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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湟源民众及其后人来说，要振兴古城，提高他的知名度，必须了解他的孕育、形成、嬗变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近年来一些媒体、作者在报道和撰写的作品中，存在许多扭曲现象，混淆了脉络，淡化了主旨，改弦了轨迹，诸如电影《藏客》、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出版物《青海之书》等等，令笔者看后痛心疾首。湟源丹噶尔的有关报道和作品，应将最丰富、最光彩、最重要、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观众，这个过程中决不能道听途说，浮皮潦草，胡编乱造。须知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史重人事长于征实。
关于电影《藏客》
看了电影《藏客》，心绪忐忑不安，笔者没有参与电影《藏客》，脚本也没看一眼，更不要说整个摄制过程，从未征求过意见，可说是局外人。作为反映湟源地方历史风云人物的该片，其实离谱太远，哗众取宠，过度包装作品，与朱绣丰功伟绩也无关宏旨。不知依据什么进行导演和把脉的。
朱绣赴藏和谈的资料非常翔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两相对照，电影《藏客》确有知殊少史实，弃旧图新，破绽百出，不伦不类，无稽之谈的假太空怪圈，笔者只是毛糙地说几点。
（一）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注释记载：“西藏于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在湟源首次设立噶尔俸（即商务办事处），湟源邑人才开始了解西藏地方商业行情。”据《湟源文史资料》记载：“湟源藏客起家并赴西藏的时间是民国23年（公元1934年），而且只有三人全系蒙藏牧民。
众所周知，朱绣赴藏和谈事件发生在民国8年（公元1919年）朱绣赴西藏和谈15年后才有藏客之名，电影《藏客》中反映藏客保护和护送朱绣进藏时过境迁，是故弄玄虚，飘渺无影之事。因而不能不说朱绣赴藏和谈与藏客分道扬镳，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故《藏客》冠名没有实际存在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形同虚设，空担名声。
（二）朱绣赴藏和谈，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倡议，甘肃督军张广建转呈北京政府批准的，后来朱绣完成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并召开西藏善后会议，说明这是国家行为，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算个人藏客或集团的私人行为。如果退一步说，当时就有藏客，也望尘莫及，凭借几个藏客，几条步枪，盘马弯弓，要护送朱绣险象环生的六千里路程，笑不量力，岂能成行？
（三）据史记载：北京政府批准朱绣等赴藏和谈名义是“甘肃政务友好慰问团”,因而甘肃督军张广建也不敢怠慢，立即将代表团成员活佛古浪仓、拉布尖贡仓召请到兰州，面授机宜，并叫二人立即返回玉树，做好前期工作，迎接朱绣等人的到来。然而电影中古浪仓却在湟源县扎藏寺与朱绣见面议事，既无可能，也无莫及，荒诞不经，纯属子虚乌有。
（四）据青海文史资料记载：朱绣赴藏和谈是关系国家之统一，民族之团结的大事，关系重大，非同小可，引起了北京政府、甘肃督军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经营青海，遥控西藏”的马麒作为头等政要，特意派选堂弟马彪，统领宁海军第22营，122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从西宁出发，作为朱绣赴藏和谈的安全保卫部队。这样，谁护送朱绣赴藏和谈不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五）据朱绣编写的《海藏纪行》记载：“二十九日，晴，早八时，从湟源启程，陈县长及绅、学各界祖饯湟水桥畔。向南行，循湟水入药水峡。”依据这段记述，朱绣从湟源启程，县城倾巢而出，万人空巷，人头攒动，夹道欢迎，热闹非凡，至今有口皆碑。直达玉树，除中途遇到几个抢娃外，基本上畅行无阻。电影《藏客》中所演“东科寺枪战”、“日月山对峙”等，向壁虚造，生搬硬套，哗众取宠。
（六）湟源虽然有洋行十一处，但都是京津买办代理，《藏客》中所塑造的英国人，可说是个空降的，也可说是外星人，因为据《湟源县志》记载：洋人出现于湟源是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头一个是美国传教士伯立美。洋人在湟源干涉和阻止朱绣赴藏，在当时马家统治下，英国人有这种企图，也是黄粱一梦。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历史中的人又不断被历史所演绎和得以证明。朱绣一生，盖世奇功，棺盖定论，永垂青史，名震华夏，一代俊才，壮志早殁。请看笔者发表的《朱锦屏赴藏前后的政治背景》约一万多字，还有《惊世骇俗说歇家》、《朱绣生平略记》等，借前人后尘，说得比较全面准确，最近湟源电视台举办的“丹噶尔老故事”中，笔者多次讲到朱绣赴藏的事件，颇受观众认可。电影《藏客》无须节外生枝，胡编乱造。《西宁府新志》序中有“文要虚，史则实”之说，写小说可以虚构，但反映地方历史人物的电影，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如实反映，说一不二这是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电影《藏客》正失于其，所以放映后，作为娱乐片“昙花一现”、“嗤之一笑。”
其实，笔者以为，有关朱绣赴藏和谈，不在乎谁送谁接，与谁发生关系，而在于朱绣他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拉萨，与达赖及西藏上层和谈，慷慨陈词，耐心劝导，终于使达赖答应“倾心向内，民族共和”，彻底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西藏，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这才是朱绣赴藏和谈的真髓精要，灵魂所在。电影《藏客》能做到吗？
关于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
最近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走进西宁”专题片报道了之三《丹噶尔财富传奇》（以下简称“传奇”），看了之后，有一部分观众认为好，以为上了中央电视台，规格高，名声鹊起，笔者不敢苟同，不以为然。如果说清代、民国初期丹噶尔商贸繁荣，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么“传奇”抓住了芝麻，丢了西瓜，弄巧成拙，只说了些皮毛、表层现象，无关丹噶尔商贸宏旨和财富积累的要核，不信，请你参目，本文将拟出：一、对《传奇》的三点质疑；二、“歇家”、牙行、洋行、藏客的由来；三、丹噶尔财富所谓传奇的要核。
一、对《传奇》的三点质疑
首先，《传奇》没有给观众交代什么是“歇家”、“藏客”。“歇家”、“藏客”是清代以来商贸领域中唯一的符号，《传奇》却无所问津。对“歇家”、“藏客”主体定位中离谱太远，说什么“歇家”是坐商，“藏客”是行商，这种界限划分，作为编导妄言，令人哑然失笑。 其次，《传奇》表达关键方面有虚假现象。诸如“丹噶尔财富250万元，占当年清政府财政的十六分之一”，可谓“财富之奇、富甲天下”。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表述，丹噶尔财富250万元，是指双方或多方商贸交易的总额，既不算总收入，也不概括总产值，只是所反映的商品进出口流动资金指标而已。据《丹噶尔厅志》、《青海商业志》记载：丹噶尔商品进口中，蒙藏地区约占60%，内地约占28%，本地约占12%。在总销售额中，销往内地的占58%，本地的占28%，藏区的占17%，显而易见，财富多不积淀在丹城。有资料表明：藏客从牧区收购羊皮，每张白银一戋，到丹噶尔售价白银1两；一两白银在丹地买斜布16尺，却在牧区收银3两，其利润超过10倍多为藏客所有。洋行在丹城收购羊毛，每百斤市价在10元上下，但贩运到天津售价达40-50元，除了运费、税金不足1元外，其全部被洋行所得，丹城望银兴叹，眼看肥水流淌外人田。
再次，《传奇》奇在什么地方？看了后甚觉没有突现商贸中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人文特色，给观众的印象不是传奇，而是一般；普遍性多，特殊性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奇货可谈，甚觉遗憾。在此，不妨笔者在下面介绍“歇家”、牙行、洋行、“藏客”冠名来历，此表诠释。
二、“歇家”、牙行、洋行、藏客冠名的由来
