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泷井一博教授所著《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日本中央公论新社二0一0年版）一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副标题“知性政治家”（日文原文为“知の政治家”）上。对于伊藤博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不满于学界和言论界对伊藤博文的过低评价，在这本书中要推翻的，主要是司马辽太郎式的“没有哲学的政略家、没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这种伊藤博文形象。如该书前言所说，它试图挖掘出政治家伊藤博文所隐藏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即文明、立宪国家、国民政治。本书要论证的是，在自年轻时代就接受了西洋文明洗礼的伊藤心目中，文明的国家体制，就是立宪国家，伊藤要在立宪国家这个容器里加进国民政治的内容，进而将立宪国家归结为以国民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反过来，这种体制也要求国民应该受过教育而具有文明的素质。作者强调，伊藤心目中的明治国家体制，就是由文明、立宪国家和国民政治三者组合而成的“知型国制”，因此，不断地在追求这种国家像的伊藤博文，可以称为“知性政治家”。
本书第一到五章，依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伊藤的诞生及其与文明的相遇、立宪国家的构想、宪法的宣传、立宪政友会的创设及其政党政治的理念，明治国制确立等，旨在论证作者心目中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形象。他明确指出：“与其将伊藤作为政治家，更想将其描述为可以与福泽谕吉比肩的近代日本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他总结了伊藤作为思想家与自由民权运动家和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两点区别：第一是伊藤渐进主义的秩序观和世界观，第二是他知性的性格。作者认为伊藤的知性是一种“实学”，说他嫌弃思辨的、观念的学问，而喜欢创造便利、使生活丰富的经验主义的、实用的知识。他不像福泽那样严格分离官民，而是力图以知性为媒介将官民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公共圈，以便来自民间的知性可以凝练成为政策知性，而最终可以传递到议会。伊藤创立政友会的意图就在于使其像智库一样，政治家、官僚、企业家等所有参与国家经纶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交流知识，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使知性循环的广场，在这里官和民之间的区别被相对化了。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探讨伊藤博文与清末改革和他的韩国统治。伊藤博文如何看待中国及其政治改革，中国的经验如何在伊藤的思想中升华而反映到他的政治构想和外交观中？作者认为伊藤的中国观可以一句话概括为“政经分离的中国观”，他觉得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前途暗淡，但西欧资本与中国劳动力结合可产生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圈。而一八九八年伊藤的中国体验最大的收获，是其政治理念由此得以深化，其国家构想也被赋予了战略性。关于伊藤博文的韩国统治，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他是首任韩国统监，还注意到伊藤当时是日本的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在积极从事宪法改革。就是说，在作者的眼里，当时伊藤博文同时指导着两个不同国家的统治改革。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事业是否有关联，大概中国学者很少关注到。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伊藤就任韩国统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贯彻其“文明”理念;一个是为了抑制国内军部的势力，想通过向统监授予军队指挥权来夺取军队的统制权。伊藤试图抑制已经习以为常的帷幄上奏的权限，以阻止军部对内阁的介入。正因如此，对伊藤而言，韩国统治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改革的问题。难怪作者在“后记”中为伊藤对民族主义认识的不足做这样的解释：在伊藤看来，随着文明化的进展，民族主义这种非合理的感情将自然消解，在文明的统治理念中，随着制度的完善，在日本实施统治和在韩国实施统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以上是泷井在书中力图阐明的主要观点，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伊藤“正名”。其基本思路是按照既坚持文明的政治理想，又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渐进务实地推进改革的“制度进化论者”的面貌来描述伊藤，因此，伊藤的形象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由此得出“国民政治家”“代表近代日本的民主的政治家”“孤高的政治家”“被遗忘的思想家”这些总体评价也合乎作者的推理逻辑。
