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伊娃·戈尔仍能回忆起那次神秘而令人心悸的注射试验。那天,一个长着深褐色头发和鹰一般眉毛的年轻医生一直在她的面前晃悠,频繁地从她的身上采出血样进行血液检测,之后似乎在等待着她的死亡。但是令这位医生和纳粹党徒们失望的是,她幸运地活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纳粹医生蒙格勒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难民们施加了各种各样可怕且手段残忍的医学试验,但伊娃·戈尔和她的妹妹摆脱了他们的魔掌,侥幸活了下来。令伊娃感到痛苦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蒙格勒医生将什么液体注射到她和她妹妹的身体内,她们的血液到底用于什么样可怕的医学研究。更使她感到愤怒的是,那些在二战时期采用蒙格勒医学实验结果的德国科研机构直到今天也从来没向她以及其他受害者表示过道歉。
　　目前,类似的问题在德国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近,在由主要科研中介机构赞助的会议上,德国马克思科研机构(前身为纳粹时期恺撒威廉科研学院)的两位现任总裁维纳格和马克承认在战争期间他们的科研机构变成了纳粹战争罪行演练的场所,在希特勒的管辖下,利用所谓科学研究的名义,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他们同时指出今天那些试图掩盖纳粹罪行以及保护纳粹同党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维纳格强调仅对公众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他们已就恺撒威廉科研学院在战争中和战后滥用医学的罪行向德国公众发出了一份历史调查,并且组成了一个由6人参与的调查小组。维纳格强调,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德国科学界的下一代。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残忍的杀戮是如何在科学的伪装下进行的。
　　通过过去的调查资料,纳粹战争医学的种种骇闻早已公布于众。尽管目前蒙格勒本人躲在南美避难,但是通过二战时期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的揭露,他那些臭名昭著的医学实验早已昭然若揭。在一个有关双胞胎感应的医学研究中,蒙格勒将某种毒物或者是病原体注入其中一个双胞胎的体内,同时牢牢控制另外一个以观察所谓的孪生反应。另外,在战后于纽伦堡进行的一项有关“医生试验”的审判中,有15名被告被确认有罪,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因为有幸存者证明了这些医生进行了一系列以测试人的各项忍耐力极限的残酷实验。他们将从集中营里拉来的战俘或是犹太难民施以各种残酷的实验。无辜的人群被暴露于充满芥子气和疟疾病毒的环境中,或是被搁在冰冷的海水中,或是被放在低气压且空气稀薄的高海拔环境下,以此来检测人在不同极端环境下忍耐力的极限。同时,还有资料揭露出恺撒威廉科研学院精神病研究中心利用大屠杀获取人脑,用以作精神病方面的分析。然而战后,许多被怀疑参与这些实验的科学人士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和审判,他们声称本人并不愿意进行这些研究调查,而是被纳粹所利用。
　　有新的证据还表明193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生化学家布登南德曾是战争时期臭名昭著的德国恺撒威廉科研学院生化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马克将一份布登南德一直封存着的私人资料交给了研究小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在上月柏林的一次演说中透露,资料显示布登南德曾经协助一项由恺撒威廉学院进行的医学研究,在该研究中,通过对从集中营收集到的不同人种的血样进行分析,从而发现抗病毒的蛋白质。虽然实验没有获得成功,但布登南德本人参与了多项血液分析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曾经在分子遗传学家穆勒1984年的《杀人科学》一书中详细做了说明。而布登南德本人直到临死之前也矢口否认他知道二战期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任何有关的研究。
　　负责该项调查的普罗克特在布登南德长达80米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资料,虽然这些档案早已被人高度过滤过。但他还是发现布登南德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要求他的同事将列为纳粹绝密的“基因研究”的所有文件全部销毁。同时,布登南德还参与了德国空军在飞行基地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虽然这些试验的目的还不为人知。在试验中,他们将6个患有癫痫病的孩子放在飞行中的飞机低压舱内,以分辨出哪些是遗传或哪些是非遗传性的癫痫病。但在二战结束之际,布登南德立即为自己以及另外一些有污点的科学人士辩护,声称他们是德国最优秀的科学家,理应继续享有他们的荣耀。之后,布登南德成了战后德国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且在1960年至1972年期间担任了马克思医学研究所的负责工作。虽然,支持布登南德的人怀疑他是否知道任何有关纳粹医学研究的内容,但随着对纳粹战争罪行越来越多的调查,真相越来越明显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今天,德国的历史学家们通过深入分析历史档案资料,正在搜集新的证据以揭开德国科学界最阴暗的内幕。历史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在全面地调查德国国内以及国外有关的历史资料。在今后的几年里,他们将进行完全彻底的历史调查。其中由6人负责的对恺撒威廉学院在纳粹时期犯下罪行的最关键调查中,他们将集中证明以下罪行:
　　一、 纳粹因种族歧视而将集中营的难民作为人体标本。
　　二、 和科学家串通一气进行战争武器研制。
　　三、 抢劫苏联的农业种子并利用难民作为劳力进行农业研究。
　　四、 对集中营难民进行集体大屠杀来进行对人脑的研究。
　　今年66岁的伊娃,已经对揭露蒙格勒实验的内幕不再抱有更多的希望。但她一直在疑惑,到底是什么病因使她的妹妹在1993年死于一种异常的肾病。在她11岁被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救出来后,她找到了一个收留蒙格勒试验中幸存孪生子的组织,亲眼看到他们中许多人的健康状况相当糟糕。而且所有人都受到同一个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科学研究”。青 辰 编译
　　 《海外星云》(2000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