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谁园”与《谁园记》
　　
　　赵城位于我省霍县与洪洞县城之间，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建制的县城。城内西街，有一大院，位置优越，建得也很别致，似乎是中西合璧，略有欧意，由两所四合院和一个花园组成。大门朝东，门内右边是一个大四合院，以高大的二层北楼为主，两边为东西角楼。一层是砖窑，即明代穹窿式无梁砖式或砖仿木式建筑。南院在东大门的左手，也可从大院中间通过。西半部为花园，高大的梧桐树至今犹存，从花园观看那被梧桐树的枝叶遮掩的白色小楼，颇有欧式建筑的味道。花园西墙外是城墙，从北楼可以越过城墙眺望到白链般的汾河和两边的河滩、农田及西山脚下的民居。往东望去，则是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瓦蓝瓦蓝的霍山。东大门外是一片宽阔的空地，对大院没有任何遮挡，因而可以对这座建筑的外观一览无余。
　　此院何许名也?号曰:“谁园”。这在本院的大门上刻得一清二楚。
　　“谁园”的主人是谁呢?就是张瑞玑，自号窟野人，园名也是这位“野人”起的，他还为此而作《谁园记》:
　　窟野人，倦游而归。屋后有空隙之地，便围以短墙，莳花种树，游息其间。有客说:“此344444园不可无名。”野人嘻笑而答:昔日李荐记载洛阳名园有一十九个；周密记载吴兴有园三十五座。当时就已有一半易主，而今连遗址都没有留下。野人兵火余生，今年已有四十有二，再十八年则六十，再二十八年则七十。野人必死。未死之前，可荣幸老守此园。传及吾子孙，又及吾子孙之子孙，还能保住吗?况且传及子孙，就已经不是我了，子孙贤不贤不可知。是否会像野人荒酒游乐，亦不可知。用不了百年，则地必荒，墙必记，亭石花木必倾折枯死。野人亦魂魄游荡，同本园一起全无，又何谈其名矣。园尚未建成，终局已定。野人不敢自命为地主。姑且借此携酒招朋来消磨垂老之年。至于将来主人为谁?伤我薪木，毁我亭榭者为谁?野人不想知道亦不暇计也。我就给它起名为《谁园》吧，如何?客人抚掌而笑答:善(很好)。
　　这就是《谁园》的由来，亏这位“野人”能想得出来，而且让你无法说一个不然。
　　事实上，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未见张家的人在这儿住过。日伪时期，好像是新民会。国民党阎伪时期，这里是赵城中学。解放后，先是县委组织部，后是人民公社，现在是镇政府……我上中学时，就在这个院。在大门外的操场参加童子军训练，在南院的西二楼听课。“天下事有难易乎?!”教语文的张老师的高昂有点吓人的朗诵声，至今音犹在耳。总之，你说此园是谁的?日寇、国民党、阎锡山?还是赵城中学、人民公社、镇政府……?是的，它也可以说是我和我们赵城中学的，因为中学时我就在这儿上学。既然如此，我就更该大书、特书了。
　　张先生祖籍系赵城河西稽村，清初迁入城内，到张先生已经十世。此园是张先生42岁时建造的，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那时的情景可不像现在，其盛状，不是“大观园”，也算是个“小观园”。这从张先生的《谁园即事八首》就可以窥其一斑。
　　“手把鸦锄辟草莱，小园点缀傍城隈。雅松怒欲成龙去，怪石飞从灵鹫来。夜梦蕉喧听雨馆，春寒花上避风台。到门绝少高车客，不许奚童扫绿苔。”“一碧泉流万绿荫，手栽龙竹已成林。池鱼大有江湖意，野鸟浑无机械心。开阁看山云入牖，移花就月露沾襟。栏杆几曲篱三面，隔`````
　　7琴声无处寻。”“亚字花墙日影迟。榆钱风是柳垂丝。鸳鸯池沼儿窥影，鹦鹉帘栊婢学诗。瓦柱浮红花酿酒，石拦扫绿客围棋。而今悟得林泉乐，不是闲人不许知。”“卧水虹桥隔岸斜，巢云楼阁枕晴霞。”“半亭嵌壁路悬空，竹户槿篱宛转通。虚栏文心同曲折，小山石骨逗玲珑。落红亭院湘帘雨，凌碧城楼玉笛风。一角青山千堞月，多情都入画图中。”
　　张瑞玑是赵城名人，至今赵城人无人不晓。但人们似乎又只知道点皮毛。直到我16岁离开赵城时，对张先生只有两点认识:一是他是个豪绅；二是很有骨气，不畏权贵，不然他怎敢痛骂袁世凯及其走狗卢永祥，并把他铸为铁人，让人们尤其是女人用鞋子把他的脑瓜打得明光精亮呢?
