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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
这是高二适先生在其力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完稿时所作的一首绝句,该书已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诗中“隶草”即是章草,史传“章草出于《急就章》”,《急就章》,又名《急就篇》,相传为西汉史游撰。高二适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与他在章草书体上所下的深厚功夫密不可分,《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就是他研究章草的成果之一。
高二适先生五十岁以后,专攻章草,并致力于《急就章》的考证。先生认为“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可是“章法坠失已有六百余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 为了做好这项存亡继绝的工作,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失误。历时十载,甘苦备尝,终于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问世,为我国书法史和文字学填补了一段空白。
先生晚年力倡学草书应学章草,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而且,“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古朴纯厚,章草有焉。”他批评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轨范,故致此耳”。他在为一位学生所写的《题〈怀素自叙帖〉》诗中写道:“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怜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对章草艺术的爱好与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在我国书坛上,章草一体,寂寞已久,堪称“千年绝业”,高二适先生则力主“草出于章”,提倡整理和继承。二适先生曾自述学书经过:“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研摹。初临钟太傅,继乃专攻王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年逾五十时,“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章》,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而为草之途径。……”由“无法”,而“稍悟”,而“稍解”,探索之历程何等艰辛。仅此一段,足证先生对于章草艺术的观点,实乃长期从事书法实践的经验之论。
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自序》中,二适先生写道:“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杂用竹木简之笔法,借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殘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可见,二适先生之研究与提倡章草,绝非矜奇好古,而是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艺术的发展必然是承先启后的,不能割断历史,凭空臆造。“正名定物殊琐繁,看余落笔溯泉源。”溯流探源,才能接受前人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
高二适先生在书法创作上,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沈潜涵泳,颇有心得。在二适先生的许多碑帖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继承传统方面的努力。例如:“凡吾今日以前写此均不得其法,今日始悟。”(题《屏风帖》)“使一点矜气不得,有一丝浮气也不可。吾初见此,最难下笔,熟视三五年,临字几千遍,乃能书此数语。”(题《温泉铭》)“甲辰大暑,临此最勤,余年六二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跋《唐拓十七帖》)“昔年临此帖逾五六寒暑而无功,转习曹娥,下笔即似,此何故耶?”(题《乐毅论》)读这些题跋,令人不禁想起王国维所论古今成大学问者必经之三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高二适先生执着追求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适先生在艺术追求上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能从学习古人成法中,苦心孤诣,深入精微,而在于能够从古人成法中大胆突破,跳出藩篱而另辟蹊径。他在一则跋语中说:“凡诗古文辞,能讲宗法,株株于流派者,均非佳致。要之能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斯为得之。”在书法创作中,二适先生也是求变求新的。他在临习《温泉铭》时曾说:“写此铭,如不能得到一种新意,定是钝根汉。”又说:“由此悟到新意,亦由此悟到妙意。新者新颖,妙者妙造天然也。”临习《皇初碑》时,他说:“学此碑要能稍变其字法,力避方板,须参以石经体。”临习《晋祠铭》时,他说:“唐太宗书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骤过之。今人要能变易太宗形模,才称能手。”临习《急就章》时,他说:“自来书法造诣,本以各臻妙趣为极则,本原尚同,体制稍别。”临习《大唐纪功颂》时,他说:“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细观高二适先生的书作,确实是既得前人笔法而又能自变其体,已将各家风格揣摩消化,与自己的个性相融合。“书以百数,莫有同者。”做到了面目多样,无固定模式;纵横变化,但极有法度。
先生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自号舒凫。关于这名号的含义,二适先生解曰:“二适者,适吾所适也;舒凫者,舒展自如也。”在书法艺术上,他追求的就是一种“无适而不可”的境界。先生喜用狼毫,然刚毫常能柔运之,笔力清劲秀拔,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流走自然,格调不凡。先生晚年常用闲章一方,文曰:“草圣平生。”一九七四年,二适先生在《湖州鹿毫笔歌》中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今草狂夙所谙。”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信。
