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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聊斋志异》中涉及大量的生死、疾病、医药内容,据相关学者统计,491篇作品中涉病作品有188篇,占全书的38%。福斯特曾说:“人生中主要事件有五: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文本中通过人物的疾病体验与疾病表达,能推进情节的演进,窥探人物丰满的立体形象,进而揭示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阿宝>一篇中通过中医学范畴的“离魂”疾病书写,富含深刻的隐喻意义。
学界对<阿宝>一篇的研究往往将“离魂”作为一种沿袭传统的特定书写策略,但往往忽略了特定病症——“离魂症”这一疾病角度对其切入探讨。对《聊斋志异》中专门进行的疾病研究,有从作者蒲松龄出发,如郑怀林的《蒲松龄及其<伤寒药性赋>》,论述蒲松龄的《伤寒药性赋》医学价值与医学思想,展现其丰富的医学知识和高超的写作艺术才能,专事研究作家与作品之关系,但对文本中具体疾病类型如孙子楚的死因“消渴症”特定的文学意象发掘力度不大。还有张梦杰的<《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一文,以《聊斋志异》文本为中心,总结各类疾病名称,探究其发病机制、患者疾病体验、医者医事活动、思想内涵等方面。此类论文的研究对象往往为《聊斋志异》全书中的全部或具体的某一类疾病,关注的焦点是疾病客体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探求该疾病在蒲松龄笔下书写是的一般规律。
<阿宝>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离魂的名篇,本文拟以小说中的孙子楚的“三次离魂”为研究对象,采用“医、史、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探讨蒲松龄在<阿宝>一文中描写的——“离魂症”的隐喻意义。“在文学中, 疾病是一种象征, 一种隐喻, 一种审美手段和叙述策略。其功能依作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由医入文的“离魂”病症
蒲松龄因创作《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同时他深入民间,精通医理,是一位中医药学家。其67岁时著有《药崇书》,今虽不传此书,但《蒲松龄文集》中尚存《药崇书·序》,可一窥其丰富的医理知识与殷切的人文关怀: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向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谴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崇,以黄白财送之云尔。
据此可见,蒲松龄为解决民间百姓疾病之苦,博览医书并结合自身医药知识重新组方,“以备向邻之急”。面对疾病,其主张药崇并举。<阿宝>篇中“离魂症”之运用,既与传统离魂故事创作一脉相承,又与医家眼中之离魂病症息息相关,文人与医者身份的多重性促发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书写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离魂症之名称及相关症状散见于各医家著作之中:
有人卧则身外有身,一样无别,但不语,盖人卧则魂归于肝,此由肝虚邪袭,魂不归舍,病名离魂。
——《本草纲目》
有神气不宁,每卧则魂魄飞扬,觉身在床而神魂离体,惊悸多魇,通夕不寐者,此名离魂症。
——《杂病源流犀烛》
一旦觉自己之身分而为两,他人未见,而己独见之,人以为离魂之症也……能知户外之人,口中骂詈,嫌家人不出户迎入,人亦为离魂之病。
——《辨证录》
根据中医相关解释,临床表现为神志意识的失常,造成身体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之症称“离魂症”。中医将其原因归咎于“肝魂的病变”,透过深究离魂症的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可知熟悉医药知识的蒲松龄选取离魂病症用于<阿宝>篇中加以书写,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离魂症之隐喻义,“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三、作为隐喻的“离魂症”
小说中孙子楚共计三次离魂。前两次皆为主动的离魂行为。第三次是孙子楚死后入冥,阴司感其妻之节义,为之还魂,这则属于死离魂之范畴。
