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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
这是高二适先生在其力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完稿时所作的一首绝句，该书已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诗中“隶草”即是章草，史传“章草出于《急就章》”，《急就章》，又名《急就篇》，相传为西汉史游撰。高二适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与他在章草书体上所下的深厚功夫密不可分，《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就是他研究章草的成果之一。
高二适先生五十岁以后，专攻章草，并致力于《急就章》的考证。先生认为“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可是“章法坠失已有六百余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 为了做好这项存亡继绝的工作，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失误。历时十载，甘苦备尝，终于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问世，为我国书法史和文字学填补了一段空白。
先生晚年力倡学草书应学章草，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而且，“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古朴纯厚，章草有焉。”他批评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轨范，故致此耳”。他在为一位学生所写的《题〈怀素自叙帖〉》诗中写道：“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怜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对章草艺术的爱好与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在我国书坛上，章草一体，寂寞已久，堪称“千年绝业”，高二适先生则力主“草出于章”，提倡整理和继承。二适先生曾自述学书经过：“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研摹。初临钟太傅，继乃专攻王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年逾五十时，“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章》，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而为草之途径。……”由“无法”，而“稍悟”，而“稍解”，探索之历程何等艰辛。仅此一段，足证先生对于章草艺术的观点，实乃长期从事书法实践的经验之论。
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自序》中，二适先生写道：“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杂用竹木简之笔法，借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殘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可见，二适先生之研究与提倡章草，绝非矜奇好古，而是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艺术的发展必然是承先启后的，不能割断历史，凭空臆造。“正名定物殊琐繁，看余落笔溯泉源。”溯流探源，才能接受前人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
高二适先生在书法创作上，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沈潜涵泳，颇有心得。在二适先生的许多碑帖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继承传统方面的努力。例如：“凡吾今日以前写此均不得其法，今日始悟。”（题《屏风帖》）“使一点矜气不得，有一丝浮气也不可。吾初见此，最难下笔，熟视三五年，临字几千遍，乃能书此数语。”（题《温泉铭》）“甲辰大暑，临此最勤，余年六二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跋《唐拓十七帖》）“昔年临此帖逾五六寒暑而无功，转习曹娥，下笔即似，此何故耶？”（题《乐毅论》）读这些题跋，令人不禁想起王国维所论古今成大学问者必经之三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高二适先生执着追求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适先生在艺术追求上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能从学习古人成法中，苦心孤诣，深入精微，而在于能够从古人成法中大胆突破，跳出藩篱而另辟蹊径。他在一则跋语中说：“凡诗古文辞，能讲宗法，株株于流派者，均非佳致。要之能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斯为得之。”在书法创作中，二适先生也是求变求新的。他在临习《温泉铭》时曾说：“写此铭，如不能得到一种新意，定是钝根汉。”又说：“由此悟到新意，亦由此悟到妙意。新者新颖，妙者妙造天然也。”临习《皇初碑》时，他说：“学此碑要能稍变其字法，力避方板，须参以石经体。”临习《晋祠铭》时，他说：“唐太宗书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骤过之。今人要能变易太宗形模，才称能手。”临习《急就章》时，他说：“自来书法造诣，本以各臻妙趣为极则，本原尚同，体制稍别。”临习《大唐纪功颂》时，他说：“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细观高二适先生的书作，确实是既得前人笔法而又能自变其体，已将各家风格揣摩消化，与自己的个性相融合。“书以百数，莫有同者。”做到了面目多样，无固定模式;纵横变化，但极有法度。
先生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自号舒凫。关于这名号的含义，二适先生解曰：“二适者，适吾所适也;舒凫者，舒展自如也。”在书法艺术上，他追求的就是一种“无适而不可”的境界。先生喜用狼毫，然刚毫常能柔运之，笔力清劲秀拔，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流走自然，格调不凡。先生晚年常用闲章一方，文曰：“草圣平生。”一九七四年，二适先生在《湖州鹿毫笔歌》中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今草狂夙所谙。”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信。
