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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比族农民说，虽然果树苗是干部送来并带领大家种植的，但收成是安拉赐予的。
走在喀什街头，到处都可以感到对变革的预期。与商铺老板攀谈只要超过10分钟，话题一定会落在“特区”问题上：它什么样？它到底会不会来？它什么时候来？
然后是那些绿洲上的县城。除了干部，县委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这类“接近”政府的人，显然也喜欢提起这个词语。
第三个层次是乡镇，关注“特区”的更多是干部。至于乡村，党支部书记对于“特区”的认识就是深圳——“我们村要建设一个新深圳。”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热甫卡提·努热合曼告诉本刊记者，喀什的特区全名为“特殊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源自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设立经济开发区，赋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特区”，让南疆有了新热度。不过，在城市之外的广大乡村，对于“特区”的构想似乎还有些茫然。而占本地区人口总数70%的南疆农村，可谓本轮治疆决策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般意义上的南疆指天山以南的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其中，又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被人们简称为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为重要。
原因之一是上述三地州经济最为落后，其二是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第三是宗教氛围最为浓厚。
作为本轮治疆新政的亮点，南疆的经济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中央及自治区各部门的调研亦集中于上述三地州。
不过，多位地方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对于这个拥有复杂历史和特殊传统的地区来说，仅是经济单兵突进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全部。
南疆稳定根源在乡村
喀什其实并不是一座神秘的城市。走在街头，内地城市的各种特征都可轻松找到——从浙江人开的眼镜店到手持可口可乐的孩子。民族风格建筑也崭新发亮。其实除了喀什老城，和田市、克州首府阿图什市等地已满是与内地城市并无二致的楼房。
“真正改变南疆并不是改变城市。”当地一位厅级干部对本刊记者说，以南疆三地州来看，能称得上城市的不过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图什市三处，“他们的生态并不是大多数南疆人的真正生活。”
他说，以目前情况看政府的投入和项目仍集中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乡镇以下还很难看到真正能够促进农民富裕的措施。
這一观点与基层干部的看法相似，“援建到我们这一级，基本就是修学校，没别的了。”喀什地区一位镇长对本刊记者说，乡村中最需要的供水、农业技术以及人才问题，仍需更为有力、实际的解决办法。
比如援建的重头——改善住房条件。目前各援建省市的重点还是市县中的棚户区，南疆乡下最常见的土房改造大多按照建设抗震房的原有计划推进。按目前进度改建全部偏远乡村，显然还需要更多努力。
南疆的稳定问题虽然经常在城市中体现出来，其根源还在乡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在南疆更为明显，“全新疆只有10%的土地适合人类生存，南疆更少。但是由于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寿命延长等因素，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地的矛盾，就慢慢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在民族地区很容易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
此次中央及自治区已决意采取强力措施解决新疆的就业问题。
宗教渗透当地风俗和思维
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重点锁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新疆还存在着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
从此轮治疆新政中已可看到，中央决心在短期内让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而其落脚点亦应是包括南疆在内的全疆农村的改变。
不过，南疆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成效紧密相连，例如弥漫在南疆空气中的宗教氛围。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南疆城市生活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许多乡村仍固守着延续千年的信仰和风俗。
在新疆，尤其是南疆乡村，文化事业较为落后。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大多数人家唯一的休闲娱乐工具---电视机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信息和文化娱乐生活的贫乏，使许多人把精神、情感和文化需求更多地寄托在宗教修行中。
如果在和田、喀什一线的乡村旅行，可以发现几乎每个行政村里都有穆斯林“圣墓”：有学者、古代王室成员、宗教战争的牺牲者……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进新告诉本刊，其实很多“圣墓”并无史实依据，虽然传说一些墓里埋葬了来自中东的宗教领袖，但是严肃的历史证明他们大多根本没有来过新疆。而这些“圣墓”以及对它们的崇拜，显示出宗教在这个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特别是在乡村中的地位。
宗教真正对南疆产生影响，并非借由清真寺、诵经这样典型的宗教场所与仪式，也非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活动，而是千年来渗透当地的风俗和思维。
由于新疆诸多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在南疆几乎是合二为一。人们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往往会从宗教中获得指引，其思想意识、处事准则和社会关系常由宗教划定边界。
本刊记者在南疆乡村的采访中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少数民族农民说，虽然果树苗是干部送来并带领大家种植的，但收成是安拉赐予的。而这种观念并非只存在于年长者之中。
再比如因宗教文化产生的早婚习俗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婚姻行为。其后果之一是少数民族女性提前离开学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同时，早婚导致婚姻质量差、离婚率高。婚姻关系的频繁变动消耗了人们的心力，还使人口有所增加，并出现了更多弃儿、孤儿。
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之后，更好地了解宗教传统，应成为地方官员的必修课。
宗教传统中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比如伊斯兰教重视教育，强调义务教育和平等教育。对每个穆斯林而言，只要经济允许，必须接受教育。伊斯兰教还建立了具有完整内涵的“诚信”概念。
由于宗教在乡村中的地位，如何更好地解决宗教问题事关南疆发展大计。如何实现宗教传统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应被看做新疆未来发展道路的一项挑战。
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送达中央高层的报告中曾强调，只要经济发展了民族问题就会消除、社会稳定就能实现，这是一种误导。
