作主，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等革命理想和价值许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赢得了革命胜利，取得了执政地位。执政后又通过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理想和共产党干部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道德感召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但最近30多年来，由于市场化、全球化和世俗化运动的加剧，以共产主义为感召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用逐渐式微，原先革命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祛魅。加之腐败的蔓延对干部队伍道德形象的破坏，民生问题的积累对执政党执政为民理念和形象的破坏，贫富差距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的贬损，意识形态的说服功能大为削弱。
2.经济发展认同感的消减
经济因素历来是政治认同的主导性要素。马克思早就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实践也证明，一国经济发展速度愈快，国家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求的能力就愈强，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同程度就愈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的“路径依赖”。但很显然，经济发展可以成为“执政能力”的体现，但无法构成对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的完全论证，更何况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总是保持高速上升而没有停滞或者不景气。3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是贫富悬殊格局的形成、阶层结构的断裂及其固化、［9］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道德底线的失守。［10］这些问题大大削弱了政治认同，而且不可能期待通过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发展的理念、方式和相关的制度与政策设施。
3.社会公正感的削弱
社会公正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及其制度问题，因而是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以政党、国家、政治团体和民众等主体构成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公正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理性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体系的理念正义、制度公平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体系愈合乎正义，国家的政治行为愈公平愈能够让社会公众普遍地感到从中受益，那么人们对该国家的认同水平就愈高。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1］
我们的改革就是调整格局。邓小平最先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后，党中央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30多年过去了，效率是有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确富起来了，但公平却没有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正如郑家年在《保卫社会》一书中所说，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利益分化社会，甚至连公平的利益博弈都谈不上，因为没有公平的规则，如果说有博弈，也只有在强者之间进行，在财富、资本和权力之间进行，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外。更可怕的是应该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制定公平博弈规则的功能衰退，腐败更凸显了政府官员与利益集团的合谋。中国最大的不公是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这种不公的根源在于“经济构成”存在着财富从民间向国家转移、从多数人向少数人转移的特点，国家经济已经不是有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生经济。再加上城乡的失业、社会保障的低水平、非国有部门的基本劳工权利被忽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权益被践踏、几亿农民的生存权利被冷漠等问题，造成了社会公正感的下降，这直接对政治认同构成冲击。
二、以文化认同弥补政治认同的不足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接受、内化和践行。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基质和依据。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文化的认同在人们建构意义的多元来源中具有优先地位。［12］
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看，政治是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必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次土壤中。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认为：谁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就相当于夺取了“政治领导权”。［13］由此，文化成为当前最具有号召力的旗帜，对内可以成为强化政治共识的来源，对外则可以代表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尽管近代以来外来文化大举进入，但传统文化也从来没有被割断过，而且已与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因此，各族人民、海外华人在传统文化上的认同度非常高。执政党如果把构成民族精神内核的优秀文化传统引入执政理念，的确可以通过激活民族文化精神来扩大政治认同的空间，形成自己在当代世界的文化话语体系。但文化只有架构在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执政党做得更多更好。
三、以文化认同弥合政治认同需要条件的支撑
1.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其承载并发挥出意识形态功能
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问题。阿尔都塞指出，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暴力性的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向外宣传的价值观念就是意识形态。［14］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价值观始终是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激烈斗争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文化进攻中，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加强意识形态和理论武装工作中的主导性作用，更关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
如何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性作用？第一，必须加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为此：一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我们的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喜爱,并内化为实际行动。二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为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提供条件。三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全过程。
第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基础。坚持以人为本，达到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些价值和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取决于各项实际工作的有效推进，否则意识形态就是苍白无力的说教。为此，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以保证人民参与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为目标的政治建设，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才能立得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为人民所自觉认同。
2.做到文化的兼容并蓄，共建起强大的精神家园
文化的最大特质就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的现状是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如何整合这些文化并形成软实力呢？必须兼容并蓄。因为在国与国的竞争中，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精神控制力、影响力、号召力，威望、信誉和文化资本”［15］。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要努力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引入执政理念。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儒家具有道德号召力的价值如“和谐”、“大同”、“以人为本”等已经被纳入执政理念中。但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非同质的文化体系，如何用传统文化来打造文化认同进而打造政治认同，可能不是传统文化能够解决的。因此，需要以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里，重点是要处理现代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能不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16］。放眼望去，曾经的儒家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均实现了儒家文明与民主体制的相容，但民主在各个国家的模式又是可以不一样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们对文化的创造性建构。
3.找准政治认同的来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就促进政治认同而言，传统文化的支撑毕竟是有限的。文化的功用必须附着在完整的国家制度结构中。因此，找准政治认同和共识的来源极为重要。首先需要有对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包括:宗教(各种教会体系)、教育(各种公私立学校体系)、家庭、法律、政治(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传播机构(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文化(文学、艺术和体育)。要想让这些机构都能发挥出意识形态的功能以促进政治认同，就必须遵循民主、法治的原则先完善这些方面的制度。
其次要塑型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公平正义是政治认同的核心价值，必须以“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建立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消除因政治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导致的社会不公平性，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好垄断行业和资本强势利益群体的非法收入问题，从源头上化解政治认同的困境。
最后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问题根本上都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如果不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人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社会权利都无法实现。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只有这些制度都建立起来并良好运转，制度慢慢沉淀为文化，才能从深层次解决政治认同问题。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张维为.中国震撼［M］.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11.
