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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通常认为金钱可以带来幸福，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幸福与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借助适应性理论和期求水平理论等理论，分析了幸福与收入的关系，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了幸福体验的个体差异、幸福者的特点，以及精神升华对幸福提升的作用。同时，也结合中国国民的幸福现状，讨论了收入差距、生活环境等条件对于幸福的影响。
关键词：幸福学 适应性 期求水平 个体差异 贫富差距
引言
国外多项研究和调查结果表明，尽管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稳定的增长，但是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实际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提高，甚至在某些时间内有所下降。而从2000年开始，“幸福学”成为了一个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诚然，如果一切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就有很必要研究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而对幸福学的研究，对于经济迅速腾飞，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的中国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金钱与幸福的不等价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收入增加和幸福增加成正比的说法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因为从基本的微观经济学中我们可以知道，收入的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消费者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因而获得更高的满足程度。而人们也往往认为，高收入可以保证幸福的三大要素：身体健康、心理愉悦和婚姻美满。事实上，并不是“有钱人”就获得了幸福。
1.1适应性理论(Hedonic Adaptation Theory)
适应性理论认为，当发生一个新的变化之后，人们会对它作出反应，然后不断的对新的变化产生适应性。而将它应用到幸福学的研究中时，可以表示人们仅会在收入增加的开始阶段提高对于幸福的评价，然后则需要一个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增加满足感。
美国学者Easterlin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从1970到1990之间美国的国民收入一直稳定增加，但是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和幸福的人口比例并没有显著的提升（Easterlin,R.A. 2001）。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之后，他或许会为自己可以满足过去期望的物质需要而感到兴奋，但是一旦他将其满足之后，或者长期保持了这样的生活状态，收入的提高就往往不再对人们产生正向的心理刺激。
而从时间模式理论（Temporal Pattern）来看，首先，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当人们回忆过去的时候，看到自己一直在进步会产生满足感；其次，当人们展望未来过去的经历会带来信心；最后，整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本身给人以满足感。这个理论说明，除了绝对水平之外，财富在时间上的分配方式也对幸福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分配合理，则可能延长具有幸福感的时间。但是无论时间怎样延长，人们总是会产生适应，并且，产生一个更高的心理期求。
1.2期求水平理论(Aspiration Level Theory)
这个理论认为，人的期求总是在不断上升的，达到一个目标，想要的就更多。结合上述的适应性理论来看，当人们适应了自己的收入水平以后，就会对更高的收入产生期求。而研究发现，这个理论对于精神生活同样适用（Frey&Stutzer，2002）。人们在拥有了房子之后，会期望通过取得更多的收入拥有更大的房间；同样，这表现在一些其他的物质需求上，比如汽车、名牌服装，以及一些精神需求上，比如社会地位、他人尊重等。
在产生期求和获得更高的收入之前的时间里，幸福的程度是没有提升的，人们会为了实现期求时所达到的满足感去拼命工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人们无法抽身而退的原因。
1.3可评价性假设
最早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是南加州大学的Richard A. Easterlin于1974年发布的，他提出了个人与他人收入的比较效用这个观点。这涉及到了一个“可评价性假设”的问题。这个理论认为，事物的某一属性难以进行单独的评价，因为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评价者并不知道该事物价值的具体高低，所以它的可评价性是比较低的。（奚恺元，1996）
我们将这个可评价性理论应用到评价收入上，为了形成客观的判断，人们会把他人的收入作为参照来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有了参照的收入才会成为一个容易评价的因素。相对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比绝对收入更加重要。尤其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考虑收入多少时往往会选择收入较高者作为比较对象，从而对需求有更多的期望。但是往往因为经济现状不允许，和高收入者相比他们的幸福感较弱，这被称为是富人对穷人幸福感产生的负效应。同时，人们也会将现有的收入和过去或自己期望的收入进行比较，这样现状和参照或期望水平之间也会产生一个偏差，从而引起虽然实际收入增加，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强的结果。
2 金钱外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与经济学中所认为的收入提升可以满足幸福需求不同，幸福学范畴的研究结果证明，收入的增加与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2.1幸福体验的个体差异
一般来说，当被调查者表示感到幸福时，他们的生活中肯定会出现令其高兴的事。而与情绪低落者相比，感觉幸福者自我关注更少，对他人很少产生敌视和敌对行为。他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并且通过行动努力达到这一目标。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更具有爱心，更乐于助人，而且也更能信任和体谅他人。同时他们也更具有开创性。所以，即使两个不同个体所比较的目标和所具有的收入期求基本相同，不同的心态也可能引起这两个个体幸福体验的巨大差异。
根据依兰 戈特利布估计，平均每年世界各国的抑郁症人口大约增长近2%。而抑郁症的主要诱因就是生活上的巨大压力，比如经济上的压力带来的精神影响。个体间的社会比较心理、期望改变程度以及适应性强弱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区别，如果个体能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的调节，使其在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中成为积极的中间变量，收入的提高就可能对幸福感的增强产生促进作用。
2.2幸福者的特点
用“心态良好”来形容容易体会到幸福的个体过于笼统，以下为幸福者的一般性格特征：
1.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认为自己更富智慧，更能友好的与人相处，同时对他人也怀有更少的偏见。
2.自控能力强。能抑制情感冲动，遇到困难不会产生极端无助感。
3.豁达、乐观。一般的说，乐观者对生活欲望比较少，因而常常感到满足，所以心情也随之处于愉悦状态。这一点和我国哲学中的“无欲无求”、“知足常乐”的观点不谋而合，说明通过降低物质期求来提高幸福程度的观点是早已有之的。
