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教授是我国计算技术的奠基人和最主要的开拓者之一。当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开创性地提出并着手设计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EDVAC时，正在美国Princeton大学工作的华罗庚教授参观过他的实验室，并经常与他讨论有关学术问题。
　　华罗庚教授1950年回国，1952年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他从清华大学电机系物色了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三位科研人员在他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1956年3月，为帮助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苏联派出高级科学专家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名单中三分之一的科学家专业是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等新科技。他急切召见了当时负责新中国电子、电信、广播事业的王诤和李强，专门询问计算机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在听到做计算机会遭遇重重困难时，周恩来斩钉截铁地提出：“你们一个部门做不出来的，那就集全国的力量支援你们。突出规划重点，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
　　“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我们要搞计算机！”周总理一锤定音。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规划委员会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微电子四项，作为“紧急措施”写入规划。
　　1956年3月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由华罗庚任组长。8月25日，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华罗庚任主任。
　　华罗庚先生提出“先集中，后分散”的重要理念，集中了全国的计算机人力和投入，保证了计算机研究机构的成功建立。“他还为了中科院计算所大楼的建设，煞费苦心，亲自审查和比较了多种设计方案，图纸是他亲自拍板的，施工紧抓不放，1957年底如期完工。”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介绍道。
　　研发工作很快铺开。“派人去苏联考察和学习;抽调大学毕业班学生开办计算技术训练班;集中一批在相近专业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到计算所协作开创计算机事业。”参与当年研发工作的电子计算机专家张梓昌回忆道。其中，尽快掌握整机技术是重点之一。计算所决定仿制苏联БЭСМ-Ⅱ大型计算机和M-3小型计算机作为掌握整机技术的突破口。仿制没有实样，是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作为蓝本，结合国情依靠国内的人力、物力进行生产、安装、调试而成的。
　　“M-3比较小，1957年12月图纸开始分批运抵北京，工作立即展开，因而成为第一项整机任务。M-3是苏联的型号，我国在试制时称为‘八一型’机，在工业生产时定名为‘103机’。”张梓昌回忆道。
　　1958年1月下旬，华罗庚督建的计算所科研楼正式交付使用。科研人员情绪高涨，迅速建立了实验室，一面消化资料，一面进行必要的实验。
　　这时计算所本身的科技人员继续增加，103机工程组又增加了数位热心计算机的长期协作人员，短期协作人员更多一些，来去匆匆，川流不息。“集中”來的人员都不带各自本单位的任何色彩，以个人身份衷心地团结起来完成计算所的任务。“不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协作时间长短，都在一起摸爬滚打。任务就是命令，一鼓作气投入工作。组内的气氛是人与人真诚相处，没有隔阂，工作紧张，心情愉快。”张梓昌十分怀念那段奋斗岁月。
　　 面对工作开展和人员增多的情况，工程组内部又分设了5个小组：电源小组、运算器小组、控制器小组、磁鼓小组、输入输出小组。全面工作由莫根生负责，侧重抓试制生产，张梓昌负责技术和机房工作。“当时计算所没有生产力量，试制生产工作由四机部738厂承担协作。”张梓昌回忆道。
　　 据徐祖哲介绍，103机大约使用了800个电子管、2000个氧化铜二极管、10000个阻容元件，全机约有10000个接触点和50000个焊接点。
　　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机试制成功（每秒运算1000次），中国从此开启了计算机研制的历史，1965年研制成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每秒运算6万次的109机），1970年研制成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每秒运算18万次的111机），此后，又研制出每秒运算数百万次的计算机。
　　从1953年1月我国成立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到今天，我国计算机科研人员已走过了60多年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历程。从国外封锁条件下的仿制、跟踪、自主研制到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与“狼”共舞，同台竞争，从面向国防建设、为“两弹一星”做贡献到面向市场为产业化提供技术源泉，科研工作者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永载史册的里程碑。
　　来源|综合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