泷井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有责任感的学者，这本《伊藤博文》作为学术著作，的确是他十几年辛勤研究的结晶，而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作者现实关怀的体现。什么样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有自己的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能够充分注意到现实的政治状况，能务实、渐进、勇敢地推进社会变革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泷井在伊藤博文身上发掘了这些素质，不惜冠以“思想家”或“政治思想家”之名。
泷井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获得了好评。二0一0年出版当年就获得了日本“三得利学艺奖”。时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五百旗头真教授在对该书的评语中最后这样说道：
当今东亚的历史已经峰回路转，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和韩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一九四五年一度沉没的日本也在战后作为经济国家得以再生，但是短暂的隆盛之后，正面临着衰退的不安。在这样的状况下，使已经成为遥远的存在的明治的建国者伊藤博文重放光彩，掀起这种研究的高潮，是件可喜的事。伊藤博文是对于不断流转的事态做不厌倦的现实思考的高手，同时又毕生追求“文明”的理想而不停跋涉，对他的认识之旅，我们期待可以从该书获益良多。
这段话大致描绘出了该书出现的时代背景。追溯最新的伊藤博文研究潮流，伊藤之雄在二00九年即伊藤博文殁后一百年之际出版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讲谈社版。二0一九年有中译本，李启彰、钟瑞芳译，台湾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浪。泷井的书如其在“后记”中所述，乃是他十五年来伊藤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伊藤之雄正是他攻读博士学位后研究伊藤博文的恩师。泷井评价其恩师的著作是伊藤博文的定本正传，其权威性无人能及，说正因为有这种权威的著作做基础，全面描述了政治舞台上和家庭中的伊藤博文的整体形象，自己反而轻松了，可以放手去发掘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伊藤之雄的著作二0一五年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再版，在文库版的“后记”中，他推介了泷井的著作，并将其与自己的著作进行了对比，指出与自己的囊括伊藤公私生活、涉及其整个生涯的传记相比，泷井的著作是以制定宪法及公式令等制度为中心来论述为近代日本塑形的伊藤;对于伊藤博文这个人物，自己虽然是以其知性为前提，但主要重视其“刚凌强直”的性格，而瀧井的著作则强调其“知性政治家”的侧面。伊藤之雄同时也提到泷井是自己在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最初的学生之一，从他研究生时代开始一直一起共同深化伊藤博文研究，以此告诉读者对伊藤博文的基本评价，他们两人是相同的。如果说日本学界有一股重新评价伊藤博文的研究潮流的话，那么可以说伊藤之雄和泷井一博师徒二人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 如伊藤之雄在《伊藤博文》一书的“前言”中所言，伊藤博文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历史影响越大的人物越是如此。比如福泽谕吉，对其思想评价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缩影。伊藤博文也属于这种“大人物”，具有多面性，而且处在激荡的明治时代这一日本历史的转型期，其影响涉及近代日本的方方面面，对他的评价可以说直接与对明治时代的评价、日本近代化的评价紧密相关。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相关评价不可能不变化。因此，对这股新的研究潮流，我们也要历史地看。
当今国人对伊藤博文的了解，大概在于他是近代日本的宪法之父、明治政府的元勋、有影响的政治家。但是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认为他策划和炮制的明治宪法是“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专制主义宪法”，同时“是日本推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的决策人”。近年钓鱼岛争端再起之后，又有研究者比较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的对华政策，指出：“在以钓鱼岛为由头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方面，安倍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中最像甲午战争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的一个。”当然，也可以找到为伊藤博文唱赞歌的例子。比如北京沦陷区伪政府教育局办的半月刊《好朋友》杂志，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发行的第四十三期上就发表了署名为“市立师范初二马惟一”的短文《日本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以“伊藤博文是日本一个最大的政治家，是明治时代维新的功臣，恐怕大家都已听说了吧”开篇，结尾感叹：“啊！伊藤先生是如何的伟大呀！于短促的时间中，一手完成今日的日本，先生的质能、苦心，值得我们敬仰与注目。”联系到当时政府的性质和办刊的宗旨，这类言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总之，这些认识都是历史地形成的。