什么是“歇家”？清光绪时，令青海皮毛集中于丹噶尔，丹地既是蒙藏牧民出入之门户，又是全省皮毛的唯一集散地，牧民每年秋冬赶着牦牛、骆驼数百头（峰），运来以羊毛为主的畜牧产品，抵老街后，就地露宿，人畜在城镇上生活，在贸易方面有诸多不便。同时，洋行和内地人初来乍到老街，对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开展商贸交易困难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手握资本、又精于蒙藏语言的商人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形成新兴的“歇家”行业。据《丹噶尔厅志》记载：“仅领取官照的歇家就有48家之多。”所谓“歇家”，都是熟悉蒙古族、藏民族的生活生产等情况，精通蒙藏语言，是蒙藏牧民的固定顾主。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已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的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居奇，按照市场的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同时，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胁制外商，故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前往牧区预定皮毛，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仅是蒙藏牧民经商的代理人，又成为洋商贸易的代理人，还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歇家广开门路，生财之道。
根据以上，湟源歇家具有较好的经营设施、经营技术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较强的向内吸引和向外辐射的流通能力，对扩展牧区之间、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繁荣和稳定商品市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牙行？由于市场繁荣，民贸发达，客商辐辏，货物云集，所以各类经纪牙行业应运而生。直至民国初年，明清老街共有各类牙行十个，其中有羊毛秤行、斗面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鱼行、青油行、煤炭行、牛羊牲畜行、骡马行、裘皮行等，各行业经纪人近40户。诸如大宗成批交易的羊毛都须经由羊毛牙行居间介绍，寻求买主，评定等级，商议价格，成交后由牙行过秤结算，清结帐款。该行业组织形式健全，颇得买卖双方的信任，全行设有固定办理业务的地点，推行总负责一人，司秤、划码、记帐、结算等若干人，羊毛成交过秤中买卖双方及牙行三方划码记帐，经核对无误后，由牙行负责结算，按期收会货款，收取佣金。对各经纪人在一个年度内，按佣金收入，分次预分给部分个人所得，年终结算后扣除各种税费及行内公用经费外，余额部分按各经纪人应得分额进行分配。
各行因行业的不同特点，经营形式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营形式：一类是设立店铺，定点经营，如斗面行、鱼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青油行等；一类是沿街市巡回、流动经营。在流动经营中，有的行业如羊毛秤行则定点办公，统一集中流动。如煤炭、牛羊、骡马、裘皮等行，各业主时合时分流动经营。老街贸易，十分火爆。
什么是洋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上羊毛、皮张火爆，国内外商人合资经营的天津洋行，开始伸入湟源地区，以明清老街为据点，投入巨额白洋，大量收购羊毛，先后来驻庄的外商有英商新泰兴、天长仁、仁记，美商平和、怡和、居里、瑞记，俄商美最斯、华北、土商瓦利等十家。羊毛市场逐渐被垄断，当时英国希尔兹在一份报告中称“丹噶尔毛主要握在十大洋行手里”。美国人费里朴评价：“毛在亚洲毛区八个品种名列第一，是世界上难得的地毯毛”。青海羊毛统称丹噶尔毛，在国际市场上负有盛名，转手之间，获利很大，当时毛价由最初的每百市斤白银十两转手天津涨到三十至四十两。丰厚的利润，对驻庄天津的十大洋行有着极大吸引力。
什么是藏客？湟源首批藏客，进藏时间约在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至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西藏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亦请他们结伴同行。上个世纪30年代，藏商队伍逐渐扩大，一些富商眼看藏客生意兴隆，获利可观，遂不避路途艰辛，长途跋涉之苦，跃跃欲试，以展雄图。藏客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丹地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四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亦属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也巨。以大宗骡马为例，在湟源以白洋300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1600元；再如烧酒，每市斤约合白洋三角，而售价一盅(约二两多)酒可卖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筲包装，待运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十分可观。藏客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经卷、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藏红花、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获利上倍。从西藏购进每匹氆氇价60元，到湟源出售高达150元，水獭皮在西藏价是30元，到湟源出售就达90元以上。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表为主，是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鲜货，获利很厚。湟源藏客返回时，由藏政府尕本宴请即将返回湟源的商人（包括青海各地的在藏商人），一是为了会面（尕本每三年一换）；二是商定起程时间，一般是农历九月从拉萨起程，年底抵湟；三是由尕本负责解决各商家的驮牛。议事结束后，由尕本带领，在拉萨八角街举行祭神仪式并骑马环行八角街一周。宴请即告结束，按期起程。 解放前湟源人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爱和尊敬，藏人称湟源人为“西令巴”，认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颇受青睐，藏政府特别允许在西藏购置房地产，允许筑室娶妻，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及时方便。
以上所述明显看出清政府、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特殊措施以及顺运而生的“歇家”、牙行、洋行、藏客使清代湟源民族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牧产品和日用百货生活用品贸易存在，保障了从事单一游牧经济的蒙藏民族对于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大量的畜产品、药材进入湟源而集散内地，内地的日用百货也大宗输向湟源，也促进中原腹地的经济发展，正是这种互补互利起中介的湟源，由一片不毛之地一举成为湟水上游环湖区域性的商业重镇，发挥了青藏高原与内地经济联系、物资交流的枢纽作用，正由于此，环海商都之名遐迩闻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领事馆在中国西北旅行》一书中无不惊叹地写道：“西宁丹噶尔(今湟源)是伟大的青海湖贸易中心，贸易如今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丹噶尔厅志》也一呼三叹地写道：“迄今商业发达，几成巨埠，岁输白金数十万，盛矣！”
三、丹噶尔财富所谓传奇的要核
