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上午开庭前，法院安检的工作人员瞅了一眼孙明（化名）蓝本的“实习律师证”，就放他进去了。
　　每次跟着师傅到庭，他都有些兴奋，庭辩交锋像是打一场仗，虽然他只是旁听，也感觉乐趣无穷，非常过瘾。而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里，他能感到自己在吸收律师职业的养分，一切都似乎有了奔头。
　　通过司考是进入律师界的门票。可把一张门票兑现为一只律师的饭碗，其间，需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经历一条路
　　2011年圣诞节前，孙明还没找到进入律师这行的门径。此时距离他通过司考已有两年多。
　　2008年6月孙明从大连一所二本院校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毕业，大四末曾冲刺北大法硕，未能通过。这年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报名人数1653人，复试分数线为376分，最后录取了176名，孙明差了20多分。
　　读研的路断了。要是不找工作再考一年，花家里钱不说，爸妈也操心；要是找个本专业的工作，心里不愿意，“我对干工科没什么兴趣，高考填志愿瞅着‘建筑环境’，以为肯定是在建筑基础上增加很多高科技元素，而其实就是在所有的建筑框架做完之后，负责供暖供风”。
　　所有的打算一时都没有着落。偶然有个去陕南一所中学支教的机会，他就报了名，转眼在那待了半年多。2009年来到北京，找了份教英语的工作，中间辞职回家考了一次公务员，报的是市检察院，“只收4个人，我笔试第五，面试第一，被刷了下来。”
　　再回到北京，又没了工作。
　　“这时开始痛下决心过司法考试，不考的话，前面的路继续走下去也走不通，总要逼出来一条路。”
　　已经是2009年6月，司法考试开始网上报名，离9月考试只剩下3个月，孙明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每天看15小时以上的书。“之前也有些基础，尤其是民法、刑法，看的东西很多，全部工夫加起来绝不止三个月，否则也过不了。”
　　现实终于打开了一个口子，孙明成为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近42万报名者中的一个通过者，当年的通过率为22%。
　　司考门槛
　　坊间分析，司法考试从2008年开始难度有所降低。2009年、2010年、2011年持续相对宽松。
　　司考统计数据似乎印证了这种分析：2002年通过率6. 68%；2003年报考19. 7万人，通过率8. 75%；2004年报考19. 5万人，通过率11. 22%；2005年报考24. 4万人，通过率14. 39%；2006年通过率为17%；2007年报考29. 4万人，通过率为20%；2008年报考37万人，通过率为27%。
　　分析人士认为，2007年司考通过率上升，与该年司考对中西部等地区的放宽政策有一定关联。这一年，放宽政策的覆盖区域已从西部扩大到中部，从国家级贫困县扩大到省级贫困县，大约覆盖全国1100多个县，政策期限也从2006年底延长至2011年底；放宽地区的分数线，2002年第一次考试比全国分数线降5分，2011年，相差45分。
　　政策倾斜效果明显。2010年初，中央政法委负责人在媒体上回顾司法改革成果时说，“2002年首次司法考试以来，放宽地区已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份和近一半的县。八次国家司法考试全国放宽报名学历地区共录取5万余人，为中西部地区增加法律职业人员储备拓宽了渠道。”
　　此外，法学院系和毕业生数量的增多也是通过率提升的一个因素。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披露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 67倍；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30年增长了260多倍。
　　法学毕业生若无法通过司考，就无法融入职业社会。因为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和公证法明确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和担任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才能任职。
