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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特殊情况下，全国1.8亿中小学生开始大规模在线学习。非常时期的特殊课堂，一块小小的屏幕承载起了传道授业的大任。
“史无前例、世无前例”“对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具有革命性意义”。5月中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评价这场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验。同时，吕玉刚表示，这场实验也暴露出网络运行保障能力还存在不足、体系化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不足、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以及线上教育师生互动和情感交流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西部地区面临的在线教育问题更为突出。4月下旬，中国教育科学院发布名为《“停课不停学”的中国经验和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六点启示》的报告。在分析了近18万名教师、180万名家长的调查问卷后，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地域变量来看，此次西部地区在线教育在几乎所有数据指标上都落在后面；西部学生每天在线学习的时间也显著短于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经由在线教育而凸显出的“数字鸿沟”不可回避。
如何补齐教育均衡发展的最短板，让信息技术成为西部地区在教育教学中融合应用的“可靠路径”？近日，记者采访了西部地区的部分师生，试图寻找西部地区在线教育“大考”的答卷。
基础保障参差不齐
甘肃省陇南市一所乡村初级中学返校复学后，全校老师一起加班加点，带学生重新学习此前40多天的线上课程。“我们学校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较好掌握线上教学的内容。”该校教师宋果说，这些学生大都学习基础较好、态度端正、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
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一所乡镇初中任教的英语教师张华有着类似的感受。在他所带的班级中，网上教学效果可谓喜忧参半。“学习习惯好、家庭教育跟得上的，知识点基本都能掌握；而那些自觉性不强、家里没人指导的，效果确实不行”。
除了主观因素，在广大西部农村，上网设备、网络信号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在线教育的质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96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9.8%。
张华所在的学校有相当一部分生源来自农村，在网上授课期间，他经常会遇到部分学生因为网络信号不畅通而影响上课的情况。“不像城里，很多农村孩子家中没有宽带，为了短期上课订购流量包，再加上一些偏远农村信号不好，手机通信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张华说。
初三学生李悦（化名）是宋果所在学校的学生。李悦还记得，上网课的第一天，两个毕业班有74人，上线的只有60人左右。“为了支持自己上课，妈妈特意开通了无限流量套餐，解决了网络问题。”李悦说，班里还是有人因为网络未覆盖、流量费用负担等，经常会处于“脱网”“半脱网”状态。
在线教育离不开手机、电脑，一时间，这些电子设备成为刚需。来自甘肃省徽县的高二女孩王鑫源（化名）和读小学一年级的妹妹王鑫鑫（化名）需要同时上网课，但在父母复工后，家里能上网课的设备只有一部旧手机和一台表姐借给她们的平板电脑。
父母都是工人，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两姊妹没有强行要求添置新设备，但为了争夺平板电脑的使用权，两人不免发生争吵。最终，王鑫源以自己学业负担重、笔记多，手机太小看不清楚屏幕为由，赢得了胜利。作为补偿，妈妈为妹妹添置了一套新衣服。然而，当父母离家上班后，“人小鬼大”的妹妹还是会不时打断姐姐的“網课”时光，网课中也常常出现各种状况。
就职于秦巴山区一所乡村小学，26岁的刘昵娜担任该校一年级、四年级的语文教师。对于网课期间学生的设备使用情况，她也有自己的观察。“更多的孩子不具备用电脑、平板（电脑）上课的条件，甚至拿来上课的手机都是爷爷奶奶的老年机。”她说。
刘昵娜发现，有的孩子不能准时进入课堂，上课后也不时掉线，还有人会经常旷课，后台上传的作业更是像素偏低。“网络和设备的制约是看得见的，家庭条件差一些的，各种状况就多。”她说。
“春耕期间，在家长外出务农时，使用家长手机学习的孩子在线学习就受影响，想学习的孩子只能付出更大的努力。”甘肃省平凉市90后中职教师高一轩（化名）说，自己所在的班级很多孩子并没有自己的手机，加上农村学生对网络缺乏认识，在使用网络资源时不能合理有效获取资源，导致线上学习效率普遍较低。