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次数较多印象也最深的是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和伊藤的谈判对答。所谓“外臣别著伤心史，海上舂帆过马关”。每次掩卷都感慨万千。王芸生曾经以“老奸巨猾”来形容谈判中的伊藤，而日本战败后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的“丑态”也使人回想起伊藤在《马关条约》谈判时的“厚颜”与“凶狠”。百余年來，伊藤当时的“横蛮骄狂、颐指气使”所造成的屈辱感，令人难忘。影响广泛的王芸生著作所据《中日议和纪略》和《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八卷第二册）所载当时的《会见要录》，中日两种版本在行文上虽有出入，但是伊藤的“气势”及其对台湾恨不得早日人手的执念历历可辨。
寡闻所及，中国学界和读书界至今还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或作家撰写的研究伊藤博文的学术专著或传记著作。这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泷井的这本《伊藤博文》中译本出版之前，在中国内地最畅销，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本传记，是久米正雄的《伊藤博文传》的中译本。该书作为“伟人传全集”的一种，一九三一年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修慈的中译本，中译本的“译者自序”一方面肯定伊藤对于近代日本的贡献，开篇第一句便指出“伊藤博文是日本最有名最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强调：“当中日战争时，夺取我台湾，均是由他策划的。至于灭亡朝鲜和合并的事情，更是他的阴谋和实行，自不待说，同时日本之所谓大陆政策，也是基于他发动的。关于以上各点，本书述之如绘，故本传之于中国，实含有重大的关系性，观这传记亦足以知其对于中国的策略和手段为如何矣。尤其是在于中日关系紧迫的今日，本传更值得我们研究也。”该书后来又有一九三七年世界书局的周容译本;二00三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林其模的插图译本，二00七年又以《伊藤博文时代》为书名改版发行。
我们也看到了伊藤博文的重要著作《帝国宪法皇室典范义解》已经由法学博士牛仲君翻译成中文出版了，这个中译本实际上也已经透露出中国学者对伊藤博文认识的新变化。译者序的开篇第一段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很多人把他（伊藤博文）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的侵略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的“俾斯麦”。但是，当我们从深层次去考察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中俄，成为近代史上东亚唯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时，就会发现，伊藤博文作为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背后都有其身影，特别是他领导编纂了影响深远的一八八九年《日本帝国宪法》，因此被称作日本明治后三杰之一和“明治宪法之父”。某种程度上，这些政治改革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对外侵略战争，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与其说是中国败给了日本的坚船利炮，不如说是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败给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政治改革。
近代日本国内政治改革与对外侵略战争的关系、甲午战争的性质及其评价，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大课题。对伊藤博文的观察和认识，从对外战争的侵略者到近代国家的建设者的视角转化，这一点上，牛仲君所述与泷井的《伊藤博文》异曲同工。
顺便提一下，实际上伊藤博文《宪法义解》早在一九0七年东京的东亚同文书局就出版了汉译本，其译者署“前东京控诉院判士·法律学士平岛及平”。不知何故，伊藤博文为《义解》所写的序文，这两个译本都没有收入。我倒是对一八八九年该书初版时所附伊藤手写序文卷头所钤印章“插花舞女”很感兴趣，怀疑这“插花舞女”是出自宋代陈思《书小史》中引唐朝人评价东晋书法家卫夫人的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以表示伊藤在书法上的自负。我的书法家朋友芥堂对伊藤的书法评价并没有那么高，而且此闲章“舞”字不合篆法，认为表达的应为其所追求的舞女在绚烂舞动之后专注插花时的娴雅、静美，从而推断此印所揭示的心态或正与曾国藩“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况味相类。
泷井在《伊藤博文》出版一年之后，又编辑出版了《伊藤博文演说集》（讲谈社学术文库二0一一年版）。编这本资料集的目的，如其在“解说”中所言，是要从伊藤的言论中“找出一贯的理论和体系”，以说明他是“抱有基于独自的世界观和国际意识的不可动摇的国家理念的”，“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以权力斗争为第一义的政局型‘政治家’（politician），而是专心于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的追求与实现的‘知性’的‘政治家’（statesman）”。泷井这本《伊藤博文》在二0一四年还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了（ItoHlrobuml：Japan’s tlrst prime ministerand father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Takii Kazuhiro;translated by TakechiManabu;edited by Patricia MurrayAbingdon，Oxon：Routledge，2014）。其中有一些中文翻译或不好表述的重要用语，如“知の国制”，英文翻译为knowledge-basedstate，“知の政治家”英文翻译为statesman of knowledge。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文将该书日文版原著的副标题“知の政治家”译为“知性政治家”也参照了上述伊藤之雄《伊藤博文》的中译本。