阅读以上什么是“歇家”、牙行、洋行、藏客畅晓明白，丹噶尔财富传奇在什么地方，它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人文特色是什么？它之所以在西陲不毛之地一举发展成为环湖国际贸易中心，“小北京”其来龙去脉，说得绘声绘色，历历在目。如果翻开《丹噶尔历史渊薮》、《湟源史话》、《河湟历史文化纪实》，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丹噶尔财富传奇要核，概括起来是：（一）区位交通的战略地位；（二）周边环境的不断优化；（三）厅署招商的特殊举措；（四）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五）能工巧匠的荟萃智慧；（六）军事保商的强力抓手；（七）行会组织的新兴崛起；（八）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九）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十）商贸交易的繁荣昌盛等。这些多元元素的作用，使远在昆仑深处的玉石、戈壁浩瀚的青盐、祁连山下的骏马、中原内地的日用百货、环海周边畜牧产品，都能在这里自由贸易。据《湟源史话》记载：民国13年（公元1924年）集散牛羊25000只（头）；羊毛500万斤；各类皮件30万张；青盐30万石；湟鱼20万尾；大黄10万斤；鹿茸2000架等等，如此大宗商品专销国内外，中原各种洋货、珍珠玛瑙、茶粮布匹、陶器五金涌进丹噶尔，古城商民3000余家，各类手工作坊1000多户，国际十大洋行开庄设行，国内30多家著名商号开铺坐庄，本地48家“歇家”、72户藏客，省垣商贾大家来此进货，当时流动资金白银500万两，可谓“跃马昆仑，驰骋中原，万象更新，极盛一时”。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反映了这些吗？挖掘了这些吗？以上中台，不亦慎乎！
关于读物《青海之书》
关于读物《青海之书》中被一些学者所谓权威炒作，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什么“除了那种导游词式的风光介绍外，任何对青海的书写都是困难的”，不由分说，除了他写的《青海之书》还没有人写，即使写也写不好。笔者粗读《青海之书》，也特别关照了有些章节，诸如“茶马古道，高原上的商业暗道”，“日月山，藏汉地理和文化分界线”等，甚觉作者有些奇谈怪论，刁钻古怪，令笔者大惑不解。不知所以，也不见经传，大谬不然，不平则鸣。
首先笔者肯定，丹噶尔古城不能冠名茶马古道，也不是暗道。据史记载：这块古老土地上，秦代时是雍州古道，西汉时是湟中羌道，东晋时是丝绸南路，北魏时是求经孔道，唐代时是唐蕃古道，元明清三朝是官马大道，民国时是青藏卫道，新中国成立后是109国道等，历史上的“八路汇通”都经丹噶尔，是古道交通的要冲关隘，故称“海藏咽喉”、“海藏通衢”。然而史书上从来没提到这里是“茶马古道”。笔者于2002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云南召开的“茶马古道”论坛，并实地参观考察了那里的茶马古道。所谓茶马古道由马背驮茶，行走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马不并双，人跟马后”，行走非常艰难。
据考证，云南茶马古道兴于明代，衰于新中国以后，与中原“八路汇通”，尤其与丝绸之路、著名的唐蕃古道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没有茶马古道的称谓？原因是丝路和唐蕃古道超过商贸的范畴，有他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诸多元素，所谓茶马古道，其内涵、地位、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超越丝路和唐蕃古道，而统局其上，或凌驾于上。
其次，《青海之书》管中窥豹，谬误多处，以下就作者原文用双引号摘出，并加笔者补正如下：
（一）“西汉以来，丹噶尔古城仅成为商贸中心。”必须指出，丹噶尔是清代湟源的称谓，至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称丹噶尔为商贸中心也只有100多年的存在，所以湟源自古称“丹噶尔”也是错误的，把它提到西汉更是啼笑皆非。据《青海通史》记载：西汉时将军赵充国率军进军河湟，平定羌乱，在今湟源县东南修筑临羌城，汉王朝设护羌校尉，管理羌族事务，所以西汉至唐、宋、元、明以来，湟源也是一片不毛之地，哪能算得上商贸中心。
（二）“唐代的石堡城、定戎城、绥戎城、哈拉库图城”，这里作者把哈拉库图城列入唐代古城纯属子虚乌有。从史书寻觅，最早在明代称“夏拉号图”，清代《西宁府新志》中记载：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修筑古城，称“哈拉库图城”，史书中还有“河拉库图尔”、“托拉图”是蒙古语，意为黄色。民国改称“哈城”。所以把清代古城提升到唐代古城，时间跨度达1300多年，与史相悖。
（三）“当英、法、美、俄等国商人来到这里设洋行”。其实这里面作者有“画蛇添足”之嫌。据《湟源县志》、《青海商业志》记载：洋行最早在湟源是由英国人设的新泰兴、仁记、天长仁，美国的和平、居里、瑞记，后来陆续进驻的有俄国的美最斯、华北，土耳其的瓦利等。就是没有法国的，而且不是上述各国的商人，而替代他们的是平津商贾买办。
（四）“古城依然保存着镇海协营、中军都司、千总、把总、演武场名称或遗址。”如果作者近年去过丹噶尔古城，罗列的这些名称早已时过境迁，其遗址早已销声匿迹，如今只有新修的“将军府”。作者如果是听到，从哪听到？如果是看到，作者还有欠缺。追溯源头，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清代筑城后，首先设置了军事机关丹噶尔营，以参将衔。 （五）“藏商（歇家）”，作者在介绍“藏商”时用括号括上“歇家”，表明“藏商就是歇家”。其实藏商不是歇家，这是作者主观臆断的。据《湟源史话》记载：歇家是清代领有官府营业执照，为蒙藏牧民和洋行做商务中介的代理代办；藏商是民国时期去西藏经商的商人的称谓，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故绝对不能划等号，混淆其职能。
（六）“四合院”、“是小北京的一个依据”。这是作者对“小北京”最狭隘的诠释。“小北京”的荣誉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俗、民风等诸多元素，其文化蕴涵非常厚重。所以，对“小北京”定位，不能以点代面，更不能以偏概全，就按作者说的“四合院”，也只是美称，“小北京”建房风的一部分。据实记载：当时丹噶尔有宴席风（肉八盘、海八盘、四平碗、十三巧），娱乐风（跑马、麻将、京腔、秦腔），服饰风（男性长袍马褂、女性旗袍），建筑风（庙宇、官府、学校、仓院），玩古风（古董、玉器）等与北京雷同，故称“小北京”。
（七）有关日月山的章节中，凸凹不平，含糊其辞，诸如日月亭修建于1984年，当时青海省长黄静波提议并拨款120万修建的，作者说1980年；其东是分水岭，又称噶尔臧岭，作者却说日月山东是药水峡；“日月山的隆起，倒淌河在无奈中低头向西”，其实，在日月山没有隆起之前，布哈河从东流入青海湖，青海湖是外流湖，当日月山隆起后，布哈河遗弃的河道，注入发源于騩山（今称野牛山）小溪，向西流入青海湖，形成了“大河都东流，唯我向西去”的倒淌河，日月山又称赤岭，作者说“赤兔岭”。
（八）“公元4年，地处青海湖的西海郡设立，最初叫‘西平郡’”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汉时这里称“金城郡”，三国、两晋时才称“西平郡”。
（九）“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字虎形碑”。据《青海通史》记载：应是22个篆字，即“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不是作者说的“九字虎形碑”而是上下两层的虎符与石匮，匮即柜。
（十）“唃厮啰意为佛子”，但据《青海通史》、《青唐传》记载：“唃”是佛，“厮啰”是儿子，意为佛子。
（十一）“隋炀帝将今乐都县赐名‘鄯州’，取消了王莽时期的‘西海郡’之名”。据《青海通史》记载：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除，共存在时间为19年，所以到了隋代时过600多年，无须隋炀帝宣布，西海郡早就销声匿迹，成为历史上的符号。
（十二）“后宏期，三贤哲的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作者所标的三贤哲全用“·”，通读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三贤哲指的是姚·格郡，藏·饶赛，玛·释迦牟尼。
（十三）“藏语塔尔寺的巴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像弥勒佛寺”。据《青海藏传寺院》记载：“塔尔寺，藏语，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像弥勒佛州寺。”
（十四）“在藏语和蒙古语中，西海叫作‘青色的湖’青海由此得名”。据《西部漫行》记载：青海湖藏语称“措温布”，蒙古语称“库库淖尔”，意为青色的湖。青海之名，始于北魏。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首次提出青海由此而得名，在这以前称“仙海”、“鲜海”、“卑禾羌海”，唐代诗中称“西海”。