近期，基于对陕西省6所城市农村中小学整群抽样，以及全国其他省份中小学生的随机抽样，西安交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关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状况》的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相较城市学校，农村学校网课开设率要低10%。农村学生因网络、学习设备、家庭环境嘈杂等原因造成网课学习受阻的比例，均高于城市学生。”这项调研通过1.2万余份调查样本的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
该调研数据还显示，作为网课学习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学生电脑的拥有率为90.38%，农村学生的电脑拥有率为37.06%，“这样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
任职于西海固一处边远乡村教学点的语文老师顾小曼（化名）告诉记者，考虑到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无网络或网速慢的一些突出问题，她所在地区并没有要求全部教师参与直播上课，也没有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尽可能不因为上网课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
此时，电视上开设的“空中课堂”成为一种有效补充，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按照课表收看电视，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
“低监督下”学习自主性不足
如果说基础保障不力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开展在线教育的“先天缺陷”，那么，对比在校教育，学习氛围差、学生专注程度低、师生信息化素养有待提升，则是西部基层开展在线教育的明显短板。
作为一名基层中职学校的班主任，高一轩以钉钉为主要授课软件进行线上教学。为确保在线教育顺利进行，他还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在班级QQ群中核实学生与家长的联系方式、通过家校电话通讯录导入班级学生、通知学生及时入群确保一个不掉队。 但在直播过程中，高一轩的感受仍然要比平时在课堂亲自上课更加费力，“直播课堂犹如自言自语，虽然老师在课堂会点名互动，但师生之间并不能获得最直观的表现反馈。学生在直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解决，而反馈环节研讨问题的效率较低。”
他说，相对而言，中职学生学习自律性更低，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中认真学习在线课程，只有少数学生能做到自律。三年级学生面临中职生对口升学考试的压力，学习效果好于一、二年级学生，但没有学校环境的学习氛围，学习动力明显不足。
“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分散注意力，如家长递水杯、送水果、直播视频的弹幕、手机或电脑的其他软件消息等。”高一轩说。
因直播而产生的新的教学困扰，成为疫情期间老师们热议的话题。有老师说，小小的屏幕，限制了师生间“心心相印”的感觉；也有老师觉得，自己讲得全情投入，学生却听得断断续续，讨论交流、随堂互动很少，网课基本上是“两张皮”。
顾小曼（化名）直言，自己没有参与直播，只是定期上线讲解学生课堂中没有听懂的内容或者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却得不到学生及家长的全力配合。
“主要原因在于家長的教育意识相对欠缺。”顾小曼说，在其所在学校，不少家长认为自己没怎么读书，也没饿死，所以并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
“一个学生长期不交网课作业，我联系家长后才得知，孩子在奶奶家住，奶奶不懂，不让看电视，家长外出打工又带走了手机，所以孩子几乎没有上过课。”顾小曼举例说。
直播过程中，她还不时会听到学生家里此起彼伏的鸡叫声、鹅叫声。在恢复交通后，她曾去学生家里家访，却发现，本该上课的时间，学生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儿了。
期中测试，学校组织教师将试卷送至学生家中，要求家长配合监考。考完试后顾小曼研究试卷发现，有个别学生收获颇丰，多元的教学方式启发了一些思考的角度，课外阅读及习作能力也有提高。“多数学生态度敷衍，答卷草草了事，还有部分学生试卷中出现了家长的字体”。
开学后测试班上学生成绩两极分化明显，在广西梧州市一所高中，青年教师张霄（化名）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一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往往经常旷课、随意开小差，各种状况层出不穷，教学效果降低也在情理之中。”她反思道。
网课期间，为了弥补线上教学互动不足的短板，张霄有时候也会给家长打电话、发微信，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可她后来发现，网课期间很多学生用的是家长的手机，“一些孩子会偷偷挂掉电话、删除聊天信息”。
“复工复产之后，大多家长忙于工作，更是没工夫监管孩子。”张霄所在的高中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全在学校，网课中她发现，平时习惯了有人鞭策、敲打的学习模式，一上网课，学生们就像“放羊”一样。