［3］石勇.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J］.南风窗，2011：22.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90.
［6］李雪彦.政治认同——指涉、向度及获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40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9］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动作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0］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
［12］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葛兰西.实践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4］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5］周熙明.迈向文化时代的历史转折［J］.南风窗，2011：22.
［16］朱永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N］.新京报，2011-10-22.
责任编辑：彭安玉
摘 要：由意识形态被逐渐祛魅、经济发展带来的认同减弱和社会公正感的削弱而带来的政治认同不足，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谈文化建设，意味着执政党试图通过文化认同来弥合当前政治认同的不足。以文化认同来促进政治认同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找准政治认同的来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届六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2-0062-04
在世界战火四起、美欧动荡、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加剧、诚信缺失、政府公信力受损的当下，执政党最需要的是政治认同，而十七届六中全会为什么偏偏谈文化建设？直接的原因：一是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不是经济强国），当然要确立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强国”形象。在当前，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个不适应：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此番强调文化建设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二是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大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尽管中华文化五千年不曾断裂过，但近代以来却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不自信起来。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然组成部分。在中国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已经明确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与和谐社会建设，接着我们理应进入“文化立国”的时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通过文化建设，重塑“文化自信”；四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政治改革事关稳定大局，其目的在于政治发展，在于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政治发展是有条件的，不仅要把经济和民生做好，［1］而且需要把文化做好。［2］如果把这次大会的主题与当前的独特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就应该看到，文化强国目标的确立和部署不是随意的，而应该看作是执政党继经济崛起战略后“文化再造”战略的启动，［3］即试图通过再造文化认同来弥合政治认同的不足，以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
一、当前政治认同及其基础的流失
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识别与自我确定。对国家而言，认同意味着国民的自愿服从，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正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4］11-12国家的认同包括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他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5］。
政治认同是生存于某一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产品及政治权威人物等政治性要素的情感和意识上的认可与支持。［6］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相关联。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社会公正是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经济发展是政治认同的绩效性资源。当前中国的政治认同面临着基础被削弱的事实。
1.意识形态认同感逐渐淡化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和价值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7］403，从而保证权力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自愿服从。意识形态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情感性需求，通过意识形态可以满足民众对政治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权力一旦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外衣，就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者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控制。阿尔都塞也指出，一个社会要生存就要再生产劳动力，不仅是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还要再生产出对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顺从。
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主义理想、民族独立富强，人民当家作主，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等革命理想和价值许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赢得了革命胜利，取得了执政地位。执政后又通过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理想和共产党干部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道德感召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但最近30多年来，由于市场化、全球化和世俗化运动的加剧，以共产主义为感召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用逐渐式微，原先革命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祛魅。加之腐败的蔓延对干部队伍道德形象的破坏，民生问题的积累对执政党执政为民理念和形象的破坏，贫富差距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的贬损，意识形态的说服功能大为削弱。
2.经济发展认同感的消减
经济因素历来是政治认同的主导性要素。马克思早就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实践也证明，一国经济发展速度愈快，国家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求的能力就愈强，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同程度就愈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的“路径依赖”。但很显然，经济发展可以成为“执政能力”的体现，但无法构成对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的完全论证，更何况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总是保持高速上升而没有停滞或者不景气。3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是贫富悬殊格局的形成、阶层结构的断裂及其固化、［9］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道德底线的失守。［10］这些问题大大削弱了政治认同，而且不可能期待通过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发展的理念、方式和相关的制度与政策设施。
3.社会公正感的削弱
社会公正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及其制度问题，因而是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以政党、国家、政治团体和民众等主体构成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公正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理性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体系的理念正义、制度公平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体系愈合乎正义，国家的政治行为愈公平愈能够让社会公众普遍地感到从中受益，那么人们对该国家的认同水平就愈高。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1］