（《伊藤博文》，[日]泷井一博著，张晓明、魏敏、周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
本书第一到五章，依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伊藤的诞生及其与文明的相遇、立宪国家的构想、宪法的宣传、立宪政友会的创设及其政党政治的理念，明治国制确立等，旨在论证作者心目中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形象。他明确指出：“与其将伊藤作为政治家，更想将其描述为可以与福泽谕吉比肩的近代日本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他总结了伊藤作为思想家与自由民权运动家和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两点区别：第一是伊藤渐进主义的秩序观和世界观，第二是他知性的性格。作者认为伊藤的知性是一种“实学”，说他嫌弃思辨的、观念的学问，而喜欢创造便利、使生活丰富的经验主义的、实用的知识。他不像福泽那样严格分离官民，而是力图以知性为媒介将官民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公共圈，以便来自民间的知性可以凝练成为政策知性，而最终可以传递到议会。伊藤创立政友会的意图就在于使其像智库一样，政治家、官僚、企业家等所有参与国家经纶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交流知识，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使知性循环的广场，在这里官和民之间的区别被相对化了。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探讨伊藤博文与清末改革和他的韩国统治。伊藤博文如何看待中国及其政治改革，中国的经验如何在伊藤的思想中升华而反映到他的政治构想和外交观中？作者认为伊藤的中国观可以一句话概括为“政经分离的中国观”，他觉得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前途暗淡，但西欧资本与中国劳动力结合可产生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圈。而一八九八年伊藤的中国体验最大的收获，是其政治理念由此得以深化，其国家构想也被赋予了战略性。关于伊藤博文的韩国统治，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他是首任韩国统监，还注意到伊藤当时是日本的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在积极从事宪法改革。就是说，在作者的眼里，当时伊藤博文同时指导着两个不同国家的统治改革。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事业是否有关联，大概中国学者很少关注到。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伊藤就任韩国统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贯彻其“文明”理念;一个是为了抑制国内军部的势力，想通过向统监授予军队指挥权来夺取军队的统制权。伊藤试图抑制已经习以为常的帷幄上奏的权限，以阻止军部对内阁的介入。正因如此，对伊藤而言，韩国统治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改革的问题。难怪作者在“后记”中为伊藤对民族主义认识的不足做这样的解释：在伊藤看来，随着文明化的进展，民族主义这种非合理的感情将自然消解，在文明的统治理念中，随着制度的完善，在日本实施统治和在韩国实施统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以上是泷井在书中力图阐明的主要观点，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伊藤“正名”。其基本思路是按照既坚持文明的政治理想，又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渐进务实地推进改革的“制度进化论者”的面貌来描述伊藤，因此，伊藤的形象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由此得出“国民政治家”“代表近代日本的民主的政治家”“孤高的政治家”“被遗忘的思想家”这些总体评价也合乎作者的推理逻辑。
泷井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有责任感的学者，这本《伊藤博文》作为学术著作，的确是他十几年辛勤研究的结晶，而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作者现实关怀的体现。什么样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有自己的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能够充分注意到现实的政治状况，能务实、渐进、勇敢地推进社会变革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泷井在伊藤博文身上发掘了这些素质，不惜冠以“思想家”或“政治思想家”之名。