　　这就是我以及很多赵城人眼中的张瑞玑。就连这个大院叫“谁园”，也是我到太原工作后，常听我的同学、张氏的后裔张坚在我耳边叨叨，才得知或想起的。我们俩还写了一篇《赵城人眼中的袁氏走狗》，在《山西日报》发表。但长期以来，我对张先生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更谈不到深层的认识。
　　1987年，我的老乡、著名画家董寿平先生给我写信，介绍张瑞玑的一个外孙王作彬先生来并，给了我一些有关张瑞玑的诗文和他同郭清德先生收集的一些资料。对于为张瑞玑出书一事，我一直惦记心头，但并未认真阅读这些诗文和资料。近日利用“五一”假期，翻阅了这些诗文和资料，才使我大吃一惊:斯人，伟人也!时至今日，才得以识之，愧矣哉，悔矣哉!
　　
　　廉生威威生风
　　
　　张瑞玑先生，字衡玉，1872年生于山西赵城县，1927年逝世，享年56岁。
　　张先生自幼不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先后在陕西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五个县任知县。光绪末年加入同盟会，并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先后任陕z民军政府顾问、山西革命政府财政司司长、国会参议院议员、黎元洪总统顾问、孙中山的非常国会议员、陕西划界大使，段祺瑞执政时被聘为参政员。孙中山与段祺瑞合作未果死于北京后，张先生便回到赵城故里。他是一位诗人、画家、书法家，又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留下的诗文和政论有《谁园集》等10余卷，其事迹被收入《中华民国名人传》。他的笔如椽，胆如天，气如虹，在政坛叱咤风云，不枉一世。可惜今不为人所知矣!
　　通观张先生一生所为，其县官生涯和办报活动，是其事业之基础，也是其“舞文弄墨”、锤养笔力、笔气和威望形成之基础。
　　清生廉，廉生威，威生风。由于张先生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为政严明，大义凛然，深得民心，一言九鼎，遇难题可以迎刃而解，危亡关头，亦可逢凶化吉。如张先生离开长安到临潼当县官后，长安商人因为当局的苛捐杂税而罢市。陕西巡抚无法解决，便函请张先生予以调解。张先生到了长安，还未出面调解，商人已相互转告，说:“我张大老爷来矣!”大家便立即复市了。巡抚大愤，说:“我堂堂巡抚，反不及一县令耳!”巡抚宠姬寿辰，文武官吏都去送重礼祝贺，唯张先生不去。张先生认为，我当的是朝廷的官，并不是你宠姬的官，我为何要拜你呢?
　　由于张先生判案严明，囚犯居然可以越狱而不越狱——这也是一大奇闻。当时新丰镇有一劫案，涉嫌新军士兵王炳耀。张先生在审讯时，发现其有仗义行为和革命思想，便未判其死刑，而判徒刑。在服刑期间，陕西辛亥革命起义军首领张云山要劫狱，囚徒王炳耀却不同意，说:“张大老爷活命之恩不可忘，不要妄动!”
