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林彪事件和批极左思潮
　　
　　好不容易熬到了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中央部署落实政策，我们一批因有种种“问题”已被报社编入另册、等候被扫地出门的人，又被陆续调回编辑部安排了工作。我被安排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组”。离开编辑岗位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办公桌上，当时确实有重回党的怀抱之感，心情竟然十分激动。回想两个月前我被编入“另册”后，已经做好了下放干校劳动的思想准备，只是担心孩子们还小，家中又无老人照顾，留下他们孤苦伶仃，一想起不免心酸。如今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而且由于新手多，诸如搞综合、修改重要稿件等任务大都交由我承担，我的地位显然又有所上升，此时我除了感谢党和毛主席还有什么呢?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又陆续解放了一批干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伤害的人，也大多数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形势显然比前两年宽松多了。接着，更出人意料地在全党传达了“批陈整风”的红头文件。陈伯达当年在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里，是迫害老干部的刽子手，极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被批判真是大快人心的事。不过当时仍是造反派掌权时期，我的高兴只能藏在心里，不能露在脸上，有时忍不住也和几个知心朋友议论议论。从这时起，我进一步为报社军管组和社领导所重用。原因是对于批判陈伯达这样一个人物，那些一向崇拜陈的造反派骨干们是下不了手的，即使勉强为之，也很不起劲。于是我这个老编辑便自然派上了用场，成了《青海日报》批陈的主攻手之一。
　　时间匆匆到了1971年，一件更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从9月起，中央的报纸就不再出现“林副统帅”的名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通栏标题，也再未提到过林彪的名字。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人们不免暗暗猜测“林副统帅”可能出了什么事，不然，那时几乎天天在报纸上露面的副统帅何以忽然销声匿迹了呢?果然，不久就在党内正式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经过，连我们一些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也被通知参加，可见当时斗争形势的严重了。我听传达后的心情可以说是交织着惊、喜、哀、乐。惊的是这么一个列入党章、法定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日日被群众祝颂“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一瞬间成了党和国家的叛徒，变化是何其之快，何其之大!前些日子只听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有错误，他的妻子叶群挨了主席的批评，未想到有后来的发展。喜的是这个阴险奸诈迫害许多老帅的刽子手，靠吹捧、“紧跟”起家的两面派，终于暴露了其真面目。哀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破灭了，许多普通人早已有所觉察的坏人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竟视其为自己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并且在党章中把他列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时已七五高龄，能否经得起这个严重的打击(后来的事实证明，“九·一三”事件对他老人家的健康是很有损害的)?乐的是，毛主席还是无愧于英明伟大，在关键时刻及时清除了党内一大隐患，“四人帮”从此失去了一个靠山，形势将朝好的方面发展。
　　“九·一三”事件后，最大的变化，是毛主席的威望开始从“顶峰”下落。一些人多年来对“文革”的不满，由过去仅限于对两三知己交心，逐渐扩展为一股势力相当的潜流。一些开始时拥护“文革”的人，此时也对“文革”发生了怀疑。联系到“文革”以来，多少曾与老人家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惨遭迫害，以至惨死；联系到成千上万的老党员、老干部受批斗，被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联系到“文革”以来生产力的被破坏，经济的萧条；更联系到江青和恶棍康生的被重用等等，人们的不满情绪随处可见、可闻，“文革”也从它的顶峰逐步但又曲折地下落，并最终走向灭亡。