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见到高二适先生的一帧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于是“爱之重之，亟和诗一首。”诗中有句：“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该诗当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章先生还有一段说明：“吾诗仓卒成之，无足齿数，唯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故郑重以出之。高二适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先生和章士钊先生结识四十余载，谊兼师友，相知极深。“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确乎是二适先生本色。二适先生生于一九〇三年，江苏东台人，自幼长于乡间，刻苦自励，十八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文笔过人，常为乡里称道。但先生不以为足，仍广求师友，研讨学问。早岁曾受乡先辈戈公振与韩紫石二先生赏识，为学日益;中年又见知于陈树人、于右任、章士钊诸名士，许为忘年交，彼此唱酬甚密。二适先生以诗书为性命，在诗歌创作上，于唐之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尤有较深之研究，其墨迹以诗作为多，书卷气更觉浓郁。二适先生治经史，尤有独擅之功。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一书将定稿时，曾寄诗二适先生共勉：“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中山集纪”即指二适先生所撰《刘宾客文集校录》一书。二适先生校录刘集凡二十年，用力可谓勤矣。章先生在撰写《柳文指要》时，于《与刘禹锡论易》等文难以下笔，曾致函二适先生：“吾学易较浅，而足下于此则心得最深，至希阐述玄奥，惠著鸿篇寄下。”二适先生连撰《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刘宾客辩易九六疏记》（上中下三篇）等论文寄去，前两文后被收录于《柳文指要》中。章先生阅后惊叹地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而此时高先生已年过花甲，可见其勇猛精进的精神至老不衰。
一九六五年，在《兰亭序》真伪之争中，二适先生声名大振。当时，郭沫若同志的《兰亭序》为后世依托之论一出，二适先生不随流俗，独持己见，率先表示异议，立即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当年七月，该文两见报刊，令人惊诧，至今乃知，实是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一言助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致章士钊和郭沫若两封信里，已经记下这段公案。当时，二适先生的老友苏渊雷教授曾有诗壮之曰：“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
可是不久，“文革”事起，百花凋零;书坛寂寥，自属难免。二适先生的数千册图书碑帖也被一群“文攻武卫”者绝载而去，这对一位“一日无书则不能生”的老学者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在一册《淳化阁帖》（卷七）中，二适先生留下这样一段跋语：“六六文运，仅存此册，夜便狂书十纸。不死适老子题。”对祖国书法之酷爱，已达癫狂的地步，这就是一位书法家大难“不死”、顽强生活的精神支柱。
“四凶”终于覆灭，阴霾尽扫，中国书坛，又现融融春光。高二适先生虽于一九七七年初去世，但是，一九七八年，“高二适墨迹展览”即在南京莫愁湖畔隆重开幕，之后，先生的遗作遗墨亦不断出版和发表，先生的生平和成就屡为海内外报刊所介绍。凡此种种，均可证明：工书的“皇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被埋没的。北宋黄伯思是一位对章草下过功夫的古人，他在其所著《东观余论》中说：“（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不传，几至泯绝矣！然世岂无兹人，顾俗未之识耳。”“兹人”当然是隐示自己。《宋史》本传说他“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然其书迹并未见流传，正是“俗未之识耳。”世易时移，黄伯思的悲剧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过去了，《高二适书法选集》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证据。如果二适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会以此言为是而含笑瞑目的。
（本文乃尹树人为《高二适书法选集》所做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改）
这是高二适先生在其力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完稿时所作的一首绝句，该书已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诗中“隶草”即是章草，史传“章草出于《急就章》”，《急就章》，又名《急就篇》，相传为西汉史游撰。高二适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与他在章草书体上所下的深厚功夫密不可分，《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就是他研究章草的成果之一。
高二适先生五十岁以后，专攻章草，并致力于《急就章》的考证。先生认为“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可是“章法坠失已有六百余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 为了做好这项存亡继绝的工作，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失误。历时十载，甘苦备尝，终于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问世，为我国书法史和文字学填补了一段空白。
先生晚年力倡学草书应学章草，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而且，“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古朴纯厚，章草有焉。”他批评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轨范，故致此耳”。他在为一位学生所写的《题〈怀素自叙帖〉》诗中写道：“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怜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对章草艺术的爱好与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在我国书坛上，章草一体，寂寞已久，堪称“千年绝业”，高二适先生则力主“草出于章”，提倡整理和继承。二适先生曾自述学书经过：“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研摹。初临钟太傅，继乃专攻王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年逾五十时，“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章》，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而为草之途径。……”由“无法”，而“稍悟”，而“稍解”，探索之历程何等艰辛。仅此一段，足证先生对于章草艺术的观点，实乃长期从事书法实践的经验之论。
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自序》中，二适先生写道：“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杂用竹木简之笔法，借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殘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可见，二适先生之研究与提倡章草，绝非矜奇好古，而是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艺术的发展必然是承先启后的，不能割断历史，凭空臆造。“正名定物殊琐繁，看余落笔溯泉源。”溯流探源，才能接受前人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