（十五）“道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栉比共存”。作者忘记了青海宗教多元文化中，还有传统占居主位的儒学、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这些决不能遗忘在历史文化的角落。
（十六）“班禅博克多，班禅意为大学者圣者；博克多意为睿智英雄人物的尊称”。据《历代西部人物选传》记载：“班”是梵文班达智（元代著名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大的意思，“博克多”是蒙古语，对智慧兼备杰出人物的尊称。
（十七）“甘肃政务军务的护理都督张炳华下文指令马麒放弃玉树，任由四川管辖。”这个所谓指令与史相悖，据《青海通史》、《青海建省始末》记载：民国3年（公元1914年）西宁镇总兵、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上书甘肃都督张广建并呈北京政府“以速收玉树为他日恢复卫藏之计”，1915年3月北京政府决定玉树二十五族由甘肃管辖，四川军队即行撤退。
（十八）“1928年9月5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将青海改为行省。192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确定西宁为青海省治”。这里给读者莫名其妙的是“153次会议”怎么在9月5日、10月17日召开？
据《青海通史》、《青海建省始末》记载：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决定，9月17日发布命令，将青海、宁夏分别建为行省。9月21日任命孙连仲为省主席，9月24日任命九世班禅为委员。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青海省所属，以西宁为省会。
（十九）“公元1724年2月西宁府正式成立。”据《西宁府新志》记载：西宁府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将明代西宁卫改为西宁府。
（二十）“玉树，一片遗址的意思”。作者的这个诠释有失水准，近来许多报刊杂志说“吉祥”的意思。不过笔者从《山海经》查阅，“玉树指不死的常青树”。
（二十一）“文成公主，在她之前有金城公主，在她之后有弘化公主”。作者在这里颠倒了，应当是和亲先有弘化公主（公元640年），中有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后有金城公主（公元707年）。
（二十二）大非川战役“考虑到镇守西宁的郭待封”。大非川战役发生于公元670年，当时称“鄯县”，西宁之名见于北宋。
（二十三）“明清时，茶马互市从日月山逐步移到丹噶尔。”据《湟源县志》、《湟源史话》记载：明代称“俱尔湾”，明末清初称“德木尔卡”，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才称丹噶尔。
清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后，在治理《青海十三条》中提出在日月山设立茶马互市。所以依《青海之书》“明清时，茶马互市从日月山逐步移到丹噶尔”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历史记载。
（二十四）“青海省人民解放军军政委员会”这个提法不妥当，所有史料记载是“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
（二十五）“《山海经》称为生活在‘峚山’中的‘峚人’”。经笔者查阅《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提到“峚山”，但无“峚人”的影子，所谓“峚山”中“峚人”是作者编造。 （二十六）“‘峚山’在积石山西边，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经笔者细阅《山海经》（西次三经）按图索骥，“峚山”在今格尔木以东，柴达木地域中。
（二十七）“峚人消失了，即便是明代的《明太宗实录》也称呼这里众生为果迷卜咂族，后来称为思果迷族。这些峚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曲什安河、恰恰河……”
这里明太宗应当是“明太祖”，在明代帝王年号中，从来没有太宗之称。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思果迷族，一曰果迷卜咂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抚，在上隆卜西去卫（西宁）一百五十里，恰好在今海晏一带。
又在“申藏族”中记载：“居牧上思果迷，西近青海，汉西海郡地。”
（二十八）“《山海经》里的秘藏，峚人到羌人的1000年标题下，作者收集了一幅“山海经中峚山周围的峚人生活的场景。”经笔者查阅《山海经》发现（西次一经）是“英山一带”图本。据图标上看英山在陕西西安以东。作者把“英山”说成“峚山”，还凭空捏造“峚人生活场景”是对上古历史不负责任的“创新”。
从以上（二十五至二十八）几个方面看，有“峚山”没“峚人”；峚人后裔生活地方模棱两可；同时将陕西西安“英山”说成“峚山”，将“英山一带”一幅图“弄虚作假”说成是峚山周围的峚人生活场景，由此可见，所谓“峚人”历史上不存在的，是作者冥思苦索的。
再次，《青海之书》其资料大多抄袭，笔者只是指出部分抄袭的书目，诸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历代开拓西部人物选传》，该书中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扶持黄教的固始汗”、“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西部歌王王洛宾”等作者照抄不误；在该书第九章“庄学本，一个人类学者的影像青海”完全抄于200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一书；所有青藏高原动植物资料源于199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掠影》；有关青海马氏家族统治青海的资料全抄于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等。笔者在这里说明，前人呕心沥血研究的成果，后来者可以引用，但必须说明出处，这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起码的道德品质。笔者粗略全书，表明作者对青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知之不多，甚至孤陋寡闻。笔者和李国权编著的《丹噶尔历史渊薮》，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其中许多摄影作品首次公开，弥足珍贵。洛克先生原摄影的底片收藏在湟源县档案馆，严密封存，从不对外开放，从底片到正式见诸于《丹噶尔历史渊薮》笔者花费了精力，付出了代价，而《青海之书》作者不可能从档案馆获取这些摄影原片，便顺手牵羊，原模原样照搬，放在自己作品中，装了门面；还有笔者在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湟源史话》、《环湖寻踪》中首次提出并定位的“湟源排灯”、“20余座古城”、“古城三峡”等都在《青海之书》中有所抄袭，不然，作者如果田野作业，深入调查，十年八载也无法写出来。作为“国内著名”记者，作《青海之书》视觉扫向何处？听觉落在何地？作者心知肚明。
纵观《青海之书》比较浮皮潦草，其中大多是老生常谈，没有鲜活新意，而且大多是抄袭改头换面的，除了做了几顶帽子外，没有什么超群绝伦。
作为青海的土著作家，笔者不敢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必要展示笔者近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这也正是《青海之书》作者查漏补缺，纠谬匡正的重要方面。
在昆仑文化方面：专著《发现古昆仑》、《西王母大专》等，文章有“西王母圣地新考”、“西王母石室有新说”、“从中国西部、环青海湖、黄水源头探寻昆仑文化”、“从地域、地名、地貌探寻昆仑文化渊源”、“大禹治水的历史与现实面面观”、“环青海湖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谁发现了古昆仑”等，约20万字。
在人文地理方面有专著《湟源彩珍》、《日月山风情》、《湟源史话》、《环湖寻踪》、《西部漫行》、《浪迹天涯》、《丹噶尔历史渊薮》、《河湟历史文化纪实》等，约300万字。主要文章有“羌人迁徙与后来诸多民族的融合”、“唐代三公主在河湟的光辉形象与传说”、“唐蕃古道的走向与历史意义”、“茶马互市的沿革与发展”、“扶持黄教的蒙古王”、“茶马互市日月山”、“湟源冠名小北京”、“青海湖祭海考证”、“青海建省的始末”等。
在青海这块土地上，笔者生活了70多个春秋，走遍了全省、全国，港澳台及东南亚，撰写过游记散文100多万字，毫不夸张地说，笔者对青海历史文化研究从内容、形式、深度、广度方面远胜过《青海之书》，不过笔者不吹不擂，也不炒作罢了。