　　“九·一三”事件后，在报纸上随之掀起了一个批林的巨大浪潮。我也把多年积累的愤懑化作莫大的积极性投入了这场战斗。紧接着批林而来的是批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矛头无疑是对准造反派中的“激进派”。此时我不仅是报社业务上的骨干，在报社内部的政治运动上也由被批判者或被清理者变为批林、批极左的骨干了。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对我很快又一次作了历史结论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而且被列进了批极左思潮和批林的积极分子队伍；而那个红极一时、响当当的“激进派”头子陈某却一蹶不振，变得灰溜溜的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把我从专政对象的边缘线上拉了回来。我对国家的、个人的前途又开始看到了希望。我把家庭的不幸暂时放在了一边，全力投入了批林、批极左之中。
　　更有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两个下乡的儿子在一些重新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的帮助下，同时回到了西宁并同时被安排到工厂当工人。女儿此时也已高中毕业，被安排到一家化肥厂当铣工。这就是说，除小儿子还在念高中外，三个大孩子都已参加了工作。这不仅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这时我们的全部存款仍然冻结，老韩仅领生活费，全家五口人依靠我一人的工资生活)，而且也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过去每每想到两个儿子孤独地在牧区过着那自炊自作的艰苦生活，失去了学习机会，常常食不甘味，夜不成眠，这下总算去掉了我一块心病。
　　1972年，除了老韩的历史问题尚无结论外，我在报社的处境和孩子的境遇都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们在礼让街那个小小的家又复焕发出生气。我一边麻利地忙着报社的工作，一边笨拙地为从牧区归来的孩子拆洗被褥、棉衣，虽是累得腰酸背痛，心里却洋溢着多年来少有的愉快。
　　这里顺便说说，我家在“文革”中住了长达10年之久的那个礼让街49号。1968年省政府的造反派们先是让我家从省长楼迁入厅局长宿舍。当我们刚刚安顿好，准备较长期住下时，不料1970年夏天，忽又接到省革委办公厅通知，限我家在三日内迁出省政府大院，搬到外面一个僻陋小巷的土房中居住(也即礼让街49号)。这里一共给了三间房，一间半在土楼上，一间半在楼下，互不连接，既无自来水，又无厕所，吃水要到街上挑，大小便要到外面蹲土坑，更兼那条小巷一到雨天泥泞不堪，无从下足。对于一批尚未定性的领导干部如此待遇，我曾据理力争。但那时谁听你的申诉和抗议呢?困难只能由自己来克服。房子面积一下缩小了多半，又分隔两处。开始时，我简直不知怎么摆弄，才能把几张床、桌、书架安置下来。我家除书籍外原仅有两只箱子，衣服主要靠公家配置的衣橱装，现在衣橱没有了(造反派不让搬沙发和橱柜，只让搬床、桌、凳)只好让孩子们想办法在省府大院里找到一个破旧不堪被人弃置的白木柜，请木匠钉了一下，总算把衣服装了进去。经过反复折腾，几件家具、衣物也算“各得其所”。这次搬迁，老韩仍被监管不在家，两个大儿子又在牧区，家中仅我和女儿小秀及年仅14岁的小儿子小丹三人，虽说有人用车给运送家具，但两头归置捆绑全得靠自己动手，真把我累得精疲力竭。和我家同时搬迁到礼让街的还有高克亭、韩洪滨、张晓东等几个原省级领导人。据说这些人都有叛徒、特务嫌疑，从安全着眼不宜再住省委大院。因此附近的老百姓一度把礼让街这座小楼呼之为“牛鬼蛇神”楼。这些家庭确不愧为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老干部之家，个个都能屈能伸，生活条件尽管陡降，且有种种不便，但很少听到怨天尤人的话，家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一切照常，久而久之也都能怡然自得，毫无苦楚之感了。
　　


　　随着形势的好转，我家和几个邻居家都渐渐有了客人。尤其是原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高克亭，解除管制较早，在青海工作时间又较长，家中客人更多，其中不少还是已经“站出来”(指“文革”后又做了官)的厅、局一级的干部。人们在私下议论中，对“文革”是愈来愈不满了。1967年至1968年之间，那股群众性的“革命”的狂热劲头再也看不见了。所谓的“保皇派”对“文革”固然提不起劲，就是“造反派”，也因他们的头头陈伯达、林彪的相继倒台和批极左思潮而锐气大挫，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由“造反派”转为“逍遥派”了。
　　
　　(八)“批林批孔”的斗争
　　
　　“文革”又称“十年浩劫”，但实际上这十年形势也是曲折起伏的，并非一直都不好，也并非愈来愈坏，而是两种势力暗中较劲，互有消长。
