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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大新的排兵布阵之后,一个大转型、大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扭曲中的崩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333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然而,以经济改革为主的单兵突进式改革模式在赢得效率的同时,却极大地损失了公平。改革与发展共识都因此而陷入断裂。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人对改革和发展方向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国企改革到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再到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改革利益的分享变成少数人的盛宴,使得改革之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初衷被一定程度地扭曲,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收益。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与路径的“共识”一度断裂。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质疑。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的中国却日益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贫富悬殊加大、高增长与高失业共存等种种困局。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4%,然而消费的石油占到了全球7%、电力占13%、原煤占30%、钢材占27%、铝材占25%、水泥占40%。1990年代,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0.1%,而同期就业的增长率却只有1.1%。GDP的高增长也并没有带来人民幸福感的增强。据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中穷人增加了80万,相当一部分百姓面对经济增长反而感觉了更大的生活压力。
经济发展与民生状况的突出差异显示出:我国长期以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无法再适应社会与国家的长期和谐发展需要。
全面修复与全面发展
断裂的改革与发展共识需要修复,但改革本身不能搁置。这一切在十六大之后的5年间,由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实现了。
2002年2月24日,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改革开始向着深化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迈进。2006年3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表示了要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的署名文章。就此,此前关于改革的所有疑虑被消除。在中央坚定改革信心的同时,改革的策略和方式也在进行积极调整。整个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单纯的经济改革转移到综合配套的整体改革上来。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始成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从此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与经济发展等量齐观,中国改革逐步进入全面改革时期。
胡锦涛曾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机制,同时也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构想的提出,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民生主义”,同时也昭示着一个大转型、大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很显然,在十七大新的排兵布阵之后,新的执政理念将进入加速实践进程。而民众,有理由期待国家会有更加全面、良性的转型与进步。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光
扭曲中的崩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333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然而,以经济改革为主的单兵突进式改革模式在赢得效率的同时,却极大地损失了公平。改革与发展共识都因此而陷入断裂。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人对改革和发展方向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国企改革到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再到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改革利益的分享变成少数人的盛宴,使得改革之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初衷被一定程度地扭曲,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收益。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与路径的“共识”一度断裂。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质疑。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的中国却日益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贫富悬殊加大、高增长与高失业共存等种种困局。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4%,然而消费的石油占到了全球7%、电力占13%、原煤占30%、钢材占27%、铝材占25%、水泥占40%。1990年代,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0.1%,而同期就业的增长率却只有1.1%。GDP的高增长也并没有带来人民幸福感的增强。据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中穷人增加了80万,相当一部分百姓面对经济增长反而感觉了更大的生活压力。
经济发展与民生状况的突出差异显示出:我国长期以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无法再适应社会与国家的长期和谐发展需要。
全面修复与全面发展
断裂的改革与发展共识需要修复,但改革本身不能搁置。这一切在十六大之后的5年间,由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实现了。
2002年2月24日,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改革开始向着深化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迈进。2006年3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表示了要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的署名文章。就此,此前关于改革的所有疑虑被消除。在中央坚定改革信心的同时,改革的策略和方式也在进行积极调整。整个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单纯的经济改革转移到综合配套的整体改革上来。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始成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从此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与经济发展等量齐观,中国改革逐步进入全面改革时期。
胡锦涛曾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机制,同时也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构想的提出,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民生主义”,同时也昭示着一个大转型、大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很显然,在十七大新的排兵布阵之后,新的执政理念将进入加速实践进程。而民众,有理由期待国家会有更加全面、良性的转型与进步。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