理解人们在经济之外的诉求，并满足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将是本轮治疆新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之一。
走在喀什街头，到处都可以感到对变革的预期。与商铺老板攀谈只要超过10分钟，话题一定会落在“特区”问题上：它什么样？它到底会不会来？它什么时候来？
然后是那些绿洲上的县城。除了干部，县委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这类“接近”政府的人，显然也喜欢提起这个词语。
第三个层次是乡镇，关注“特区”的更多是干部。至于乡村，党支部书记对于“特区”的认识就是深圳——“我们村要建设一个新深圳。”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热甫卡提·努热合曼告诉本刊记者，喀什的特区全名为“特殊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源自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设立经济开发区，赋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特区”，让南疆有了新热度。不过，在城市之外的广大乡村，对于“特区”的构想似乎还有些茫然。而占本地区人口总数70%的南疆农村，可谓本轮治疆决策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般意义上的南疆指天山以南的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其中，又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被人们简称为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为重要。
原因之一是上述三地州经济最为落后，其二是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第三是宗教氛围最为浓厚。
作为本轮治疆新政的亮点，南疆的经济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中央及自治区各部门的调研亦集中于上述三地州。
不过，多位地方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对于这个拥有复杂历史和特殊传统的地区来说，仅是经济单兵突进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全部。
南疆稳定根源在乡村
喀什其实并不是一座神秘的城市。走在街头，内地城市的各种特征都可轻松找到——从浙江人开的眼镜店到手持可口可乐的孩子。民族风格建筑也崭新发亮。其实除了喀什老城，和田市、克州首府阿图什市等地已满是与内地城市并无二致的楼房。
“真正改变南疆并不是改变城市。”当地一位厅级干部对本刊记者说，以南疆三地州来看，能称得上城市的不过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图什市三处，“他们的生态并不是大多数南疆人的真正生活。”
他说，以目前情况看政府的投入和项目仍集中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乡镇以下还很难看到真正能够促进农民富裕的措施。
這一观点与基层干部的看法相似，“援建到我们这一级，基本就是修学校，没别的了。”喀什地区一位镇长对本刊记者说，乡村中最需要的供水、农业技术以及人才问题，仍需更为有力、实际的解决办法。
比如援建的重头——改善住房条件。目前各援建省市的重点还是市县中的棚户区，南疆乡下最常见的土房改造大多按照建设抗震房的原有计划推进。按目前进度改建全部偏远乡村，显然还需要更多努力。
南疆的稳定问题虽然经常在城市中体现出来，其根源还在乡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在南疆更为明显，“全新疆只有10%的土地适合人类生存，南疆更少。但是由于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寿命延长等因素，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地的矛盾，就慢慢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在民族地区很容易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
此次中央及自治区已决意采取强力措施解决新疆的就业问题。
宗教渗透当地风俗和思维
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重点锁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新疆还存在着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
从此轮治疆新政中已可看到，中央决心在短期内让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而其落脚点亦应是包括南疆在内的全疆农村的改变。
不过，南疆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成效紧密相连，例如弥漫在南疆空气中的宗教氛围。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南疆城市生活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许多乡村仍固守着延续千年的信仰和风俗。
在新疆，尤其是南疆乡村，文化事业较为落后。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大多数人家唯一的休闲娱乐工具---电视机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信息和文化娱乐生活的贫乏，使许多人把精神、情感和文化需求更多地寄托在宗教修行中。
如果在和田、喀什一线的乡村旅行，可以发现几乎每个行政村里都有穆斯林“圣墓”：有学者、古代王室成员、宗教战争的牺牲者……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进新告诉本刊，其实很多“圣墓”并无史实依据，虽然传说一些墓里埋葬了来自中东的宗教领袖，但是严肃的历史证明他们大多根本没有来过新疆。而这些“圣墓”以及对它们的崇拜，显示出宗教在这个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特别是在乡村中的地位。
宗教真正对南疆产生影响，并非借由清真寺、诵经这样典型的宗教场所与仪式，也非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活动，而是千年来渗透当地的风俗和思维。
由于新疆诸多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在南疆几乎是合二为一。人们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往往会从宗教中获得指引，其思想意识、处事准则和社会关系常由宗教划定边界。
本刊记者在南疆乡村的采访中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少数民族农民说，虽然果树苗是干部送来并带领大家种植的，但收成是安拉赐予的。而这种观念并非只存在于年长者之中。
再比如因宗教文化产生的早婚习俗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婚姻行为。其后果之一是少数民族女性提前离开学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同时，早婚导致婚姻质量差、离婚率高。婚姻关系的频繁变动消耗了人们的心力，还使人口有所增加，并出现了更多弃儿、孤儿。
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之后，更好地了解宗教传统，应成为地方官员的必修课。
宗教传统中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比如伊斯兰教重视教育，强调义务教育和平等教育。对每个穆斯林而言，只要经济允许，必须接受教育。伊斯兰教还建立了具有完整内涵的“诚信”概念。
由于宗教在乡村中的地位，如何更好地解决宗教问题事关南疆发展大计。如何实现宗教传统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应被看做新疆未来发展道路的一项挑战。
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送达中央高层的报告中曾强调，只要经济发展了民族问题就会消除、社会稳定就能实现，这是一种误导。
理解人们在经济之外的诉求，并满足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将是本轮治疆新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