　　前面说过，由于陈伯达、林彪相继倒台，周总理在中央的作用又得到了加强，矛头直指造反派中极左思潮的运动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1971年10月，由林彪一手搞起来的“军委办事组”也被撤销，而代之以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加之同年11月，毛主席又亲自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一大批军事领导人得以解放。紧接着的1972年、1973年，都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较好时期。特别是1972年“八一”建军节，以陈云、王震为首的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的高级干部纷纷露了面，恢复了名誉，陆续出来工作，许多人都感觉国家又有了希望。1973年，不仅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整顿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有所恢复。这一年，大学招生恢复了文化考试，规定凡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年均可应试。也正是在这一年，我的两个大儿子都被工厂推荐上了大学。由于他们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无结论，好学校不敢要他们，他俩只得勉强进入了北京体育学院和青海师范学院。前者是因招生人员看中了大孩子的体育素质，认为有培养前途，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义招入的；后者是因为当时担任师院院长的也是一位解放不久的老干部，硬排除造反派的干扰招入的。当时许多干部的子女都以参军为荣，我们的子女没有条件参军，便尽可能地争取上大学。也正因为当时许多有权势的子女都争相参军，上大学的竞争才不那么激烈。我的孩子入学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后来有不少人奇怪，你的孩子在那种条件下何以都能上大学?原因就在于此。
　　眼看形势好转，国家逐步走向安定，尤其是大批老干部重又站出来工作，江青一伙岂甘罢休!1974年，他们又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次“四人帮”把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指责他的一系列调整整顿措施是搞“右倾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利用毛主席关于林彪问题性质的两次谈话，亦即:“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林还必须批孔”大做文章。紧接着他们又利用手中操纵的舆论工具，大搞“影射史学”，泡制了一大批“尊法反儒”的文章，影射周总理是当代最大的“儒”，是“秦代的吕不韦”。这一切在开始，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和干部是不大清楚的，因为他们都是打着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幌子，许多人还以为毛主席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又有什么新的战略部署了。特别是新闻界唯恐跟得不紧，于是各省报紧跟《人民日报》之后，掀起了“尊法批儒”的高潮，中心是“反复辟”，实际上是对批“极左”的反扑。我当时作为《青海日报》“大批判组”(后改名“理论部”)的主要编辑，因在前一时期组织了大量的批判“极左”的文章，这时便成了报社内部以陈某为首的“激进派”反扑的主要对象之一。他们还把此事捅到了社会上，对我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围攻，虽未直接点名，也是呼之欲出了。这一次和过去不同的是，我竟没有丝毫的孤立感，不论是社会上还是报社内部都不断有人给我撑腰打气，要我挺住。尤其是从格尔木来的几位部队通讯干事，那时正跟着我学习新闻专业，我凡外出采访、组稿，他们必跟着我，一面固然是学习，更主要的是“保驾”，唯恐我在外面遭到围攻或侮辱。由此可见当时人心的向背已大非1967、1968年间的形势了。当然也有一些刚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惊惶失措，推卸责任。例如我组写的一篇重点批林、批极左思潮的文章，明明是经过当时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审阅同意的，此时他却百般掩饰，不敢承担责任。也许是所处地位不同的缘故吧，事后我还是对他表示了谅解。受群众批斗的滋味自然不是好受的，何况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呢?
　　由于我组编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批林的(有人认为我是以批林为幌子，实际上是批造反派。二者本来就难解难分嘛)，造反派的骨干们在喧嚣了一阵后，抓不住更多的把柄，只好不了了之。但报纸上的“尊法批儒”宣传，还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这次“批林批孔”声势浩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称，各种人物遂又有了一次表演的机会。初期曾经“站错队”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保守派”分子，这次唯恐又站错了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有的甚至迫不及待地站出来“亮相”，有的抢先张贴大字报表态。在中央有这样的人，在青海也有这样的人。就连报社两个一向忠厚老实、以稳健出名的本省籍中层干部，这次也唯恐再站错队，在“激进派”贴出的首篇反右倾反复辟的大字报上“勇敢”地签了名。至于我自己若不是为造反派所刻意孤立，说不定也加入了反右倾的队伍。在那个年月，谁不愿意做响当当的左派，谁愿被说成是“右倾”呢?
