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0年前的5月11号，《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如当年邓小平同志所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今天，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已成为每一个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的胡福明同志，请他围绕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记者：老校长，您能告诉我，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胡福明：1976年，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也非常兴奋。为什么呢?“文革”确实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很苦啊!许多人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再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搞政治运动了，中国必须拨乱反正，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但是，1977年2月，当时的“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句话，“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一看十分惊讶。按照“两个凡是”，还搞什么揭批“四人帮”啊?平反冤假错案不行，拨乱反正不行，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我认为，“两个凡是”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它是林彪天才论、顶峰论的翻版，是荒谬绝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走下去，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出路呢?现代化建设根本没有希望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知识分子，一个理论工作者，我的责任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要为推动思想解放、实现拨乱反正，尽我的绵薄之力。
　　记者：有人说这篇文章能够发表并在全国引起一场那么大规模的大讨论，最大的功臣是邓小平同志。
　　胡福明：那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发表这篇文章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还不能等同。文章的发表，可以说只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个引子，而邓小平站出来支持我们，才使这场大讨论真正得以在全党全国推开。没有邓小平的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开展不起来的。但是，邓小平同志也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民心所向。所以我说，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只是适应了形势的需要，适应了人民的愿望。它只是讲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讲了广大老百姓想说还没有来得及说的话，写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想写还没来得及写的文章，我比他们早说了几天、早写了几天而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的党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党内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两个凡是”早晚要被推翻，文章早晚有人来写，不是我胡福明来写，就是别的其他什么人来写。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说从根本上为拨乱反正、恢复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记者：在真理标准大讨论30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七大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您认为，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呢?
　　胡福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经验，那就是，改革开放始终是要由解放思想来引领的，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个体民营经济、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温州模式的产生，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创立，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都是以解放思想为武器的。首先是解放思想，冲破各种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接着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敢冲、敢说、敢冒、敢为天下先，然后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和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加以完善提高，这就是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如果说，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的第一轮思想大解放，为实现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那么，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排除了姓“社”姓“资”问题上的困惑，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就推动了第二轮思想大解放；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又面临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任务。我认为，新的思想大解放显然是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要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理论氛围。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体制，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我们江苏，就是要继续实现“两个率先”。
　　记者：您能不能谈谈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怎样才能做到解放思想?
　　胡福明：要做到解放思想，我认为首先要深入地调查研究，看看当前有哪些过时的思想观念在阻碍着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摆脱那些过时的传统的发展观，比如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粗放型经济、单纯追求GDP、单纯追求经济的量的增长。要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树立新的以提高产业链、发展高新产业，特别是以创新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模式。解放思想，还要研究我们在体制和机制上有哪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方面；还有哪些东西在束缚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束缚我们的科技人员去创新、去发展。要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冲破那些旧的观念、旧的体制，确立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比如说，我们苏南很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效益低，主要依靠投资，能源资源土地的消耗都很大，效益很差，而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一定要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主要不依靠投资，主要不依靠土地资源能源，不带来污染而又能达到很好的效益，这就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提升我们的经济水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关键性任务，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记者：推进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您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胡福明：我认为还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这些争论始终在缠绕着我们。有些人把这些设定为思想的“禁区”，动不动说你搞了资本主义，动不动给你扣帽子。所以我认为，解放思想最大的障碍还是“左”的思想。在中国，“左”的土壤深得很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封建思想的残余，家长制的残余都很重，建设现代化障碍不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遇到了很多既 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我认为，这个势力是很大的。比如，有些垄断行业阻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阻滞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把既得利益集团问题解决掉，要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还有，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垄断了权力，垄断权力就是垄断利益。所以，政府部门必须改革，必须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对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实现依法治国，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非常重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科学的论证，科学的决策。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能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谁最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省情、市情、县情?人民群众。谁最有知识?人民群众，各方面的专家。所以呢，要实现科学决策，就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决策才能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也要发扬民主。发扬民主的改革，尊重人民的意志，尊重群众的智慧，这种改革才是顺畅的，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如果改革仅仅是由某个政府部门作出的，那就常常会损害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以为，只有科学的改革，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改革，才是正确的。而这个改革必须是民主的。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由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进行的改革探索，大多是很成功的。比如说，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这场改革是成功的。又比如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无业人员、失业人员、返城的知识青年自发搞起来的，当时阻力很大，但仍然冲破阻力发展起来了。包括苏南的乡镇企业，也是群众和基层干部首先搞起来的，温州模式也是这样。当然，他们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对反映人民群众愿望的这些创造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加以总结、推广，使之成长壮大起来。所以，人民的创造和党的正确领导的高度结合，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哪里来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指引下获得的，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就仍然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科学精神，勇于面对现实，勇于解放思想，勇于实事求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尤其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要跟风，不要迎合，要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责任编辑　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