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60年代前的高级干部中，有一批喜欢收藏者，田家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位。他的学问、人品、天赋都为时人所敬佩。这里，我们撷取他收藏实践中的一些片断，作一介绍，以使有此雅趣的同好能了解斯人，以为楷模。
　　爱书爱字不爱名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是政治秘书，直接参与许多政治决策，地位不可谓不显赫，许多人会艳羡至极，但他对于这个能够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位置却并不以为奇位可居而热衷于仕途攀缘。即使是在春风得意、恩宠有加的时候，他依然痴心不改，专注于从小养成的酷爱读书的习惯和收藏的雅兴，始终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书生”，并以作为一个书生为荣。毛泽东对田家英热爱读书的精神和过目成诵的才气十分欣赏，曾戏言田家英将来的墓碑上刻以“读书人之墓”最为传神。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会后，他特意嘱托友人为他镌刻了一枚“京兆书生”印章，并在边款上刻了他的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这首诗，并不是他政治上失意时一时怅惘无奈心情的流露，而是他早就萦绕心中的志向的抒发，是他生命的主旋律。
　　假日暇时泡书摊
　　身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所幸毛泽东也是个书迷，喜欢读书，也乐于收藏书。田家英一方面担负为毛泽东购置个人图书的任务，一方面就同时兼顾自己的收藏。
　　田家英收藏，以假日暇时为多。
　　解放之初，北京城内专卖古旧书籍的店铺很多，如西单、东单、前门、隆福寺、东安市场都有不少，琉璃厂一带就更为集中。
　　建国后的短短几年里，他就从旧书摊中购买了《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国近代史丛书》等一些珍贵的图书。这些书每套都卷帙浩繁，一处是不会有完整的，需跑好多书店、书摊，一本本凑才能配齐，化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
　　不求泛泛讲专注
　　田家英同友人交流收藏心得时经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
　　田家英的收藏范围很广，但有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清代学者墨迹。
　　他的这个念头生于在延安马列学院任近代史教员的时候。那时，他想撰写一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清代通史》，但由于工作繁忙，只好将这个宏愿搁在了一边。
　　建国后，条件具备了，他的夙愿有可能付诸实行了。他便利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购买清史方面的书籍，并分门别类地收集清代学者的墨迹，有条幅、楹联、手卷、册页、手稿、书札等。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到1966年上半年，他共收藏了这方面的文物1500件，其中不少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如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也有文字狱、评点《红楼梦》的史料，都是十分难得的。
　　他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清人的字上?除上面这个原因外，还因为他认为“书法是难得的艺术。”另外，他还认为，年代较近的清代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便有散失、泯灭的危险。”所以，收藏就是为了保存、抢救这些民族珍宝。
　　互通有无增友谊
　　收藏，是一种高雅的兴趣；喜爱收藏的人，必有高尚的人品(以文物古董赚钱谋利者不在此列)。所以，这些人交友决不会格调低下，世俗萎琐。田家英喜爱收藏，他就交了许多这方面的朋友。收藏一件有价值的物品是不容易的，但朋友之间，互通有无，则是他们之间的一件乐事。
　　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朱彝尊行书卷》(又名《经义考》)是很重要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每逢同好来访，他必拿出此件一同观赏。田家英的朋友谷牧曾多次观看这件藏品，对他的执着精神十分钦佩。不久，谷牧收藏到王渔洋为宋牧仲写的诗卷一件，兴奋之余，想到了田的《经义考》，便立即写信告诉了田，将这件珍品送给了他，使田的《经义考》有了“姊妹卷”。
　　田家英当年的好友凡遇到清人字条，首先想到的是田家英，问问他那里有没有，要不要。藏友姚洛送给田家英一幅宋湘书写的中堂，田家英观赏时连声称赞其内容有趣，字也写得好，兴奋之情如同幼童。
　　解放之初，大家收入都很低，没有多少财力收购藏晶。但一旦自己的藏品受到朋友喜欢，也会忍痛割爱。有一年，田家英到东北局，在此工作的柴树藩邀他到家中作客，在叙谈中便拿出了自己新近购买的《唐宋元明清画册》请田家英欣赏。柴看田十分喜欢，便把这件他用一千斤小米买的藏品欣然送给了田家英(此后这件藏品又转给了毛泽东，以供主席公务之余欣赏，调剂生活，消除疲劳)。
　　田家英也是这样。有几次，他寻到龚自珍、谭嗣同的墨迹，便特意拿到故宫漱芳斋，请王冶秋、夏衍、李一氓等人观摩。田家英在逛地摊时，逢到好友姓氏的元押印，诸如“方”姓、“侯”姓等，他总是买下来，并打趣地说：这枚“方”姓，应归还上海方行，这枚“侯”姓，也该是昆明侯方岳的。
　　融会贯通古为今
　　田家英经过十几年的收藏实践，悉心钻研，在清代学者墨迹的鉴赏方面成为行内一致首肯的专家，同时他对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更是烂熟于心，对文人雅士的大量典故了如指掌。
　　他收集文物，研究文物，也随时将文物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用到工作和研究中去，使之为现实服务。
　　他在书摊中收集到马叙伦所著《石屋余》一书，细读以后，才知道蒋介石召集会议研究“清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作会议记录的就是马叙伦，从书中了解了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蒋介石的罪行材料。
　　 他看班固的《贾谊传》，以为《治安策》中历陈的弊端，与中国当时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赞同1954年中央撤消六大中央局的建制，不赞同后来又形成的六大协作区，也有以史为鉴的内容。
　　毛泽东读书写作时，经常要让田家英查找历史人物的年代或古诗词的出处。以毛泽东的博闻强识，他记不住的史料都是比较僻冷的，但由于田家英广识博学，所以每次都能很快完成任务。如1964年12月，毛泽东读《五代史》时，想起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记不起作者的名字，请田家英帮助查出。田家英很快告诉毛泽东，该诗是清代诗人严遂所做。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其实你只要知道田家英不但对清代的著名诗人很熟悉，而且对许多次要作者也很了解，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田家英英年早逝，确是一大损失。如果说他能假以天年，一定会在许多方面做出更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