泷井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获得了好评。二0一0年出版当年就获得了日本“三得利学艺奖”。时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五百旗头真教授在对该书的评语中最后这样说道：
当今东亚的历史已经峰回路转，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和韩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一九四五年一度沉没的日本也在战后作为经济国家得以再生，但是短暂的隆盛之后，正面临着衰退的不安。在这样的状况下，使已经成为遥远的存在的明治的建国者伊藤博文重放光彩，掀起这种研究的高潮，是件可喜的事。伊藤博文是对于不断流转的事态做不厌倦的现实思考的高手，同时又毕生追求“文明”的理想而不停跋涉，对他的认识之旅，我们期待可以从该书获益良多。
这段话大致描绘出了该书出现的时代背景。追溯最新的伊藤博文研究潮流，伊藤之雄在二00九年即伊藤博文殁后一百年之际出版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之人》（讲谈社版。二0一九年有中译本，李启彰、钟瑞芳译，台湾远足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浪。泷井的书如其在“后记”中所述，乃是他十五年来伊藤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伊藤之雄正是他攻读博士学位后研究伊藤博文的恩师。泷井评价其恩师的著作是伊藤博文的定本正传，其权威性无人能及，说正因为有这种权威的著作做基础，全面描述了政治舞台上和家庭中的伊藤博文的整体形象，自己反而轻松了，可以放手去发掘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伊藤之雄的著作二0一五年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再版，在文库版的“后记”中，他推介了泷井的著作，并将其与自己的著作进行了对比，指出与自己的囊括伊藤公私生活、涉及其整个生涯的传记相比，泷井的著作是以制定宪法及公式令等制度为中心来论述为近代日本塑形的伊藤;对于伊藤博文这个人物，自己虽然是以其知性为前提，但主要重视其“刚凌强直”的性格，而瀧井的著作则强调其“知性政治家”的侧面。伊藤之雄同时也提到泷井是自己在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最初的学生之一，从他研究生时代开始一直一起共同深化伊藤博文研究，以此告诉读者对伊藤博文的基本评价，他们两人是相同的。如果说日本学界有一股重新评价伊藤博文的研究潮流的话，那么可以说伊藤之雄和泷井一博师徒二人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 如伊藤之雄在《伊藤博文》一书的“前言”中所言，伊藤博文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历史影响越大的人物越是如此。比如福泽谕吉，对其思想评价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缩影。伊藤博文也属于这种“大人物”，具有多面性，而且处在激荡的明治时代这一日本历史的转型期，其影响涉及近代日本的方方面面，对他的评价可以说直接与对明治时代的评价、日本近代化的评价紧密相关。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相关评价不可能不变化。因此，对这股新的研究潮流，我们也要历史地看。
当今国人对伊藤博文的了解，大概在于他是近代日本的宪法之父、明治政府的元勋、有影响的政治家。但是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认为他策划和炮制的明治宪法是“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专制主义宪法”，同时“是日本推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的决策人”。近年钓鱼岛争端再起之后，又有研究者比较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的对华政策，指出：“在以钓鱼岛为由头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方面，安倍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中最像甲午战争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的一个。”当然，也可以找到为伊藤博文唱赞歌的例子。比如北京沦陷区伪政府教育局办的半月刊《好朋友》杂志，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发行的第四十三期上就发表了署名为“市立师范初二马惟一”的短文《日本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以“伊藤博文是日本一个最大的政治家，是明治时代维新的功臣，恐怕大家都已听说了吧”开篇，结尾感叹：“啊！伊藤先生是如何的伟大呀！于短促的时间中，一手完成今日的日本，先生的质能、苦心，值得我们敬仰与注目。”联系到当时政府的性质和办刊的宗旨，这类言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总之，这些认识都是历史地形成的。
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次数较多印象也最深的是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和伊藤的谈判对答。所谓“外臣别著伤心史，海上舂帆过马关”。每次掩卷都感慨万千。王芸生曾经以“老奸巨猾”来形容谈判中的伊藤，而日本战败后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的“丑态”也使人回想起伊藤在《马关条约》谈判时的“厚颜”与“凶狠”。百余年來，伊藤当时的“横蛮骄狂、颐指气使”所造成的屈辱感，令人难忘。影响广泛的王芸生著作所据《中日议和纪略》和《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八卷第二册）所载当时的《会见要录》，中日两种版本在行文上虽有出入，但是伊藤的“气势”及其对台湾恨不得早日人手的执念历历可辨。
