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浪潮下，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在我国发展迅猛，重塑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同时，也成为传统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企业数字研发的重要引擎。然而，驱动企业数字并购决策往往是复杂的，如何考虑数字并购中多重复杂因果之间的联系，从而探究中国企业数字并购活动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焦点。对此，以探究中国企业数字并购驱动路径为切入点，基于跨国并购动因理论，以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与资源寻求为并购分析视角，整体性的提出了由数字制度环境、企业数字能力与东道国数字资源构成的中国企业数字并购驱动组态模型。进一步，为对比分析中国传统企业与数字企业数字并购高成效组态路径的异同，使用fsQCA归纳出中国传统企业数字并购高成效的五条组态路径与四类战略，分别是S1（数字能力驱动型）、S2（制度环境驱动型）、S3与S4（制度环境+数字能力耦合驱动型）与S5（战略自发型）。结果表明，数字制度环境+数字能力耦合驱动型是大部分传统企业数字并购的成功路径。其中，数字能力是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与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并购加快数字化转型目的相吻合。数字企业实现数字并购高成效的共有四条组态路径与四类战略，分别是C1（数字制度环境驱动型）、C2（数字资源驱动型）、C3（制度环境+资源耦合驱动型）与C4（协同驱动型）。结果表明，协同驱动型是大部分数字企业实现数字并购高成效路径。其中，获取东道国数字资源是其考虑重要因素，这与数字企业加速数字渗透，占领数字市场目的相符合。同时，也进一步对比分析了影响传统企业与数字企业数字并购高成效与非高成效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