“调研发现，疫情对中小学生学业的影响，与家庭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关系较大，这样的差别在城乡学生身上体现较为明显。”西安交大上述课题组的调研显示。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付卫东分析，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学历普遍不高，这类家庭的孩子在缺乏家长监督和学习辅导的情况下，在面对手机游戏和网络诱惑时，容易沉迷其中，耽误学习，造成成绩下滑。
上网课也给部分教师带来挑战
与此同时，上网课也给部分教师带来挑战。
中国教科院的调查表明，在线教育支持度和满意度与教师学历、信息化教学能力呈正相关，与教师年龄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教师越年轻、学历越高，信息化教学能力就越强，在线教育的效果越好。”付卫东说，对比东、中、西部三类地区，西部地区教师平均年龄最大、平均学历最低、信息化教学能力也是最低的。
即便是青年教师，首次面对镜头，也多少有些陌生。“对直播软件的操作不算熟练，也不知道屏幕后面除了学生还有哪些人在听课，总觉得有点不自然。”刘昵娜说。
因而，为了上好网课，很多老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挑选更适宜于教学实际的直播软件，参加学区、学校组织的直播技能培训，私下反复摸索，甚至让家人、同事当受众，提前试讲，测试直播效果。
不少教师表示，由于直播中无法根据学生的即时反应调整课程内容，教师讲课的主观性更高，因此网课教案、PPT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还要尝试用更有网感、更亲和的话语，拉近和学生的距离。
李悦还记得上第一堂网课时，数学老师准时开讲，一来就熟练使用连麦功能，不时在群里提问互动。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老师在课间用方言问起了同学们的寒假生活。有几个调皮的同学，还把老师讲课的情景，做成了表情包，在班里的QQ群悄悄传播。
即便在努力适应新挑战，可张华还是觉得，线上课堂和线下还是不一样。“线上上课时感觉对课堂的掌控力不强，需要刻意地去维护课堂秩序，而线下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贯穿与教学当中，上课更加行云流水。”他说。
网课“后遗症”
返校后，在线教育的“后遗症”随之显现。在记者的采访中，大部分老师表示，自己所在班级的平均成绩有所下滑，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趋势”：即优生学有所获，开学后处于“喂不饱”的状态；原本依赖老师监督管理提抓成绩的中等生分数下滑；后进生中，只有个别学生得益于家长监管，成绩有所提升，相当部分有厌学情绪，甚至会自暴自弃。
学生的不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节奏。本着对学生负责的初心，不少一线教师通过补课、复习等方式，对网课内容重新梳理。
甘肃天水一所城郊中学青年教师李岩（化名）告诉记者，目前，他所在的学校，调整了初三学生的课表，将每天7节课变成了9节课，早上6点半加开早早自习，下午的课程也一直持续到6点40分，“尽可能多补点，让学生在中考中获得一个好成绩”。
“全力精心准备，40多天的网课只是感动了自己，却没有完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着20多年教龄，对于眼下学生直线下滑的学习成绩，资深中学教师宋萍萍（化名）也很无奈。 开学后，宋萍萍找学生谈心。可不少人却直接告诉她，反正自己要去读职高，老师就不要再费力气了。“实际上，这些学生是因疫情期间功课落后太多，觉得现在努力为时已晚，便选择了逃避。”宋萍萍说。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入职以来，李岩习惯用一种“亦师亦友”的状态与学生相处，在日常教学中，除了提抓成绩，也注重培养同学们的学习习惯。
“超长假期”却让学生比平时松懈了许多。“需要我专门指出来，一部分学生才会动笔做笔记。”李岩发现，复课后，班里学生对他的信任感变淡了，课堂表现也不比以往，养成的好习惯也丢了大半。
更令他担忧的是，有少部分学生对手机产生了依赖，还不时因手机与家长产生冲突。“家长打电话过来，希望老师严加管教，但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期，但凡稍加训斥，他们就会逃课、逃学”。
李岩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有一名学生复课后总想着在家玩手机。迫于无奈，家长每天会将孩子送到校门口，再由几名年轻老师轮流监管，将孩子带进校园。“有时候，测个体温的间歇，这个孩子也会偷偷溜走”。
宋萍萍所在的班级，一名在全年级780名学生中排在80多名的学生也因迷上网络游戏，不愿到校上课。还有学生因为长时间与父母相处，爆发严重的亲子矛盾，加重了自卑心理，产生厌学情绪。
一名西部青年教师说出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疫情后城乡学生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部分家长对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学能力以及教师在新环境中教学创新的试错成本过高。“这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短时期内很难找到适宜的解决方案。”他说。