首先,孙子楚爱慕阿宝之情而导致离魂症发作。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相思成疾,魂不守舍的书写模式大不相同,一般的相思病仅表现为茶饭不思、日思夜想后的“消得人憔悴”,至多直接引发重症濒临死亡。而孙子楚两次都以“离魂”的特殊方式表现出其对阿宝一见倾心,固与其本身性痴的个性特点相关。文本中的孙子楚是一位具有明显缺陷之人,因其痴而具有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人格及道德缺陷,于人际交往而言,痴致使其不善交流;于爱情追求而言,痴致使其不善表达。对爱情大胆追寻固然值得肯定,但若一方对另一方的渴慕过甚,且对方不得知的情况下,对身、心、靈的伤害是强烈巨大的。蒲松龄以孙子楚离魂寻爱,展现了一位丰满而具明显人格缺陷的孙子楚形象,借离魂病发的方式,作了对在爱情追求过程中过于痴迷会祸及自身及他人的道德评价。
四、结语
所谓“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聊斋志异》中蒲松龄选取大量的疾病作为素材加以书写,一则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广受疾病所累,小说中亦常常用疾构境;二则蒲松龄本人医药知识丰富,小说中亦常常疗疾脱困,藉以宣扬特定的道理。
<阿宝>一篇中对孙子楚情“痴”的表现直至发展成为“离魂症”的发作,既展现了人物丰满的个性,又借病发与病愈的多次反复,推进故事情节之演进,最终展现作者蒲松龄深寓其文、其人、其病深刻的道德意味。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孙子楚对阿宝的痴情,是基于每一人内心皆存的男女之渴慕的朴素情感,而传统中医范畴的“离魂症”的书写,既有对情痴过甚的反思,又安排三次疾愈,将爱情纳入鬼神与人间双重世界的道德伦理范畴之中,获得大圆满之结局,道德隐喻的规劝世人意味浓厚。
参考文献
[1]张梦杰.《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综述.载于保山学院学报,2018(37):76-80. [2](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38.
[3]作为母题之离魂故事,六朝时期,离魂文学尚处萌芽阶段,其用意唯于“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神明之不巫也……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此为其第一阶段;唐宋时期, 诸传奇作品“始有意为小说”,离魂作品亦属其内, 以爱情为媒介, 真正触及封建礼教及世俗婚姻等社会问题, 始于此期, 遂至成熟时期, 故为第二发展演变阶段;元杂剧繁盛之期, 离魂主题亦引入戏剧,其文体于此期得以扩展,以致离魂主题“盛传不辍, 且成词曲典实”,主题有创新及推进, 即反映门第观念及科举弊端, 此为第三阶段;至《聊斋志异》时期, 离魂文学已具先作诸采, 且艺术特色颇丰,男女间生死不渝之情爱, 得以借离魂故事宣扬, 离魂文学遂至顶峰, 此为第四阶段。由此可见, 离魂文学以其独特之故事情节, 颇具艺术感染力, 各时文坛之上, 皆能彰显其特定艺术魅力及社会内涵。虽“借神怪以言情, 以情胜”, 或“借神怪以言志, 以理胜”,离魂文学于不同时代之不同历史环境中,体现相异之艺术表现,且呈历史继承关系, 成辩证发展之轨迹,离魂故事之巨大艺术包容性、再造性,得以深刻展现。参见:魏刚,梅山瑛:<论离魂文学的发展及其巅峰时期的代表作<阿宝>>,《新余学院学报》,2014(19):94-96.
[4]郑怀林.蒲松龄及其<伤寒药性赋>.载于陕西中医杂志,1985(11).
[5]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阐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69.
[6]汪玢玲.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324.原文出自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305.
[8]沈金鳌.杂兵源流犀烛.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90.
[9]陈士铎.辨证奇闻.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2.
[10]蒋涛、王宇其.探幽中医“离魂症”.湖南中医杂志,2019(12):87.
[11](美)苏珊·桑塔格.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12]万燕燕.《聊斋志异》中的离魂情节研究.蒲松龄研究,2012(02):53-54.
[13]蒲松龄着、丁如明,等.译:聊斋志异全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43-244.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22.
[15]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6.
[16]从司马相如始,消渴病开始具有隱喻色彩,而且这种隐喻逐渐指向了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是男女性事,一是怀才不遇,前者主要流行于俗文化,后者主要流行于雅文化。见杨东方:<消渴病的文化隐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1-15.