青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长如江、深如海、写不完、道不尽，青海确有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人文性，在国内外、海内外独一无二。《青海之书》作者以区区20万字概称《青海之书》未免妄自尊大、目无他文了吧！
最后笔者还有一件事，告诉读者，民国时期有位美国记者，从来没有到过青海，但他却写了《马步芳在青海》一书，有位作家没到石堡城，却接二连三发表石堡城作品，至今有些记者，刚到青海三天两后晌，就动笔撰文，笔者以为不管是到了或没到，想从别人撰写的现成资料或走马观花，或道听途说，那么他写出的东西肯定苍白无力，言之无物，可谓“盛名其下，其实难副”。
关于电影《藏客》
看了电影《藏客》，心绪忐忑不安，笔者没有参与电影《藏客》，脚本也没看一眼，更不要说整个摄制过程，从未征求过意见，可说是局外人。作为反映湟源地方历史风云人物的该片，其实离谱太远，哗众取宠，过度包装作品，与朱绣丰功伟绩也无关宏旨。不知依据什么进行导演和把脉的。
朱绣赴藏和谈的资料非常翔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两相对照，电影《藏客》确有知殊少史实，弃旧图新，破绽百出，不伦不类，无稽之谈的假太空怪圈，笔者只是毛糙地说几点。
（一）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注释记载：“西藏于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在湟源首次设立噶尔俸（即商务办事处），湟源邑人才开始了解西藏地方商业行情。”据《湟源文史资料》记载：“湟源藏客起家并赴西藏的时间是民国23年（公元1934年），而且只有三人全系蒙藏牧民。
众所周知，朱绣赴藏和谈事件发生在民国8年（公元1919年）朱绣赴西藏和谈15年后才有藏客之名，电影《藏客》中反映藏客保护和护送朱绣进藏时过境迁，是故弄玄虚，飘渺无影之事。因而不能不说朱绣赴藏和谈与藏客分道扬镳，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故《藏客》冠名没有实际存在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形同虚设，空担名声。
（二）朱绣赴藏和谈，是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倡议，甘肃督军张广建转呈北京政府批准的，后来朱绣完成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并召开西藏善后会议，说明这是国家行为，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算个人藏客或集团的私人行为。如果退一步说，当时就有藏客，也望尘莫及，凭借几个藏客，几条步枪，盘马弯弓，要护送朱绣险象环生的六千里路程，笑不量力，岂能成行？
（三）据史记载：北京政府批准朱绣等赴藏和谈名义是“甘肃政务友好慰问团”,因而甘肃督军张广建也不敢怠慢，立即将代表团成员活佛古浪仓、拉布尖贡仓召请到兰州，面授机宜，并叫二人立即返回玉树，做好前期工作，迎接朱绣等人的到来。然而电影中古浪仓却在湟源县扎藏寺与朱绣见面议事，既无可能，也无莫及，荒诞不经，纯属子虚乌有。
（四）据青海文史资料记载：朱绣赴藏和谈是关系国家之统一，民族之团结的大事，关系重大，非同小可，引起了北京政府、甘肃督军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经营青海，遥控西藏”的马麒作为头等政要，特意派选堂弟马彪，统领宁海军第22营，122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从西宁出发，作为朱绣赴藏和谈的安全保卫部队。这样，谁护送朱绣赴藏和谈不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五）据朱绣编写的《海藏纪行》记载：“二十九日，晴，早八时，从湟源启程，陈县长及绅、学各界祖饯湟水桥畔。向南行，循湟水入药水峡。”依据这段记述，朱绣从湟源启程，县城倾巢而出，万人空巷，人头攒动，夹道欢迎，热闹非凡，至今有口皆碑。直达玉树，除中途遇到几个抢娃外，基本上畅行无阻。电影《藏客》中所演“东科寺枪战”、“日月山对峙”等，向壁虚造，生搬硬套，哗众取宠。
（六）湟源虽然有洋行十一处，但都是京津买办代理，《藏客》中所塑造的英国人，可说是个空降的，也可说是外星人，因为据《湟源县志》记载：洋人出现于湟源是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头一个是美国传教士伯立美。洋人在湟源干涉和阻止朱绣赴藏，在当时马家统治下，英国人有这种企图，也是黄粱一梦。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历史中的人又不断被历史所演绎和得以证明。朱绣一生，盖世奇功，棺盖定论，永垂青史，名震华夏，一代俊才，壮志早殁。请看笔者发表的《朱锦屏赴藏前后的政治背景》约一万多字，还有《惊世骇俗说歇家》、《朱绣生平略记》等，借前人后尘，说得比较全面准确，最近湟源电视台举办的“丹噶尔老故事”中，笔者多次讲到朱绣赴藏的事件，颇受观众认可。电影《藏客》无须节外生枝，胡编乱造。《西宁府新志》序中有“文要虚，史则实”之说，写小说可以虚构，但反映地方历史人物的电影，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如实反映，说一不二这是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电影《藏客》正失于其，所以放映后，作为娱乐片“昙花一现”、“嗤之一笑。”
其实，笔者以为，有关朱绣赴藏和谈，不在乎谁送谁接，与谁发生关系，而在于朱绣他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拉萨，与达赖及西藏上层和谈，慷慨陈词，耐心劝导，终于使达赖答应“倾心向内，民族共和”，彻底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西藏，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这才是朱绣赴藏和谈的真髓精要，灵魂所在。电影《藏客》能做到吗？
关于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
最近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走进西宁”专题片报道了之三《丹噶尔财富传奇》（以下简称“传奇”），看了之后，有一部分观众认为好，以为上了中央电视台，规格高，名声鹊起，笔者不敢苟同，不以为然。如果说清代、民国初期丹噶尔商贸繁荣，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么“传奇”抓住了芝麻，丢了西瓜，弄巧成拙，只说了些皮毛、表层现象，无关丹噶尔商贸宏旨和财富积累的要核，不信，请你参目，本文将拟出：一、对《传奇》的三点质疑；二、“歇家”、牙行、洋行、藏客的由来；三、丹噶尔财富所谓传奇的要核。
一、对《传奇》的三点质疑
首先，《传奇》没有给观众交代什么是“歇家”、“藏客”。“歇家”、“藏客”是清代以来商贸领域中唯一的符号，《传奇》却无所问津。对“歇家”、“藏客”主体定位中离谱太远，说什么“歇家”是坐商，“藏客”是行商，这种界限划分，作为编导妄言，令人哑然失笑。 其次，《传奇》表达关键方面有虚假现象。诸如“丹噶尔财富250万元，占当年清政府财政的十六分之一”，可谓“财富之奇、富甲天下”。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表述，丹噶尔财富250万元，是指双方或多方商贸交易的总额，既不算总收入，也不概括总产值，只是所反映的商品进出口流动资金指标而已。据《丹噶尔厅志》、《青海商业志》记载：丹噶尔商品进口中，蒙藏地区约占60%，内地约占28%，本地约占12%。在总销售额中，销往内地的占58%，本地的占28%，藏区的占17%，显而易见，财富多不积淀在丹城。有资料表明：藏客从牧区收购羊皮，每张白银一戋，到丹噶尔售价白银1两；一两白银在丹地买斜布16尺，却在牧区收银3两，其利润超过10倍多为藏客所有。洋行在丹城收购羊毛，每百斤市价在10元上下，但贩运到天津售价达40-50元，除了运费、税金不足1元外，其全部被洋行所得，丹城望银兴叹，眼看肥水流淌外人田。
再次，《传奇》奇在什么地方？看了后甚觉没有突现商贸中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人文特色，给观众的印象不是传奇，而是一般；普遍性多，特殊性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奇货可谈，甚觉遗憾。在此，不妨笔者在下面介绍“歇家”、牙行、洋行、“藏客”冠名来历，此表诠释。
二、“歇家”、牙行、洋行、藏客冠名的由来