　　不过，从2011年底起，法学界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透露出信息，2012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难度将会加大，通过率可能会显著下降。
　　想在北京执业
　　2009年11月底，孙明查到了司考成绩，就等着拿法律职业 资格证了。他脑中紧绷的弦也终于松了，眼前似乎已经有一条路延伸着，心就稳了。
　　但2010年1月1日北京市司法局出台《北京市司法局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异地律师进京执业必须提供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出具的人事档案关系存放证明。
　　“这个规定看起来没什么影响，因为档案可以自由转移，但北京市人才中心有一个规定，只接收有北京户口的人在此存档，外地人无法以个人名义存档，只能由所在单位集体存档，而个人很难找到能够办理集体档案存档的律师事务所。”孙明说，“1月出新政策，我4月才拿证，正好被卡住。”
　　这不是北京市司法局首次“收缩”政策。
　　2008年6月，北京市司法局就已对外地律师进京的政策做了调整，要求在京执业的律师必须将档案存在全国性的或者北京市所属的人才机构。因为全国性的人才机构可以办理个人存档，所以这一规定的调控效果有限。到2009年底，北京律师已经增长到2万人，一年就新增了3000多人，两万人中有9000余人具有北京户口。
　　调整政策的原因是北京律师数量大幅度增长。在2005年《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夕，北京市司法局曾一度放宽“外地律师进京需要本科以上学历，执业3年”的限制。这一举措使2005年北京律师从此前的8000多人直接破万。截至2008年底，北京市律师人数已达到18635人，较2007年增加了3016人，在全国13万律师中占14%。
　　北京律协工作人员曾告诉媒体，每年2000多人的增长速度，导致律师、律所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比如有的律师在北京办证，却在外地执业，律所和律协无法对其进行管理；有的律师申请执业证时弄虚作假。而近几年，出现执业违规行为的70%以上都是外地律师。
　　2010年4月7日是北京地区领取2009年法律资格证的第一天，孙明拿到证，他说：“本来领到资格证，我就可以申请实习律师证，然后到律所实习满一年之后就能转正。现在档案存不到北京市人才中心，就办不了实习律师证。”
　　“新政”实施后，北京律师的数量增长放缓了，截至2010年4月，北京共有执业律师21549人，约占全国律师的13%，相比2008年，两年间增加了2914人。
　　绕不过去的助理生涯
　　既然没办法在北京实习，孙明打算先海投简历，暂时到律所做些助理工作，走一步是一步。
　　海投出去的简历真像是泥牛入海，没有激起一丝波澜。唯一一家律所有了回应，待遇是月薪500元，负责接电话、做咨询，“想来想去，觉得去的话没办法活下去，连房租都付不起。”
　　孙明意识到要继续待在北京，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律所，眼下是要先生存。一家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招人，他过去了，“这个机构分几块内容，教学、项目、市场、销售等，一年之内我都做了一遍，也开始渐渐认识一些老师，对这个行业有了很多接触。”
　　2011年3月底，一位朋友得知孙明的情况，通过熟人推荐，帮他找了一家律所，没有工资，仅是先接触业务。“我这时在培训机构讲课，每周什么时间休息可以自己决定，一周去律所两三天，做的大部分工作跟在校学生到律所实习时差不多，算不上实习律师。”
　　去律所之前，曾有人对孙明描述：每天开开门，把桌子擦一遍，地扫一遍，坐着订卷宗，订上两三个月或者半年。“我当时也做好了这种打算，不过我只订了两天，就开始跟着宫雪（化名）做，她接的案子，我可以跟着，看她怎么做，也帮她查些法律法规，研究案子，有想法也会告诉她。算是她的助理。”
