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如今，姑娘们都以“减肥瘦身”来作为衡量美丽的唯一标准，她们通过运动、节食等方法来把身体多余的脂肪“转移搬迁”出去，从而来达到瘦身的效果。
　　无独有偶，北京也在“大动干戈”将减肥进行到底。有人这么形容京津冀三地，北京是一个“胖子”，河北和天津都是“瘦子”，均衡这三者的关系，则需要北京进行“减肥瘦身”，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把多余的产业转移到河北和天津，来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在“减肥瘦身”的过程中是否遇到了瓶颈或难题，京津冀三地又应该如何合理布局？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耘接受了《经济》记者的专访。
　　《经济》：目前，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此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
　　张耘：其实，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北京，进行“二·二六”重要讲话以来，就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体制和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提出5点具体要求。截至目前，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虽有一些成效，但在疏解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核心问题未能解决。一是何为非首都功能？它与市民基本生活生产所必须的城市基本功能有何关系？二是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如何来解决区域间、府际间、市场主体间、政府与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协调。三是国家层面谁来主导与推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以及协调三地的利益关系？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非首都功能疏解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推进效果，同时也直接影响着首都北京的城市病治理和市民的安居乐业。
　　《经济》：就目前情况来看，治理城市病和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作用，两者不谋而合，那么对于后者，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做哪些功课？
　　张耘：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着力解决大城市病，北京正在淘汰低端产业和污染产业。在我看来，在疏解产业之前，首先要区分开北京和首都的定位，北京首先作为一座城市，而首都则是后来延伸出的一种身份，首都是叠加在城市功能之上的。因此，疏解非首都功能需要统筹这两个因素。其次是谁来扮演疏解的角色。在提出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之后，许多的制造业、商品市场、物流等行业企业被列入疏解名单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不协调不匹配带来的系列城市病等问题。疏解的过程是一个长远的课题，事关三地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不是政府简单地、一声令下地搬迁。能否成功不仅要有政府的积极理性的主导，更需要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甚至可以说，只有将政府与市场经济主体积极地有机融合才有可能达到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初衷。
　　《经济》：造成京津冀三者经济不均衡的原因有哪些？
　　张耘：世界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首都城市均具有多重功能，单一功能的首都往往是发展历史较短的首都。首都城市功能多少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是首都城市中的非首都功能是否影响了首都功能的实施。当非首都功能影响了首都功能实施就必须疏解。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在首都功能之上不断叠加出来的非首都功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非首都功能与首都功能的相互关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深刻地影响着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新中国建国伊始，为了首都政治功能的实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迫切需要北京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以此支撑新中国首都核心功能的实施。但是北京经济功能的形成与壮大始终与北京周边以及全国各地的支持分不开，京津冀三地的关系也经历了从三地均衡到到两虎相争的3个阶段。解放初期，京津冀都处在低水平下的三方均衡状态，天津以工业为主，河北以农业为主，北京以消费服务业为主，三者形成一个互补、互惠、互利的关系。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大量的代表国家水平的重化工业开始向北京集聚。而国家要发展，就要进行工业化发展。因此，北京作为国家的形象，需要大批的产业工人，由此形成了北京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扩大速度加快，城市病开始显现，经济功能已经开始冲击到首都核心功能的实施，因此才有了后来一次次的规划，逐渐地弱化首都的经济功能。但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层面的推进机制，以往弱化首都经济功能的规划未能很好地落实。在京津冀三地的不断竞争中，北京就像一座由周边以及全国的资源堆积起来的孤峰，在自身经济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周边与北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从此意义上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是治理首都自身城市病的需要，也是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关系的重要机遇。
　　《经济》：目前，交通拥堵已成为北京治理城市病的首要任务，尤其以新发地、动物园、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为主，其周边交通经常陷入瘫痪。这些批发市场搬迁出去后，百姓的消费需求如何来满足？
　　张耘：在我看来，疏解非首都功能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低端产业全部迁出去，那些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保证市民基本生活生产的低端服务业就不应疏解。无论是首都还是一般的城市，首先是人居住的场所，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为市民的衣食住行提供服务，这些产业自城市形成就存在，并与城市市民的存在而共存，不可能疏解，也不应该疏解。蔬菜批发市场搬迁了，但是百姓依然要吃菜，服装批发市场疏解了，但市民依然要穿衣，有需求就会形成供给。任何疏解都不能无视居民的需求。在疏解过程中实现上述产业的管理升级、服务升级、业态升级，为都市人提供更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当然也会因此带来市民消费选择范围的缩小。过去消费的多种选择变成单一选择，百姓要为衣食住行加倍买单。在疏解中带来的北京市民生活成本的相应提高应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除去增加居民收入之外，还应该在提高居民消费服务业的合理布局、精细管理、价格调控、业态创新等方面做足文章，通过产业升级，在更高水平上充分解决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
　　《经济》：目前，有一些企业愿意搬迁出去，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不愿外出，对于此，您认为企业不愿搬迁的原因是什么？
　　张耘：现在搬迁出去的基本上都是国企，由于品牌效应，很多地区愿意接收它们，并有相应的扶持资金。不愿意搬迁的都是私企，由于面临再一次的投入建设资金，且不能确定在新地区是否会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来说面临巨大风险，这些不仅是企业要考量的问题，更应该成为政府要考量的因素。针对疏解过程中对于企业带来的损失应有合理性的补贴，不能简单地一迁了之。
　　《经济》：在您看来，对于一些被疏解腾退后的空间资源该如何来合理运用呢？
　　张耘：坚决防止腾退空间的旧功能和人员再集聚。虽然政府在此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一些空间大的地方，还会合理运用，比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之一的天皓成市场转型升级为金融创新中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来诺基亚的厂房目前全部投入支持北汽新能源的运用。但对于动批的转型，其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招商引资的问题，是否会有这么多企业入驻？需要通盘考虑。
　　《经济》：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够让被疏解出去的企业愿意入驻迁入地，那么在疏解之前，应该如何完善基础服务呢？
　　张耘：在国外，也有很多城市疏解产业外迁，值得我国学习借鉴。譬如，法国的巴黎想把城市的相关功能疏解出去，政府先建设和老百姓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最后再建设办公区和住宅区。等到居民入住的时候，所有的配套设施都已经齐全。但是反观国内，先建设住宅区，让居民搬进来，后建设公共设施。比如说医院，每个人都需要医院，但是都不想住得离医院太近。谁都会制造垃圾，但是谁也不愿意垃圾场建在自己家门口。要想更好地吸引企业入驻，就需要完善好服务的配套设施，来留住他们。
　　总而言之，疏解与聚集是一个舍与得的权衡。舍是付出，也未尝不是获得。舍去低端的污染的产业，那么得到的将是干净的空气。舍去大型的物流批发业，那么换来的是其周边交通的畅通。但是权衡舍与得的基点不应脱离城市的主体——居民。如若离开了城市主体，事情就显得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