　　


　　在这个所谓的“二次文化大革命”中，报社的“激进派”认定我是报社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就连一向比较看重我能力的总编辑程光远也把我列入了另册，再一次准备把我排挤出报社，我的处境又黯淡了起来。然而，这次我并没有气馁，更没有张慌失措，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形势的变化。我心中清楚，“激进派”之所以视我为眼中钉，一方面固然与我在批林、批极左思潮中的表现有关，有的文章的确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是青海“大走资派”韩明的老婆，在笔杆子上又有一定的能量，是他们在报社东山再起的一块绊脚石，故必欲踢开而后快。但反对他们的势力也并不小，除了原来的“保守派”外，还有一部分从造反派中分离出来的所谓“策略派”。这也正是我在这场斗争中不感到孤立和气馁的原因。总之，“批林批孔”这一仗，开始时因有毛主席“批林必须批孔”的最高指示，加上“四人帮”的推波助澜，来势凶猛，不少人被卷了进去，及至渐渐发现“四人帮”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高潮便逐步低落了下来，最后只剩下少数“激进派”骨干的微弱呼号了。
　　
　　(九)曙光再现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针对周总理的整顿经济、发展生产的方针，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以示对着干。这一来可给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害，青海全省工业总产值急剧下降，有的企业生产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人们忧心如焚。这一情况为毛主席所知后，发出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此时邓小平已被毛泽东重新重用，先后被安排任军委总参谋长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后，周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他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不愧毛主席对他的“人才难得”的褒扬，力排“四人帮”的种种干扰，开始了对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而且是“严”字当头，首先从整顿铁路运输着手。在万里同志直接领导下，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头子，得到了绝大多数铁路职工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我和周围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无不拍手称快，大家说:“早就该如此了，不然国家还有什么王法!”这一着确实有效，经济战线很快有了起色，生产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人们似乎再一次看到了希望:我们党毕竟有一批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一旦他们肩负起了责任，大局是会很快好转的。
　　这几个月里，我们的“牛鬼蛇神”楼也进一步有了生气，来访的人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专案组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些，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老韩于1974年10月被批准到北京就医，这是一年前想也不敢想的事。听说这一方面与当时政治“气候”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与不久前原省委第二书记王昭的惨死有关。王昭是一位文武双全、颇具才干的高级干部。50年代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来青海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曾与部长罗瑞卿共事，临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找他谈过话，这也就成为“文革”中他被列为彭罗死党的主要依据。“文革”一开始，他就被红卫兵当作青海省的第一号走资派批斗。“赵永夫事件”后，更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进狱中。他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此时病情恶化，监狱怕出人命，把他送进医院抢救，此事为造反派所知，大为不满，逼迫医院把他赶出，不久即病死狱中，年仅50余岁。此事报到中央后，周总理下令青海省有关部门严加追究，省领导被迫作了检查。因此这次老韩出省就医，一经医院建议，省里就点了头。
　　组织上决定由专案组派一人和我一起陪同前往。起程这一天，除孩子们到车站送行外，还有两三好友到车站握别，情意真挚，使我深受感动。到京后，经中组部介绍，我们下榻于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分配给我们的是一间向阳、30余平方米的大房间，内有两张大床、一套沙发、一张大写字台。这样的优待条件也是一年前所不敢想象的。在这里聚集着一批从全国各地来京的“靠边站”省级干部，有的是来看病，有的是来谈问题，其中大多数人没有作出审查结论。记得老韩认识并拜访过的知名人士有宋任穷(冀鲁豫的老领导)、蒋南翔(原高教部长)、廖井丹(入川后认识)等人。据我观察大家见面除互相问候、互道健康外，谈及时事都十分小心谨慎，未敢露出一点对“文革”的不满情绪。而私下人人都注视着中央的每一决策、毛主席的每一指示。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那时北京盛传王洪文到长沙告状失败、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搞宗派的消息，人们表面虽不露声色，私下却飞速相传，内心都暗暗高兴。教育部的老同志们，包括司、局长和一般干部，听说老韩到了北京，也都纷纷前来探望。这在前两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的。领导干部之间讲话还比较克制，我们一般干部之间交谈就无所顾忌了。大家几乎众口同声地骂江青、骂康生、骂“四人帮”是一伙唯恐天下不乱的妖孽，一面为他们受了批评而高兴，一面又担心他们羽翼丰满，万一主席去世，难以控制；都盼望毛主席健在之时能顺利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初来北京，很惊异于北京人的大胆，这些话在青海是很难听到的。几年来受尽折磨的心在此时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
　　江青一伙经过精心策划，先是在报纸上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反经验主义”的风浪，矛头显然直指周总理和一大批以邓小平为首的重新站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此事由于毛主席的及时发现和制止而中辍，《青海日报》还未来得及跟上，这出戏就停演了。接着又从报纸上传来了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明眼人一看，这后两条显然是针对“四人帮”说的。因为此时已从小道传出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批评了“四人帮”，江青在政治局会上作了检查的消息。此后“四人帮”似乎收敛了一段时期，青海和青海日报社的局面也随着平静了一段时期。这时因老韩已由北京医院转去杭州疗养，我也急忙赶回了报社工作。