什么是“歇家”？清光绪时，令青海皮毛集中于丹噶尔，丹地既是蒙藏牧民出入之门户，又是全省皮毛的唯一集散地，牧民每年秋冬赶着牦牛、骆驼数百头（峰），运来以羊毛为主的畜牧产品，抵老街后，就地露宿，人畜在城镇上生活，在贸易方面有诸多不便。同时，洋行和内地人初来乍到老街，对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开展商贸交易困难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手握资本、又精于蒙藏语言的商人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形成新兴的“歇家”行业。据《丹噶尔厅志》记载：“仅领取官照的歇家就有48家之多。”所谓“歇家”，都是熟悉蒙古族、藏民族的生活生产等情况，精通蒙藏语言，是蒙藏牧民的固定顾主。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已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的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居奇，按照市场的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同时，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胁制外商，故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前往牧区预定皮毛，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仅是蒙藏牧民经商的代理人，又成为洋商贸易的代理人，还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歇家广开门路，生财之道。
根据以上，湟源歇家具有较好的经营设施、经营技术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较强的向内吸引和向外辐射的流通能力，对扩展牧区之间、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繁荣和稳定商品市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什么是牙行？由于市场繁荣，民贸发达，客商辐辏，货物云集，所以各类经纪牙行业应运而生。直至民国初年，明清老街共有各类牙行十个，其中有羊毛秤行、斗面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鱼行、青油行、煤炭行、牛羊牲畜行、骡马行、裘皮行等，各行业经纪人近40户。诸如大宗成批交易的羊毛都须经由羊毛牙行居间介绍，寻求买主，评定等级，商议价格，成交后由牙行过秤结算，清结帐款。该行业组织形式健全，颇得买卖双方的信任，全行设有固定办理业务的地点，推行总负责一人，司秤、划码、记帐、结算等若干人，羊毛成交过秤中买卖双方及牙行三方划码记帐，经核对无误后，由牙行负责结算，按期收会货款，收取佣金。对各经纪人在一个年度内，按佣金收入，分次预分给部分个人所得，年终结算后扣除各种税费及行内公用经费外，余额部分按各经纪人应得分额进行分配。
各行因行业的不同特点，经营形式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营形式：一类是设立店铺，定点经营，如斗面行、鱼行、山货过载行、水果行、青油行等；一类是沿街市巡回、流动经营。在流动经营中，有的行业如羊毛秤行则定点办公，统一集中流动。如煤炭、牛羊、骡马、裘皮等行，各业主时合时分流动经营。老街贸易，十分火爆。
什么是洋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上羊毛、皮张火爆，国内外商人合资经营的天津洋行，开始伸入湟源地区，以明清老街为据点，投入巨额白洋，大量收购羊毛，先后来驻庄的外商有英商新泰兴、天长仁、仁记，美商平和、怡和、居里、瑞记，俄商美最斯、华北、土商瓦利等十家。羊毛市场逐渐被垄断，当时英国希尔兹在一份报告中称“丹噶尔毛主要握在十大洋行手里”。美国人费里朴评价：“毛在亚洲毛区八个品种名列第一，是世界上难得的地毯毛”。青海羊毛统称丹噶尔毛，在国际市场上负有盛名，转手之间，获利很大，当时毛价由最初的每百市斤白银十两转手天津涨到三十至四十两。丰厚的利润，对驻庄天津的十大洋行有着极大吸引力。
什么是藏客？湟源首批藏客，进藏时间约在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至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西藏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亦请他们结伴同行。上个世纪30年代，藏商队伍逐渐扩大，一些富商眼看藏客生意兴隆，获利可观，遂不避路途艰辛，长途跋涉之苦，跃跃欲试，以展雄图。藏客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丹地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四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亦属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也巨。以大宗骡马为例，在湟源以白洋300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1600元；再如烧酒，每市斤约合白洋三角，而售价一盅(约二两多)酒可卖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筲包装，待运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十分可观。藏客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经卷、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藏红花、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获利上倍。从西藏购进每匹氆氇价60元，到湟源出售高达150元，水獭皮在西藏价是30元，到湟源出售就达90元以上。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表为主，是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鲜货，获利很厚。湟源藏客返回时，由藏政府尕本宴请即将返回湟源的商人（包括青海各地的在藏商人），一是为了会面（尕本每三年一换）；二是商定起程时间，一般是农历九月从拉萨起程，年底抵湟；三是由尕本负责解决各商家的驮牛。议事结束后，由尕本带领，在拉萨八角街举行祭神仪式并骑马环行八角街一周。宴请即告结束，按期起程。 解放前湟源人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爱和尊敬，藏人称湟源人为“西令巴”，认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颇受青睐，藏政府特别允许在西藏购置房地产，允许筑室娶妻，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及时方便。
以上所述明显看出清政府、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特殊措施以及顺运而生的“歇家”、牙行、洋行、藏客使清代湟源民族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牧产品和日用百货生活用品贸易存在，保障了从事单一游牧经济的蒙藏民族对于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大量的畜产品、药材进入湟源而集散内地，内地的日用百货也大宗输向湟源，也促进中原腹地的经济发展，正是这种互补互利起中介的湟源，由一片不毛之地一举成为湟水上游环湖区域性的商业重镇，发挥了青藏高原与内地经济联系、物资交流的枢纽作用，正由于此，环海商都之名遐迩闻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领事馆在中国西北旅行》一书中无不惊叹地写道：“西宁丹噶尔(今湟源)是伟大的青海湖贸易中心，贸易如今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丹噶尔厅志》也一呼三叹地写道：“迄今商业发达，几成巨埠，岁输白金数十万，盛矣！”
三、丹噶尔财富所谓传奇的要核
阅读以上什么是“歇家”、牙行、洋行、藏客畅晓明白，丹噶尔财富传奇在什么地方，它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人文特色是什么？它之所以在西陲不毛之地一举发展成为环湖国际贸易中心，“小北京”其来龙去脉，说得绘声绘色，历历在目。如果翻开《丹噶尔历史渊薮》、《湟源史话》、《河湟历史文化纪实》，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丹噶尔财富传奇要核，概括起来是：（一）区位交通的战略地位；（二）周边环境的不断优化；（三）厅署招商的特殊举措；（四）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五）能工巧匠的荟萃智慧；（六）军事保商的强力抓手；（七）行会组织的新兴崛起；（八）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九）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十）商贸交易的繁荣昌盛等。这些多元元素的作用，使远在昆仑深处的玉石、戈壁浩瀚的青盐、祁连山下的骏马、中原内地的日用百货、环海周边畜牧产品，都能在这里自由贸易。据《湟源史话》记载：民国13年（公元1924年）集散牛羊25000只（头）；羊毛500万斤；各类皮件30万张；青盐30万石；湟鱼20万尾；大黄10万斤；鹿茸2000架等等，如此大宗商品专销国内外，中原各种洋货、珍珠玛瑙、茶粮布匹、陶器五金涌进丹噶尔，古城商民3000余家，各类手工作坊1000多户，国际十大洋行开庄设行，国内30多家著名商号开铺坐庄，本地48家“歇家”、72户藏客，省垣商贾大家来此进货，当时流动资金白银500万两，可谓“跃马昆仑，驰骋中原，万象更新，极盛一时”。电视专题片《丹噶尔财富传奇》反映了这些吗？挖掘了这些吗？以上中台，不亦慎乎！