困惑之后寻找突破
作为应急之举，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实践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教学中的某些思维定式。
张霄告诉记者，原本不想尝试或者没有能力尝试在线教育的老师，因为疫情大考，也参与其中，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在直播上课期间，学校领导发现了录制网课可以回放的优势。目前，已经在组织教师录制10分钟左右的系列微课，内容包括学科知识体系概述以及每个章节的疑点、难点，希望学生能够利用碎片时间不断巩固。
李岩则与同事一起探索出“线上家长会”模式，每隔一周，就会面向近期表现有所下滑的学生家长召开视频会议，一对一分析学生的情况，形成家校互动的有效链接。“即便学生家长外出务工，也能与老师进行交流”。
某次家长会，他了解到，班上一名学生的父母都是快递员，每天都十分忙碌，不免会忽略孩子的心理感受。在疫情期间，也没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电子设备，导致孩子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了解原因后，李岩对症下药，在关注这名学生学习状况的同时，劝解他要更多地体谅父母。
根据家长的反馈，李岩更精准地掌握了学生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在自习时间，划分学习小组，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和补课。
更多的老师眼中，考验之外，在线教育也是作为教师迎接时代发展、追求自我完善的必要过程。不少人坦言，经此一役，自己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制作课件的水平等都有所精进。
此外，为保障网课有序进行，全国上下短时间内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通力合作。教育部与工信部、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密切联动，有关企业也主动作为，通过云服务、算力支持等方式夯实在线教育网络基础，为今后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彌补先天不足后，在线学期不乏带来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比如，作为在线教育的接受者，西部的孩子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加优质教育资源。采访中，一名初二男孩表示，疫情期间，他先后观看了市里的名师讲堂、其他重点中学的直播以及自己所在学校的直播，在接触到更好的公共资源的同时，意识到了自己与名校学生之间的差距，开始反思起自己学习中的不足。
对于一些留守儿童来说，在线教育也让被迫居家的父母有了参与自己学业的机会。李悦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疫情期间，却时常搬个板凳，坐在女儿旁边陪她一起上课，不时还对女儿的任课教师进行点评。父女之间的关系也发生转变，“一开始觉得爸爸很陌生，总会因为琐事争吵，但吵着吵着，我们之间就变得亲密起来。尤其是爸爸陪我上课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期待。”李悦说。
但在付卫东看来，当前，西部地区在线教育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为此，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强西部地区在线教育顶层设计。科学预测未来在线教育发展规模和需求，加强对未来在线教育投入、在线教育资源和平台、在线教育环境、在线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规划；注重在线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学校等方面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他建议，还要加强对西部地区教师在线教育能力培训。以校为单位，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教师特点开展针对性培训；注重教师信息化思维养成，引导教师利用信息化手段变革传统课堂；将教师网上指导、师生互动、作业批阅、学情分析、答疑辅导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培训重点，让教师熟练使用教育资源智能检索工具、跨越时空教学的可视化展示工具和信息化环境下教学评价工具。
“还要对在线教育支持系统进行优化。多出精品课程，充分满足学生在线学习的需要，提供丰富的工具、平台以及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监控体系，实现在线教育过程无缝隙监控。”付卫东说。
此外，他建议，联合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方力量，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家庭教育的支持。通过建立家长学校、支持家长培训市场化、加强婚前家庭教育培训等方式开展相关工作，加大政府、社会组织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和服务力度，培养家长形成正确的亲子教育观念。
