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论断对于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
　　中共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提出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它既不是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从海外搬进来的，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与五千年中华文明高度相关、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统一性。
　　“诚信、友善、敬业、爱国”是对个人道德的普适要求，与传统文化倡导的“仁爱德义”及无数仁人志士的实践追求深度契合。中国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历来重视信仰和伦理，强调“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讲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要求个体的自我完善内在关联着社会群体利益的普遍实现。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安人”则是使社会成员安居乐业，即社会群体利益的普遍实现。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最终是为了群体利益的实现，其达成路径是《大学》里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将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合而为一。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报国情怀，正是体现了民族精神。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社会层面的要求，也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儒家认为，公正、平等就是诚信在社会层面的具体化。程颐指出：“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朱熹说：“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即人们通过诚信培育出公正、公心，他们待人待事，就能够不偏不倚，平等均衡。孟子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德治与法治缺一不可。荀子强调法治，通过“法治”与“礼治”进行互补。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针对国家层面而言，也能在传统文化找到思想根源。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包括身心和谐、己群和谐、天人和谐。比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价值理念，“尔我不侵”、“礼尚往来”、“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都表达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精神意蕴，铸造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平等、和谐的伦理品质。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到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思想体系，有内在的逻辑性，个体、社会、国家在践行过程中，无法割裂开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多措并举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需要多项措施并举，持续和系统地践行。
　　其一，国家层面重视制度建构。欧美国家在培育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法律的保障。例如，美国专门颁布了《美国之音宪章》；法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共和国之信条为“自由、平等、博爱”。我国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首先应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落实到政策制度、法律法规之中，并使之尽快“入宪”，取得国家根本大法的支撑。其次，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力，对于道德领域突出的诚信问题、官德问题应进行专项整治。如，政府应该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再如，党组织和政府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应该加强制度导向、行为自律和道德引领，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知荣明耻。“官德彰则民风淳，官德毁则世风降。”针对部分官员道德缺失，失职渎职，要切实加大问责惩处力度，健全制度约束、完善社会监督，形成激浊扬清、扬善惩恶的健康环境。
　　其二，社会组织机构积极参与。价值观蕴含于社会生活深处，落脚在公民的一言一行中，培养核心价值观必须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只有贴近百姓，才能真正接地气，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社会氛围。非政府组织是欧美国家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助推者。眼下，需要加强社会中介组织和服务机构建设，培育藏礼于野的沃土，让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建设落后于实际需要，数量少、规模小、资金不足、难以获得支持。政府需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调控和扶持，引导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利用重大纪念日、祭奠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开展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活动，开展志愿服务、学雷锋活动、爱心捐赠、社区义工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运用媒体弘扬主流价值观念，传递社会正能量，使之更好地发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倡行中的推动作用。
　　其三，学校教育阵地有序推进。学校是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最主要阵地。青少年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因身心成长特点，其价值观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比如，新加坡开设儒家伦理课，向学生传授儒家伦理及其道德价值观，在中小学实行国家意识教育，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到社区参加清洁环境、慈善乐捐、福利收养所服务等活动，培育其奉献精神。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由教育入手，从小抓起，发挥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书本、进课堂、进头脑。特别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应当贴近青少年实际、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触及心灵的教育。为此，我们要让教育回归原点，重视文明养成教育，鼓励学生通过调查研究、社会实践、做志愿者等，从小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
　　其四，家庭教育不可或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对社会群体实施道德教化，还需要从家庭层面培育公民进入公共社会的基本品质。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的培育和传承，自古以来就有诗书传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忠孝传家的传统，比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傅雷的家书家信，都堪称当时家风家教的典范。诸子百家、《三字经》、《弟子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二十四孝，都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孟子特别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孟子看来，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爱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 这与孔子对大同之世的理解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当前，要重视和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家庭生活体验，通过家庭的熏陶、教育和养成，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浓烈的家国情怀和敬老爱幼、勤俭奋斗之风，为孩子的终身成长奠基，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蓄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国际开放中共生共享
　　当今世界，信息化浪潮扑面而来，全球资源流动加剧，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任何一种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培育和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传承与创新传统的优秀文化因子，“苦练内功”，更需要大胆“走出去”，在全球文化开放交流中，实现分享、共生和融合。
　　当前，要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切实加强对外文化传播载体、网络与能力建设。时至今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论断仍然振聋发聩：“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提出，当今国际政治“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压力和武力方法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的斗争”。在美国，文化产业是支柱产业，并在各个领域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也是他们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出口国；吸引的全球移民居世界第一；其外国学生占全球留学生的28%；其出版物数量和影响力居世界前列。从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看，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 10%，韩国占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加起来才占4%。调查显示，20世纪100年间，中国学者翻译西学的书有10.6万册左右，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的书只有1000余册。显然，中国要在国际上赢得与泱泱大国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能只是作为世界加工厂，更要提升国家竞争的软实力，成为文化输出大国，在世界文化话语体系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在文化开放交流中，我国必须善于吸纳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特别是要创新中国文化元素、文化形象、文化符号的传达方式。要将传统文化资源放在今日之文化语境中重新阐释和开掘，要让整个世界了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不仅仅只有长城、京剧和四大发明，还有景泰蓝、瓷器、木雕等物质文化，古琴、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以及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要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让“见者远”而“闻者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