　　
　　
　　(十)可怕的反复
　　
　　“树欲静而风不止”。大约在1975年8、9月间，“四人帮”又从毛主席对《水浒》的一次谈话中捞到了打击邓小平等人的“子弹”。毛主席说:“水浒的要害是搞投降，搞修正主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架空晁盖”。江青等人认为这是毛主席暗示现实，暗示党内有人架空他老人家，搞修正主义，于是立即动用所有宣传工具掀起了又一场大规模的批《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浪潮，实际上仍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影射、攻击在周总理支持下的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可是在刚开始时，各地报纸因见中央报刊接二连三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这类文章，而且是来自最高指示，只得纷纷跟上，且谁也不甘落后，因为落后是要“挨打”的。《青海日报》自不例外，经我手就编辑了不少类似的批判文章，反正是“小报抄大报，大报跟梁效”(“梁效”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笔名)。但和“儒法斗争”一样，红火了一阵子，当“梁效”之流的文章的真面目日益显露的时候(如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头子)，各报的热度也就慢慢冷却了。
　　也就是在这时，又听说“四人帮”不断通过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向毛主席反映了大量的有关“邓小平只抓生产，不讲文革成绩，不批修”的情况，使毛主席很快得出了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结论。事情似乎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迟群问题的信开始的，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道:“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紧接着还传来了“许多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高批示。消息传到青海，大多数老同志都深感迷惑不解:迟群不学无术，要权要官，作风败坏，群众对他极为不满，要求批他，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主席何以硬把自己和迟群拉在一起呢?又说许多“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么，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靠谁领导和组织的?难道仅仅主席一个人，加上江青和几个“笔杆子”就行?大家由不解到抵触，议论纷纷。
　　再接着便是1975年12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转载了《红旗》第十三期发表的北大、清华批判组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大块文章。那时我正在乐都县采访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这篇文章地位之显著，标题字之大，以及题目的火药味，立即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再仔细看看内容，更令人坐立不安。文章以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一篇关于整顿教育工作的讲话为靶子，大肆鞭挞，叫嚣这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进而指出教育战线上的这股复辟风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矛头显然直指周恩来、邓小平两同志。我知道一场可怕的政治反复又已吹响了号角，便再也无心继续采访，急忙赶回报社观察动向。果然，一场暴风雨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平地而起。报社内部一些久受“压抑”的“激进派”早已憋足了气，这时一下爆发出来。他们人数不多，能量不小。几乎一夜间便将大字报贴满了报社所在的四楼大厅，叫嚣要揪出报社里大大小小的复辟“辫子军”。他们中的几个党员还在党支部大会上发难指名批判报社第一把手史进贤右倾(此时原总编辑、造反派头头程光远已脱离报社，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史进贤是刚站出来不久的老干部)。一个原来“站错队”曾被划为“坏头头”的党员，此时“反戈一击”，公然叫嚣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此举激怒了大多数党员，遭到了有力的批驳和抵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造反派力量已急剧分化，死心塌地跟着“四人帮”跑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1976年1月8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敬爱的周总理终于在久病之后离开了人间。噩耗传来，万民悲痛，而“四人帮”却违反人民的意愿不让各地开追悼会，即使在中央一级也蓄意降低追悼的规格，结果引起了群众对他们一伙更大的憎恨，北京10万人自发送灵车就是一个集中的表现。就连青海日报社在群众自发要求下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哀悼仪式，一些造反派头头迫于人心所向也参加了这个仪式。
　　周总理的逝世，增强了人民的凝聚力，在报社内部，对“批邓”抱消极态度的人也暗中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使“激进派”无可奈何。而在报纸宣传上，情况就不同了。地方报纸一向唯《人民日报》马首是瞻，谁也不敢抗拒当时中央的批邓、反右倾指示。每天要出报，别的内容可以没有，批邓、反右倾的内容可是一日不可少，按照分工，这批邓的任务又落在我们理论部的头上，这无疑又要强迫我作违心之举。过去是大势所趋，许多事你愿意干得干，不愿意干也得干。这时如前所述，“最高指示”再也不具有过去那样的无上的威力了，人们对政治上反复不已，深感厌倦。我便趁机以老韩心脏病复发转苏州住院需人照顾为由，通过专案组为我请假，离开了报社，逃脱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1976年2月的京、沪、杭地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言论和行动已由“地下”转为公开化，并随着周总理的去世而日益激化。无论在医院、在商店、在旅馆，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反“四人帮”的议论。这时我也打开了关闭已久的话闸子，遇到观点相同的人，不论过去是否认识，只要话语投机，便滔滔不绝地互诉起衷情来，心情一下感到舒畅了许多。尤其是每当我听到描述一些老工人利用“批邓”的讲坛，大讲邓主持工作期间的大好形势，弄得主持会场的人骑虎难下、哭笑不得的尴尬局面时，往往禁不住捧腹大笑。说真的，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这样开怀过了。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我再也不感到孤立无援了，到处都能听到情投意合的语言，到处充满了同志的友谊……