　　辛亥九月初一，长安起义时，张任咸宁县知县，乘轿外出，路遇起义民军。民军正欲刺之，张说:“我张瑞玑也!”民军立即称先生是好官，连声道歉。而先生竟下轿，将官帽掷在地上，参加了革命起义。
　　张先生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就与陕西兴平县小学校长张深如创办《兴平报》，宣传革命思想，每十天出版一张，表面上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实际上是揭露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统治。如在宣统二年二月初十，该报刊登的“皖人反对赔款征银”；6月4日刊登的“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欲加入借款之警告”，以及7月17日刊登的戏曲《黑暗世界》等，都是反清内容。后来，张先生调任长安，仍继续出版此报，改名为《兴平星期报》，此报停刊后，张先生还办过《帝州报》、《龙门报》和《木铎公报》，深受民众欢迎。
　　陕西民军政府成立后，即聘先生为顾问院院长。当时，西安商民已停业数日，民军缺乏供养，军心不稳，形势危急，将领们到市场动员复业，商人们因谣传说张先生被害而不见，说:“如得一见张大老爷，当即遵命复业。”将领便请张先生到市场动员，商人们见到张先生，心中大悦，遂开门营业，军民之心大定。
　　
　　张瑞玑“玩军阀”天下一绝
　　
　　张先生“玩军阀”的起因是:辛亥九月初七，晋军起义，山西独立，当局电请张先生回晋，正好碰上袁世凯的走狗卢永祥和吴佩孚兴兵镇压山西起义军，攻克娘子关及太原，并南至赵城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洗劫一空。据说因赵城士兵在战斗中最为英勇顽强，卢永祥对赵城人更是恨之入骨，杀之尤甚，劫之无遗。他们征发车辆，满载劫物，运至太原，再转正太铁路发往直隶、山东。七日之间，络绎不绝。
　　张先生睹此惨状，非常气愤，口诛笔伐，致函袁世凯、卢永祥，予以痛斥，并铸卢永祥铁像，两手拿着银锭，抱在怀中，跪于赵城南门内，供来往人们唾骂，让妇女们拿鞋子抽打。在卢永祥的铁像背上，还铸长歌一首，歌曰:
　　“汉族之贼，满清之奴；厥名永祥，其姓曰卢。
　　山东巨盗，袁氏走狗；贪货好色，无赖游手。
　　岁在辛亥，扰我赵城；率贼二千，焚掠纵横。
　　太平以北，韩岭以南；仓无剩米，筒无遗缣。
　　卢贼喜跃，满载饱装；民苦欲死，贼已远扬。
　　未然贼脐，未枭贼头；铸像道旁，万古同仇。
　　携字在背，不磨不灭；唾骂千秋，冤哉顽铁。”
　　此举立即传遍四方，轰动全国。卢永祥终于挺不住了，便托人向张先生说情，欲将跪像去掉。张说:“非念既往，乃警来者。”无奈，卢贼只好派人趁夜间偷偷用铁锤自毁其像。
　　1921年，黎元洪复任总统后，军阀混战，民无宁日。张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痛恨军阀，屡作诗文或函电以讥骂之。当时卢永祥由清帝奴才，摇身一变为民国军阀、浙江督军，卢原系皖系将领，皖系失败后，又与奉系合伙。奉军在直奉战争中失败后，卢颇感孤立，于是提倡废自治和裁兵，改督军为执事，以欺骗国人。张先生奋笔致书卢永祥，予以冷嘲热讽，百般戏弄。曰:“今日督军不裁兵，明日兵裁督军矣。”“夫猛虎要噬人者也，易其名曰大虫，而噬人如故。毒蛇蛰人者也，易其名曰长虫，而蛰人如故。今之督军，虎也蛇也。废督者，废其实非废其名也。驱虎于山，放蛇于泽，屏而远之，使不为人害则得矣。若虎与蛇忽作人言以宣于众曰:吾辈今为善类不复噬人蛰人，谁复言信之。敢告执事并告我全国军阀曰:吾小民不堪命矣。……”
　　此文发表后，海内传诵，人人称快。把各个军阀尤其卢永祥，弄得更是臭不可闻。
　　张先生如此“玩军阀”，威震四方，真乃一绝。特别是他不但铸卢像让人唾骂，而且又迫使卢贼自毁自像，自戮其身。这一手真是刁极了，棒极了。铁背铸歌，就像一首《长恨歌》，泄百姓之恨，民军之忿，骂得淋漓尽致，真是太妙了!