[17]张梦杰.<《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
《聊斋志异》中涉及大量的生死、疾病、医药内容,据相关学者统计,491篇作品中涉病作品有188篇,占全书的38%。福斯特曾说:“人生中主要事件有五: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文本中通过人物的疾病体验与疾病表达,能推进情节的演进,窥探人物丰满的立体形象,进而揭示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阿宝>一篇中通过中医学范畴的“离魂”疾病书写,富含深刻的隐喻意义。
学界对<阿宝>一篇的研究往往将“离魂”作为一种沿袭传统的特定书写策略,但往往忽略了特定病症——“离魂症”这一疾病角度对其切入探讨。对《聊斋志异》中专门进行的疾病研究,有从作者蒲松龄出发,如郑怀林的《蒲松龄及其<伤寒药性赋>》,论述蒲松龄的《伤寒药性赋》医学价值与医学思想,展现其丰富的医学知识和高超的写作艺术才能,专事研究作家与作品之关系,但对文本中具体疾病类型如孙子楚的死因“消渴症”特定的文学意象发掘力度不大。还有张梦杰的<《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一文,以《聊斋志异》文本为中心,总结各类疾病名称,探究其发病机制、患者疾病体验、医者医事活动、思想内涵等方面。此类论文的研究对象往往为《聊斋志异》全书中的全部或具体的某一类疾病,关注的焦点是疾病客体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探求该疾病在蒲松龄笔下书写是的一般规律。
<阿宝>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离魂的名篇,本文拟以小说中的孙子楚的“三次离魂”为研究对象,采用“医、史、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探讨蒲松龄在<阿宝>一文中描写的——“离魂症”的隐喻意义。“在文学中, 疾病是一种象征, 一种隐喻, 一种审美手段和叙述策略。其功能依作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由医入文的“离魂”病症
蒲松龄因创作《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同时他深入民间,精通医理,是一位中医药学家。其67岁时著有《药崇书》,今虽不传此书,但《蒲松龄文集》中尚存《药崇书·序》,可一窥其丰富的医理知识与殷切的人文关怀: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向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谴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崇,以黄白财送之云尔。
据此可见,蒲松龄为解决民间百姓疾病之苦,博览医书并结合自身医药知识重新组方,“以备向邻之急”。面对疾病,其主张药崇并举。<阿宝>篇中“离魂症”之运用,既与传统离魂故事创作一脉相承,又与医家眼中之离魂病症息息相关,文人与医者身份的多重性促发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书写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离魂症之名称及相关症状散见于各医家著作之中:
有人卧则身外有身,一样无别,但不语,盖人卧则魂归于肝,此由肝虚邪袭,魂不归舍,病名离魂。
——《本草纲目》
有神气不宁,每卧则魂魄飞扬,觉身在床而神魂离体,惊悸多魇,通夕不寐者,此名离魂症。
——《杂病源流犀烛》
一旦觉自己之身分而为两,他人未见,而己独见之,人以为离魂之症也……能知户外之人,口中骂詈,嫌家人不出户迎入,人亦为离魂之病。
——《辨证录》
根据中医相关解释,临床表现为神志意识的失常,造成身体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之症称“离魂症”。中医将其原因归咎于“肝魂的病变”,透过深究离魂症的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可知熟悉医药知识的蒲松龄选取离魂病症用于<阿宝>篇中加以书写,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离魂症之隐喻义,“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三、作为隐喻的“离魂症”
小说中孙子楚共计三次离魂。前两次皆为主动的离魂行为。第三次是孙子楚死后入冥,阴司感其妻之节义,为之还魂,这则属于死离魂之范畴。
首先,孙子楚爱慕阿宝之情而导致离魂症发作。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相思成疾,魂不守舍的书写模式大不相同,一般的相思病仅表现为茶饭不思、日思夜想后的“消得人憔悴”,至多直接引发重症濒临死亡。而孙子楚两次都以“离魂”的特殊方式表现出其对阿宝一见倾心,固与其本身性痴的个性特点相关。文本中的孙子楚是一位具有明显缺陷之人,因其痴而具有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人格及道德缺陷,于人际交往而言,痴致使其不善交流;于爱情追求而言,痴致使其不善表达。对爱情大胆追寻固然值得肯定,但若一方对另一方的渴慕过甚,且对方不得知的情况下,对身、心、靈的伤害是强烈巨大的。蒲松龄以孙子楚离魂寻爱,展现了一位丰满而具明显人格缺陷的孙子楚形象,借离魂病发的方式,作了对在爱情追求过程中过于痴迷会祸及自身及他人的道德评价。