4.性格外向，喜欢社交。心理学家威廉•帕瓦特发现，当个体与他人共处时，往往快乐水平更高。他认为内向的人更喜欢将情绪进行自我消化，而在如收入期求过程中带来的幸福负效应等一些情绪无法释放的时候，内向的人往往更具有抑郁倾向。
2.3精神寄托的升华作用
在不断追求更高收入的过程中，除了具有良好的心态，必要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国外的一些研究对于宗教的精神寄托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
1.在宗教信仰的群体中，相互支持的亲密关系会加深个体的幸福感受。
2.许多人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感受源于其宗教信仰，信仰会加深他们对幸福的感受力。
3.对宗教的崇拜会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使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的超越自我。它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使他们建立起良好的生活目标。
除了个体的主观因素之外，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等差异等各种变量对于收入和幸福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奚恺元（2004）对全国六个城市的调查，杭州的人均收入并不是最高，但是幸福程度却是最高的一个，这也许就和当地的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３ 中国国民的幸福感
由美国的GSS（General Social Surveys）给出的数据显示，在上世纪40到50年代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美国人感到幸福的人数是一直递增的。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大幅增加同样会对幸福感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尤其近年10%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让我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而我们的国民的幸福程度并不象上世纪中叶的美国那样，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提高。
3.1 贫富差距的矛盾
根据Easterlin(2001)分别从横断面关系(The Cross Sectional Relationship)、生命周期模式 (The Life Circle Pattern)、过去和预期幸福感 (Past and Prospective Happiness)等三个角度出发所考察的美国居民的收入和幸福间的关系表明：在同一时间对于不同收入的个体进行比较，和低收入相比，高收入者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效用，因此幸福感也相对比较强。
这个结论涉及到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大多数人的收入处于参考收入以下，就会出现“相对剥削感”。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均收入尽管翻了几番，甚至少数的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国民的总体幸福程度并不尽如人意。（黄有光，2002）一方面，大多数民众认为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或者远低于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少数富人的财富积累呈几何形状增加，价值千万人民币的世界顶级昂贵轿车BENTLY（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居全球之首就是一个缩影。外国学者将中国比做“欧洲加非洲”，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我国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大部分民众处于收入的平均线以下，使得他们怀有对幸福感的负效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反向心理效应已经演化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仇富心理，而且还有相当的蔓延态势。
3.2 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矛盾
据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时也会提高期望收入水平或者参考收入。（Clark&Oswald 1996）随着上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我国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在这几年不断增加，但是这个本应该对社会有正向推动作用的事实却伴随着逐年下降的就业率而成为受到广泛争论的社会现象。大学生在大学中受到高等的文化教育，他们对于自己的社会期望以及自我价值的评定要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这个期望当然也包括期望收入水平和对于社会收入水平的参考层次。然而在面临就业的时候，我国教育方式存在的巨大缺陷和毕业生过高的收入期求，使得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满意，而他们的幸福体验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4 结语
更高的幸福体验对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无疑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所以研究如何提高群众的幸福程度，对于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的我们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仍然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大力提高这些物质生活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群众的经济收入，才是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幸福程度的主要途径。
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过分局限于增长国民收入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对于大多收入水平较高的所谓“中产阶级”群体来说，加强社会保障、改善医疗条件、降低住房价格、净化城市环境才是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要之后的幸福源泉之所在。对于一个拥有10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如何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在这诸多方面寻求有效的平衡，达到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一个需要我们一直关注下去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Easterlin,R.A.,"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mal,2001,111(473),465-484.
[2] Richard A. Easterlin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J]. Economic Journal 2001,111 (7):473.
[3] Frey Brunos. & Alois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6):402-435
[4] 奚恺元、张国华、张岩从经济学到幸福学 上海管理科学 2003（3）
[5] Davey G. miles. 社会心理学界对个体幸福情感的新研究 张胜康编译 成都：新时代论坛.