　　
　　声讨袁世凯支持孙中山
　　
　　张瑞玑先生不仅在山西、陕西颇有名望，而且在全国颇有名望，是清末民初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历任陕西民军政府顾问院院长、山西革命政府财政司司长，并当选国会参议院议员，曾在政治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先生嫉恶如仇，从善如流，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在袁世凯帝政议起时，他挺身而出，两次致书袁世凯责以大义，将袁氏比作王莽，予以抨击。
　　袁世凯当时为内阁总统大臣执事，为窃任民国大总统，提出与民军停战议和，却又不承认秦晋民军，把其当作土匪，派北兵南下攻伐，用的是分而治之，以逞其奸。张先生识其阴谋，致书嘲讽说，你把秦晋民军当土匪我不敢抗辩，但你下令征讨土匪，其为害百倍于土匪。“执事(指袁)利用土匪以树其威，盗贼亦利用执事以饱其欲。是执事一盗魁耳。以盗之道治天下，未有不速其亡者。使执事随满清以亡，诚不足惜，使中国随执事以亡，则此恨无穷矣。”面对邪恶势力，张先生总是胸潮起伏，笔下风起云涌，气吞山河。他继续写道:“逆天下之人心反而抗之是树敌也。坐视其无律之将士纵横焚掠而不知禁是残民也。避南军之锋而专攻秦晋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树敌不智，残民不仁，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瑞玑目盲失鉴而误以为执事为一世之枭雄，而今知执事枭则枭矣，雄则未也。”并讽袁“四世三公，冢中枯骨，执事殆有祖风乎。人心未死，士气方张，磨戈抽矢，以待执事。执事不为苍生计亦当自为计也。”
　　袁世凯见书后，知张先生决意不从，坚决抵制，只好下令调回已入秦晋之北兵。
　　袁世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豫省议长协同直豫议局致电南京政府孙中山大总统，要求认举袁世凯为初任大总统。孙中山答应共和早成，应即让贤。同时，蒙古王公联合会又通电南京政府及各省、机关部，请予赞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对袁氏的这些活动和孙中山的忍让态度，张先生更是着急，又致函袁世凯予以嘲讽:“玑掩纸失笑，窃谓不然。”并严正指出:“夫所谓大总统者全国人民所公认，非一人一家之私物也。一二人不能私举亦不能私与之也。直豫议局及蒙古王公代表其全地全省可也，不能代表全国。孙君(中山)人望所归天下翕然公举为大总统可也，不能以总统私与人。况南北政府方议取消各省代表均未与会，而大总统一席已先据旧日政界之势力而私定，其何以示天下告万国也。”
　　张先生接着便拿袁世凯同孙中山加以对比，把袁氏放在炉火上烤燎。他说:“执事政治之经验，外交之声望，某早见之闻之，在旧日政界中立于荣庆痴顽之班，诚首屈一指。以拟孙君殊觉不伦，月旦俱在，此非某一人之私言。孙君手无寸柄，屡蹶屡起，海外一呼，天下响应。执事北洋数年，门生故吏遍天下，承延于荣庆项下，伏不敢动，胆识可见矣。孙君奔走岛屿，艰苦坚韧，倾家倾产，置不足恤。执事娇妾美姬，列侍成行，纨绔余习，概未脱尽，器量可见矣。孙君持其学说，提倡天下，数十年如一日。执事交康、梁而中变，谄荣庆而不终，品格可见矣。孙君以一布衣号召天下志士，无功名利禄可羡，争牺牲其生命不以为惜。执事以内阁大臣总握戎械，麾下将士，淫杀焚掠甚于流寇而不知禁，才略可见矣。二者相较谁优谁劣，执事虽顽顿无耻，亦当望旌旗而退三舍也。今二三乡亲私人汗流奔走，鼓舌游说，欲掩尽天下耳目，乘其乱而收其利，其实利于执事者无几，而害于天下者无穷。瑞玑四万万中一人也，利与害共之。执事果不自量腼颜而据上座，瑞玑固无力与争，然期期以为不可也。执事图之。”袁世凯阴谋称帝，怕国民党反对，便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国民党内一些钻营分子，纷纷退党，攀依袁氏，以求富贵，并造谣说张先生亦退出国民党。张得知，很为气愤。而当时京津各报均为袁氏所收买，只好在外国人办的《顺天时报》上刊登启事，声明绝不脱离国民党。
　　袁世凯对张先生恨之入骨，曾密令山西巡按使金永杀害张先生，适逢帝制失败，才幸免于难。
　　曹锟贿选总统，以重金向张先生行贿，想得张先生一票，张先生断然拒绝。相反，支持冯玉祥、胡笠僧推翻吴佩孚、曹锟，欢迎孙中山北上。
　　