四、结语
所谓“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聊斋志异》中蒲松龄选取大量的疾病作为素材加以书写,一则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广受疾病所累,小说中亦常常用疾构境;二则蒲松龄本人医药知识丰富,小说中亦常常疗疾脱困,藉以宣扬特定的道理。
<阿宝>一篇中对孙子楚情“痴”的表现直至发展成为“离魂症”的发作,既展现了人物丰满的个性,又借病发与病愈的多次反复,推进故事情节之演进,最终展现作者蒲松龄深寓其文、其人、其病深刻的道德意味。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孙子楚对阿宝的痴情,是基于每一人内心皆存的男女之渴慕的朴素情感,而传统中医范畴的“离魂症”的书写,既有对情痴过甚的反思,又安排三次疾愈,将爱情纳入鬼神与人间双重世界的道德伦理范畴之中,获得大圆满之结局,道德隐喻的规劝世人意味浓厚。
参考文献
[1]张梦杰.《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综述.载于保山学院学报,2018(37):76-80. [2](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38.
[3]作为母题之离魂故事,六朝时期,离魂文学尚处萌芽阶段,其用意唯于“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神明之不巫也……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此为其第一阶段;唐宋时期, 诸传奇作品“始有意为小说”,离魂作品亦属其内, 以爱情为媒介, 真正触及封建礼教及世俗婚姻等社会问题, 始于此期, 遂至成熟时期, 故为第二发展演变阶段;元杂剧繁盛之期, 离魂主题亦引入戏剧,其文体于此期得以扩展,以致离魂主题“盛传不辍, 且成词曲典实”,主题有创新及推进, 即反映门第观念及科举弊端, 此为第三阶段;至《聊斋志异》时期, 离魂文学已具先作诸采, 且艺术特色颇丰,男女间生死不渝之情爱, 得以借离魂故事宣扬, 离魂文学遂至顶峰, 此为第四阶段。由此可见, 离魂文学以其独特之故事情节, 颇具艺术感染力, 各时文坛之上, 皆能彰显其特定艺术魅力及社会内涵。虽“借神怪以言情, 以情胜”, 或“借神怪以言志, 以理胜”,离魂文学于不同时代之不同历史环境中,体现相异之艺术表现,且呈历史继承关系, 成辩证发展之轨迹,离魂故事之巨大艺术包容性、再造性,得以深刻展现。参见:魏刚,梅山瑛:<论离魂文学的发展及其巅峰时期的代表作<阿宝>>,《新余学院学报》,2014(19):94-96.
[4]郑怀林.蒲松龄及其<伤寒药性赋>.载于陕西中医杂志,1985(11).
[5]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阐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69.
[6]汪玢玲.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324.原文出自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305.
[8]沈金鳌.杂兵源流犀烛.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90.
[9]陈士铎.辨证奇闻.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2.
[10]蒋涛、王宇其.探幽中医“离魂症”.湖南中医杂志,2019(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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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燕燕.《聊斋志异》中的离魂情节研究.蒲松龄研究,2012(02):53-54.
[13]蒲松龄着、丁如明,等.译:聊斋志异全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43-244.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22.
[15]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6.
[16]从司马相如始,消渴病开始具有隱喻色彩,而且这种隐喻逐渐指向了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是男女性事,一是怀才不遇,前者主要流行于俗文化,后者主要流行于雅文化。见杨东方:<消渴病的文化隐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1-15.
[17]张梦杰.<《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