[6 ]Clark.&Oswald.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4,pp.648-659,1994.
[7] 黄有光 金钱能买来快乐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幸福学 适应性 期求水平 个体差异 贫富差距
引言
国外多项研究和调查结果表明，尽管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稳定的增长，但是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实际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提高，甚至在某些时间内有所下降。而从2000年开始，“幸福学”成为了一个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诚然，如果一切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就有很必要研究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而对幸福学的研究，对于经济迅速腾飞，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的中国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金钱与幸福的不等价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收入增加和幸福增加成正比的说法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因为从基本的微观经济学中我们可以知道，收入的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消费者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因而获得更高的满足程度。而人们也往往认为，高收入可以保证幸福的三大要素：身体健康、心理愉悦和婚姻美满。事实上，并不是“有钱人”就获得了幸福。
1.1适应性理论(Hedonic Adaptation Theory)
适应性理论认为，当发生一个新的变化之后，人们会对它作出反应，然后不断的对新的变化产生适应性。而将它应用到幸福学的研究中时，可以表示人们仅会在收入增加的开始阶段提高对于幸福的评价，然后则需要一个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增加满足感。
美国学者Easterlin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从1970到1990之间美国的国民收入一直稳定增加，但是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和幸福的人口比例并没有显著的提升（Easterlin,R.A. 2001）。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之后，他或许会为自己可以满足过去期望的物质需要而感到兴奋，但是一旦他将其满足之后，或者长期保持了这样的生活状态，收入的提高就往往不再对人们产生正向的心理刺激。
而从时间模式理论（Temporal Pattern）来看，首先，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当人们回忆过去的时候，看到自己一直在进步会产生满足感；其次，当人们展望未来过去的经历会带来信心；最后，整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本身给人以满足感。这个理论说明，除了绝对水平之外，财富在时间上的分配方式也对幸福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分配合理，则可能延长具有幸福感的时间。但是无论时间怎样延长，人们总是会产生适应，并且，产生一个更高的心理期求。
1.2期求水平理论(Aspiration Level Theory)
这个理论认为，人的期求总是在不断上升的，达到一个目标，想要的就更多。结合上述的适应性理论来看，当人们适应了自己的收入水平以后，就会对更高的收入产生期求。而研究发现，这个理论对于精神生活同样适用（Frey&Stutzer，2002）。人们在拥有了房子之后，会期望通过取得更多的收入拥有更大的房间；同样，这表现在一些其他的物质需求上，比如汽车、名牌服装，以及一些精神需求上，比如社会地位、他人尊重等。
在产生期求和获得更高的收入之前的时间里，幸福的程度是没有提升的，人们会为了实现期求时所达到的满足感去拼命工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人们无法抽身而退的原因。
1.3可评价性假设
最早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是南加州大学的Richard A. Easterlin于1974年发布的，他提出了个人与他人收入的比较效用这个观点。这涉及到了一个“可评价性假设”的问题。这个理论认为，事物的某一属性难以进行单独的评价，因为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评价者并不知道该事物价值的具体高低，所以它的可评价性是比较低的。（奚恺元，1996）
我们将这个可评价性理论应用到评价收入上，为了形成客观的判断，人们会把他人的收入作为参照来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有了参照的收入才会成为一个容易评价的因素。相对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比绝对收入更加重要。尤其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考虑收入多少时往往会选择收入较高者作为比较对象，从而对需求有更多的期望。但是往往因为经济现状不允许，和高收入者相比他们的幸福感较弱，这被称为是富人对穷人幸福感产生的负效应。同时，人们也会将现有的收入和过去或自己期望的收入进行比较，这样现状和参照或期望水平之间也会产生一个偏差，从而引起虽然实际收入增加，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强的结果。
2 金钱外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与经济学中所认为的收入提升可以满足幸福需求不同，幸福学范畴的研究结果证明，收入的增加与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2.1幸福体验的个体差异
一般来说，当被调查者表示感到幸福时，他们的生活中肯定会出现令其高兴的事。而与情绪低落者相比，感觉幸福者自我关注更少，对他人很少产生敌视和敌对行为。他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并且通过行动努力达到这一目标。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更具有爱心，更乐于助人，而且也更能信任和体谅他人。同时他们也更具有开创性。所以，即使两个不同个体所比较的目标和所具有的收入期求基本相同，不同的心态也可能引起这两个个体幸福体验的巨大差异。
根据依兰 戈特利布估计，平均每年世界各国的抑郁症人口大约增长近2%。而抑郁症的主要诱因就是生活上的巨大压力，比如经济上的压力带来的精神影响。个体间的社会比较心理、期望改变程度以及适应性强弱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区别，如果个体能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的调节，使其在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中成为积极的中间变量，收入的提高就可能对幸福感的增强产生促进作用。
2.2幸福者的特点
用“心态良好”来形容容易体会到幸福的个体过于笼统，以下为幸福者的一般性格特征：
1.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认为自己更富智慧，更能友好的与人相处，同时对他人也怀有更少的偏见。
2.自控能力强。能抑制情感冲动，遇到困难不会产生极端无助感。
3.豁达、乐观。一般的说，乐观者对生活欲望比较少，因而常常感到满足，所以心情也随之处于愉悦状态。这一点和我国哲学中的“无欲无求”、“知足常乐”的观点不谋而合，说明通过降低物质期求来提高幸福程度的观点是早已有之的。
4.性格外向，喜欢社交。心理学家威廉•帕瓦特发现，当个体与他人共处时，往往快乐水平更高。他认为内向的人更喜欢将情绪进行自我消化，而在如收入期求过程中带来的幸福负效应等一些情绪无法释放的时候，内向的人往往更具有抑郁倾向。
2.3精神寄托的升华作用