　　
　　(十一)从天安门事件到巨星殒落
　　
　　广大人民群众愈是抵制“批邓”、怀念周总理，“四人帮”一伙愈是把周恩来、邓小平看作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搞臭、批倒而后已。鉴于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四人帮”在他生前不敢公然触动他，在他死后却立即借《参考资料》这块阵地，诬蔑“周恩来是叛徒”。上海街头也再次出现了影射总理的大字报和漫画。这时正沉浸在悼念总理的哀痛中的人民群众再也抑制不住对“四人帮”的愤恨了。一些勇敢的先进分子(主要是老工人)冲破重重阻力，奋起反抗。1976年3月间，上海、北京、南京、重庆、哈尔滨、福州、郑州、杭州、太原、呼和浩特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匿名或署名的大字报。就连我当时所在的苏州街头上也出现了悼念周总理、影射“四人帮”的大幅标语。人们相聚议论国家大事几乎成为无日或缺的事。老韩所住的苏州人民医院上至院长下至勤杂人员，凡是我接触到的人，几乎都为各地出现的反“四人帮”标语、大字报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由此可见，这年10月“四人帮”的倒台早已是人心所向了。尤其是一篇署名为《总理遗言》的小字报，尽管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由于它反映了当时广大群众的意愿，仍不胫而走，辗转相抄，收之视为珍宝。
　　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四人帮”把持的《文汇报》在一篇通讯中，竟然不识时务，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字句，群众一看就知道前一个走资派是指周总理，后一个显然是指邓小平。这一来，对于本来已对“四人帮”憋了一腔怒火的广大群众来说，不啻是火上浇油。如果说在这以前，声讨“四人帮”还是勇敢分子的个别行动，而《文汇报》的这把火，便把“个别行动”联结成一个波及全国29个省、市的“反四人帮”的巨大浪潮。这个浪潮在“清明”前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利用“清明”这个传统节日，以悼念周总理的形式向“四人帮”发起“总攻”是最适宜不过的了。
　　3月初4月底，从南京便频频传到苏州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以南京大专学生为先锋，以广大工人为后盾的声讨“四人帮”的游行大军愈聚愈多，所到之处通行无阻；就连凡是经过南京的列车，也都被刷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驴头”是当时江浙一带群众对张春桥的贬称)和“打倒野心家张春桥”的大幅标语。每当这些列车经过苏州车站时，车站上总是自发地聚集着无数的人，振臂欢呼，雀跃不已。我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个场面并融合于其中，是很难体会到这种热烈情绪的。
　　这时，江苏省委在“四人帮”一再催促下，虽使出浑身解数企图扑灭这场怒火，结果却是愈扑愈旺。4月4日清明节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江苏省委为防止事态扩大，竟破例宣布这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许群众去烈士陵园扫墓。然而传来的消息却是南京市这天去雨花台悼念周总理的人成千上万，络绎不绝，花圈多达五六千只，堆积成山。苏州与南京近在咫尺，直接受到南京的影响，工人、学生、干部也纷纷自发起来扎花圈、贴标语，悼念总理。对此现象，各单位领导几乎采取了一致的态度，既不提倡，也不禁止。人心所向，几个“领导”又能奈何!
　　
　　在这同时，从北京更是不断传来消息: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的花圈愈聚愈多，人们不顾“四人帮”百般阻挠和威胁，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花圈愈做愈大，有的高达十数米；纸做的容易坏，便改用塑料的、金属的。纪念总理的诗词不仅贴满了纪念碑，而且挂满了广场周围的松柏枝。其时我的大儿子小明正在北京体院学习。他在来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数不尽的花圈，望不尽的白花，一层层、一叠叠，如巨浪、如海潮，场面之壮观，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由此可以想见其盛况。那时传到苏州的诗篇也很多，其中一首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诗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人们之所以把它广为传诵，是因为它唾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是呼之欲出，十分露骨。人们手捧着这些诗篇反复吟咏，爱不释手。
　　就在各地悼念活动达到最高潮时，“四人帮”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抓住两首诗中有“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字句，且硬把两首诗拼凑为一首，用来作为这次声势浩大的悼念总理的活动矛头直指毛主席的有力证据，同时又抓住部分群众为了追击打人凶手而冲进人民大会堂的行动，大做文章，诬称是“反革命暴动”。他们利用毛主席在重病之中，华国锋初上台立足未稳之际，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决议，并立即通过全国的新闻工具大造舆论。4月5日晚，他们动用手中掌握的基干民兵对聚集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群众，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棍打、绑架。紧接着他们又一面利用手中权力强迫各省领导在报刊上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一面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追查诗抄的活动。于是，仅仅几日之隔，各地又纷纷举行了以造反派骨干分子为核心的拥护“中央决定”的游行。凡是在清明节前半个月去过北京的人都无例外地受到了审查，看看是否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是否抄藏了诗篇。由于他们又一次盗用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许多党员和群众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但内心是不服的。因为人们心里清楚，天安门事件有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参加，许多人由于痛恨“四人帮”难免说出一些涉及毛主席的话。可以说99%的人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参加天安门活动，正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心。以个别人的言行，来确定一次有百万人参加的事件的性质，这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四人帮”不是一贯宣扬“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到了天安门事件就自打嘴巴了呢?