（来源：人民网 王豪 马富春/文）
“史无前例、世无前例”“对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具有革命性意义”。5月中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评价这场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验。同时，吕玉刚表示，这场实验也暴露出网络运行保障能力还存在不足、体系化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不足、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以及线上教育师生互动和情感交流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西部地区面临的在线教育问题更为突出。4月下旬，中国教育科学院发布名为《“停课不停学”的中国经验和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六点启示》的报告。在分析了近18万名教师、180万名家长的调查问卷后，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地域变量来看，此次西部地区在线教育在几乎所有数据指标上都落在后面；西部学生每天在线学习的时间也显著短于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经由在线教育而凸显出的“数字鸿沟”不可回避。
如何补齐教育均衡发展的最短板，让信息技术成为西部地区在教育教学中融合应用的“可靠路径”？近日，记者采访了西部地区的部分师生，试图寻找西部地区在线教育“大考”的答卷。
基础保障参差不齐
甘肃省陇南市一所乡村初级中学返校复学后，全校老师一起加班加点，带学生重新学习此前40多天的线上课程。“我们学校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较好掌握线上教学的内容。”该校教师宋果说，这些学生大都学习基础较好、态度端正、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
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一所乡镇初中任教的英语教师张华有着类似的感受。在他所带的班级中，网上教学效果可谓喜忧参半。“学习习惯好、家庭教育跟得上的，知识点基本都能掌握；而那些自觉性不强、家里没人指导的，效果确实不行”。
除了主观因素，在广大西部农村，上网设备、网络信号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在线教育的质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96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9.8%。
张华所在的学校有相当一部分生源来自农村，在网上授课期间，他经常会遇到部分学生因为网络信号不畅通而影响上课的情况。“不像城里，很多农村孩子家中没有宽带，为了短期上课订购流量包，再加上一些偏远农村信号不好，手机通信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张华说。
初三学生李悦（化名）是宋果所在学校的学生。李悦还记得，上网课的第一天，两个毕业班有74人，上线的只有60人左右。“为了支持自己上课，妈妈特意开通了无限流量套餐，解决了网络问题。”李悦说，班里还是有人因为网络未覆盖、流量费用负担等，经常会处于“脱网”“半脱网”状态。
在线教育离不开手机、电脑，一时间，这些电子设备成为刚需。来自甘肃省徽县的高二女孩王鑫源（化名）和读小学一年级的妹妹王鑫鑫（化名）需要同时上网课，但在父母复工后，家里能上网课的设备只有一部旧手机和一台表姐借给她们的平板电脑。
父母都是工人，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两姊妹没有强行要求添置新设备，但为了争夺平板电脑的使用权，两人不免发生争吵。最终，王鑫源以自己学业负担重、笔记多，手机太小看不清楚屏幕为由，赢得了胜利。作为补偿，妈妈为妹妹添置了一套新衣服。然而，当父母离家上班后，“人小鬼大”的妹妹还是会不时打断姐姐的“網课”时光，网课中也常常出现各种状况。
就职于秦巴山区一所乡村小学，26岁的刘昵娜担任该校一年级、四年级的语文教师。对于网课期间学生的设备使用情况，她也有自己的观察。“更多的孩子不具备用电脑、平板（电脑）上课的条件，甚至拿来上课的手机都是爷爷奶奶的老年机。”她说。
刘昵娜发现，有的孩子不能准时进入课堂，上课后也不时掉线，还有人会经常旷课，后台上传的作业更是像素偏低。“网络和设备的制约是看得见的，家庭条件差一些的，各种状况就多。”她说。
“春耕期间，在家长外出务农时，使用家长手机学习的孩子在线学习就受影响，想学习的孩子只能付出更大的努力。”甘肃省平凉市90后中职教师高一轩（化名）说，自己所在的班级很多孩子并没有自己的手机，加上农村学生对网络缺乏认识，在使用网络资源时不能合理有效获取资源，导致线上学习效率普遍较低。
近期，基于对陕西省6所城市农村中小学整群抽样，以及全国其他省份中小学生的随机抽样，西安交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关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状况》的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相较城市学校，农村学校网课开设率要低10%。农村学生因网络、学习设备、家庭环境嘈杂等原因造成网课学习受阻的比例，均高于城市学生。”这项调研通过1.2万余份调查样本的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