我们的改革就是调整格局。邓小平最先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后，党中央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30多年过去了，效率是有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确富起来了，但公平却没有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正如郑家年在《保卫社会》一书中所说，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利益分化社会，甚至连公平的利益博弈都谈不上，因为没有公平的规则，如果说有博弈，也只有在强者之间进行，在财富、资本和权力之间进行，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外。更可怕的是应该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制定公平博弈规则的功能衰退，腐败更凸显了政府官员与利益集团的合谋。中国最大的不公是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这种不公的根源在于“经济构成”存在着财富从民间向国家转移、从多数人向少数人转移的特点，国家经济已经不是有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生经济。再加上城乡的失业、社会保障的低水平、非国有部门的基本劳工权利被忽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权益被践踏、几亿农民的生存权利被冷漠等问题，造成了社会公正感的下降，这直接对政治认同构成冲击。
二、以文化认同弥补政治认同的不足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接受、内化和践行。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基质和依据。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文化的认同在人们建构意义的多元来源中具有优先地位。［12］
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看，政治是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必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次土壤中。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认为：谁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就相当于夺取了“政治领导权”。［13］由此，文化成为当前最具有号召力的旗帜，对内可以成为强化政治共识的来源，对外则可以代表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尽管近代以来外来文化大举进入，但传统文化也从来没有被割断过，而且已与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因此，各族人民、海外华人在传统文化上的认同度非常高。执政党如果把构成民族精神内核的优秀文化传统引入执政理念，的确可以通过激活民族文化精神来扩大政治认同的空间，形成自己在当代世界的文化话语体系。但文化只有架构在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执政党做得更多更好。
三、以文化认同弥合政治认同需要条件的支撑
1.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其承载并发挥出意识形态功能
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问题。阿尔都塞指出，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为暴力性的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向外宣传的价值观念就是意识形态。［14］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价值观始终是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激烈斗争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文化进攻中，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加强意识形态和理论武装工作中的主导性作用，更关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
如何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性作用？第一，必须加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为此：一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我们的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喜爱,并内化为实际行动。二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为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提供条件。三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全过程。
第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基础。坚持以人为本，达到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些价值和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取决于各项实际工作的有效推进，否则意识形态就是苍白无力的说教。为此，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以保证人民参与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为目标的政治建设，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才能立得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为人民所自觉认同。
2.做到文化的兼容并蓄，共建起强大的精神家园
文化的最大特质就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的现状是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如何整合这些文化并形成软实力呢？必须兼容并蓄。因为在国与国的竞争中，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精神控制力、影响力、号召力，威望、信誉和文化资本”［15］。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要努力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引入执政理念。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儒家具有道德号召力的价值如“和谐”、“大同”、“以人为本”等已经被纳入执政理念中。但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非同质的文化体系，如何用传统文化来打造文化认同进而打造政治认同，可能不是传统文化能够解决的。因此，需要以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里，重点是要处理现代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能不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16］。放眼望去，曾经的儒家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均实现了儒家文明与民主体制的相容，但民主在各个国家的模式又是可以不一样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们对文化的创造性建构。
3.找准政治认同的来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就促进政治认同而言，传统文化的支撑毕竟是有限的。文化的功用必须附着在完整的国家制度结构中。因此，找准政治认同和共识的来源极为重要。首先需要有对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包括:宗教(各种教会体系)、教育(各种公私立学校体系)、家庭、法律、政治(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传播机构(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文化(文学、艺术和体育)。要想让这些机构都能发挥出意识形态的功能以促进政治认同，就必须遵循民主、法治的原则先完善这些方面的制度。
其次要塑型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公平正义是政治认同的核心价值，必须以“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建立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消除因政治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导致的社会不公平性，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好垄断行业和资本强势利益群体的非法收入问题，从源头上化解政治认同的困境。
最后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问题根本上都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如果不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人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社会权利都无法实现。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只有这些制度都建立起来并良好运转，制度慢慢沉淀为文化，才能从深层次解决政治认同问题。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张维为.中国震撼［M］.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11.
［3］石勇.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J］.南风窗，2011：22.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90.
［6］李雪彦.政治认同——指涉、向度及获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40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9］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动作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0］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
［12］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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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