　　那时我虽然远离单位，但仅从苏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护士的态度中，便能窥见广大群众情绪的一斑。他们不断告诉我:在会上大家如何口头表态支持“中央决议”，又如何暗中抵制“四人帮”爪牙的追查。实际上，几乎人人都曾经转抄了诗篇，但又几乎人人都矢口否认，连主持会议的人也不例外，因此这个追查诗抄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后来了解到除少数地方外，大多省、区都是这样。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这次“反革命”事件面前，当政的、掌权的人物和在野的、无权的老百姓的表现有很大差别。前者多数为党的纪律所约束，少数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论思想是否通得过，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执行“中央决议”，而广大老百姓却大都阳奉阴违，更有少数勇敢分子通过写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揭露党中央机关报歪曲天安门事件实质、造谣惑众的卑劣行径。更令人钦佩的是上海一工人竟在“四人帮”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第二天，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旗杆上，高高升起了一面有周总理遗像和写着“沉痛悼念周总理”七个大字的白旗。消息传来，人们大受鼓舞。
　　这次事件受迫害最深的是北京市直接参加天安门悼念活动的一些人。在“四人帮”直接指挥下，人们纷纷被迫揭发、检举、交待，许多人被捕。其次是辽宁、南京。辽宁因有毛远新，南京则是这次事件的发源地之一，“四人帮”自不会轻易放过。中国大地再一次被红色恐怖所笼罩。
　　尽管各省的当权者(其中包括不少重新站出来的老干部)紧跟“中央”部署，“四人帮”却并不那么信任他们，而是认为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前段时期是邓小平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有必要从各级政权中清除出去。因此，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又一次掀起了揪“走资派”的浪潮。
　　1976年7月6日，北京传来了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朱德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总司令，一向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然而在“文革”中，他同样饱受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一位名震中外的“红司令”竟被诬称为“黑司令”。他的逝世，更增加了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慨。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不仅不有所改悔，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老干部的迫害。“民主派”、“投降派”、“复辟派”的帽子满天飞，“文革”初期的那种乱揪乱斗的现象在少数地区再次出现。前一时期蛰伏各地的“造反派”的骨干们又纷纷出动，大显身手，到处揪斗“邓小平的代理人”。但他们毕竟是秋后的蚂蚱，扑打了几下，便有气无力了。
　　1976年9月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出乎寻常的郑重口气预告将有重要消息发布，大家立即预感到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10时整，终于宣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许多人虽然听说毛主席病重，但在一年之内，接连有三位新中国缔造者、在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逝世，不能不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巨大的震动。此刻，作为主席遗孀的江青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一伙知道，这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他们对立面的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这一方，当然也不会等闲视之。广大群众则深深为主席去世后国家可能出现的分裂、内战局面而担忧，我也完全陷于这种忧心之中。毛主席的去世，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时代的结束，今后的中国何去何从，紧系着亿万人民的心。此时此刻，谁能不关心国家未来的命运呢?