　　“非常之人”“非常使命”
　　
　　


　　张先生无论为人，还是从政，光明磊落，一身正气，金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于从事正义事业的同仁和朋友，遇有危难，更是侠骨义胆，视金钱为粪土，倾囊相助，毫无惧色和吝啬。每有时局变动，亡命逋客，往来秦晋，路过赵城者，都要在“谁园”为其接风和送行，给以衣物行装和盘缠。感人事迹，不胜枚举。记得董寿平先生在北京家里给我滔滔不绝谈起洪赵一些历史人物，其中也包括赵城张瑞玑。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洪赵人在历史上没有出过奸臣。”我深为赞同。而张瑞玑何止非奸臣，乃忠于国、民与民国之英雄、伟人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特聘张先生为总统顾问。后来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先生即赴广东参加护法，任非常国会议员。咱不知此官有多大，但张先生“非常之人”也，这一点却是真的。
　　1919年2月，在全国人民殷切希望和平，社会名流蔡元培、熊希令等通电全国，呼吁和平并成立“和平期成会”，同时各帝国主义驻华使节都亦施加压力，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北方总代表朱启铃，在上海召开和议会议。陕西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北政府代表指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应列入南军范围，而将直奉军和晋甘军说成是协助剿匪。经过激烈争论，于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推张瑞玑先生为陕西停战划界专员。当时陕西靖国军方面除各路陕军外，还有卢占魁的绥远军和叶荃的滇军。北政府军除陈树潘部队外，有刘镇华的嵩军，许兰州的奉军，张锡元、管金聚的直军，陆鸿涛的甘军，刘存厚的川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两方合计有九省的军队。关中各县尽沦为战场，民不聊生，故南北要人及陕旅、京、津、粤、沪人民皆敦促张先生说:“君不西行，大祸不解。”张先生便于1919年3月12日由北京起程入陕。
　　先生至陕，躬赴前线划界，主客各军皆如言停战，并通电全国详述人民苦状。陕西人民感慨地说:“吾陕人受苦久矣，竟无敢言之者，而先生代言之，足为吾们小民吐气矣。”据说三秦父老还能口诵其电文。
　　当时靖国军总指挥胡笠僧被陈树潘督军所执，关在督署，奉直入陕军将领又觊觎秦督军一席。张先生开始到陕西时，本想与陈树潘商量先释放胡笠僧，然后联合起来共驱奉直军出关，为党军在西北奠定基础。由于胡笠僧治军素严，他部下有不愿胡出山者，因而怂恿于右任反对先生的主张，又恰逢南北和谈决裂，张先生便通电表扬胡笠僧、叶湘石、岳西峰、田润初等治军成绩。但张先生对此行不能达到预定议和目的深感惋惜，因而感叹:“早知更始难存汉，失计韩非再入关。”
　　张先生死后，太原各报惊而载之，《晋阳报》更对张先生之逝世喻之为“天塌地陷”，深表悲痛。国民军师长胡景铨(胡笠僧之弟)在挽词中高度评价张先生西行之功:“靖国军兴，中原鼎沸，群雄角逐，各据一方。吾陕西百二河山，已成四分五裂之势，兵连祸接，迄无宁期。先生奉命西来调解陕局，划区分界，力解纠纷，拯生民于涂炭，重一言以九鼎，靖国基础赖以完成。不独造福秦中，抑且有功党国。先生诚革命之中坚，民国之护法，为循吏，为文家，尤其经济文章绪余耳。”
　　
　　政论家战略家
　　
　　
　　张先生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考的是进士，当的是清官，在陕西五个县当了多年的县官，居然思想那么超前，与革命息息相通，对革命关心备至，甚至视革命为己命，对民国命运，甚至比孙中山看得还清，比孙中山还心急如焚。人家袁氏篡权，孙氏欲以推让，他却在那里急得“挖砖”(赵城土话)。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甚至在袁氏要加害于他，不得不离京回乡莳花种树时，仍不停止作诗文戏骂袁氏，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者也。这正是令我们异常敬佩之处!