寡闻所及，中国学界和读书界至今还没有一本由中国学者或作家撰写的研究伊藤博文的学术专著或传记著作。这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泷井的这本《伊藤博文》中译本出版之前，在中国内地最畅销，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本传记，是久米正雄的《伊藤博文传》的中译本。该书作为“伟人传全集”的一种，一九三一年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修慈的中译本，中译本的“译者自序”一方面肯定伊藤对于近代日本的贡献，开篇第一句便指出“伊藤博文是日本最有名最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强调：“当中日战争时，夺取我台湾，均是由他策划的。至于灭亡朝鲜和合并的事情，更是他的阴谋和实行，自不待说，同时日本之所谓大陆政策，也是基于他发动的。关于以上各点，本书述之如绘，故本传之于中国，实含有重大的关系性，观这传记亦足以知其对于中国的策略和手段为如何矣。尤其是在于中日关系紧迫的今日，本传更值得我们研究也。”该书后来又有一九三七年世界书局的周容译本;二00三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林其模的插图译本，二00七年又以《伊藤博文时代》为书名改版发行。
我们也看到了伊藤博文的重要著作《帝国宪法皇室典范义解》已经由法学博士牛仲君翻译成中文出版了，这个中译本实际上也已经透露出中国学者对伊藤博文认识的新变化。译者序的开篇第一段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很多人把他（伊藤博文）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婪的侵略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的“俾斯麦”。但是，当我们从深层次去考察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中俄，成为近代史上东亚唯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时，就会发现，伊藤博文作为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背后都有其身影，特别是他领导编纂了影响深远的一八八九年《日本帝国宪法》，因此被称作日本明治后三杰之一和“明治宪法之父”。某种程度上，这些政治改革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对外侵略战争，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与其说是中国败给了日本的坚船利炮，不如说是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败给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政治改革。
近代日本国内政治改革与对外侵略战争的关系、甲午战争的性质及其评价，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大课题。对伊藤博文的观察和认识，从对外战争的侵略者到近代国家的建设者的视角转化，这一点上，牛仲君所述与泷井的《伊藤博文》异曲同工。
顺便提一下，实际上伊藤博文《宪法义解》早在一九0七年东京的东亚同文书局就出版了汉译本，其译者署“前东京控诉院判士·法律学士平岛及平”。不知何故，伊藤博文为《义解》所写的序文，这两个译本都没有收入。我倒是对一八八九年该书初版时所附伊藤手写序文卷头所钤印章“插花舞女”很感兴趣，怀疑这“插花舞女”是出自宋代陈思《书小史》中引唐朝人评价东晋书法家卫夫人的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以表示伊藤在书法上的自负。我的书法家朋友芥堂对伊藤的书法评价并没有那么高，而且此闲章“舞”字不合篆法，认为表达的应为其所追求的舞女在绚烂舞动之后专注插花时的娴雅、静美，从而推断此印所揭示的心态或正与曾国藩“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况味相类。
泷井在《伊藤博文》出版一年之后，又编辑出版了《伊藤博文演说集》（讲谈社学术文库二0一一年版）。编这本资料集的目的，如其在“解说”中所言，是要从伊藤的言论中“找出一贯的理论和体系”，以说明他是“抱有基于独自的世界观和国际意识的不可动摇的国家理念的”，“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以权力斗争为第一义的政局型‘政治家’（politician），而是专心于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的追求与实现的‘知性’的‘政治家’（statesman）”。泷井这本《伊藤博文》在二0一四年还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了（ItoHlrobuml：Japan’s tlrst prime ministerand father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Takii Kazuhiro;translated by TakechiManabu;edited by Patricia MurrayAbingdon，Oxon：Routledge，2014）。其中有一些中文翻译或不好表述的重要用语，如“知の国制”，英文翻译为knowledge-basedstate，“知の政治家”英文翻译为statesman of knowledge。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文将该书日文版原著的副标题“知の政治家”译为“知性政治家”也参照了上述伊藤之雄《伊藤博文》的中译本。
（《伊藤博文》，[日]泷井一博著，张晓明、魏敏、周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