关于读物《青海之书》
关于读物《青海之书》中被一些学者所谓权威炒作，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什么“除了那种导游词式的风光介绍外，任何对青海的书写都是困难的”，不由分说，除了他写的《青海之书》还没有人写，即使写也写不好。笔者粗读《青海之书》，也特别关照了有些章节，诸如“茶马古道，高原上的商业暗道”，“日月山，藏汉地理和文化分界线”等，甚觉作者有些奇谈怪论，刁钻古怪，令笔者大惑不解。不知所以，也不见经传，大谬不然，不平则鸣。
首先笔者肯定，丹噶尔古城不能冠名茶马古道，也不是暗道。据史记载：这块古老土地上，秦代时是雍州古道，西汉时是湟中羌道，东晋时是丝绸南路，北魏时是求经孔道，唐代时是唐蕃古道，元明清三朝是官马大道，民国时是青藏卫道，新中国成立后是109国道等，历史上的“八路汇通”都经丹噶尔，是古道交通的要冲关隘，故称“海藏咽喉”、“海藏通衢”。然而史书上从来没提到这里是“茶马古道”。笔者于2002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云南召开的“茶马古道”论坛，并实地参观考察了那里的茶马古道。所谓茶马古道由马背驮茶，行走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马不并双，人跟马后”，行走非常艰难。
据考证，云南茶马古道兴于明代，衰于新中国以后，与中原“八路汇通”，尤其与丝绸之路、著名的唐蕃古道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没有茶马古道的称谓？原因是丝路和唐蕃古道超过商贸的范畴，有他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诸多元素，所谓茶马古道，其内涵、地位、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超越丝路和唐蕃古道，而统局其上，或凌驾于上。
其次，《青海之书》管中窥豹，谬误多处，以下就作者原文用双引号摘出，并加笔者补正如下：
（一）“西汉以来，丹噶尔古城仅成为商贸中心。”必须指出，丹噶尔是清代湟源的称谓，至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称丹噶尔为商贸中心也只有100多年的存在，所以湟源自古称“丹噶尔”也是错误的，把它提到西汉更是啼笑皆非。据《青海通史》记载：西汉时将军赵充国率军进军河湟，平定羌乱，在今湟源县东南修筑临羌城，汉王朝设护羌校尉，管理羌族事务，所以西汉至唐、宋、元、明以来，湟源也是一片不毛之地，哪能算得上商贸中心。
（二）“唐代的石堡城、定戎城、绥戎城、哈拉库图城”，这里作者把哈拉库图城列入唐代古城纯属子虚乌有。从史书寻觅，最早在明代称“夏拉号图”，清代《西宁府新志》中记载：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修筑古城，称“哈拉库图城”，史书中还有“河拉库图尔”、“托拉图”是蒙古语，意为黄色。民国改称“哈城”。所以把清代古城提升到唐代古城，时间跨度达1300多年，与史相悖。
（三）“当英、法、美、俄等国商人来到这里设洋行”。其实这里面作者有“画蛇添足”之嫌。据《湟源县志》、《青海商业志》记载：洋行最早在湟源是由英国人设的新泰兴、仁记、天长仁，美国的和平、居里、瑞记，后来陆续进驻的有俄国的美最斯、华北，土耳其的瓦利等。就是没有法国的，而且不是上述各国的商人，而替代他们的是平津商贾买办。
（四）“古城依然保存着镇海协营、中军都司、千总、把总、演武场名称或遗址。”如果作者近年去过丹噶尔古城，罗列的这些名称早已时过境迁，其遗址早已销声匿迹，如今只有新修的“将军府”。作者如果是听到，从哪听到？如果是看到，作者还有欠缺。追溯源头，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清代筑城后，首先设置了军事机关丹噶尔营，以参将衔。 （五）“藏商（歇家）”，作者在介绍“藏商”时用括号括上“歇家”，表明“藏商就是歇家”。其实藏商不是歇家，这是作者主观臆断的。据《湟源史话》记载：歇家是清代领有官府营业执照，为蒙藏牧民和洋行做商务中介的代理代办；藏商是民国时期去西藏经商的商人的称谓，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故绝对不能划等号，混淆其职能。
（六）“四合院”、“是小北京的一个依据”。这是作者对“小北京”最狭隘的诠释。“小北京”的荣誉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俗、民风等诸多元素，其文化蕴涵非常厚重。所以，对“小北京”定位，不能以点代面，更不能以偏概全，就按作者说的“四合院”，也只是美称，“小北京”建房风的一部分。据实记载：当时丹噶尔有宴席风（肉八盘、海八盘、四平碗、十三巧），娱乐风（跑马、麻将、京腔、秦腔），服饰风（男性长袍马褂、女性旗袍），建筑风（庙宇、官府、学校、仓院），玩古风（古董、玉器）等与北京雷同，故称“小北京”。
（七）有关日月山的章节中，凸凹不平，含糊其辞，诸如日月亭修建于1984年，当时青海省长黄静波提议并拨款120万修建的，作者说1980年；其东是分水岭，又称噶尔臧岭，作者却说日月山东是药水峡；“日月山的隆起，倒淌河在无奈中低头向西”，其实，在日月山没有隆起之前，布哈河从东流入青海湖，青海湖是外流湖，当日月山隆起后，布哈河遗弃的河道，注入发源于騩山（今称野牛山）小溪，向西流入青海湖，形成了“大河都东流，唯我向西去”的倒淌河，日月山又称赤岭，作者说“赤兔岭”。
（八）“公元4年，地处青海湖的西海郡设立，最初叫‘西平郡’”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汉时这里称“金城郡”，三国、两晋时才称“西平郡”。
（九）“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九字虎形碑”。据《青海通史》记载：应是22个篆字，即“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不是作者说的“九字虎形碑”而是上下两层的虎符与石匮，匮即柜。
（十）“唃厮啰意为佛子”，但据《青海通史》、《青唐传》记载：“唃”是佛，“厮啰”是儿子，意为佛子。
（十一）“隋炀帝将今乐都县赐名‘鄯州’，取消了王莽时期的‘西海郡’之名”。据《青海通史》记载：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崩溃，西海郡随之废除，共存在时间为19年，所以到了隋代时过600多年，无须隋炀帝宣布，西海郡早就销声匿迹，成为历史上的符号。
（十二）“后宏期，三贤哲的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作者所标的三贤哲全用“·”，通读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三贤哲指的是姚·格郡，藏·饶赛，玛·释迦牟尼。
（十三）“藏语塔尔寺的巴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像弥勒佛寺”。据《青海藏传寺院》记载：“塔尔寺，藏语，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像弥勒佛州寺。”
（十四）“在藏语和蒙古语中，西海叫作‘青色的湖’青海由此得名”。据《西部漫行》记载：青海湖藏语称“措温布”，蒙古语称“库库淖尔”，意为青色的湖。青海之名，始于北魏。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首次提出青海由此而得名，在这以前称“仙海”、“鲜海”、“卑禾羌海”，唐代诗中称“西海”。
（十五）“道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栉比共存”。作者忘记了青海宗教多元文化中，还有传统占居主位的儒学、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这些决不能遗忘在历史文化的角落。
（十六）“班禅博克多，班禅意为大学者圣者；博克多意为睿智英雄人物的尊称”。据《历代西部人物选传》记载：“班”是梵文班达智（元代著名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大的意思，“博克多”是蒙古语，对智慧兼备杰出人物的尊称。