　　我在苏州再也坐不住了，所幸老韩这一时期病情比较稳定，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很快回到了青海日报社，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十二)十月的胜利
　　
　　世界上的事物充满了矛盾，矛盾又不断互相转化。几千年前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这样的名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毛主席也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好事能变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毛主席的逝世，无疑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想起毛主席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恩情，纷纷落了泪。然而，也正因为毛主席的去世，才为全国人民加速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创造了条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才有可能作出逮捕“四人帮”的果断决定。
　　这时我刚从苏州回西宁不久，大约是10月8日就从小道传来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开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0月10日，消息正式发布，我兴奋得一下从床上跳起来，接着便听到街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人们的欢欣雀跃之情简直难以用笔墨来形容。长达10年的“大革命”终于即将结束，一大批受迫害的人出头有日，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由此避免了一场分裂、内战的巨大危机。
　　这年11月，(也就是我刚由苏州回西宁一个月的光景)，正当我将进入讨伐“四人帮”罪行的战斗时，老韩却因“四人帮”垮台过度兴奋，而导致又一次心肌梗塞，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电报传来，我不得已又和专案组一位同志一起连夜赶往苏州。苏州医院鉴于病情危急，建议转院上海。在上海著名心脏科专家陈灏珠医师的治疗下才又转危为安。我们初到上海时下榻于外滩的和平饭店，得有机会亲自浏览外滩那里如山如海的声讨“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
　　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四人中有三人“发祥”于此地。那里受“四人帮”的直接统治最久，而群众反抗“四人帮”的活动也最激烈。大字报上，许多人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揭露了“四人帮”在被捕前夕策划上海民兵武装暴乱的具体部署；揭露了他们如何选拔骨干，准备到中央接管各部大权的阴谋勾当；揭露了他们如何网罗社会渣滓(如陈阿大之流)为他们充当篡党夺权的急先锋的种种行为。这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人们忧虑国家分裂、打内战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四人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中央的果断行动，使他们措手不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奋起反抗，更使他们指挥失灵，终于一个个束手就擒，在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十年“文革”，每个人都作了一场惟妙惟肖的表演，我自不能例外。
　　在“文革”中，我既有坚强的一面，又有动摇的一面。前者表现在:纵然经历了种种折磨和苦难，我始终没有失掉对党的信念，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立场，更没有出卖或诬陷过任何同志。在受到巨大的刺激之后，我曾一度萌生自杀的念头，但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很快消失，重新振作精神，投入了工作和战斗。报社的人们评论:“文革”前我没有因为丈夫的得势而飞扬跋扈，“文革”中我没有因为丈夫的失势而一蹶不振。这个评论大体是公允的。
　　后者表现在:我缺乏像张自新等同志那样的坚定信念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也缺乏像老韩等一些老同志那样在复杂的情况下判断是非的能力。多年党的教育使我总有一种唯恐违背紧跟毛主席教导的想法，再加上有私心杂念，以致在大风大浪中显得有些动摇不定。当然，这和那个时代毛主席具有无比崇高的威信是分不开的。对大多数“最高指示”，自己是真诚拥护的；对少数口号和做法(最明显的如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上把林彪定为接班人，我认为完全违反辩证法)自己也曾有怀疑，甚至有抵触，但又想这场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并全力支持的，他老人家既提倡“乱而后治”，自有他的深谋远虑，非我们普通党员所能了解。这样一来，便只有努力跟着他老人家走了。尤其是在1967年至1971年9月以前这一段时期内更是如此。
　　“文革”十年，正值我中壮年时期，也是各方面比较成熟的时期，本应在党的新闻战线上发挥自己的所长，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不幸的是，处在“左”倾路线的高峰时期，报纸宣传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回顾那一时期，报社造反派的骨干们大都忙于闹派性，热衷于争权，许多本不应属于我的任务，也压到了我的头上。因此，10年中我除有极短时期被列入“另册”，和前后加起来大约两年的时间被派陪侍老韩外出看病外，大部分时间是站在新闻前线，组织编写过大量的批判文章。其中一部分属于批陈、批林、批极左思潮和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相当一部分则是做了错误路线和“四人帮”的工具，起了不好的作用，至今想起来还有一种对人民负罪的感觉，这也是那一时期新闻工作者共同的悲剧。
　　据我观察，不少人对“文革”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不理解——拥护——怀疑——反对”的过程，人们普遍对“文革”热度下降，以至于厌倦、反对，是在林彪叛国事件发生以后，是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和一大批老干部被残害致死的真相逐渐暴露的时候，也是对毛主席“洞察一切”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世界上能“洞察一切”的人是不存在的)。正因为这场“革命”期间曾得到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当然反对抵制的人也一直是存在的)，在1967年至1971年之间才搞得那么声势浩大。如果当时人们就已认识到“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深重危害和重大损失，群起抵制或消极反抗，我想它也决不会延续10年之久!
　　1990年初稿2002年删节
　　(责编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