　　宫雪没来律所前，和孙明一样听到过“恐怖的描述”，比如很多个助理没事干，大家抢接一个电话，实践机会非常少，等等。“2005年之前，主任也是招一大群助理，他手下是大助理带着小助理干活。后来他发现一旦人数控制不住，很影响案子质量，最后还得他收拾。所以我来的时候，这种‘资深律师带着大助理，大助理带着小助理’的模式就废除了。”
　　宫雪比孙明大两岁，她觉得他思想成熟，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把他当做“伙伴”。她似乎总能从孙明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
　　宫雪2006年6月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没考上北大研究生，就直接到了律所工作，“实习期工资1300元，后来涨到1500元，住在高碑店一个小房子里，当时那边还是城乡结合部，每月房租360元，房东人很好，让我给她家孩子补课，抵一些房租。”想起刚开始的时光，宫雪觉得遥远又真实。
　　“挂靠外地律所”
　　宫雪对孙明说，她刚到律所时，经常想起电影《少林寺》中的情景，像是要练一种功，准备着将来一个人在法庭上面对“敌人”，“一开始扫地做杂活，心甘情愿，就像是小和尚打水一样。”
　　刚开始对律师业务似懂非懂，跟着在旁边跑跑，看热闹的成分多。与现在的孙明一样，5年前，宫雪是帮着律所的合伙人之一张律师查资料，检索法规，校对，订卷。
　　宫雪2006年9月考了司法考试，2007年3月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递交材料办理了实习律师证，到2008年6月转正。曾经有律师对宫雪说，两年就差不多熬出来了，可她觉得两年实在够呛，即使是现在，一些大案子还是要资深律师帮忙把关。当年一起毕业的40多名同学，目前干律师的只有3个人，她是唯一的女生，其他人一部分考了 公务员，进了法院、检察院等政法系统，有些到公司做法务。
　　宫雪从学校出来后直接来到律所，过司考，办实习律师证，转正，都没出现波折。比起这样的一帆风顺，孙明感觉自己办个实习律师证有点坎坷。
　　2011年圣诞前，之前的那个朋友辗转托熟人替孙明在上海找了一家律所，“我的档案还在学校，学校出了一个存档证明，拿着这个存档证明在上海就能办理实习律师证了。”孙明就这样挂靠在了上海一家律所，因为是熟人介绍，还免了一笔挂靠费，“不是熟人的话，一般挂靠费每年得几千块吧，关键是律所没人介绍不会给挂靠的。”
　　圣诞节过后，孙明正式在北京这家律所工作，月薪2500元，“这是我自己要的，主任想了想也就同意了。我觉得2500元就够了，能养活自己就行。交房租700块，吃饭、打电话，有时可能还有一点儿积蓄。”
　　这几个月孙明才慢慢有了感觉，心情开始稳定下来，也就逐渐能做些事情，比如可以对某个案子好好研究一下。他现在的阶段是宫雪三年前的样子。
　　“有师傅带太幸运了”
　　2月23日的庭辩，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50分，孙明觉得情节跌宕起伏，充满趣味。他一回律所就急着向主任汇报。
　　“对方那个杨律师是做民事的，对刑事程序不太熟悉，显得有些外行，从庭审开始就一直被打击。本来他所有的证据都是为做无罪辩护准备的，在听了主任的辩护词以后，他就改成做有罪辩护了，临时变换立场，导致他准备的证据材料、辩护词和最后的结论全是矛盾的。”
　　“主任”是律所的张律师，宫雪和孙明习惯这么叫他，有时候也叫他“师傅”。他从上世纪90年代入行，在北京律师圈中已经有了一定名气，很多案子会自动找过来。对于孙明和宫雪来说，跟着他不愁案源，实在是幸运。
　　“有师傅带和没有师傅带，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咱们俩都是幸运的，不用自己找案子。现在北京大多数的律所，还都是一大堆助理抢活干。许多律师跑关系多于钻研业务，不然没饭吃。”宫雪也十分感念师傅的恩惠。
　　“实习律师刚开始案源不足，业务开展非常艰难，在这个行业立足的难度很大。”
　　最近，孙明总感到自己达不到主任的标准，心中忐忑。
　　而对宫雪来讲，最有挑战性的是律师职业和性格不断的磨合。“步入律师行业，就像掉进了纠纷漩涡，最近办的一个案子，对方发侮辱短信，打恐吓电话，对我这种一直比较顺的人来说，要抵抗这种东西很痛苦。”
　　“我可能已经百毒不侵了。”孙明笑着说，1985年出生，今年还没过27岁生日的他觉得，被生活“磨炼”过才能真正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