高二适先生在书法创作上，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沈潜涵泳，颇有心得。在二适先生的许多碑帖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继承传统方面的努力。例如：“凡吾今日以前写此均不得其法，今日始悟。”（题《屏风帖》）“使一点矜气不得，有一丝浮气也不可。吾初见此，最难下笔，熟视三五年，临字几千遍，乃能书此数语。”（题《温泉铭》）“甲辰大暑，临此最勤，余年六二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跋《唐拓十七帖》）“昔年临此帖逾五六寒暑而无功，转习曹娥，下笔即似，此何故耶？”（题《乐毅论》）读这些题跋，令人不禁想起王国维所论古今成大学问者必经之三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高二适先生执着追求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适先生在艺术追求上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能从学习古人成法中，苦心孤诣，深入精微，而在于能够从古人成法中大胆突破，跳出藩篱而另辟蹊径。他在一则跋语中说：“凡诗古文辞，能讲宗法，株株于流派者，均非佳致。要之能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斯为得之。”在书法创作中，二适先生也是求变求新的。他在临习《温泉铭》时曾说：“写此铭，如不能得到一种新意，定是钝根汉。”又说：“由此悟到新意，亦由此悟到妙意。新者新颖，妙者妙造天然也。”临习《皇初碑》时，他说：“学此碑要能稍变其字法，力避方板，须参以石经体。”临习《晋祠铭》时，他说：“唐太宗书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骤过之。今人要能变易太宗形模，才称能手。”临习《急就章》时，他说：“自来书法造诣，本以各臻妙趣为极则，本原尚同，体制稍别。”临习《大唐纪功颂》时，他说：“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细观高二适先生的书作，确实是既得前人笔法而又能自变其体，已将各家风格揣摩消化，与自己的个性相融合。“书以百数，莫有同者。”做到了面目多样，无固定模式;纵横变化，但极有法度。
先生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自号舒凫。关于这名号的含义，二适先生解曰：“二适者，适吾所适也;舒凫者，舒展自如也。”在书法艺术上，他追求的就是一种“无适而不可”的境界。先生喜用狼毫，然刚毫常能柔运之，笔力清劲秀拔，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流走自然，格调不凡。先生晚年常用闲章一方，文曰：“草圣平生。”一九七四年，二适先生在《湖州鹿毫笔歌》中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今草狂夙所谙。”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信。
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见到高二适先生的一帧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于是“爱之重之，亟和诗一首。”诗中有句：“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该诗当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章先生还有一段说明：“吾诗仓卒成之，无足齿数，唯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故郑重以出之。高二适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先生和章士钊先生结识四十余载，谊兼师友，相知极深。“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确乎是二适先生本色。二适先生生于一九〇三年，江苏东台人，自幼长于乡间，刻苦自励，十八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文笔过人，常为乡里称道。但先生不以为足，仍广求师友，研讨学问。早岁曾受乡先辈戈公振与韩紫石二先生赏识，为学日益;中年又见知于陈树人、于右任、章士钊诸名士，许为忘年交，彼此唱酬甚密。二适先生以诗书为性命，在诗歌创作上，于唐之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尤有较深之研究，其墨迹以诗作为多，书卷气更觉浓郁。二适先生治经史，尤有独擅之功。一九六三年，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一书将定稿时，曾寄诗二适先生共勉：“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中山集纪”即指二适先生所撰《刘宾客文集校录》一书。二适先生校录刘集凡二十年，用力可谓勤矣。章先生在撰写《柳文指要》时，于《与刘禹锡论易》等文难以下笔，曾致函二适先生：“吾学易较浅，而足下于此则心得最深，至希阐述玄奥，惠著鸿篇寄下。”二适先生连撰《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刘宾客辩易九六疏记》（上中下三篇）等论文寄去，前两文后被收录于《柳文指要》中。章先生阅后惊叹地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而此时高先生已年过花甲，可见其勇猛精进的精神至老不衰。
一九六五年，在《兰亭序》真伪之争中，二适先生声名大振。当时，郭沫若同志的《兰亭序》为后世依托之论一出，二适先生不随流俗，独持己见，率先表示异议，立即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当年七月，该文两见报刊，令人惊诧，至今乃知，实是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一言助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致章士钊和郭沫若两封信里，已经记下这段公案。当时，二适先生的老友苏渊雷教授曾有诗壮之曰：“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
可是不久，“文革”事起，百花凋零;书坛寂寥，自属难免。二适先生的数千册图书碑帖也被一群“文攻武卫”者绝载而去，这对一位“一日无书则不能生”的老学者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在一册《淳化阁帖》（卷七）中，二适先生留下这样一段跋语：“六六文运，仅存此册，夜便狂书十纸。不死适老子题。”对祖国书法之酷爱，已达癫狂的地步，这就是一位书法家大难“不死”、顽强生活的精神支柱。
“四凶”终于覆灭，阴霾尽扫，中国书坛，又现融融春光。高二适先生虽于一九七七年初去世，但是，一九七八年，“高二适墨迹展览”即在南京莫愁湖畔隆重开幕，之后，先生的遗作遗墨亦不断出版和发表，先生的生平和成就屡为海内外报刊所介绍。凡此种种，均可证明：工书的“皇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被埋没的。北宋黄伯思是一位对章草下过功夫的古人，他在其所著《东观余论》中说：“（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不传，几至泯绝矣！然世岂无兹人，顾俗未之识耳。”“兹人”当然是隐示自己。《宋史》本传说他“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然其书迹并未见流传，正是“俗未之识耳。”世易时移，黄伯思的悲剧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过去了，《高二适书法选集》的出版就是有力的证据。如果二适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会以此言为是而含笑瞑目的。
（本文乃尹树人为《高二适书法选集》所做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