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九月即将来临，从海外涌入中国的女性人潮中会不会有美国名噪一时的“游击队女孩”(GuerrillaGirls)，一个每人都戴大猩猩面具、穿高跟鞋和鱼网丝袜的女性主义艺术团体？她们会不会把写有统计数字的招贴画贴满大街小巷，比如画一幅头戴大猩猩面具的小脚女人，并公布中国自古以来所有“节妇烈女”和贞洁牌坊的统计数字？
　　“游击队女孩”又被誉为“一个女性主义艺术的地下部队”。由于英语“游击队”(Guerrilla)发音与“大猩猩”(Gorilla)相似，所以她们经常面戴大猩猩面具在各种媒体公开亮相。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Guerrilla这个名称的双关含义既指为自由而战的勇士，又使人联想到大猩猩这种野兽的进攻力量。”大部分成员是独立的艺术家，而且她们从不用真名。据说：“这个团体正如其名，专门以张贴大量标题鲜明、言简意赅的文字海报来从事游击战。攻击纽约艺术圈忽视女性的不平现象，对象包括了画廊、画商、美术馆、画家、艺评家、美术杂志，大抵凡属美术圈的成员无一能幸免，而越是高知名度者，越是‘游击队女孩’注意的目标，‘艺术圈的坏女孩’这样的名号自是不胫而走。”
　　
　　多年来，“游击队女孩”的海报不断贴满纽约街头。其中有幅作品是将著名的安格尔所画的土耳其裸体宫女戴上了大猩猩面具，回望观众，并在上面写道：“难道女人一定要裸体才能进得了大都会美术馆吗？”同时公布了一项统计数字：在大都会美术馆现代美术收藏部分，女性艺术家只占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而在整个藏品中以裸体为主题的却有百分之八十五描绘的是女性。当然，“游击队女孩”要批判的不仅仅是安格尔之流的画家或大都会美术馆之类的国际超一流美术馆，而是一部人类文化史。
　　由远及近，那么，中国的女性艺术状况又是怎样的呢？一些女艺评家作了如下的判断：或曰：“目前中国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数量不多，这牵涉到已有的艺术原则以及日常生活和女性自我内省都已经受到性别歧视话语的沾染”(徐虹)；或曰：“中国的女性创作还处于雏形阶段，还有待于各方面包括创作和理论的进一步地深入和完善”(廖雯)；或曰：“常见的选择是逃避，蜷缩于有限的题材和技法领域，不时抒写一笔没来由的感伤情调，或执迷于纠缠不清、矛盾恍惚的自我精神空间，发展为病态的‘自恋—自怜’，作品虽流露着苦闷与纠葛，在表达上却内敛模糊，使其笼罩着冲释不开的忧郁”(张琳)。这似乎道出了中国女性艺术的“白区”状态。
　　今年仿佛是中国的女性年，与女性相关的文化活动一字排开，声势可观。这机缘自然是来自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美术界，今年也是女性艺术家展览最多的一年。个展、联展，直至大展。有趣的是大部分女性艺术展都是由男人直接或幕后策划的。这数字不仅能让学过小学算术课的我统计出，更不会躲过“游击队女孩”的锐目吧！
　　一进入中国的一九九五年，男人们(包括我)就特别为女士们着想，就像西方的一些人一坠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就开始用同情或反省的温和目光来看东方一样，于是生出种种西方的“东方主义”；在中国，也产生了男性的“女性主义”。女性艺术家要由男人提名、推荐、选取，才能体面地进入由男性策划的女性艺术展，这说明中国的男性依然占居着“中心”位置，他们(我们)游刃有余地主动为置身于“边缘”地位的女性腾出一块可以随时(年)收回的空地。因此，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就像西方的“东方主义”那样难以令人置信。
　　中国传统文化里确实深埋着一种“反串表述”，男诗人们常以“怨妇”自叹，男画家们常借“美人”自况，男演员们常借扮女身而自怜，其实都是借所谓女性的“柔弱”来倾述男性的感受。有位伟大的诗人不是明说：“蔡文姬就是我”吗？！我想，男性的“女性主义”或许也是经过“反串表述”出的纯粹男性的“男性主义”罢。
　　如果一群女孩，纷纷毕业于“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艺术院校，由男性高手为她们面授机宜，他们的作品又在以男性评论家为中心的社会里获得好评，此时又参加了按男性“美术人”的眼光选择和策划的展览。你能相信这是纯粹的女性艺术吗？如果是，那也是适合中国男性标准的女性艺术，这就是中国特色！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家也仅仅还是“游击队”或“大猩猩”，而不是“正规军”或“智能人”。等到有一天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世界夫男大会、并由女艺评家或女美术人来策划一个男性艺术家展时，我们就能看到对等的“中国女性的男性主义”了。这只是一个生动的联想。可眼下，中国的女艺术家只能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是一种任谁都可以来操作的文化策略。我担心，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还依然是专供男人鉴赏的、翻新了的“三寸金莲”之类货色。不过，这担心本身就需要女性们的充分晾晒。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于南湖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