该调研数据还显示，作为网课学习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学生电脑的拥有率为90.38%，农村学生的电脑拥有率为37.06%，“这样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
任职于西海固一处边远乡村教学点的语文老师顾小曼（化名）告诉记者，考虑到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无网络或网速慢的一些突出问题，她所在地区并没有要求全部教师参与直播上课，也没有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尽可能不因为上网课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
此时，电视上开设的“空中课堂”成为一种有效补充，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按照课表收看电视，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
“低监督下”学习自主性不足
如果说基础保障不力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开展在线教育的“先天缺陷”，那么，对比在校教育，学习氛围差、学生专注程度低、师生信息化素养有待提升，则是西部基层开展在线教育的明显短板。
作为一名基层中职学校的班主任，高一轩以钉钉为主要授课软件进行线上教学。为确保在线教育顺利进行，他还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在班级QQ群中核实学生与家长的联系方式、通过家校电话通讯录导入班级学生、通知学生及时入群确保一个不掉队。 但在直播过程中，高一轩的感受仍然要比平时在课堂亲自上课更加费力，“直播课堂犹如自言自语，虽然老师在课堂会点名互动，但师生之间并不能获得最直观的表现反馈。学生在直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解决，而反馈环节研讨问题的效率较低。”
他说，相对而言，中职学生学习自律性更低，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中认真学习在线课程，只有少数学生能做到自律。三年级学生面临中职生对口升学考试的压力，学习效果好于一、二年级学生，但没有学校环境的学习氛围，学习动力明显不足。
“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分散注意力，如家长递水杯、送水果、直播视频的弹幕、手机或电脑的其他软件消息等。”高一轩说。
因直播而产生的新的教学困扰，成为疫情期间老师们热议的话题。有老师说，小小的屏幕，限制了师生间“心心相印”的感觉；也有老师觉得，自己讲得全情投入，学生却听得断断续续，讨论交流、随堂互动很少，网课基本上是“两张皮”。
顾小曼（化名）直言，自己没有参与直播，只是定期上线讲解学生课堂中没有听懂的内容或者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却得不到学生及家长的全力配合。
“主要原因在于家長的教育意识相对欠缺。”顾小曼说，在其所在学校，不少家长认为自己没怎么读书，也没饿死，所以并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
“一个学生长期不交网课作业，我联系家长后才得知，孩子在奶奶家住，奶奶不懂，不让看电视，家长外出打工又带走了手机，所以孩子几乎没有上过课。”顾小曼举例说。
直播过程中，她还不时会听到学生家里此起彼伏的鸡叫声、鹅叫声。在恢复交通后，她曾去学生家里家访，却发现，本该上课的时间，学生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儿了。
期中测试，学校组织教师将试卷送至学生家中，要求家长配合监考。考完试后顾小曼研究试卷发现，有个别学生收获颇丰，多元的教学方式启发了一些思考的角度，课外阅读及习作能力也有提高。“多数学生态度敷衍，答卷草草了事，还有部分学生试卷中出现了家长的字体”。
开学后测试班上学生成绩两极分化明显，在广西梧州市一所高中，青年教师张霄（化名）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一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往往经常旷课、随意开小差，各种状况层出不穷，教学效果降低也在情理之中。”她反思道。
网课期间，为了弥补线上教学互动不足的短板，张霄有时候也会给家长打电话、发微信，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可她后来发现，网课期间很多学生用的是家长的手机，“一些孩子会偷偷挂掉电话、删除聊天信息”。
“复工复产之后，大多家长忙于工作，更是没工夫监管孩子。”张霄所在的高中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全在学校，网课中她发现，平时习惯了有人鞭策、敲打的学习模式，一上网课，学生们就像“放羊”一样。