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见到高二适先生的一帧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于是“爱之重之,亟和诗一首。”诗中有句:“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该诗当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章先生还有一段说明:“吾诗仓卒成之,无足齿数,唯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故郑重以出之。高二适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先生和章士钊先生结识四十余载,谊兼师友,相知极深。“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确乎是二适先生本色。二适先生生于一九〇三年,江苏东台人,自幼长于乡间,刻苦自励,十八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文笔过人,常为乡里称道。但先生不以为足,仍广求师友,研讨学问。早岁曾受乡先辈戈公振与韩紫石二先生赏识,为学日益;中年又见知于陈树人、于右任、章士钊诸名士,许为忘年交,彼此唱酬甚密。二适先生以诗书为性命,在诗歌创作上,于唐之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尤有较深之研究,其墨迹以诗作为多,书卷气更觉浓郁。二适先生治经史,尤有独擅之功。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一书将定稿时,曾寄诗二适先生共勉:“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中山集纪”即指二适先生所撰《刘宾客文集校录》一书。二适先生校录刘集凡二十年,用力可谓勤矣。章先生在撰写《柳文指要》时,于《与刘禹锡论易》等文难以下笔,曾致函二适先生:“吾学易较浅,而足下于此则心得最深,至希阐述玄奥,惠著鸿篇寄下。”二适先生连撰《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刘宾客辩易九六疏记》(上中下三篇)等论文寄去,前两文后被收录于《柳文指要》中。章先生阅后惊叹地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而此时高先生已年过花甲,可见其勇猛精进的精神至老不衰。
一九六五年,在《兰亭序》真伪之争中,二适先生声名大振。当时,郭沫若同志的《兰亭序》为后世依托之论一出,二适先生不随流俗,独持己见,率先表示异议,立即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当年七月,该文两见报刊,令人惊诧,至今乃知,实是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一言助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致章士钊和郭沫若两封信里,已经记下这段公案。当时,二适先生的老友苏渊雷教授曾有诗壮之曰:“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
可是不久,“文革”事起,百花凋零;书坛寂寥,自属难免。二适先生的数千册图书碑帖也被一群“文攻武卫”者绝载而去,这对一位“一日无书则不能生”的老学者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在一册《淳化阁帖》(卷七)中,二适先生留下这样一段跋语:“六六文运,仅存此册,夜便狂书十纸。不死适老子题。”对祖国书法之酷爱,已达癫狂的地步,这就是一位书法家大难“不死”、顽强生活的精神支柱。
“四凶”终于覆灭,阴霾尽扫,中国书坛,又现融融春光。高二适先生虽于一九七七年初去世,但是,一九七八年,“高二适墨迹展览”即在南京莫愁湖畔隆重开幕,之后,先生的遗作遗墨亦不断出版和发表,先生的生平和成就屡为海内外报刊所介绍。凡此种种,均可证明:工书的“皇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被埋没的。北宋黄伯思是一位对章草下过功夫的古人,他在其所著《东观余论》中说:“(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不传,几至泯绝矣!然世岂无兹人,顾俗未之识耳。”“兹人”当然是隐示自己。《宋史》本传说他“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然其书迹并未见流传,正是“俗未之识耳。”世易时移,黄伯思的悲剧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过去了,《高二适书法选集》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证据。如果二适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会以此言为是而含笑瞑目的。
(本文乃尹树人为《高二适书法选集》所做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改)
这是高二适先生在其力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完稿时所作的一首绝句,该书已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诗中“隶草”即是章草,史传“章草出于《急就章》”,《急就章》,又名《急就篇》,相传为西汉史游撰。高二适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与他在章草书体上所下的深厚功夫密不可分,《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就是他研究章草的成果之一。
高二适先生五十岁以后,专攻章草,并致力于《急就章》的考证。先生认为“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可是“章法坠失已有六百余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 为了做好这项存亡继绝的工作,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失误。历时十载,甘苦备尝,终于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问世,为我国书法史和文字学填补了一段空白。
先生晚年力倡学草书应学章草,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而且,“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古朴纯厚,章草有焉。”他批评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轨范,故致此耳”。他在为一位学生所写的《题〈怀素自叙帖〉》诗中写道:“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怜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对章草艺术的爱好与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在我国书坛上,章草一体,寂寞已久,堪称“千年绝业”,高二适先生则力主“草出于章”,提倡整理和继承。二适先生曾自述学书经过:“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研摹。初临钟太傅,继乃专攻王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年逾五十时,“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章》,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而为草之途径。……”由“无法”,而“稍悟”,而“稍解”,探索之历程何等艰辛。仅此一段,足证先生对于章草艺术的观点,实乃长期从事书法实践的经验之论。
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自序》中,二适先生写道:“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杂用竹木简之笔法,借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殘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可见,二适先生之研究与提倡章草,绝非矜奇好古,而是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艺术的发展必然是承先启后的,不能割断历史,凭空臆造。“正名定物殊琐繁,看余落笔溯泉源。”溯流探源,才能接受前人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