　　张先生不但对国事了如指掌，对国际时事、政事、军事亦了如指掌。他对国内军阀相争、袁氏篡权义愤填膺，对国际列强虎视中国，吞噬中国，恨之入骨。他把当时的日、俄、美、英、德、法、意等国斥为强盗，对强盗们吞噬中国领土，吸其血膏，如芒刺在胸，心急如焚，恨不得军阀们立即团结起来，恨不得民众立即觉醒起来，同仇敌忾，一致抗外。
　　他在《论日俄之战》中说:“大盗劫人人将延颈贴耳而待之”，而又有盗出来与之争利，两盗相持，人们以为可以缓其害，可以等着瞧，而相持结果，劫人之盗又被盗所劫，受害者又以为可以“以盗制盗”，“以盗牵制盗”。孰不知“劫我者，盗也。劫盗者亦盗也”，如何知道劫我之盗不会再劫我?而劫盗之盗，不会挟恩(以为对我们有功有恩)以相胁(胁迫我们)?被劫之盗不会挟怨(怨我们)以相仇(仇恨我们)?以致一盗未除，两盗俱来，其害叠加之(害上加害)呢?而其他的盗，也会见有利可图，口涎欲滴，一拥而上呢?“倚盗御盗”之可危也(多么危险)。
　　今天，俄国人占据着旅顺、奉天，劫人之大盗也。日本之出师相抗，两盗争利也。中国臣民保持中立，玩的是“倚盗制盗”故技。以缓急论，宁愿使日胜不能使俄胜；以恩怨论，宁愿俄败而不愿日败。然而请问:日胜之后，辽阳数千里之沃地，归中乎?归东(日本)乎?归于中国，何以酬谢日本?何以待俄国?(对俄国如何交代)。归于日本，俄国怎会不再侵夺我国边疆?还有英、法、德怎能不各据地界?这样一来，中国“局外中立”之说，能“自诿而自保”吗?
　　以国而言，日本根本不足以敌雄鸷之俄国。明治数十年的新业，不足以当大彼得数世之旧规。然而为什么日本能在旅顺打胜仗?因为它选择了战胜俄国的良好时机。为什么俄军会一败再败，损兵折将丧失险要之地，军力不振，国威顿失?因为从来天下事胜人者以志，夺人者以气。志与气挫，势与力无所持也。俄国经营远东，将不利于中国，而日本也同受其害。远东者，中国之根本，日本之唇齿。俄窥东亚，必先得辽东；俄得辽东，必先亡日本。日虑其国之皆亡也，不得不出予战。不战必亡，不胜亦必亡，故日本之士气凌驾于俄军之上，日之一胜，俄更气馁。旅顺险地不能守，辽阳诸境则勿论矣。哥萨克精兵不能战，后备诸军勿论矣。马克洛夫名将不能自保，古鲁伯金勿论矣。常备军五、六十万不能御敌，三十万勿论矣……声言再派三十万，其实就像赌徒赌气，倾囊而赌，孤注豪斗，实为自壮之语。说俄皇亲自督战，其实也只是吹牛。因为他怕丢掉故国的河山，何况土耳其外患未熄，牵制着他，分散着他的精力，他敢唱“空城计”?根据“俄皇之精敏英鸷，万不至如此鲁莽也”，既然俄皇不会轻出，俄兵也就不可能取胜，俄不能胜，中国之祸可以减缓，而日胜，中国之祸，又将自此开始。
　　由于两雄相持，其势难止，地球各国，必起而调解。日本的盟国英、美，俄国的盟国德、法都会各站在一边予以支持。争执之际，又必推咎于中国，把气出在中国身上，责令中国予以赔偿。日本因为帮助中国抗俄“有功”，也会要挟中国。就像英国之于埃及，俄国之于波兰，名为归还失地，实为高额索取。日本要求赔款之数，亦不会少于辽东。再说，俄虽不能胜日，并非不能败我，我不能御俄，就像我不能御日。这样，日本要勒索我，俄国乘隙侵夺我，怎也难立，怎也难活。若都依从它们，“势必以财偿盗，财未罄而盗不去。以肉饲虎，肉已尽而虎未厌。若英、美、法、德群起而作瓜分之计，则中国的大片土地朝暮之间就会登入他人之版图。可不惧哉!”