在不断追求更高收入的过程中，除了具有良好的心态，必要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国外的一些研究对于宗教的精神寄托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
1.在宗教信仰的群体中，相互支持的亲密关系会加深个体的幸福感受。
2.许多人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感受源于其宗教信仰，信仰会加深他们对幸福的感受力。
3.对宗教的崇拜会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使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的超越自我。它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使他们建立起良好的生活目标。
除了个体的主观因素之外，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等差异等各种变量对于收入和幸福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奚恺元（2004）对全国六个城市的调查，杭州的人均收入并不是最高，但是幸福程度却是最高的一个，这也许就和当地的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３ 中国国民的幸福感
由美国的GSS（General Social Surveys）给出的数据显示，在上世纪40到50年代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美国人感到幸福的人数是一直递增的。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大幅增加同样会对幸福感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尤其近年10%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让我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而我们的国民的幸福程度并不象上世纪中叶的美国那样，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提高。
3.1 贫富差距的矛盾
根据Easterlin(2001)分别从横断面关系(The Cross Sectional Relationship)、生命周期模式 (The Life Circle Pattern)、过去和预期幸福感 (Past and Prospective Happiness)等三个角度出发所考察的美国居民的收入和幸福间的关系表明：在同一时间对于不同收入的个体进行比较，和低收入相比，高收入者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效用，因此幸福感也相对比较强。
这个结论涉及到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大多数人的收入处于参考收入以下，就会出现“相对剥削感”。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均收入尽管翻了几番，甚至少数的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国民的总体幸福程度并不尽如人意。（黄有光，2002）一方面，大多数民众认为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或者远低于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少数富人的财富积累呈几何形状增加，价值千万人民币的世界顶级昂贵轿车BENTLY（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居全球之首就是一个缩影。外国学者将中国比做“欧洲加非洲”，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我国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大部分民众处于收入的平均线以下，使得他们怀有对幸福感的负效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反向心理效应已经演化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仇富心理，而且还有相当的蔓延态势。
3.2 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矛盾
据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时也会提高期望收入水平或者参考收入。（Clark&Oswald 1996）随着上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我国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在这几年不断增加，但是这个本应该对社会有正向推动作用的事实却伴随着逐年下降的就业率而成为受到广泛争论的社会现象。大学生在大学中受到高等的文化教育，他们对于自己的社会期望以及自我价值的评定要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这个期望当然也包括期望收入水平和对于社会收入水平的参考层次。然而在面临就业的时候，我国教育方式存在的巨大缺陷和毕业生过高的收入期求，使得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满意，而他们的幸福体验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4 结语
更高的幸福体验对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无疑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所以研究如何提高群众的幸福程度，对于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的我们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仍然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大力提高这些物质生活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群众的经济收入，才是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幸福程度的主要途径。
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过分局限于增长国民收入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对于大多收入水平较高的所谓“中产阶级”群体来说，加强社会保障、改善医疗条件、降低住房价格、净化城市环境才是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要之后的幸福源泉之所在。对于一个拥有10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如何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在这诸多方面寻求有效的平衡，达到国民幸福的最大化，是一个需要我们一直关注下去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Easterlin,R.A.,"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mal,2001,111(473),465-484.
[2] Richard A. Easterlin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J]. Economic Journal 2001,111 (7):473.
[3] Frey Brunos. & Alois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6):402-435
[4] 奚恺元、张国华、张岩从经济学到幸福学 上海管理科学 2003（3）
[5] Davey G. miles. 社会心理学界对个体幸福情感的新研究 张胜康编译 成都：新时代论坛.
[6 ]Clark.&Oswald.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4,pp.648-659,1994.
[7] 黄有光 金钱能买来快乐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