高二适先生在书法创作上,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沈潜涵泳,颇有心得。在二适先生的许多碑帖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继承传统方面的努力。例如:“凡吾今日以前写此均不得其法,今日始悟。”(题《屏风帖》)“使一点矜气不得,有一丝浮气也不可。吾初见此,最难下笔,熟视三五年,临字几千遍,乃能书此数语。”(题《温泉铭》)“甲辰大暑,临此最勤,余年六二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跋《唐拓十七帖》)“昔年临此帖逾五六寒暑而无功,转习曹娥,下笔即似,此何故耶?”(题《乐毅论》)读这些题跋,令人不禁想起王国维所论古今成大学问者必经之三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高二适先生执着追求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适先生在艺术追求上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能从学习古人成法中,苦心孤诣,深入精微,而在于能够从古人成法中大胆突破,跳出藩篱而另辟蹊径。他在一则跋语中说:“凡诗古文辞,能讲宗法,株株于流派者,均非佳致。要之能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斯为得之。”在书法创作中,二适先生也是求变求新的。他在临习《温泉铭》时曾说:“写此铭,如不能得到一种新意,定是钝根汉。”又说:“由此悟到新意,亦由此悟到妙意。新者新颖,妙者妙造天然也。”临习《皇初碑》时,他说:“学此碑要能稍变其字法,力避方板,须参以石经体。”临习《晋祠铭》时,他说:“唐太宗书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骤过之。今人要能变易太宗形模,才称能手。”临习《急就章》时,他说:“自来书法造诣,本以各臻妙趣为极则,本原尚同,体制稍别。”临习《大唐纪功颂》时,他说:“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细观高二适先生的书作,确实是既得前人笔法而又能自变其体,已将各家风格揣摩消化,与自己的个性相融合。“书以百数,莫有同者。”做到了面目多样,无固定模式;纵横变化,但极有法度。
先生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自号舒凫。关于这名号的含义,二适先生解曰:“二适者,适吾所适也;舒凫者,舒展自如也。”在书法艺术上,他追求的就是一种“无适而不可”的境界。先生喜用狼毫,然刚毫常能柔运之,笔力清劲秀拔,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流走自然,格调不凡。先生晚年常用闲章一方,文曰:“草圣平生。”一九七四年,二适先生在《湖州鹿毫笔歌》中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今草狂夙所谙。”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信。
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见到高二适先生的一帧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于是“爱之重之,亟和诗一首。”诗中有句:“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该诗当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章先生还有一段说明:“吾诗仓卒成之,无足齿数,唯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故郑重以出之。高二适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先生和章士钊先生结识四十余载,谊兼师友,相知极深。“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确乎是二适先生本色。二适先生生于一九〇三年,江苏东台人,自幼长于乡间,刻苦自励,十八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文笔过人,常为乡里称道。但先生不以为足,仍广求师友,研讨学问。早岁曾受乡先辈戈公振与韩紫石二先生赏识,为学日益;中年又见知于陈树人、于右任、章士钊诸名士,许为忘年交,彼此唱酬甚密。二适先生以诗书为性命,在诗歌创作上,于唐之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尤有较深之研究,其墨迹以诗作为多,书卷气更觉浓郁。二适先生治经史,尤有独擅之功。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一书将定稿时,曾寄诗二适先生共勉:“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中山集纪”即指二适先生所撰《刘宾客文集校录》一书。二适先生校录刘集凡二十年,用力可谓勤矣。章先生在撰写《柳文指要》时,于《与刘禹锡论易》等文难以下笔,曾致函二适先生:“吾学易较浅,而足下于此则心得最深,至希阐述玄奥,惠著鸿篇寄下。”二适先生连撰《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刘宾客辩易九六疏记》(上中下三篇)等论文寄去,前两文后被收录于《柳文指要》中。章先生阅后惊叹地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而此时高先生已年过花甲,可见其勇猛精进的精神至老不衰。
一九六五年,在《兰亭序》真伪之争中,二适先生声名大振。当时,郭沫若同志的《兰亭序》为后世依托之论一出,二适先生不随流俗,独持己见,率先表示异议,立即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当年七月,该文两见报刊,令人惊诧,至今乃知,实是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一言助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致章士钊和郭沫若两封信里,已经记下这段公案。当时,二适先生的老友苏渊雷教授曾有诗壮之曰:“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
可是不久,“文革”事起,百花凋零;书坛寂寥,自属难免。二适先生的数千册图书碑帖也被一群“文攻武卫”者绝载而去,这对一位“一日无书则不能生”的老学者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在一册《淳化阁帖》(卷七)中,二适先生留下这样一段跋语:“六六文运,仅存此册,夜便狂书十纸。不死适老子题。”对祖国书法之酷爱,已达癫狂的地步,这就是一位书法家大难“不死”、顽强生活的精神支柱。
“四凶”终于覆灭,阴霾尽扫,中国书坛,又现融融春光。高二适先生虽于一九七七年初去世,但是,一九七八年,“高二适墨迹展览”即在南京莫愁湖畔隆重开幕,之后,先生的遗作遗墨亦不断出版和发表,先生的生平和成就屡为海内外报刊所介绍。凡此种种,均可证明:工书的“皇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被埋没的。北宋黄伯思是一位对章草下过功夫的古人,他在其所著《东观余论》中说:“(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不传,几至泯绝矣!然世岂无兹人,顾俗未之识耳。”“兹人”当然是隐示自己。《宋史》本传说他“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然其书迹并未见流传,正是“俗未之识耳。”世易时移,黄伯思的悲剧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过去了,《高二适书法选集》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证据。如果二适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会以此言为是而含笑瞑目的。
(本文乃尹树人为《高二适书法选集》所做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