　　张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之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日俄之战天予我自兴之时也。”这正是中国自兴的大好时机啊!自兴，必先练兵，伺其不暇也。“而练之待其将发也。而用之则我有所持，彼有所畏。此一举而成之时也。”
　　他指出:日本之维新，靠的就是武备之效。时间用了数十年之久。我中国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及边水陆之军营，设之极多，建立的时间也不短，而不闻备其用。想数月就能有成效，也不可能。
　　出路何在?张先生指出:“今日中国之急，莫急于固人心而联士气。人心既固，则强邻不敢玩视。士气既联，则外夷不敢觊觎。人心士气，无形之兵也。”“有无形之兵以固其基，又得有形之兵以振其威，而后为太平长久之计。慎勿因练兵之效难收，而遂因噎而废食也。”
　　这简直就是一部《论持久战》!他所提出的战略思想，不能不使今人也为之叹服。他不仅是一位爱国爱民的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还是一位战略家。
　　
　　嘻笑怒骂皆成诗文
　　
　　张瑞玑先生少读诗文，青年时代为官从政，后来追随革命以至退隐故里，写了大量的诗文以及序、跋、记、墓志铭等，活泼清新，毫无“八股”之气，观其诗文，就如同置身汹涌波涛和惊雷闪电之中。他不但在痛斥清朝走狗、民国军阀、劫国大盗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气吞山河，势不可挡，就是在一般诗文中也不乏震天动地之声。
　　请看他的《挽黄克强》:“阴霾蔽天风怒吼，落星芒寒天如斗。四万万人哭失声，天乎夺我黄先生。先生意气云中龙，吹嘘草木起雄风。先生胆略林中虎，眼底英雄皆腐鼠。”“血战当年革命史，淋漓痛断齐云指。可怜秋雨黄花岗，七十二人同日死。先生不死殆有神，天为苍生留此身。海内贤豪争赴义，湘中子弟自成军。虎穴亲身探百险，闻名早慑虏廷胆。伟哉只手造神州，大力能将山河撼。……背城一战力太孤，义愤原不计赢输。浮海东去任天索，五十万金一头颅。”他对革命先烈如此崇仰，对先烈之死深为悲痛。“坐看万事负素心，扑床痛呕几升血。湘国呜咽申江愁，铁血功名付一邱。痛哉万里长城坏，未竟事业凭谁收。……伤心莫话吾党事，破舟风雨满江楼。”先生之挽诗本身就像天风怒吼，惊天地而动鬼神。特别是“先生意气云中龙，吹嘘草木起雄风。先生胆略林中虎，眼底英雄皆腐鼠。”把这两句诗送给张先生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也正是张先生之英雄本色。
　　先生愤世嫉俗，嘻笑怒骂，皆成诗文。随便落笔，也必有新意，而且无处不流露爱国爱民之情怀。如他游娲皇陵，也不忘爱国爱民之情。他在《娲皇陵醉歌》中写道:“我来席地藉树荫，举杯四顾发狂吟。山河大有神州感，草木依然太古心。春雨初晴草芊芊，醉向补天石下眠。依石笑向女娲问，世间争似洪荒年。当年阴阳未泄密，元气浑然无天地。邃古不闻有争端，补天多人太多事。生类愈繁争愈烈，山川白昼走妖孽。历史纷扰直到今。亚洲战云欧洲血。青磷碧血照秋原，阴雨啾啾鬼叫冤。忍看同类相残杀，谁非黄炎旧子孙。我言未毕泪纵横，游客已散酒未醒。野风挟雨撼坟树，似闻女娲太息声。”他竟然也让女娲为国为民而叹息了。
　　张先生诙谐幽默起来，也饶有风趣，耐人寻味。如他给他的好友空山人所作《空山人像赞》曰:“烦恼去官，狡狯学僧。今何寂寂，前何轰轰。横坐蒲团，懒读佛经。啖肉犯戒，拥宠多情。胁肉累累，腹皮彭彭。一身多累，六根未清。袈裟不披，芷鞋不登。如来坐下，无此野形。和尚大笑，张口如甑。我得说法，众生齐听。放心则野，闭目则冥。遒在方寸，何谓何经。沸心非死，死则无灵。佛身非枯，枯则无精。无精无灵，佛于何征。佛有佛性，如人之恒。佛有佛理，皆我所能。我学佛意，弃权其规绳。我学佛法，脱其纲曾。四大皆空，无弋无矰。一丝不挂，是上上乘。三千世界，惟利与名。苦尔众生，呼之不醒，官耶僧耶，相由心生。”
　　在这里，张先生就像是大肚和尚，嘻嘻哈哈，嘻笑之中，智慧闪光，哲理丛生。学问和诗文作到这个份上，真是娴熟到了极致，真可谓“炉火纯青”矣。
　　他的《暾社记》，更为诙谐有趣。他说:月未落，鸡未唱，大地山川，昏昏茫茫。无贤愚，无贵贱，无男女老幼，皆倒床贴枕而入梦乡，噩梦扰扰，呓语喃喃，与魑魅为邻，对人间一切悲观苦乐、生死存亡之境，冥然、漠然而置之(麻木不仁)。世界的昏暗，人理之灭绝，莫过于此时。
　　使夜长此不明，人长此不醒，则天下人将长睡死矣。岂不哀哉!