“调研发现，疫情对中小学生学业的影响，与家庭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关系较大，这样的差别在城乡学生身上体现较为明显。”西安交大上述课题组的调研显示。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付卫东分析，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学历普遍不高，这类家庭的孩子在缺乏家长监督和学习辅导的情况下，在面对手机游戏和网络诱惑时，容易沉迷其中，耽误学习，造成成绩下滑。
上网课也给部分教师带来挑战
与此同时，上网课也给部分教师带来挑战。
中国教科院的调查表明，在线教育支持度和满意度与教师学历、信息化教学能力呈正相关，与教师年龄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教师越年轻、学历越高，信息化教学能力就越强，在线教育的效果越好。”付卫东说，对比东、中、西部三类地区，西部地区教师平均年龄最大、平均学历最低、信息化教学能力也是最低的。
即便是青年教师，首次面对镜头，也多少有些陌生。“对直播软件的操作不算熟练，也不知道屏幕后面除了学生还有哪些人在听课，总觉得有点不自然。”刘昵娜说。
因而，为了上好网课，很多老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挑选更适宜于教学实际的直播软件，参加学区、学校组织的直播技能培训，私下反复摸索，甚至让家人、同事当受众，提前试讲，测试直播效果。
不少教师表示，由于直播中无法根据学生的即时反应调整课程内容，教师讲课的主观性更高，因此网课教案、PPT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还要尝试用更有网感、更亲和的话语，拉近和学生的距离。
李悦还记得上第一堂网课时，数学老师准时开讲，一来就熟练使用连麦功能，不时在群里提问互动。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老师在课间用方言问起了同学们的寒假生活。有几个调皮的同学，还把老师讲课的情景，做成了表情包，在班里的QQ群悄悄传播。
即便在努力适应新挑战，可张华还是觉得，线上课堂和线下还是不一样。“线上上课时感觉对课堂的掌控力不强，需要刻意地去维护课堂秩序，而线下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贯穿与教学当中，上课更加行云流水。”他说。
网课“后遗症”
返校后，在线教育的“后遗症”随之显现。在记者的采访中，大部分老师表示，自己所在班级的平均成绩有所下滑，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趋势”：即优生学有所获，开学后处于“喂不饱”的状态；原本依赖老师监督管理提抓成绩的中等生分数下滑；后进生中，只有个别学生得益于家长监管，成绩有所提升，相当部分有厌学情绪，甚至会自暴自弃。
学生的不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节奏。本着对学生负责的初心，不少一线教师通过补课、复习等方式，对网课内容重新梳理。
甘肃天水一所城郊中学青年教师李岩（化名）告诉记者，目前，他所在的学校，调整了初三学生的课表，将每天7节课变成了9节课，早上6点半加开早早自习，下午的课程也一直持续到6点40分，“尽可能多补点，让学生在中考中获得一个好成绩”。
“全力精心准备，40多天的网课只是感动了自己，却没有完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着20多年教龄，对于眼下学生直线下滑的学习成绩，资深中学教师宋萍萍（化名）也很无奈。 开学后，宋萍萍找学生谈心。可不少人却直接告诉她，反正自己要去读职高，老师就不要再费力气了。“实际上，这些学生是因疫情期间功课落后太多，觉得现在努力为时已晚，便选择了逃避。”宋萍萍说。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入职以来，李岩习惯用一种“亦师亦友”的状态与学生相处，在日常教学中，除了提抓成绩，也注重培养同学们的学习习惯。
“超长假期”却让学生比平时松懈了许多。“需要我专门指出来，一部分学生才会动笔做笔记。”李岩发现，复课后，班里学生对他的信任感变淡了，课堂表现也不比以往，养成的好习惯也丢了大半。
更令他担忧的是，有少部分学生对手机产生了依赖，还不时因手机与家长产生冲突。“家长打电话过来，希望老师严加管教，但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期，但凡稍加训斥，他们就会逃课、逃学”。
李岩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有一名学生复课后总想着在家玩手机。迫于无奈，家长每天会将孩子送到校门口，再由几名年轻老师轮流监管，将孩子带进校园。“有时候，测个体温的间歇，这个孩子也会偷偷溜走”。
宋萍萍所在的班级，一名在全年级780名学生中排在80多名的学生也因迷上网络游戏，不愿到校上课。还有学生因为长时间与父母相处，爆发严重的亲子矛盾，加重了自卑心理，产生厌学情绪。
一名西部青年教师说出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疫情后城乡学生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部分家长对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学能力以及教师在新环境中教学创新的试错成本过高。“这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短时期内很难找到适宜的解决方案。”他说。
困惑之后寻找突破
作为应急之举，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实践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教学中的某些思维定式。
