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虽只一个小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
　　——鲁迅
　　不能忘记的岁月，不能忘记的人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文化人便是民族灵魂的承载者。
　　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鲁迅赴港，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场精彩的演讲。香港给他的印象难以言说又难以磨灭，他说：“香港虽只一个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他在演讲中沉痛地提到中华民族的危机，国家兴亡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人民不能再做“哑巴”了，“不能再唱老调子了”，号召“青年应该把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的时候了”！要冲出去救亡了！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中国内地局势动荡，大批文化名人纷纷南下香港。他们有些以香港为转赴后方的中转站，有些以香港为暂居之所，有些更以香港为主要宣传阵地，从事办报及出版等事业。香港顿时成为中国文化名人的集散地。
　　1937年，年届古稀的蔡元培从上海来到香港。当时《大风》是香港抗战时期著名的刊物，为鼓舞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决心，蔡先生在《题〈大风〉旬刊周年纪念号》云：“八千子弟死亡多，三杰徒夸良信何。眼见四方皆猛士，新编民族大风歌。”又在《和周泽青戊寅岁朝二绝韵》其二云：“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朔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表达了他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了殷切的期盼。1940年，蔡元培卒于香港，哲人其萎，埋骨香江，港岛长街挤满送别灵柩之市民，建筑物多降旗悼念。
　　著名作家许地山于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他发表文章、演讲，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皖南事变”发生，即与张一廛联合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息战。同时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后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于港岛。
　　1935年，报人邹韬奋因遭受国民党在上海的压制，转而投奔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7年，晚年的蔡元培寓居香港，撰写《自写年谱》；1937年起，诗人戴望舒在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星岛日报》副刊，当时其他曾在香港逗留的名人还包括萧红等。
　　1939年冬，由郁风、戴望舒、叶浅予、叶灵凤、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黄苗子、丁聪等人发起出版《耕耘》杂志，要一振香港的文风。杂志在1940年4月正式出版了，由郁风主编，戴望舒任编委。
　　暂时破碎的家园，永远完整的心
　　20世纪40年代初期，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与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皖南事变”爆发后，抗战文化运动在内地国统区开始进入最低潮时期，在香港却空前活跃起来。这与中共香港文委的成立及周恩来的关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士已有数百人，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1941年2月初，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和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夏衍负责文艺副刊。这一年夏衍还写了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于12月12日被迫停刊，夏衍和大批民主人士及地下党员，于翌年1月9日由东江纵队护送，逃离香港返回内地。2月5日抵桂林，与洪深、田汉合著《再会吧，香港》，由欧阳予倩导演。但排完之后，未等上演即遭查禁，后改名《风雨同舟》上演。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军一进香港，就开始对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大搜捕，妄图一网打尽中国文化精英。邹韬奋等文坛翘楚更是属于日军密令“就地逮捕和惩办”的对象。周恩来亲自部署了文化名人香港大营救行动，其中东纵负责的香港—九龙—白石龙营救路线是营救文化名人最多的一条线路。被营救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胡风、廖沫沙和丁聪外，还有张友渔、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胡仲持、周钢鸣、张铁生、黎澍、蓝马、于伶、凤子等文化艺术界名人。
　　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就“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发出电报指示，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文委下设由夏衍负责的文艺小组，由胡绳负责的学术小组和由张友渔负责的新闻小组。小组之外还组织了各种文化人参加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在团结和帮助文化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青年诗人徐迟参加文艺座谈会读书组之后，告别了现代派，改变了自己的作品风格，自认为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第二次诞生”。戴望舒参加文艺座谈会之后，一扫阴柔雅丽的诗风，贴近战时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惯，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呼喊回应时代的召唤。而且“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
　　1842年8月29日上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耻辱的时刻，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就在这个条约中，中国近代第一块被割让的土地——75.6平方公里的香港岛被英国侵占了。
　　香港沦陷后，戴望舒因为“舍不得这一屋子多年来收集起来的好书”去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便留下来了。1942年春，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出狱后，既无固定收入的职业，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在屈辱与苦难中企盼着民族解放的曙光。《等待》、《等待其二》就是他这时候炽热与焦灼的生动写照。
　　香港殖民者本身的文化濒临绝境，但因有大批著名戏剧家、诗人、作家抵达香港，他们向从沦陷的北京和毁于战火的上海逃出来的苦难同胞进行宣传，使香港文坛顿时活跃起来。
　　茅盾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曾在香港做过3次较长时间的居留。第一次是在1938年2月至12月；第二次是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是在1947年12月初至1949年1月，前后共居约3年时间。茅盾在香港不仅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主持编辑文学刊物，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他主编了《文艺阵地》、《立报》副刊《言林》、《笔谈》半月刊、《文汇报》副刊《文艺周刊》和编辑《小说》月刊，发表了《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锻炼》等3部长篇小说及近200篇杂文、论文、散文及短篇小说，还经常给香港文艺界及学生进行讲演，指导香港文学青年的创作，对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6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文学巨匠郭沫若于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到广州创办《救亡日报》。11月，他和史良、邹韬奋到香港。12月3日，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为欢迎他而举办的座谈会。这一次仅做短暂停留。1947年12月初，又与茅盾从上海到香港，这一次居留时间较长，到1948年11月23日离港北上，约1年时间。在这一年内，他与茅盾一起为民主革命呼号呐喊，发表过《纪念“五四”致国内文艺界同仁书》、《斥反对文艺》；还与茅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在港期间，他还创作了《二十年自传》及《洪波曲》，还在《华商报》及《中国诗坛》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杂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香港民主革命文艺的一面旗帜。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加紧文化迫害，查封进步刊物，陈残云第四次抵达香港，与司马文森坚持出版《文艺生活》，创办“文艺生活社”。1947年春陈残云到香岛中学任教，深得学生爱戴。此期间，他发表了一批校园文学作品，对香港校园文学具有开拓意义，其中篇小说《新生群》是当时香港校园文学的代表作。1948年冬陈残云完成了电影剧本《珠江泪》的创作，《珠江泪》1949年夏投入拍摄，1950年2月1日，同时在香港利舞台等三家一流影院首映，取得很大成功，被誉为香港粤语影片的经典之作。1949年2月陈残云进入南国影业公司后，致力于香港粤语片的清洁运动，与黄宁婴联合组织了《粤片集评》和《家庭病院》栏目，为香港粤语影片的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读书、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在邹韬奋的领导下，成为著名的进步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