　　黑夜睡也就睡吧，若朝暾(刚出来的太阳)初出，以至日烧中天，仍昏然长睡，非病即废，非挛即囚，不死而死，不得再称为人矣。“呜乎!中国乃睡国也。汉宋以后，中国学说不昌，漫漫长夜，七百余年。近者哲学代兴，东西蔚起，欧美日午而震旦未明，瀛海朝烘，而支那(中国)方夜。举四万万国民酣睡鼾呼于黑暗学界之中，而不能遽醒，犹之乎已死也。则有国必无国。中国之睡当醒矣。”
　　借题作了如此等等生动发挥之后，张先生方言归正题，一语破底，说:郭希仁先生，组织陕西诸君子研究学理，刊布学说，所以我便为之取名为“暾社”。“呜乎!月将落，鸡将唱，此其时也。吾为呼四万万之睡民而大声告之曰:朝暾出矣!”
　　张先生就是这样在戏笑中出警句，在微言中出大义。就是这样走云连风，平地也可以生波浪，晴空也随时可以起惊雷。看上去像是个小小旋涡，而他却随时都可以把你卷入海底。在他的笔下，再难的难题，也能削铁如泥，再复杂的形势，也如“庖丁解牛”，奏刀豁然，莫不中音，且游刃有余也。
　　他的《责钱神文》，把财神拟人化，责问财神，更是诙谐有趣而不流俗。这同他的《感怀四首》中之斥“黄金如蝥贼”一样，其实都是对社会的讽喻:“豪杰争大局，圣贤争千秋。眼光瞩太远，不为一身谋。俗子睛如豆，所见祗货财。一钱视如命，抵死兴戈矛。攫财盗贼忍，争产骨肉仇。黄金如蝥贼，社会任践蹂。我欲废金钱，抛掷成土邱。践弃无人拾，不如牛马溲。还成羲皇世，是曰大自由。”
　　最后，他便在《四十五小像自赞》中讽喻自己了:“汝今年四十有五，汝无事无时不与世人相龃龉。人新汝腐。人今汝古。人智汝鲁。人通汝堵。人曰功名，汝曰纲罟。人曰金钱，汝曰粪土。汝龙不飞，汝鹤不舞。攫人而食，汝不能虎。营穴而钻，汝不能鼠。汝之体格，不文不武。汝之才能，不农不贾。汝不能广树党羽，汝不能独立门户。汝试观九万里横，五千年竖，如汝之为人而潦倒终身者，何可枚举。汝不自悛，而犹自怙。经史贮汝腹，趋孽撑汝肚。汝诗野而狂，汝文怪而怒。汝百无聊赖而不屑与人为伍。三十年后世界不复有汝矣。嗟呼!汝又何苦。”
　　读了这个《自赞》，我们就会立即想起郑板桥，想起郑板桥的“怪”，郑板桥的“骨”，郑板桥的诗文、书法和绘画艺术的“野而狂”，“怪而怒”。张先生即明末清初北方之郑板桥也。但郑板桥活动的层面要低得多，更不可能像张先生那样“大闹天宫”。就张先生在政坛上的作为和建树而言，那是郑板桥根本无法与之比拟的。
　　2002年5月1日写于太原“书苑”小居
　　(责编征敏)
　　(题图为谁园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