张霄告诉记者，原本不想尝试或者没有能力尝试在线教育的老师，因为疫情大考，也参与其中，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在直播上课期间，学校领导发现了录制网课可以回放的优势。目前，已经在组织教师录制10分钟左右的系列微课，内容包括学科知识体系概述以及每个章节的疑点、难点，希望学生能够利用碎片时间不断巩固。
李岩则与同事一起探索出“线上家长会”模式，每隔一周，就会面向近期表现有所下滑的学生家长召开视频会议，一对一分析学生的情况，形成家校互动的有效链接。“即便学生家长外出务工，也能与老师进行交流”。
某次家长会，他了解到，班上一名学生的父母都是快递员，每天都十分忙碌，不免会忽略孩子的心理感受。在疫情期间，也没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电子设备，导致孩子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了解原因后，李岩对症下药，在关注这名学生学习状况的同时，劝解他要更多地体谅父母。
根据家长的反馈，李岩更精准地掌握了学生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在自习时间，划分学习小组，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和补课。
更多的老师眼中，考验之外，在线教育也是作为教师迎接时代发展、追求自我完善的必要过程。不少人坦言，经此一役，自己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制作课件的水平等都有所精进。
此外，为保障网课有序进行，全国上下短时间内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通力合作。教育部与工信部、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密切联动，有关企业也主动作为，通过云服务、算力支持等方式夯实在线教育网络基础，为今后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彌补先天不足后，在线学期不乏带来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比如，作为在线教育的接受者，西部的孩子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加优质教育资源。采访中，一名初二男孩表示，疫情期间，他先后观看了市里的名师讲堂、其他重点中学的直播以及自己所在学校的直播，在接触到更好的公共资源的同时，意识到了自己与名校学生之间的差距，开始反思起自己学习中的不足。
对于一些留守儿童来说，在线教育也让被迫居家的父母有了参与自己学业的机会。李悦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疫情期间，却时常搬个板凳，坐在女儿旁边陪她一起上课，不时还对女儿的任课教师进行点评。父女之间的关系也发生转变，“一开始觉得爸爸很陌生，总会因为琐事争吵，但吵着吵着，我们之间就变得亲密起来。尤其是爸爸陪我上课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期待。”李悦说。
但在付卫东看来，当前，西部地区在线教育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为此，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强西部地区在线教育顶层设计。科学预测未来在线教育发展规模和需求，加强对未来在线教育投入、在线教育资源和平台、在线教育环境、在线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规划；注重在线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学校等方面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他建议，还要加强对西部地区教师在线教育能力培训。以校为单位，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教师特点开展针对性培训；注重教师信息化思维养成，引导教师利用信息化手段变革传统课堂；将教师网上指导、师生互动、作业批阅、学情分析、答疑辅导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培训重点，让教师熟练使用教育资源智能检索工具、跨越时空教学的可视化展示工具和信息化环境下教学评价工具。
“还要对在线教育支持系统进行优化。多出精品课程，充分满足学生在线学习的需要，提供丰富的工具、平台以及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监控体系，实现在线教育过程无缝隙监控。”付卫东说。
此外，他建议，联合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方力量，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家庭教育的支持。通过建立家长学校、支持家长培训市场化、加强婚前家庭教育培训等方式开展相关工作，加大政府、社会组织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和服务力度，培养家长形成正确的亲子教育观念。
（来源：人民网 王豪 马富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