（十七）“甘肃政务军务的护理都督张炳华下文指令马麒放弃玉树，任由四川管辖。”这个所谓指令与史相悖，据《青海通史》、《青海建省始末》记载：民国3年（公元1914年）西宁镇总兵、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上书甘肃都督张广建并呈北京政府“以速收玉树为他日恢复卫藏之计”，1915年3月北京政府决定玉树二十五族由甘肃管辖，四川军队即行撤退。
（十八）“1928年9月5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将青海改为行省。192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确定西宁为青海省治”。这里给读者莫名其妙的是“153次会议”怎么在9月5日、10月17日召开？
据《青海通史》、《青海建省始末》记载：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决定，9月17日发布命令，将青海、宁夏分别建为行省。9月21日任命孙连仲为省主席，9月24日任命九世班禅为委员。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青海省所属，以西宁为省会。
（十九）“公元1724年2月西宁府正式成立。”据《西宁府新志》记载：西宁府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将明代西宁卫改为西宁府。
（二十）“玉树，一片遗址的意思”。作者的这个诠释有失水准，近来许多报刊杂志说“吉祥”的意思。不过笔者从《山海经》查阅，“玉树指不死的常青树”。
（二十一）“文成公主，在她之前有金城公主，在她之后有弘化公主”。作者在这里颠倒了，应当是和亲先有弘化公主（公元640年），中有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后有金城公主（公元707年）。
（二十二）大非川战役“考虑到镇守西宁的郭待封”。大非川战役发生于公元670年，当时称“鄯县”，西宁之名见于北宋。
（二十三）“明清时，茶马互市从日月山逐步移到丹噶尔。”据《湟源县志》、《湟源史话》记载：明代称“俱尔湾”，明末清初称“德木尔卡”，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才称丹噶尔。
清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后，在治理《青海十三条》中提出在日月山设立茶马互市。所以依《青海之书》“明清时，茶马互市从日月山逐步移到丹噶尔”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历史记载。
（二十四）“青海省人民解放军军政委员会”这个提法不妥当，所有史料记载是“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
（二十五）“《山海经》称为生活在‘峚山’中的‘峚人’”。经笔者查阅《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提到“峚山”，但无“峚人”的影子，所谓“峚山”中“峚人”是作者编造。 （二十六）“‘峚山’在积石山西边，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经笔者细阅《山海经》（西次三经）按图索骥，“峚山”在今格尔木以东，柴达木地域中。
（二十七）“峚人消失了，即便是明代的《明太宗实录》也称呼这里众生为果迷卜咂族，后来称为思果迷族。这些峚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曲什安河、恰恰河……”
这里明太宗应当是“明太祖”，在明代帝王年号中，从来没有太宗之称。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思果迷族，一曰果迷卜咂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抚，在上隆卜西去卫（西宁）一百五十里，恰好在今海晏一带。
又在“申藏族”中记载：“居牧上思果迷，西近青海，汉西海郡地。”
（二十八）“《山海经》里的秘藏，峚人到羌人的1000年标题下，作者收集了一幅“山海经中峚山周围的峚人生活的场景。”经笔者查阅《山海经》发现（西次一经）是“英山一带”图本。据图标上看英山在陕西西安以东。作者把“英山”说成“峚山”，还凭空捏造“峚人生活场景”是对上古历史不负责任的“创新”。
从以上（二十五至二十八）几个方面看，有“峚山”没“峚人”；峚人后裔生活地方模棱两可；同时将陕西西安“英山”说成“峚山”，将“英山一带”一幅图“弄虚作假”说成是峚山周围的峚人生活场景，由此可见，所谓“峚人”历史上不存在的，是作者冥思苦索的。
再次，《青海之书》其资料大多抄袭，笔者只是指出部分抄袭的书目，诸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历代开拓西部人物选传》，该书中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扶持黄教的固始汗”、“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西部歌王王洛宾”等作者照抄不误；在该书第九章“庄学本，一个人类学者的影像青海”完全抄于200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一书；所有青藏高原动植物资料源于199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掠影》；有关青海马氏家族统治青海的资料全抄于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等。笔者在这里说明，前人呕心沥血研究的成果，后来者可以引用，但必须说明出处，这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起码的道德品质。笔者粗略全书，表明作者对青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知之不多，甚至孤陋寡闻。笔者和李国权编著的《丹噶尔历史渊薮》，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其中许多摄影作品首次公开，弥足珍贵。洛克先生原摄影的底片收藏在湟源县档案馆，严密封存，从不对外开放，从底片到正式见诸于《丹噶尔历史渊薮》笔者花费了精力，付出了代价，而《青海之书》作者不可能从档案馆获取这些摄影原片，便顺手牵羊，原模原样照搬，放在自己作品中，装了门面；还有笔者在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湟源史话》、《环湖寻踪》中首次提出并定位的“湟源排灯”、“20余座古城”、“古城三峡”等都在《青海之书》中有所抄袭，不然，作者如果田野作业，深入调查，十年八载也无法写出来。作为“国内著名”记者，作《青海之书》视觉扫向何处？听觉落在何地？作者心知肚明。
纵观《青海之书》比较浮皮潦草，其中大多是老生常谈，没有鲜活新意，而且大多是抄袭改头换面的，除了做了几顶帽子外，没有什么超群绝伦。
作为青海的土著作家，笔者不敢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必要展示笔者近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这也正是《青海之书》作者查漏补缺，纠谬匡正的重要方面。
在昆仑文化方面：专著《发现古昆仑》、《西王母大专》等，文章有“西王母圣地新考”、“西王母石室有新说”、“从中国西部、环青海湖、黄水源头探寻昆仑文化”、“从地域、地名、地貌探寻昆仑文化渊源”、“大禹治水的历史与现实面面观”、“环青海湖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谁发现了古昆仑”等，约20万字。
在人文地理方面有专著《湟源彩珍》、《日月山风情》、《湟源史话》、《环湖寻踪》、《西部漫行》、《浪迹天涯》、《丹噶尔历史渊薮》、《河湟历史文化纪实》等，约300万字。主要文章有“羌人迁徙与后来诸多民族的融合”、“唐代三公主在河湟的光辉形象与传说”、“唐蕃古道的走向与历史意义”、“茶马互市的沿革与发展”、“扶持黄教的蒙古王”、“茶马互市日月山”、“湟源冠名小北京”、“青海湖祭海考证”、“青海建省的始末”等。
在青海这块土地上，笔者生活了70多个春秋，走遍了全省、全国，港澳台及东南亚，撰写过游记散文100多万字，毫不夸张地说，笔者对青海历史文化研究从内容、形式、深度、广度方面远胜过《青海之书》，不过笔者不吹不擂，也不炒作罢了。
青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长如江、深如海、写不完、道不尽，青海确有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人文性，在国内外、海内外独一无二。《青海之书》作者以区区20万字概称《青海之书》未免妄自尊大、目无他文了吧！
最后笔者还有一件事，告诉读者，民国时期有位美国记者，从来没有到过青海，但他却写了《马步芳在青海》一书，有位作家没到石堡城，却接二连三发表石堡城作品，至今有些记者，刚到青海三天两后晌，就动笔撰文，笔者以为不管是到了或没到，想从别人撰写的现成资料或走马观花，或道听途说，那么他写出的东西肯定苍白无力，言之无物，可谓“盛名其下，其实难副”。